民国时的云南某校长虞庚荣（浙江大学冯培红）

虞弘的家族与生平

本文作者：冯培红

排版编辑：冯洞唐

编辑摘要：虞弘出任凉州刺史，成为地方上的封疆大吏，统领着从河西凉州迁徙而来的粟特等西域胡人，势力颇大。从虞弘的官阶升迁也可看出，他在北齐后期担任中层武官，政治地位一步步得到提升。从东魏到北齐一直设有凉州，置刺史乃至都督。

本文作者：冯培红

1999年夏，太原市晋源区晋祠镇王郭村发现了一座虞弘夫妇合葬墓。[1] 中外学界根据墓中出土的《隋虞弘墓志》与汉白玉石椁图像，对墓主人虞弘及其所出之鱼国进行了多方探索，取得了一些研究进展；[2] 尤其是张庆捷、余太山、罗丰、周伟洲、杨晓春、石见清裕等学者对虞弘墓志作过详细考释，解决了不少问题。[3] 然而，虞弘墓志蕴含的信息量较大，关于其生平及其家族尚有许多可以发覆之处；特别是虞弘墓志的志盖和志身大体保存完好，文字较多，内容丰富，蕴含着重要的史料信息，为了解虞弘家族及其生活的时代（茹茹、北齐、北周、隋）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由于虞弘夫人的墓志残损较多，故本文主要针对虞弘墓志进行考证，最大限度地抉发此方墓志的学术价值，对虞弘的家族与生平进行钩沉索隐，并将之置于中古内陆亚洲的历史脉络下进行观察，阐明虞弘家族所处时代的历史特征。

一、虞弘之家族

虞弘墓志（图1）记载了其家族的情况，包括远祖渊源与近代世系，特别是两处“鱼国”与家族成员的名讳、官职及事迹，为了解虞弘家族提供了珍贵的资料；虞弘夫人的墓志虽然多半残损，但也保存了一些有价值的信息；此外，在椁壁正中央雕刻有虞弘夫妇对坐宴饮的图像，让我们得以见识了他们的真实容貌。兹据这些文字与图像资料，对虞弘家族成员及其称述的远祖逐一加以考察。

图1 虞弘墓志（编号为99TSY:13、15）（作者摄）

图1 虞弘墓志（编号为99TSY:13、15）（作者摄）

1、所谓远祖：来自西域鱼国与攀附中华古帝

虞弘墓志记其为鱼国尉纥驎城人，从“派枝西域”之语与祖孙三代人的名字均具有胡风特点，以及石椁上雕绘的西域胡人形象和祆教画面，可以判断鱼国应当位于西域。只不过虞弘家族经由漠北茹茹（即柔然）进入中原北朝以后，在中华文化的熏染之下，至隋代虞弘夫妇合葬墓采用了汉式石堂建筑，如仿木构三开间、单檐歇山顶殿堂式建筑；墓主夫妇的两合墓志也都用汉字撰刻，而未出现胡语或胡汉双语墓志；虞弘家族甚至还被描绘成是颛顼高阳的后裔，[4] 这是中古时期胡人墓志中的惯用写法，攀附于中华古帝，以表示他们被纳入华夏系统的正统性。

不过需加注意的是，颛顼与鱼之间确实也存在一定的关系，如《山海经》卷一六《大荒西经》云：“有鱼偏枯，名曰鱼妇，颛顼死即复苏。风道北来，天乃大水泉，蛇乃化为鱼，是谓鱼妇，颛顼死即复苏”。[5]

除了颛顼高阳之外，虞弘墓志中还提到“蒲坂”之地名，这里是传说中虞舜的都城。[6] 虞舜被认为是颛顼的六世孙，且铭文中称“水行驭历，重瞳号奇”，前者指五行中水德的颛顼，[7] 后者指“目重瞳子”的虞舜。[8] 虞弘虽然是来自西域鱼国的胡人，但在北朝后期迁居太原以后，加之“鱼”、“虞”二字音近，遂攀附虞舜而改姓为虞，[9] 并且将其祖先进一步追溯到颛顼高阳。另外，墓志记载虞弘死后，葬在唐叔虞坟东3里。鱼国人虞弘迁居中古门阀时代的河东地区，选择以虞为姓自然是最佳的方式。余太山说：“要之，以上志文旨在表明墓主虞弘之先为虞舜枝裔，曾随虞舜徙蒲坂，旋即远赴西域”。[10] 墓志所言“派枝西域”只是虞弘家族的自我称述，是其家族从西域东迁以后为了攀附中华古帝而捏造的，这几乎是中古胡人墓志的固定书写模式，所以虞弘自称是虞舜枝裔，而余氏所说墓志记载虞弘的祖先曾随虞舜迁徙蒲坂，再远赴西域，则不足信。实际上，虞弘家族本身就是西域鱼国人。

关于虞弘家族的具体人物，墓志中记述了□奴栖、君陁、虞弘三代人，他们主要生活在6世纪，先从西域东迁到漠北茹茹，再南下中原北齐，历经北周至隋代。虞弘家族在从西域到中原的广阔地域内，辗转多国，演绎了一幕幕生动鲜活的民族迁徙史。

2、祖□奴栖（balïk）：鱼国领民酋长

墓志叙述虞弘的祖先世系，最早、最明确的一代是“□□奴栖，鱼国领民酋长”，仅有10个字的简短描述，其中尚有2字残损，以至于学者们对此人的身份和名字的判读出现歧异。关于身份，出现祖先、曾祖父、祖父三种观点；关于名字，也有“□奴栖”或“奴栖”两种解读法。学者们无论在理解上抑或叙述中，都存在着混乱，亟须厘清。尤其是，正确的读法还关系到对鱼国之谜的破解。

祖先说仅见于王小甫的论文，[11] 称其为祖先虽然是一种谨慎的说法，但是过于笼统，没有解决具体的问题。

余太山提出可能是曾祖父或祖父两种说法，云：“‘奴栖’前所缺二字可能是‘曾祖’。当然，也可能是‘祖□奴栖’”。观其所撰文中接下来的行文，或称“奴栖（或□奴栖）”，或仅称“奴栖”。[12] 不仅未作统一，而且在曾祖父与祖父之间摇摆不定，未有定论。

墓志的书写尽管也存在不写某代祖先的情况，但毕竟较为少见，所以绝大多数学者认为，排在虞弘之父君陁前面的“□□奴栖”是虞弘的祖父，而非曾祖父；但虞弘祖父之名到底是“□奴栖”还是“奴栖”？则又存在着争议。

持“□奴栖”者，有张庆捷、罗丰、郭平梁、张金龙、王素等人。[13] 这样就把“□□奴栖”中第一个“□”确定为“祖”字，其身份为虞弘的祖父，名曰“□奴栖”，名字的首字因墓志残缺一角，不得而知。

持“奴栖”者，有姜伯勤、周伟洲、石见清裕等人。姜氏在同一篇论文中，“奴栖”的前面时而加写“虞”，时而又写作“鱼”，[14] 前后欠统一，莫衷一是；周氏则说：“所阙两字前述诸家均认为系指虞弘祖，或为‘祖 鱼’二字，也可能为‘其先’两字。奴栖系名”；[15] 石见清裕认为“奴栖”是虞弘祖父之名，同时也介绍了学界的“祖□奴栖”或“曾祖奴栖”两说。[16]“□□奴栖”所缺二字中，首字为“祖”，当无疑义；次字为“虞”或“鱼”，均不准确，因为墓志书写的通例决不会写姓，将姓误植于先人名字之前显然不对，徒然制造不必要的混乱。如此，“奴栖”为名自然也不妥当。至于周氏又推测所缺二字为“其先”，纯属臆补，与王小甫的祖先说类同。

此外，杨晓春在2004年的论文中将虞弘祖父的名字写作“□奴栖”，而在2007年的论文中又写作“奴栖”，[17] 前后书写不一，恐怕是作者落笔随意之疏失，或者是对虞弘祖父之名尚缺乏真正的认识。

综观学界对虞弘墓志中“□□奴栖”的不同解读，基本上可以确定所缺的第一个“□”为“祖”字，因此祖先说与曾祖父说应予排除；第二个“□”，除了姜伯勤在“奴栖”之前随意加写“虞”或“鱼”字外，从未有人作过严格意义上的解读。笔者认为当作“祖□奴栖”，所缺第二个“□”并非为“鱼”，□奴栖是虞弘的祖父，担任鱼国领民酋长，是鱼氏部族中相当重要的一位领袖人物。

学界对“□奴栖”的讨论，集中于其所担任的鱼国领民酋长，而绝少论及“□奴栖”这一名字本身。实质上，对“□奴栖”语义的探讨，是解读鱼国之谜的一把锁钥。

关于虞弘的族属，学界提出高车、粟特、步落稽、大月氏、地中海种族、突厥、波斯诸说，[18] 其中林梅村认为是步落稽，并怀疑步落稽为突厥语“balag（鱼）”之音译。[19] 笔者赞同这一推断，《突厥语大词典》中的“鱼”就写作balïk。[20]《周书》卷四九《异域上·稽胡传》记载“稽胡，一曰步落稽”，“妇人则多贯蜃贝以为耳及颈饰”。周一良指出，“蜃贝非西河离石一带地方的产物，自是这种民族未迁到并州以前的习俗的遗留”。[21]

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鱼国民族的特点。步落稽又写作“步落坚”、[22]“部落稽”、[23]“部落精”，[24] 均为balïk（鱼）的音译汉字的不同写法。《隋图经》云：“丹州白室，胡头汉舌，其状似胡，其言习中夏。白室即白翟语讹耳，近代号为步落稽胡”。[25] 由于他们原本为西域鱼国胡人，所以在balïk的音译汉字后面往往会加个“胡”字，称“步落坚胡”、“步落稽胡”，简称为“稽胡”。从隋代丹州步落稽胡的情况看，其相貌仍为胡人，但已经学会使用汉语，故称“胡头汉舌”，表明隋代步落稽胡人正处在汉化进程之中。这种胡状相貌跟虞弘夫妇合葬墓石椁上雕绘的高鼻、深目、卷发、多须髯的胡人图像是相一致的。虞弘祖父的名字为“□奴栖”，所缺首字当为balïk之ba，也可以译作“步”、“部”等字。换言之，虞弘祖父之名“□奴栖（balïk）”，意即为鱼，与步落坚、步落稽、部落稽、部落精同为balïk的音译汉字。

既然步落稽（balïk）是从西域鱼国迁徙至晋陕一带黄河两岸的，那么就需要到西域去寻找鱼国的踪迹。唐初，僧人玄奘西行赴天竺取经，途经南疆塔里木盆地北缘，在龟兹之西抵达跋禄迦国。他在《大唐西域记》卷一《屈支国》中记述道：“从此西行六百余里，经小沙碛，至跋禄迦国。旧谓姑墨，又曰亟墨”；同卷《跋禄迦国》云：“跋禄迦国，东西六百余里，南北三百余里。国大都城周五六里。土宜、气序、人性、风俗、文字、法则同屈支国，语言少异。细毡细褐，邻国所重”。[26] 从屈支（即龟兹，今新疆库车）国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西行600余里，穿越俱毗罗碛，抵达跋禄迦国，[27] 其地即今新疆阿克苏地区。[28]

在历代正史《西域传》（含《西戎传》、《异域传》）中，“跋禄迦”仅见于《新唐书》卷二二一上《西域传上》，附在龟兹之后，称其为“小国也”。从西汉至北魏时代，今新疆阿克苏地区一直称姑墨，或曰姑默、亟墨；[29] 但值得注意的是，从东、西魏经北齐、北周到隋代，《周书·异域传》、《隋书·西域传》中皆无姑墨国之名。为什么会突然出现这种情况呢？这不由得让人联想起，此一时期在晋陕一带的黄河两岸恰好出现了步落稽，两者在时代上正相吻合；入唐以后，阿克苏地区称跋禄迦国，与步落稽在语音上也相对应。据《元和郡县图志》卷三“丹州”条记载，隋大业“十三年（617）为胡贼刘步禄所据”。[30] 如前所言，丹州是步落稽胡人的核心聚居地，当地人被称为“丹州白室”。胡贼刘步禄就属于丹州白室，是丹州的步落稽胡人，其名字“步禄”即为“步禄迦”之省称，亦即跋禄迦、步落稽（balïk）；其姓为刘，应系跋禄迦人东迁时与南匈奴系民族相融合而攀附其所取的汉式姓氏。

跋禄迦人之所以会向东迁往黄河两岸，是跟当时的中亚形势密切相关。5世纪末、6世纪初，嚈哒在中亚地区四出征讨，极大地影响了当时整个亚洲的局势。史载，“其人凶悍，能战斗。于阗、安息等大小二十余国，皆役属之”；[31]“焉耆又为嚈哒所破灭，国人分散”，[32] 可证嚈哒势力向东扩张到塔里木盆地周围的于阗、焉耆等国，向西扩及西亚安息国。姑墨国位于于阗与焉耆之间，为嚈哒人所吞并，自《魏书·西域传》载列姑默国以后，《周书·异域传》、《旧唐书·西戎传》中不再出现该国名，直到《新唐书·西域传》才载列跋禄迦国。余太山在《嚈哒史研究》一书中认为：“可能在杀死卑路斯以后不久，嚈哒人就积极向塔里木盆地发展，沿西域南北道自西向东推进。在北道，嚈哒的势力到达焉耆以东，在南道则到达于阗；疏勒、姑墨、龟兹、钵和、渴槃陀等国均役属之；时在五世纪末、六世纪初”。[33] 当时，嚈哒、蠕蠕、北魏等势力在中亚展开争夺，荣新江通过吐鲁番洋海1号墓出土《阚氏高昌永康九年、十年（474、475）送使出人、出马条记文书》对此作了具体考析，指出“在嚈哒的压力下，中亚王国寄希望于柔然或者北魏”。[34] 虽然该文书中没有出现姑墨，但应当与文书中的焉耆、子合、乌苌、婆罗门等国相类似。与此同时，北魏及后来的东、西魏都积极致力于招徕西域民族，[35] 在这样的形势下，东西方的因素可能共同促成了姑墨国人大批东徙，迁移到晋陕一带的黄河两岸，以步落稽自号；而留在本地的姑墨人，在嚈哒势力退出后，也不再以姑墨为名，改称为跋禄迦国。这应当是受到继嚈哒之后突厥的影响。[36]

弄清了虞弘祖父之名“□奴栖”即balïk（鱼），意即为鱼，与步落稽、步落坚、部落稽、部落精、跋禄迦同为balïk的音译汉字，这跟他所任鱼国领民酋长的身份正相吻合。□奴栖的名字中“隐藏”了有关“鱼”的信息，对于理解鱼国即跋禄迦国，位于今阿克苏地区这一问题有着极为重要的帮助。

史籍中记载北魏设有领民酋长，碑志中亦经常见到此职，加上前贤对北魏领民酋长研究较为深入，所以有些学者认为□奴栖归附于北魏、而非柔然（茹茹），被北魏政府任命为鱼国领民酋长，甚至推测鱼国位于漠北或渔阳。例如，罗丰称领民酋长是北魏历史上的一种独特制度，“大都是北方部族的酋帅，

而鲜有西域、中亚之民族”，遂判断虞弘家族出自北方、而非西域；[37] 王素也说领民酋长只设在北朝的北部边境，认为鱼国是北魏的地名，并将之与渔阳相勘同。[38] 然而，周一良指出：“领民酋长皆鲜卑或服属于鲜卑之敕勤、匈奴、契胡族，昭然可晓”，另外他还提到有8人例外，“然详细考之，此八人者或亦非汉族，或系胡化甚深之汉人也”。[39]

严耕望也认为，“就种族言，不限于高车，而鲜卑及其他诸族亦仍保存部落酋长之旧制”；“就地域言，不限于降置高车之六镇……其他如西南东北地区亦有之”，如其所举12例中的高句丽高宗、李润镇羌王遇之祖先、安定汉人皇甫驎。[40] 于此可见，领民酋长并不一定都是北方部族的酋帅，或仅设于北部边境。

《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云：“诸方杂人来附者，总谓之‘乌丸’，各以多少称酋、庶长”。需加注意，这里说的也不是北方、而是“诸方”，乌丸也并不是专指东胡、而是对诸方来附者的总称，诸方部落的首领称酋、庶长。参照此，领民酋长自然不是必为北方部族的酋帅，来自西方的西域鱼国的酋帅也可称领民酋长。

此外，杨晓春把鱼国领民酋长看作是柔然（茹茹）设在鱼国的称号，[41] 这一观点颇有启益，虽然目前尚未见到茹茹所设领民酋长的佐证史料，但从□奴栖之子君陁、孙虞弘均生活在茹茹来看，也不是没有此种可能。无论是北魏抑或茹茹，□奴栖既然是鱼国领民酋长，很可能已经率领部族从西域东徙至漠北了。

3、父君陁：从茹茹国到魏朝

如果说□奴栖所统之鱼国究竟在西域，抑或是已经归附北魏或茹茹，尚难以完全确定的话，那么其子君陁则已经明确移居到茹茹境内，仕于茹茹国。虞弘墓志记载：“父君陁，茹茹国莫贺去汾、达官，使魏□□□□朔州刺史”，共22字，其中有4字残损。茹茹虽然出自东胡，但在鲜卑南迁以后，茹茹的势力控制了广大漠北地区，甚至及于西域。早在4世纪末社仑统治时，“号为强盛，随水草畜牧。其西则焉耆之地，东则朝鲜之地，北则渡沙漠，穷瀚海，南则临大碛。其常所会庭，敦煌、张掖之北。小国皆苦其寇抄，羁縻附之。于是自号豆代可汗”，[42] 最西控有西域天山以南的焉耆地区。

荣新江根据吐鲁番洋海文书《阚氏高昌永康九年、十年（474、475）送使出人、出马条记文书》，对高昌国与柔然（茹茹）、西域的关系作了考察，指出5世纪后期吐鲁番盆地的阚氏高昌国为柔然之附庸，奉用柔然可汗予成的永康年号（464—485）；当时，柔然与嚈哒争夺对中亚的控制权，婆罗门（即天竺）、乌苌、子合、刘宋等国的使节乃至鄢耆（即焉耆）国王纷纷经由高昌前往柔然，[43] 足见柔然（茹茹）汗国对中亚诸国的影响力。

520年阿那瓌继任茹茹可汗后，旋为族兄示发击败，南奔北魏；阿那瓌的从父兄婆罗门讨杀示发，自立为可汗。翌年，婆罗门为高车所败，投奔北魏，阿那瓌遂得归国复位。从“婆罗门寻与部众谋叛投嚈哒。嚈哒三妻，皆婆罗门姊妹也”可知，[44] 茹茹可汗婆罗门与嚈哒之间实行较为密切的联姻。《续高僧传》卷二六《勒那漫提传》记其为“天竺僧”，北魏“时洛南玄武馆有一蠕蠕客，曾与提西域旧交，乘马衣皮，时来造寺，二人相得，言笑抵掌，弥日不懈。（綦毋怀）文旁见夷言”，[45] 可见蠕蠕（茹茹）客原本就在西域，与天竺僧勒那漫提为旧交，他俩在洛阳见面是用“夷言”亦即西域语言进行交谈的。

除了茹茹可汗婆罗门与嚈哒联姻外，《北史》卷九七《西域传》“于阗国”条记载：“献文末，蠕蠕寇于阗。于阗患之，遣使素目伽上表曰：‘西方诸国，今皆已属蠕蠕’”。于阗使素目伽所说的“西方诸国”，焉耆以西除于阗外还有乌孙、悦般、大月氏等国，如“乌孙国”条云：“其国数为蠕蠕所侵，西徙葱岭山中”；“悦般国”条云：“与蠕蠕结好，其王尝将数千人入蠕蠕国……自是相仇雠，数相征讨”；“大月氏国”条云：“北与蠕蠕接，数为所侵，遂西徙都薄罗城”。

由此可见，蠕蠕（茹茹）与西域关系极为密切，其势力远伸至葱岭以西。[46] 如上所言，茹茹可汗婆罗门的三位姊妹均嫁给嚈哒王为妻，双方缔结和亲关系，而与婆罗门对敌的阿那瓌显然与嚈哒关系不睦，这种状态很可能一直持续到546年虞弘出使波斯之时，阿那瓌派遣虞弘出使波斯的目的，大概就是为了联络波斯共同对付嚈哒。

关于虞弘之父君陁，王丁从音韵的角度判断，该名与印度河上游粟特行客题壁中的人名kwnt接近，但称“该词的词源本义不明”。[47] 笔者颇疑君陁又译写作“君达”、“顺达”。敦煌文献P.2049v《后唐同光三年（925）正月沙州净土寺直岁保护牒》记载：“麦壹硕，白君达利润入”。[48] 敦煌地近西域，此处的白姓很可能源于龟兹王姓，[49] 被称作“十姓胡中第六胡”。[50] 与白姓连称的“君达”恐怕亦非汉名。余欣推测《酉阳杂俎》卷一九《草篇》中的“莙荙”，本作“军达”或“君达”，雅驯后称作“莙荙”；又据《大唐西域记》卷二所记印度蔬菜有“荤陁菜”，《一切经音义》卷八二对荤陁菜注称“即人间军达菜也”，从而认为莙荙、军达、君达又写作荤陁。

余氏指出，该词来自中古波斯语，为叶用甜菜，而与源于新波斯语的根用甜菜“诸军达”不同。[51] 古人也有用植物为姓名的，如《新唐书》卷七一下《宰相世系表一下》云：“鲜卑俗呼草为俟汾，以神农有尝草之功，因自号俟汾氏，其后音讹，遂为宇文氏”。“俟汾”的含义为草，不仅用作姓氏，而且拓跋魏的祖先有圣武皇帝诘汾，[52] 诘汾即俟汾，可见植物也可用作人名。如此，取以甜菜之名的君陁作为人名亦不足为怪。尤堪注意的是，《隋书》卷八三《西域传》“漕国”条记载“其王姓昭武，字顺达”。顺达当即君达、君陁。笔者认为，鱼国人曾西逾葱岭再南下，迁居到今阿富汗南部加兹尼一带，建立了漕国。关于此点，详细的论证参见甘肃教育出版社即将出版的拙著《鱼国之谜——从葱岭东西到黄河两岸》之第六章，此处不赘。

君陁在茹茹国担任莫贺去汾、达官，有些学者对这一串官名不施点逗，直接连读作“莫贺去汾达官”，[53] 也有些学者则将“莫贺去汾”和“达官”点开，[54] 笔者赞同后者。《北史》卷九八《蠕蠕传》记载：“太和元年（477）四月，遣莫何去汾比拔等来献良马、貂裘，比拔等称”云云；“正光（510）初，丑奴母遣莫何去汾李具列等绞杀地万”；“婆罗门遣大官、莫何去汾、俟斤丘升头六人将兵二千随具仁迎阿那瓌”。同卷《高车传》记载：“弥俄突遣其莫何去汾屋引叱贺真贡其方物”。《北史》中的“莫何去汾”即虞弘墓志中的“莫贺去汾”，可见已经成了固定的搭配之词。陈仲安点校《北史》时，在“比拔”、“李具列”、“丘升头”、“屋引叱贺真”下面都加了下划线，以表示他们都是人名，人名之前的“莫何去汾”与“大官、莫何去汾、俟斤”为官名，尤其是在丘升头的官名中，“大官”写在“莫何去汾”之前，“大官”即“达官”，亦写作“达干”、“塔寒”、“答儿罕”、“答剌浑”等，为tarqan或tarkan的音译汉字。[55] 由此可知，君陁所任“莫贺去汾、达官”之间确实应该点开。“莫贺（何）去汾”也可进一步拆分为“莫贺（何）”与“去汾”，如《蠕蠕传》记载东魏元象二年（539），阿那瓌“遣其俟利、莫何、莫缘游大力等朝贡”；四年（542）又派遣“俟利、莫何游大力送女于晋阳”，都是仅有“莫何”一词，而无“去汾”。“去汾”又写作“诘汾”、“俟汾”、“俟分”，[56] 尚未见到“去汾”单独作为官名使用，[57] 故此对君陁所任的“莫贺去汾”不作句逗，而“达官”则予点开。

墓志记载君陁“使魏□□□□朔州刺史”，所残4字，揆其文义，推测是君陁受茹茹可汗阿那瓌的派遣出使魏朝，但似乎去而未归，甚至被留任为朔州刺史。所缺之字疑为“未归，留为”或类似之语。墓志中的“魏”字究竟何指？学界有三种观点：

（1）北魏说。罗丰根据《魏书》卷一〇六上《地形志上》“朔州”条所注“孝昌（525—528）中改为州，后陷”及“云州”条所注“旧置朔州，后陷，永熙（532—534）中改”，认为君陁在永熙年间或之前出使北魏。[58]

（2）东魏说。张庆捷指出，君陁出使必在虞弘出生以后，否则不可能有后来虞弘代表茹茹出使北齐之事。墓志记载虞弘葬于开皇十二年（592），享年59岁，张氏认为虞弘生于534年，而东魏孝静帝于该年十月即位，故认为君陁出使的对象为东魏。[59]

（3）西魏说。杨晓春驳斥了北魏说，并从上述《魏书·地形志上》的“陷”字出发，称这是站在东魏立场上的书写，朔州为西魏所陷；又据《隋书》卷二九《地理志上》“弘化郡”条下所注“西魏置朔州，后周废”，认为君陁出使的是西魏。[60]

需加注意，《魏书·地形志上》的“陷”字放在孝昌之后、永熙之前，朔州失陷的时间在北魏，而非东、西魏，所以很可能是指北魏末朔州陷于六镇之乱。诚如张庆捷所指出，虞弘的出生年份是个关键，不过墓志并未记录其卒年，仅言开皇十二年（592）十一月入葬，卒年是否必在此年尚难断定，如虞弘夫人葬于开皇十八年（598）十一月，卒年是在开皇十七年（597）。虞弘夫人的丧事相对较简，尚需一年左右才得入土；而虞弘入葬前要雕绘完精美的汉白玉石椁，费时费工，其卒、葬之间的时间可能更长。以虞弘卒于591年或592年推算，其出生年份为533或534年。[61] 也就是说，虞弘出生于534年北魏灭亡、东魏建立之年或前一年，而西魏的建立则迟至535年。在虞弘出生或其母怀胎以后，其父君陁出使魏朝，这个魏朝既有可能是亡国前夕的北魏，也有可能是东魏；即便是出使北魏，也很快为东魏所取代，君陁当继续留仕于东魏。上引《魏书·地形志上》“朔州”条所记“孝昌中改为州，后陷”之后，紧接着有“今寄治并州界”之语，朔州在北魏末被六镇兵攻陷以后，其建制并未废除，东魏时朔州侨寄在并州界内。[62]

4、夫人之谜

关于虞弘本人，详见下节。值得注意的是，虞弘墓志中没有提及他的夫人和子嗣，但据其夫人的墓志记载，在虞弘入葬五年后，亦即开皇十七年（597），她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并于翌年十一月开启虞弘的坟墓，夫妇两人得以合葬。

墓室中发现一男一女的人骨和两合墓志，当属虞弘夫妇无疑。可惜虞弘夫人的颅面骨缺失严重，对其族属的鉴定造成了极大的困难。[63]2005年，谢承志等人对虞弘夫人的左侧股骨和牙齿进行检测，得出“虞弘夫人的线粒体DNA序列则同时具有欧洲序列和亚洲序列的特征”之结论，[64] 但谢氏在两年后完成的博士论文中又说：“虞弘夫人的G型主要分布在东亚人群中”。 [65]还应注意的是，虞弘夫人墓志中有“□人魏氏”之语（图2），周晓薇认为是虞弘之妻，石见清裕似乎也倾向于这种看法。[66]“魏”属汉姓，如此看来，虞弘夫人似乎为汉人女性。然而，这与石椁图像中满壁都是西域胡人绝不相类。

图2 虞弘夫人墓志（编号为99TSY: 18、51、55）（采自《太原隋虞弘墓》第92页）

石椁北壁中间的石板在庐帐最中央的床榻上坐着一男一女，男右女左，皆戴头冠，脸呈胡貌，手持酒器，正在对坐宴饮，中间摆放着一盘堆满的果物（图3）。这位男子显然非墓主人虞弘莫属，但是对面的女子究竟是谁？则扑朔迷离，学界意见纷纭不一。

图3 虞弘夫妇合葬墓石椁后壁内部中央图像（采自《太原隋虞弘墓》图版三十六）

2001年，张庆捷等人在撰写《太原隋代虞弘墓清理简报》时，推测“似为夫妻”；[67] 同年，张氏发表《太原隋代虞弘墓石椁浮雕的初步考察》一文也持同样的观点。[68] 与张文收录在同一书中的，还有姜伯勤的《隋检校萨宝虞弘墓石椁画像石图像程序试探》一文，亦推测“或为墓主夫妇”。[69] 就在这一年，张总、马尔沙克（Boris Marshak）、荣新江的论文中则直接定为夫妻关系。 [70]不过观以上诸文之行文，都是出于一种朴素的直接推断，甚至有人后来否定了自己起初这样的粗率判定。

首先是姜伯勤在2004年出版的《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一书中，收入了其2001年论文的修订稿，值得注意的是“或为墓主夫妇”这句话被删去了。[71] 这意味着姜氏对原来推测的夫妻关系持否定态度。

其次是2005年出版的考古报告《太原隋虞弘墓》一书中，张庆捷执笔的第八章《石椁装饰图像》基本上移录了其2001年论文的内容，但也作了个别文字修改，在这些修改中原来推测的“似为夫妻”一句也被删去了。或许，张氏是受到了姜氏改动的影响。由于张氏2001、2005年所写文字基本相同，所以此处仅引录后者，即《太原隋虞弘墓》描述道：

在床榻上坐着一男一女，男右女左。男子体形魁梧，梳着整齐的波浪形长发，头戴王冠，冠顶有日月形饰物。冠后有两条长达臂肘的飘带。深目高鼻，耳下有串饰，从鬓角到唇下都显示有胡须，须长且浓密，修剪整齐。颈部带一饰着联珠纹的项圈，项圈圆环外，又有三颗圆珠形饰物。身上内穿一件窄袖衣，袖口处似还有一宽边，外罩一件圆领半袖长衫，半袖处有宽边。腰系一条饰着联珠纹的腰带，下身穿窄腿裤，足穿软鞋。他向左侧身而坐，左腿弯曲平放台上，右腿悬搭台下，左手自然放在左腿侧，右手端着一只多曲酒碗，举于胸前。目光温和地平视着对面的女子。

女子面对男子，曲腿坐于床榻上。她头戴花冠，冠顶似饰有几颗珠宝，头微低，眼睑下垂，也是深目高鼻，耳下有串饰，项上有珠饰，身着圆领半袖，长裙于半袖处和下半部皆有多重花瓣边饰，在胸前和腰前还有短飘带。双腿隐于裙下，左手放于左膝，右手前伸，举一高足酒杯，陪男子饮酒。

在两人之间，摆放着一个大盘，盘内盛满食物。很显然，此二人是整个场面的中心，也是这里的主人。[72]

对比2001年论文与2005年考古报告，可以发现张氏叙述床榻上坐着一男一女后，调整了位置关系，即将“男左女右”改为“男右女左”，特别是删去了“似为夫妻”四字；另外，第一段末尾记男子“目光温和地平视着对面的妻子”与第二段记“妻子面对着他……陪丈夫饮酒”，两处“妻子”也都改作“女子”，一处“丈夫”与一处“他”都改作“男子”。这种改动否定了原来推断的夫妻关系，固然是出于学术上的谨慎，但却未能揭明二人的关系，而且称二人为“主人”，也显得暧昧不清。

此后，也有学者仍然认为此二人是夫妻关系，[73] 但是未作论证。也有学者认为虞弘对面的女子不是他的妻子，并且提出了自己的理由，下面对此试作分析：

2006年，毕波专门撰文考辨虞弘对面女子的身份，她从男女主人的排位原则进行分析，指出其它墓葬的中心人物图像均为男左女右，唯独虞弘夫妇合葬墓是男右女左，从而否定了坐在虞弘对面的女子是其妻子的观点；她进而从冠服特征、手持之物、侍从女伴的身份，考定出该女子是一位叫作Daēnā（妲厄娜）的天界女神，这幅图像表现的主题是墓主人灵魂进入天国后的美好情景。[74]

不过，仅据位序的不同来判断并坐的男女是否为夫妻关系，尚难以作为强有力的证据。一般而言，墓葬中并坐的男女应属夫妻，尤其是虞弘夫人高鼻深目，头戴珠宝花冠，并无头光，而她身后的两位女侍虽然戴有花冠，但都有头光，这也反证出她是一位凡人，而非天神，显然应该是虞弘的夫人无疑。

2016年，沈睿文发表《天水石马坪石棺床的若干问题》一文，其中第五部分的标题为“夫妇合葬问题”。他认为安伽、康业、天水石棺床墓的葬具图像表现的是墓主夫妇，但是墓葬中却没有墓主夫人骨骸的存在，“而史君、虞弘则为夫妇合葬墓……在虞弘石葬具图像中唯见墓主虞弘的表现，其夫人却未能有一席之地”。然而，虞弘夫妇墓志同墓共出，人骨鉴定为一男一女，这是铁定无疑的事实，所以沈氏也承认为虞弘夫妇合葬墓；但他说虞弘夫妇两人先后入葬，“显然，石椁是开皇十二年专为虞弘准备的，此刻虞弘夫人尚在人世，所以也就可以理解为何在虞弘石椁的图像中没有虞弘夫人的表现了”。[75]

从虞弘夫人墓志可知，她卒于开皇十七年（597），翌年十一月重启虞弘墓室，与之合葬。墓葬石椁如此精美，自然是在虞弘生前就已动工营造，即使尚未完全竣工，至少主体部分已经完成；即便是虞弘死时或死前不久才造墓，似也不可能不给其夫人留一席之地，而让自己在死后的另一世界孤独度过。[76] 沈氏没有论及坐在虞弘对面的女子，直接断言石椁图像中无虞弘夫人，未免过于武断。

虞弘夫人的墓志记载到“三徙西河”，透露出其家族的活动范围在西河郡一带，隋西河郡在北周时置介州，[77] 属虞弘管领的并、代、介三州乡团之一州，虞弘夫人很可能也是出自鱼国或其他西域国家的胡人。

二、虞弘之生平

533或534年，虞弘出生在茹茹（柔然）境内。墓志记载他经历了茹茹、北齐、北周、隋四个朝代，59岁时卒于并州，于592年葬在今太原市西南的王郭村。墓志铭文称他“翱翔数国，勤诚十主”，言其出使波斯、安息、大月氏、吐谷浑、北齐等国，又历仕诸朝十帝（实为十一帝），一生充满传奇，波澜壮阔，如同随他一起埋入地下的石椁图像一样，可谓多姿多彩，神奇斑斓。

1、姓名与籍贯

从虞弘墓志的志盖可知其姓为虞，志身开篇云“公讳弘，字莫潘”。“虞弘”显然是个汉式名字，那么虞弘家族究竟是什么时候取虞为姓的呢？对于虞弘之祖父□奴栖，如前所言，姜伯勤时而称“祖〔虞〕奴栖”，时而称“祖，鱼奴栖”，游移不定；对于虞弘之父君陁，姜氏或称“父〔虞〕君陀”，或径称“父，虞君陀”。[78] 实际上，□奴栖、君陁均为胡语，□奴栖从西域鱼国迁徙到茹茹国，以后一直在茹茹定居，自然不可能取汉式的虞或鱼姓，更何况“□奴栖”本身就是鱼（balïk）的意思；君陁主要生活在茹茹，官任莫贺去汾、达官，后来趁出使之际南投魏朝，不过虞弘墓志再未记载君陁的其它事迹，其取汉式虞姓的可能性也极小；只有到了虞弘时代才有可能，这应该发生在他从茹茹投奔北齐以后，经历北周及隋代，渐染汉化，遂以国为姓而称鱼，再加上居住在并州，掌管并、代、介三州乡团，又攀附中华古帝虞舜而改姓为虞，同时还取了“弘”这个汉名。[79] 这种情况跟同时代的虞祥、虞庆则父子“本姓鱼”而改姓为虞，以及取了汉名是完全类似的。[80]

值得注意的是，虞弘虽然姓名已经汉化，但仍使用粟特语的音译汉字“莫潘”为字。吐鲁番文书《唐神龙三年（707）西州高昌县崇化乡点籍样》记有“户主何莫潘八十”，[81]《高昌□子等施僧尼财物疏》提到“莫潘特家旃十一丈五尺”、“莫潘特家”。[82] 在吐鲁番、敦煌文书中，“莫潘”又写作“莫槃”、“莫盆”、“莫分”，如吐鲁番文书《高昌曹莫门阤等名籍》中列有“曹莫槃一人”，[83]《唐西州高昌县授田簿》记载某户田地的四至，其中“东曹莫盆”；[84] 敦煌文书《吐蕃戊年六月十八日沙州诸寺丁壮车牛役簿》记载龙兴寺有“曹莫分判官驱使”。[85] 这些取名莫槃、莫盆、莫分的人，或无姓氏，或姓何、曹，均属昭武九姓，为粟特人无疑。迪特·韦伯（Dieter Weber）对证出“莫分”为粟特文m’xfrn的音译汉字。[86] 莫潘即“莫分”之别译。王丁同意此说，同时指出吐鲁番出土的大谷文书4152号《西州某乡户等簿断片》中的“何羌潘”，系整理者识读有误，应为“何莫潘”，[87] 甚是。该户等簿残剩的名单中，有崔、康、安、秦、竹、何等姓，也以昭武九姓居多；王氏还对林梅村所持莫潘意为“主使、神使”的伊朗语火祆教徒名字、卓鸿泽所持巴列维语mahraspand（火祆月历第廿九日）截取首尾二音的观点作了批判。[88] 日本学者吉田丰、影山悦子、森安孝夫、石见清裕、曾布川宽等人也认为“莫潘”出自粟特语，但并非m’xfrn，而是mākhfarn的音译汉字，意为月神的光荣。[89] 王小甫则说，“莫潘”是拜火教祭司Mōbad的音译，源出于波斯语*magupati，本义为穆护首领（祭司长）。[90] 综上所述，学者们对“莫潘”的原文各执一词，但大多认为出自粟特语，特别是常与昭武九姓相连用，也表明了该词的粟特语属性。

墓志记载虞弘为“鱼国尉纥驎城人”，前面说到其祖父□奴栖为鱼国领民酋长，鱼国位于西域，□奴栖率领鱼氏部族向东迁徙，到了茹茹境内。关于鱼国及尉纥驎城，学界众说纷纭，相关介绍及批判详见拙撰《廿年虞弘夫妇合葬墓研究回顾与展望》一文。[91]

2、茹茹时代：出使与叛逃

虞弘在少年时就开始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墓志云：“茹茹国王，邻情未协。志崇通药，□□□□（上艹下爪）。年十三，任莫贺弗，衔命波斯、吐谷浑”。虞弘13岁，即545或546年，[92] 当时的茹茹国王即可汗阿那瓌（520—553年在位）。所谓“邻情未协”，是指茹茹与西魏、嚈哒、突厥等国存在矛盾。是时东魏与茹茹交好，特别是在兴和三年（541），东魏兰陵郡长公主嫁给阿那瓌之子菴罗辰；翌年，阿那瓌将其孙女邻和公主嫁给东魏权臣高欢之子高湛，546年甚至将爱女茹茹公主嫁给高欢，“自此东魏边塞无事，至于武定（543—550）末，使贡相寻”。[93] 而在西魏方面，540年“阿那瓌女妻文帝者遇疾死”，[94] 茹茹军队南渡黄河，进攻西魏夏州、豳州；[95]546年，茹茹军队围逼原州。[96] 当时，宿敌高车（铁勒）已为茹茹所灭，[97] 但其“种类最多……虽姓氏各别，总谓为铁勒”，[98] 仍与茹茹相对抗。

例如，《周书》卷五〇《异域下·突厥传》记载西魏大统十二年（546），“时铁勒将伐茹茹，土门率所部邀击，破之，尽降其众五万余落。恃其强盛，乃求婚于茹茹。茹茹主阿那瓌大怒，使人骂辱之曰：‘尔是我锻奴，何敢发是言也？’土门亦怒，杀其使者，遂与之绝”。可以说，在虞弘545或546年西使之际，西魏、突厥及高车余部对茹茹构成了威胁，[99] 此即虞弘墓志所说的“邻情未协”。而“志崇通药”的“药”字，或即通“约”，言茹茹与周边其他国家相约通使。

茹茹的盟国除了东魏及后来的北齐外，还有吐谷浑、南朝及西域诸国，虞弘就是被茹茹可汗阿那瓌任命为莫贺弗，出使波斯、吐谷浑等国的。墓志铭文中说“润光安息，辉临月支”，是指他出使波斯而途经安息、大月支（又写作“氏”）等国，这些西域诸国都被包括在“翱翔数国”之内。据《魏书》卷一〇二《西域传》记载，波斯国去代24228里，大月氏国去代14500里，安息国去代21500里；三国之中，大月氏位置最东，“北与蠕蠕接”，甚至因为多次遭到蠕蠕（茹茹）的侵略，其都城从卢监氏城西徙至薄罗城；[100] 安息国“北与康居，西与波斯相接，在大月氏西北”。

虞弘出使的对象是波斯，当时为萨珊王朝胡司洛一世阿努希尔万（Anushirva，531—579年在位）统治时期。虞弘为什么会出使波斯呢？这要从茹茹、波斯、嚈哒的关系说起。上面说到，茹茹多次进攻大月氏，对近邻大月氏的嚈哒也造成了威胁，而萨珊波斯一直是嚈哒的死敌，因此茹茹联合波斯的目的就是对付嚈哒。《梁书》卷五四《诸夷传》所记西北诸戎中有“滑国”，“属芮芮。后稍强大，征其旁国波斯、盘盘、罽宾、焉耆、龟兹、疏勒、姑墨、于阗、句盘等国，开地千余里”。滑国即嚈哒国，有国王名“厌带夷栗陁”，前三字即“嚈哒”之音译汉字的异写，芮芮为茹茹（蠕蠕、柔然）之别译。

《魏书》卷一〇二《西域传》“嚈哒国”条亦云：“西域康居、于阗、沙勒、安息及诸小国三十许皆役属之，号为大国”。合上述两传观之，嚈哒起初服属于茹茹，后来强大起来，一度征服波斯、安息等国。余太山指出，波斯国王伊嗣俟二世（Yazdgird II，438—457年在位）即位后，“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嚈哒、波斯战争的序幕从此揭开”；伊嗣俟二世死后，二子争位，次子嗢没斯（Hurmazd III，457—459年在位）获胜，长子卑路斯（Pērōz，459—484年在位）逃奔嚈哒，并借兵夺取了王位；卑路斯统治时期与嚈哒经常战争，最终在484年“以卑路斯的阵亡和嚈哒人的全胜告终”。[101]“从484年到六世纪中叶，伊朗不得不向嚈哒人进贡几十年……这种情况延续到胡司洛一世（531—579年）统治的早年”。[102]545或546年，茹茹可汗阿那瓌派遣虞弘出使萨珊波斯，目的就是想联合波斯共同对付嚈哒。

那么，阿那瓌为什么派遣年仅13岁的虞弘出使波斯、吐谷浑呢？墓志记载，虞弘家族原本出自西域鱼国，与波斯渊源较深，虞弘墓的石椁上雕绘了波斯风格的图像。[103] 之所以虞弘少年出使，极可能是阿那瓌借重于虞弘是鱼国人、特别是鱼国领民酋长之孙的身份，在西域地区有号召力，以及具备语言才能等原因。

杨晓春认为，“他父亲作为柔然使臣出使西魏而未能回国，因而，柔然才可能在他少年时才委以重职”。[104] 虞弘之父君陁奉命出使魏朝，只是其个人及少数人员被滞留，而鱼氏部族的主体仍然在茹茹国。君陁出使未归，在茹茹的鱼氏部族遂由其子虞弘来统领。虞弘出使波斯、吐谷浑，当然也不是孤身前往，在他率领的使团中也有鱼氏族人，这与马可·波罗17岁随其父及叔父东来元朝是类似的。

就在545或546年茹茹派遣虞弘出使波斯前后，西魏也在积极地联络波斯，以张道义为波斯使主，出使波斯。西魏大统十二年（546）春，凉州刺史宇文仲和、瓜州民众张保掀起反抗宇文泰的斗争；五月，开府独孤信擒仲和，瓜州都督令狐整诛张保。平定河西之乱以后，瓜州民众推举令狐整为刺史，为整拒绝，“于是乃推波斯使主张道义行州事，具以状闻，诏以申徽为刺史”。[105] 张道义当时出使波斯，路经瓜州（治今甘肃省敦煌市），因为他代表着西魏中央，所以被推举为行瓜州事。《周书》卷五〇《异域下·波斯传》记载，“魏废帝二年（552），其王遣使来献方物”，[106] 这可能就是张道义出使的结果。茹茹、西魏都积极地向波斯派出使节，反映了当时亚洲地区的局势，特别是波斯的地位颇为关键，甚至影响到亚洲中东部的形势。

上面说到，茹茹与西域关系极为密切，其势力远伸至葱岭以西，入侵大月氏，婆罗门的三位姊妹均嫁给嚈哒王为妻，双方缔结联姻，而与婆罗门对敌的阿那瓌自然与嚈哒关系不睦，这种状态很可能一直持续到虞弘出使波斯之时，这也是他受命西使的主要原因。由于史料缺乏，545或546年虞弘出使波斯时的嚈哒情况不甚明了，到6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代茹茹而起的突厥也与波斯联手夹击嚈哒，终于灭掉了强大的嚈哒国。[107]

波斯位于西亚，虞弘在出使波斯的途中，经过中亚大月氏、安息等国，自可理解。在东返途中，虞弘一行又去了吐谷浑。史载，东魏“兴和（539—542）中，齐神武作相，招怀荒远，蠕蠕既附于国，夸吕遣使致敬。神武喻以大义，征其朝贡，夸吕乃遣使人赵吐骨真假道蠕蠕，频来东魏。又荐其从妹，静帝纳以为嫔。遣员外散骑常侍傅灵檦使于其国。夸吕又请婚，乃以济南王匡孙女为广乐公主以妻之。此后朝贡不绝”。 [108]

吐谷浑可汗夸吕派遣使节经蠕蠕（茹茹）到东魏，东魏也派使节前往吐谷浑，双方都绕开共同的敌对势力西魏，而假道漠北的茹茹。而从茹茹到吐谷浑则要经由西域地区的高昌国，这在北魏宣武帝在给高车王弥俄突的诏书中所说“蠕蠕、嚈哒、吐谷浑所以交通者，皆路由高昌，掎角相接”，可以看得非常清楚。[109] 另外，吐谷浑也是茹茹通往南朝的必由之路，[110]

如《南齐书》卷五九《芮芮虏传》末记“芮芮常由河南道而抵益州”，“河南”即指吐谷浑，同卷《河南传》云：“宋世遣武卫将军王世武使河南，是岁随拾寅使来献。诏答曰：‘……遣王世武衔命拜授。又仍使王世武等往芮芮，想即资遣，使得时达’”；“遣给事中丘冠先使河南道，并送芮芮使”。《高僧传》卷一三《释法献传》亦云：“以宋元徽三年（475），发踵金陵，西游巴蜀，路出河南，道经芮芮”。[111]

因此，芮芮（茹茹）十分注重与吐谷浑保持友好的关系，既保证东魏经茹茹、西域到吐谷浑的商业贸易，[112] 又达到了与南朝交通、夹击西魏的政治军事目的。虞弘出使吐谷浑，也是出于茹茹与西魏“邻情未协”之故，试图与吐谷浑乃至南朝萧梁联合对付西魏的目的。南北朝时期，吐谷浑是丝绸之路河南道的贸易枢纽，[113] 虞弘从波斯东返，也不排除在政治通使之外开展贸易活动。

虞弘出使时的官职为莫贺弗，惜在《魏书》、《北史》的《蠕蠕传》中未见此职，但《隋书》、《北史》记载奚、契丹设有莫贺弗。《隋书》卷八四《北狄·奚传》记其分为五部，其中“二曰莫贺弗”；《契丹传》云：“开皇四年（584），率诸莫贺弗来谒”。 [114]

此外，《北史》卷九四《契丹传》亦云：“契丹旧怨其侵轶，其莫贺弗勿干率其部落，车三千乘、众万余口，驱徙杂畜求内附，止于白狼水东”。[115] 莫贺弗又写作“莫何弗”。《隋书》卷八四《北狄·契丹附室韦传》云：“北室韦，分为九部落……每部有莫何弗三人以贰之”；《周书·贺兰祥传》亦云：“贺兰祥字盛乐，其先与魏俱起，有纥伏者，为贺兰莫何弗，因以为氏”。

由此可知，北狄系统中的奚、契丹、室韦及茹茹普遍设置莫贺（何）弗之职，三人统率一部之众，势力甚大。莫贺（何）弗实质上就是某部落之酋长，如贺兰莫何弗纥伏即为贺兰部的酋长。由于虞弘之父君陁出使未归，年仅13岁的虞弘继承祖父鱼国领民酋长□奴栖成为鱼氏部族的酋长，担任莫贺弗。也有学者把莫贺弗拆分成“莫贺”、“弗”来作解读，如陈三平（Sanping Chen）认为“莫贺”是粟特语baga，意为“神”；“弗”是粟特语puhr，意为“子”，因此“莫贺弗”就是bagapuhr，意为“神之子”。[116] 罗新也认为，“莫贺弗，即莫贺（baγa）加上弗（bäg），是官号与官称的组合”。[117] 从上述奚、契丹、室韦、茹茹普遍设置莫贺（何）弗来看，这一官职属于北狄东部诸族系统，茹茹就被称作“东胡之苗裔也”，[118] 所以莫贺（何）弗不应从粟特语的角度来作解读。

3、北齐时代：沉沦与崛起

虞弘墓志续云：“转莫缘，仍使齐国。文宣□□，焕烂披云，拘絷内参，弗令返国”。虞弘出使波斯、吐谷浑时，官任莫贺弗，因出使有功，回来后升任莫缘。

上文提到茹茹可汗阿那瓌曾派“俟利、莫何、莫缘游大力”为朝贡东魏的使节；另外，北魏神龟二年（519）“冬十有一月乙酉，蠕蠕莫缘梁贺侯豆率男女七百人来降”；[119] 北周武帝派遣赵文表出使突厥，迎娶阿史那皇后，回程同行者中有“突厥使罗莫缘”；[120] 到隋开皇（581—600）末，突厥启民可汗甚至称隋文帝为“大隋圣人莫缘可汗”。[121] 突厥的莫缘继承自茹茹（蠕蠕），罗新认为莫缘即“磨延”、“伏延”、“拔延”之异译，意为富裕。[122]

虞弘出使北齐后，遭到“文宣”的扣留，不令返回茹茹。“文宣”是北齐开国之君高洋的谥号，他在东魏武定七年（549）八月其兄高澄死后执政，翌年五月建立北齐；天保三年（552）二月，茹茹被突厥可汗土门攻破，阿那瓌自杀。因此，虞弘代表茹茹出使北齐的时间是在549年夏到552年春文宣帝高洋统治期间。[123]

据《北齐书》卷四《文宣纪》记载，这一期间茹茹曾4次遣使朝贡北齐，兹将相关内容摘列于下：

（1）天保元年（550）十月“癸未，茹茹国遣使朝贡”；

（2）天保元年“十二月丁丑，茹茹、库莫奚国并遣使朝贡”；

（3）天保二年（551）二月“壬寅，茹茹国遣使朝贡”；

（4）天保二年“七月壬申，茹茹遣使朝贡”。

在仅仅半年多的时间里，茹茹4次遣使北齐，颇为密集，即《北史》卷九八《蠕蠕传》所言“及齐受东魏禅，亦岁时往来不绝”。莫缘虞弘代表茹茹出使北齐，很可能就是上述4次中的某次。当时正值茹茹末年，虞弘出使新建立的北齐，与其说遭到北齐文宣帝的扣留而不令返国，不如说茹茹当时受到突厥的进攻而濒于灭亡。虞弘可能看出茹茹在可汗阿那瓌的统治下气数已尽，遂趁出使之机逃离漠北，投奔北齐。

前面说到，君陁出使魏朝，被留为朔州刺史；虞弘出使北齐，也没有回到茹茹。对于常为使节、善于权变的西域胡人来说，这种情况并不罕见，如“安吐根，安息胡人。曾祖入魏，家于酒泉。吐根魏末充使蠕蠕，因留塞北。天平（534—537）初，蠕蠕主使至晋阳，吐根密启本蕃情状，神武得为之备。蠕蠕果遣兵入掠，无获而反。神武以其忠款，厚加赏赉。其后与蠕蠕和亲，结成婚媾，皆吐根为行人也。吐根性和善，颇有计策，频使入朝，为神武亲待。在其本蕃，为人所谮，奔投神武。文襄嗣事，以为假节、凉州刺史、率义侯”。[124]

“神武”、“文襄”分别指东魏权臣高欢、高澄父子，是北齐开国君主高洋的父、兄。安吐根的曾祖从西域安息（实即粟特安国）东迁入华，他本人先后充当北魏、蠕蠕（茹茹）的使节，或留塞北，或奔东魏。与安吐根相类似，同样出自西域胡人的鱼国人君陁、虞弘父子也经常作为使节出使他国，都发生了叛投变节的现象，这跟西域胡人本质上追求利益有关。

墓志紧接着叙述道：“太上控览，砂碛烟尘，授直突都督”。“太上”指北齐武成帝高湛，为文宣帝高洋之弟，561年即位，但在位仅三年半，就于565年将帝位传给太子高纬，“于是群公上尊号为太上皇帝，军国大事咸以奏闻”。[125]

从549年至552年间虞弘出使北齐滞留不归，到565年武成帝自称太上皇，虞弘墓志对这十余年间无只字记载。换言之，虞弘在文宣帝高洋（550—559年在位）、前废帝高殷（559—560年在位）、孝昭帝高演（560—561年在位）、武成帝（561—565年在皇帝位）时期，虞弘似乎未受重用。

这也证实了虞弘并非因为具有才华而被北齐文宣帝所扣留，很可能只是茹茹国的一名出逃使节，在北齐前期默默地度过了十余年的时间。直到565年武成帝称太上皇帝后，虞弘才开始走上北齐的政治舞台。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武成小字步落稽”，[126] 或许也与武成帝开始重用步落稽（鱼）人虞弘有所关联。

武成帝虽然当了太上皇帝，但仍然控握着朝政，起用虞弘为直突都督，墓志记载其原因跟“砂碛烟尘”有关，似乎与漠北的茹茹余部或其他民族发生战争；此后又因“□使折旋，歙谐边款，加轻车将军、直斋、直荡都督”，也仍与出使及边境事务有关。君陁、虞弘父子担任外交使节，出使多方，可以说“出使”是虞弘家族的一个重要特点，这跟他们原本出自西域鱼国，辗转流徙多方，精通多种语言有关。

由于出使有功，虞弘升任为直斋、直荡都督。《隋书》卷二七《百官志中》记载北齐官制，左、右卫府设有直荡、直卫、直突、直阁属官，其中“直突属官，有直突都督、勋武前锋散都督等员”；“直阁属官，有朱衣直阁、直阁将军、直寝、直斋、直后之属”；“其直荡属官，有直荡正副都督、直入正副都督、勋武前锋正副都督、勋武前锋五藏等员”。直突都督为从六品上，直斋为从五品下，直荡都督为从四品上。从虞弘的官阶升迁也可看出，他在北齐后期担任中层武官，政治地位一步步得到提升。墓志续云：“寻迁使持节、都督凉州诸军事、凉州刺史、射声校尉”。

不过，无论是古人修撰的《魏书·地形志》、《隋书·地理志》，抑或是今人所著的《北齐地理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十六国北朝卷》，[127] 均未记载北齐之凉州。但检索史籍、墓志可以发现，除了西魏、北周之河西凉州外，东魏、北齐确实也在境内侨置了凉州。

东魏之凉州，除了上举凉州刺史安吐根外，《北齐书》卷四三《源彪传》记东魏“天平四年（537），凉州大中正”；《北齐徐颖墓志》云：“高祖（指高欢）定业，除抚军将军、银青光禄大夫、直阁将军、帐内正都督、凉州刺史、新城大都督”。[128]

继东魏之后的北齐，也沿置凉州，除了虞弘之外，《北齐韩裔墓志》记“天保元年（550），除开府仪同三司，别封康城县开国子，使持节、凉州诸军事、凉州刺史”；[129] 卒于北齐武平六年（575）的范粹，其墓志标题为“齐故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凉州刺史范公墓志”；[130]《唐杨华墓志铭并序》追记“曾祖颖，齐任凉州刺史”；[131]《隋董氏墓志铭》追记“祖佛子，齐凉州刺史”。[132]

凉州（今武威市）

凉州刺史甚至还升格为都督，如《唐康续墓志铭并序》追记“曾祖德，齐任凉州都督”。[133] 此外，《唐赵宗墓志铭并序》追记“曾祖德，齐亮（凉）州盘和县主薄（簿）”。[134] 北齐未设置亮州，张琛认为“亮”字为“凉”之误，甚是。河西凉州从汉代起，就设置了番（又作盘、磻、蕃）和（又作禾）县（有时为郡、镇、府），[135] 墓志中的“亮州”当即凉州。

但是张氏又说：“凉州是西魏北周的辖地，赵德任职当在北周朝，‘齐’当更为‘周’”，[136] 则不确，赵德实为北齐凉州盘和县主簿。又，《北齐书》卷一六《段荣传》记载其孙段深，“累迁侍中、将军、源（凉）州大中正”。北朝无源州，“源”、“凉”二字形近，“校勘记”〔一一〕云：“按‘源州’不见地志。段氏郡望是凉州姑臧，疑‘源’是‘凉’之讹”，甚是。[137] 综上可知，从东魏到北齐一直设有凉州，置刺史乃至都督。

东魏、北齐侨置凉州的目的，是为了安置从西魏河西凉州东迁过来的民众。《北齐书》卷二《神武纪下》云：“西魏灵州刺史曹泥与其婿凉州刺史刘丰遣使请内属……神武率骑迎泥、丰生，拔其遗户五千以归”；卷二七《刘丰传》亦云：“刘丰，字丰生……丰远慕高祖威德，乃率户数万来奔”。西魏凉州刺史刘丰、灵州刺史曹泥率领大量人口归附东魏，东魏权臣高欢（即高祖神武帝）应该是在此基础上侨置凉州的。高欢对这些投诚者十分信任，给予极高的礼遇。他临死前对其子高澄说：“可朱浑道元、刘丰生远来投我，必无异心”。[138]

原西魏渭州刺史可朱浑道元、凉州刺史刘丰投奔东魏后，不仅深得高欢的信任，而且死后还“配飨世宗（指文襄帝高澄）庙庭”。[139]550年高洋建立北齐后，立即“诏降魏朝封爵各有差，其信都从义及宣力霸朝者，及西来人并武定六年（548）以来南来投化者，不在降限”。 [140]这里的“西来人”包括刘丰、曹泥率领的凉、灵二州的归附者，其中河西凉州移民就被安置在新侨置的凉州境内。河西凉州是入华粟特人最重要的聚居地，他们中的许多人东迁以后，由粟特人安吐根、康德及鱼国人虞弘等担任东魏、北齐凉州刺史（或都督），使这里成为新的西域胡人聚居区。

虞弘在凉州刺史任上甚有治绩，墓志中将他比作曹魏贾逵、东汉郭汲（伋）等善于治理地方的名臣。北齐的州分为三等九级，刺史分别为三品、从三品、四品下，[141] 侨置的凉州不知为何种等级的州，但无论何种，其官阶都比之前所任从四品上的直荡都督要高；之后，虞弘被任命为假仪同三司、游击将军，北齐游击将军为四品上。对比虞弘在凉州刺史前后的任官品级，可以推测凉州刺史为四品下，属于三等下州。

4、北周时代：胡人聚落首领

墓志续云：“武平（570—575）既鹿丧纲颓，建德（572—577）遂蚕食关左”。“武平”为北齐后主高纬的年号，此时北齐朝政紊乱，纲纪败坏，最终于577年为北周武帝所灭。入北周以后，虞弘被授予使持节、仪同大将军、广兴县开国伯，邑六百户，“诏充可比大使，兼领乡团”。广兴县属南营州昌黎郡，虞弘为广兴县开国伯，可能跟他原本来自茹茹有关。值得注意的是“可比大使”，杨晓春推测“可”为适合之意，并据《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所记“诸曹府有仓库，悉置比官，皆使通虏、汉语，以为传驿”，认为比官是北魏管理仓库的官职，并称“比”即比官，通晓鲜卑语和汉语，“和虞弘来自北族的身份有一定的相符之处”。[142] 这一解释将“可”、“比”二字分开来读，颇为牵强，难以服人。

墓志在“可”字之前有“充”字，用作为动词，所以“可”字不可能属动词。“可比”应当一个鲜卑语名词，不可分读。笔者认为可比当即“轲比”，为鲜卑轲比能部落之简称，是活动在河套至辽河一带的鲜卑部落。[143]《三国志》卷三〇《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云：轲比能本小种鲜卑，以勇健，断法平端，不贪财物，众推以为大人。部落近塞，自袁绍据河北，中国人多亡叛归之，教作兵器铠楯，颇学文字。故其勒御部众，拟则中国，出入弋猎，建立旌麾，以鼓节为进退。建安（196—220）中，因阎柔上贡献。……比能众遂强盛，控弦十余万骑。

陈寿在叙述中将“轲比能”简写为“比能”，这显然是以轲为姓的汉式读法，而鲜卑语中“能”可用作为后缀，如西晋河西鲜卑人秃发树机能，所以“轲比”才是一个词汇，亦即“可比”之另译。东汉末大乱，许多汉人逃往塞外，投依轲比能，教鲜卑人制作兵器铠楯，学习汉文及中原的制度文化。轲比能势力强盛时达十余万骑，但在建安二十三年（218）为曹操之子曹彰所征服。[144]220年曹魏政权建立后，“文帝亦立比能为附义王”。不过，轲比能对曹魏叛服不常，黄初六年（225），“并州刺史梁习讨鲜卑轲比能，大破之”； [145]青龙元年（233），轲比能与步度根联合叛离并州，在楼烦击杀并州刺史毕轨所遣将军苏尚、董弼率领的军队；三年（235），轲比能为幽州刺史王雄派遣的刺客韩龙所杀。

[146] 轲比能死后，其部落势力虽然走向衰弱，但到北周时余裔仍存。虞弘作为可比大使，[147] 出使的对象即为鲜卑可比部落，是汉魏之际鲜卑轲比能部落的后裔。

除了充当可比大使之外，虞弘还“兼领乡团”，尤其是到北周“大象（579—581）末，左（佐）丞相府，迁领并、代、介三州乡团，检校萨保府”。张金龙说：“按‘左丞相府’语意不清，或有脱漏，可能是指他当时属于左丞相府治下，并不意味着在左丞相府任职”。[148]“左丞相府”一句确实读来欠通顺，缺少动词作谓语。《周书》卷八《静帝纪》记载，大象二年（580）五月己酉，周宣帝驾崩，子静帝执政，任命杨坚、宇文赞为左、右大丞相；九月“壬子，丞相去左、右之号，随公杨坚为大丞相”；大定元年（581）“二月庚申，大丞相、随王杨坚为相国”。若墓志中的“左”字仅为“左右”之“左”，则虞弘是大象二年五月己酉至九月壬子间杨坚为左大丞相时的僚属；若“左”字为动词“佐”之通假字，则虞弘为大象二年五月己酉以后杨坚或宇文赞的僚属。考虑到该句无动词，兹取后说。

虞弘在充当可比大使时就兼领乡团，580年又迁领并、代、介三州乡团，负责检校萨保府。《周书》中未见有代州、介州的记载，但《隋书》卷三〇《地理志中》“西河郡”条下注曰：“后周改曰介州”，“雁门郡”条下注曰：“后周置肆州，开皇五年（585）改为代州”。由此观之，北周设有介州，但似未置代州。然据虞弘墓志，可能北周末年置代州但寻罢，至隋开皇五年复置。

关于乡团，《隋书》卷二八《百官志下》记载左右卫之下，“每乡团东宫乡团准此置团主一人、佐二人”；《通典》卷二九《职官典二十九》更云：“隋初，左右卫、左右武卫、左右武候各领军坊、乡团”。[149] 由此可知，隋代左右卫、左右武卫、左右武候及东宫均设有乡团。

从虞弘墓志的记载来看，乡团至晚在北周时就已经设置了。这种乡团实际上是西魏宇文泰实行的与府兵制相配套的乡兵制的内容。《周书》卷三七《郭彦传》云：“迁虞部郎中。大统十二年（546），初选当州首望，统领乡兵”；卷三九《韦瑱传》云：“征拜鸿胪卿，以望族兼领乡兵”，可见乡兵的统领者具有较高级别的官职，特别是中央官员，但他们同时还是地方上的望族。

这是宇文泰以朝廷官衔笼络地方豪族首领的一种措施。唐长孺认为，“以‘望族’统乡兵，这就是建立以大族为首领的地方武装”；[150] 谷川道雄指出这种乡兵集团的结集有一定的自发性，并对统率乡兵的“乡望”与“豪右”作了考察。[151] 日本天理图书馆藏《文馆词林》中收录一道阙题碑文，中云：“隋开皇（581—600）中，起家为蜀王秀库真，还都督、检校仪同兵。及秀废，又为大都督，领本乡兵”，[152] 山下将司考证碑主为粟特人安修仁，[153] 602年蜀王杨秀被废后，安修仁回到家乡凉州，以大都督领乡兵，这些乡兵就是大业末武威安氏扶立和擒捉河西大凉王李轨的粟特九姓“胡兵”。[154]《隋龙山公（质）墓志》云：“周朝授大都督、龙门公，选补兼仪同，领乡团五佰人，守隘三峡”。[155] 虞弘最初为可比大使时兼领的乡团，可能是像西魏、北周时期经常见到的领当州乡兵，即兼领并州乡团；到北周大象末，发展为领并、代、介三州乡团，所辖地盘扩大，统领乡兵人数更多，势力甚大。

虞弘出自鱼国，其所掌管的乡兵主要是以鱼氏部族为核心的西域胡人聚落武装，范围包括并、代、介三州，这应该也是他检校萨保府的范围。除了虞弘之外，还有一些从西域迁徙至此的胡人也任职于萨保府，如《隋翟突娑墓志》记其为“并州太原人也。父娑，摩诃大萨宝”；[156]《唐龙润墓志》记其为“并州晋阳人也。君属隋德道消，嘉遁贞利。资业温厚，用免驱驰。唐基缔构，草昧区夏。义旗西指，首授朝散大夫，又署萨宝府长史”；[157]《隋惠郁等造像记》云：“赖摩诃檀越前定州赞治、并州总管府户曹参军博陵人崔子石，前萨甫下司录商人何永康，二人同赎得七帝寺院”；[158] 《唐曹怡墓志》记其“父遵，皇朝介州萨宝府车骑、骑都尉”。[159]

萨保（宝、甫）是管理祆教事务的官职。今山西省介休县外城顺城关大街东端有一座祆神楼，其北面为三结义庙。据清代《重建三结义庙》记载，“盖为宋文潞公特为祆神建耳”，“祆神之庙”，“此始而为祆神庙，更而为三结义庙也”；《洪洞县志》卷八记载：“祆神庙，在县大南门内路东城根，元大德七年（1303）建”。[160]

《隋书》卷二七《百官志中》记载，北齐鸿胪寺“典客署，又有京邑萨甫二人，诸州萨甫一人”；卷二八《百官志下》记载，隋代“雍州萨保，为视从七品”；“诸州胡二百户已上萨保，为视正九品”；惜未记北周萨保（宝、甫）官职。但在虞弘夫妇合葬墓发现后，紧接着发掘了北周粟特人安伽墓、史君夫妇合葬墓，安伽为同州萨保，[161] 史君为凉州萨保，[162] 也证实了北周粟特聚落中有萨保存在。上举安修仁碑文记载到“祖魏雍州萨保”，另从安修仁之侄《唐安元寿墓志铭并序》所记“曾祖弼，周朝服侯”，[163] 以及侄孙《唐安忠敬神道碑》所记“高祖何藏器，广宗之子也，周开府仪同三司、宁远将军、肃州刺史、张掖郡公”可知，[164] 安修仁的祖父汉名叫安弼，胡名叫何藏器，官任肃州刺史、雍州萨保，主要生活在北周时期。《元和姓纂》卷四“安”条记述安修仁家族的世系：“【姑臧凉州】出自安国，汉代遣子朝国，居凉土。后魏安难陀至孙盘娑罗，代居凉州，为萨宝”。[165] 北周时期，从河西凉州到国都雍州，再到河东并、代、介三州，都有粟特、鱼国及西域其他胡人的聚落。

需要注意的是，577年北周灭北齐后，虞弘转仕于北周，其地位有所下降。虞弘在北齐时任凉州刺史，为四品下。进入北周后，授仪同大将军，充可比大使，兼领并、代、介三州乡团，检校萨保府。仪同大将军是建德四年（575）由仪同三司改名，[166] 仪同三司在北齐为第二品，至隋代为正五品上，[167] 相差甚大，颇疑575年在改官名的同时也降低了官品；萨保在隋代为视正九品，势力虽大，但地位不高，北周恐怕也同样如此。总之，北周时虞弘官位下降可能是因为他的身份是北齐降臣。

5、隋代：杨广部下与镇押并州

墓志最后记载了虞弘在隋代的任官及卒葬情况。“开皇（581—600），转仪同三司，敕领左帐内，镇押并部”。如上所言，隋代仪同三司为正五品上，虞弘还领左帐内，仍然镇守在并州。《隋书》卷二八《百官志下》云：“王公已下、三品已上，又并有亲信、帐内，各随品高卑而制员”。开皇元年（581），杨广“立为晋王，拜柱国、并州总管”，直到六年（586）转任为雍州牧、内史令。[168] 隋初的前六年，晋王杨广与虞弘同在并州，虞弘应为杨广手下掌领并州左帐内的官员。据《隋书》记载，开皇时令狐熙为桂州总管，“给帐内五百人”；周法尚为永州总管，“仍给黄州兵三千五百人为帐内”，刘炫“既而配为帐内，每使执杖为门卫”，[169] 可见帐内员额极多，一州帐内甚至多达3500人，有的担任执杖等役务，地位卑下。586年杨广调离并州后，虞弘可能仍然留在当地，最终在并州家中去世，享年59岁，开皇十二年（592）十一月十八日葬于今太原市晋源区晋祠镇王郭村。

纵观虞弘的一生，辗转于茹茹（柔然）、北齐、北周、隋代4朝，前后侍奉了茹茹可汗阿那瓌，北齐文宣帝、废帝、孝昭帝、武成帝、后主、幼主，北周武帝、宣帝、静帝，隋文帝等11位可汗和皇帝，出使波斯、安息、大月氏、吐谷浑、北齐等国，确实如墓志铭文中所说的“翱翔数国，勤诚十主”，经历丰富，极为传奇。他年少时奉茹茹可汗阿那瓌之命出使各国，充分展现了西域胡人充当外交使节的特长；552年茹茹亡国前夕，虞弘趁出使之机投奔北齐，但是十余年得不到重用，直到武成帝高湛为太上皇时，虞弘才重新踏入仕途，特别是出任凉州刺史，成为地方上的封疆大吏，统领着从河西凉州迁徙而来的粟特等西域胡人，势力颇大；577年齐亡入周，虞弘作为北齐降臣，地位有所降低，他仍然扮演使节的角色，以仪同大将军充任可比大使，兼领并、代、介三州乡团，检校萨保府，是当地胡人武装聚落的首领，并且隶属于大丞相府；581年入隋以后，虞弘担任仪同三司，掌领并州总管、晋王杨广的左帐内，仍然镇守在并州，在政治上未能获得更进一步的发展机会，去世时在墓志盖上仅刻写了正五品上的终官“仪同”。虞弘虽然在政治上经受了浮沉起落，但一直生活在以鱼国为主的西域胡人聚落中，掌握着并、代、介三州的鱼氏及其他西域胡人部落的萨保权力，实力不可小觑，这在他入葬时墓室中精美的汉白玉石椁上雕绘的人物图像得到具体的体现，可以说虞弘的一生是中古时期入华胡人首领的一个缩影。

冯培红

本文作者简介：冯培红，1973年生，浙江长兴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兼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中国唐史学会理事。从事隋唐史、西北史研究，在《历史研究》《敦煌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8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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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公众号：浙大古代史研究所

*感谢冯培红老师授权「乐活武威」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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