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时期历史的时间轴（寻找失落的年表------夏商周年表再探）

摘要本文以全球的视野介绍了世界尤其是中国上古年表失传的现象，并分析了世界上古年表和中国夏商周年表失传的原因，也从世界的眼光探讨了对中国文明起点的认识对于中国夏商周纪年《史记》有巨大的贡献也有很深的遗憾，本文论述《史记》的遗憾比较多一点，西晋时期《竹书纪年》的出土本可以为解决夏商周纪年的问题提供巨大的帮助，只可惜其亡佚了，后有辑佚本，其辑佚本对夏商周纪年也有一定的作用解决夏商周纪年问题需要人文、自然科学相结合，需要多学科联合研究，夏商周断代工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本文重点探讨了考古学与夏商周纪年问题，逐一分析了从实物考古到文字考古，从甲骨文、金文、帛书到简牍文对解决夏商周纪年问题的帮助，并预测只有像清华简一类的战国楚简的大量发现才能解决夏商周历史纪年问题，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关于夏商周时期历史的时间轴?跟着小编一起来看一看吧!

夏商周时期历史的时间轴

摘要

本文以全球的视野介绍了世界尤其是中国上古年表失传的现象，并分析了世界上古年表和中国夏商周年表失传的原因，也从世界的眼光探讨了对中国文明起点的认识。对于中国夏商周纪年《史记》有巨大的贡献也有很深的遗憾，本文论述《史记》的遗憾比较多一点，西晋时期《竹书纪年》的出土本可以为解决夏商周纪年的问题提供巨大的帮助，只可惜其亡佚了，后有辑佚本，其辑佚本对夏商周纪年也有一定的作用。解决夏商周纪年问题需要人文、自然科学相结合，需要多学科联合研究，夏商周断代工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本文重点探讨了考古学与夏商周纪年问题，逐一分析了从实物考古到文字考古，从甲骨文、金文、帛书到简牍文对解决夏商周纪年问题的帮助，并预测只有像清华简一类的战国楚简的大量发现才能解决夏商周历史纪年问题。

关键词

夏商周年表 《史记》 夏商周断代工程 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

一、上古年表失传及其原因

当今世界许多民族国家都面临一个问题：文明形成初期没有准确的历史纪年，上古的历史、纪年很多都失传了，需要寻找失落的年表。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特别是世界公认的几大文明古国尤其如此，如古代两河流域、古代埃及、古代中国、古代希腊、古代印度文明等。直到1922年《剑桥印度史》还认为古代印度文明是从公元前1000年的后吠陀时代开始的，19世纪20年代人们开始通过不断的考古逐渐发现了大约在公元前2300年——公元前1750哈拉巴文明，哈拉巴文明是被人们遗忘了的文明，在传世文献中没有关于它的任何记载，而且在哈拉巴文明考古中虽然发现了一些印章，上面刻有少量的文字，但是人们至今还不能释读这些文字，更谈不上对其准确的历史纪年的了解。再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人还普遍认为《荷马史诗》所描写的爱琴海的霸主米诺斯和特洛伊战争等是神话故事，并不是真实的历史，直到克里特岛和特洛伊、迈锡尼考古的发现人们才认识到《荷马史诗》虽然是神话传说但是也反映了真实的历史，但是由于历史记载的失传，人们至今对于克里特文明和迈锡尼文明的历史纪年很不清楚。而古代埃及和古代两河流域的文明的纪年情况要好一些，这两大文明准确的纪年都到了近公元前3000年，但是对于公元前2000年以前的某些纪年仍然有一些争议。

早期文明由于时代久远，大量历史文献资料或自然或人为的不断亡佚，因此早期文明纪年不明确，早期文明历史失传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特别是在文明形成初期文字才刚刚发明，文明和文字体系都还极不成熟,某些文明衰落了，有些文字甚至失传。如约公元前1150随着多利亚人的入侵，迈锡尼文明也衰亡了，古希腊进入了“黑暗时代”，线形文B也失传了，古希腊文明的历史纪年也模糊了。历史文献资料亡佚有两种：自然亡佚或人为亡佚，历史文献资料人为亡佚典型的是禁书与焚书，如秦始皇焚书。

二、中华文明的起点

文明出现的标志一般认为要有文字、青铜器、城市、国家等。 一提到中国文明上至党和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老百姓都会很自豪的说：“中国自黄帝以来有5000多年的文明史”。而西方写中国文明史大多从商代开始，如著名的《剑桥中国史》、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等，他们认为那是五帝时期是典型的神话传说时期不可信，而文献资料对夏代的记载极少，夏代考古发现也非常少，青铜器更是少得可以忽略不计，也没有发现文字，而且商代甲骨文根本就没有提到夏代。而商代则有规模宏大的殷墟、甲骨文等，是中国信史的开始。因此西方学者认为夏代不可信，认为商代是中华文明的开端也有一定的道理。我认为中国文明史起点应从夏代开始，中华文明只有大约4000年的历史。我们来看一下五帝时期虽有城市的发现，但无文字，青铜器也极少，而且从文献记载来看还是城邦、部落、部落联盟时期，王位世袭制的国家还未形成，因此我们还不能把五帝时期看做中华文明的起点。而我们看一下夏代，有规模较大的二里头遗址，从文献资料上来看已经是王位世袭制的国家，有青铜器，但是没有发现文字，因此我认为夏代是中华文明史的开端。而且近年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我们对夏代的认识也更深入，如发现西周时期遂公盨有关大禹治水的记载，战国时期的清华简《尹至》、《伊诰》等有关夏末商初的历史的记载，我们对二里头遗址等夏代的考古发现也更深入了，因此当代中国绝大多数史学家认为中华文明史的起点是夏代，如齐世荣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史》。

三、夏商周纪年问题

夏商周时期是中国文明史的初期阶段，中国也和世界其他古老文明一样对于对于文明形成初期的历史、纪年很模糊，语焉不详，而且中国夏商周比历史更为久远的古代埃及、古代两河流域的文明的历史纪年还要残缺。中国夏商西周时期没有一个准确的年表，中国确切的历史纪年是从司马迁的《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开始，即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开始，中国虽然号称有5000年的文明史但是确切的纪年只有2800多年。我们知道中国文明的一大特点就是从未中断、连绵不绝，应该来说历史记载、纪年应更详细、更清楚。例如古代印度文明出现中断，哈拉巴文明在传世文献上没有任何记载，再如古埃及被波斯帝国、马其顿帝国、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等相继吞并后其早期的文明不被重视，甚至有的还被视为异端邪说。那么是不是中国古代对历史不够重视呢？实则不然，中国古代史学非常发达，史书可谓浩如烟海，清朝时期就有二十四史之说。中国夏商周时期也非常重视史学，建立了很完备的史官制度，史官们每天都要记录朝廷中的各种大事件，甚至君主的一言一行都要记载，正所谓“君行必书”以致“君无戏言”，周成王“桐叶封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而且中国史官有秉笔直书、不畏强权的特点，如据《左传》记载春秋时期晋国的权臣、奸臣——赵盾、赵穿兄弟弑君，史官董狐不畏权势、秉笔直书“赵盾弑其君”并“以示于朝”。再如据《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太史书曰‘崔抒弑其君’，崔抒杀之，其弟嗣书，崔抒又杀之，其弟又书，崔抒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持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即使是先秦时期的史书也很多，传世的有《尚书》、《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失传的有《三坟》、《五典》、《八索》等，东周时期鲁有《春秋》、郑有《郑志》、晋有《乘》…… 墨子曾说“吾见百国《春秋》”。那么有人要问：“中国史学尤其是先秦史学这么发达，那么夏商西周为什么没有准确的历史纪年呢？原因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焚书坑儒”，并发布“挟书律”，禁止并焚烧民间收藏除秦国以外的史书，因此导致很多先秦书籍失传了，先秦的历史年表绝大多数也亡佚了。秦始皇焚书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最大浩劫，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最大悲哀！以至于百余之后的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年表》中无不痛惜的说：“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讽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于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

四、《史记》的遗憾与贡献

其实司马迁写《史记》时关于夏商周时期的年表并没有完全失传。在《史记·三代世表序》中司马迁就写到“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始终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乘异。 夫子弗轮次其年月，且不虚哉！于是以《五帝系碟》、《尚书》集世纪黄帝以来讫共和为《世表》。”3，也就是说司马迁之时曾有记载自黄帝以来各王在位年数的《谍记》等，只是各家所言不同，司马迁不能判断，本着详今略古的书法将这类包含着许多正确年代信息的《谍记》予以摈弃了，而对三代仅作一个《三代世表》列一个简单的王位世系。这种做法是极其草率和错误的。

其一，司马迁依据《谍记》等所作的《三代世表》经考证是非常正确的，其夏代诸王的名称、顺序虽然没有太多的考古资料的证明，但是也得到了其他传世先秦古籍的证明。其商代先公先王也得到甲骨文和先秦古籍的印证，其西周诸公、诸王的名称、顺序也得到了西周青铜器和传世先秦文献的印证，如2003年陕西宝鸡杨家村出土的逨盘铭文就明确记载了西周文王至宣王十二位周天子的名称和主要功绩，这和司马迁《三代世表》的记载是一模一样的。

其二、司马迁还是根据《谍记》等文献将他认为较为正确的少数天子在位年数予以记载，如商王外丙三年，中壬四年，武丁五十九年，周文王盖五十年，周穆王五十五年，“成康之际刑错四十余年不用6”等，这其中外丙、中壬的在位年数目前还难以考证，武丁、穆王、“成康之际刑错四十余年不用”已为夏商周断代工程所采纳，周文王盖五十年也得到了清华简的证实。这不正是《谍记》等文献的功劳吗？

其三、司马迁根据《谍记》等文献所记共和以后的年代错误极少这是海内外历史学家的共识，而且夏商周断代工程也只是断代司马迁所没有记载的共和元年以前的纪年。

其四、正确的修史态度应该是《史记》所记载的“信者传信，疑者传疑，故两言之”，特别是在夏商西周三代史料缺乏的情况下尤其应该如此。“疑者存之”有利于后人研究、考证，毕竟一个人的知识、能力是有限的。

诚然《谍记》等固然与司马迁所言：“古文咸不同，乖异”，有很多错误之处，但是这类《谍记》必然包含了许多正确的年代信息。只可惜由于司马迁不能判断这类《谍记》准确性，就将这些包含许多正确年代信息的《谍记》予以轻弃而不载，而这类《谍记》自汉代以后都亡佚了。给后人研究夏商周诸王年数留下了极大麻烦，自汉代以后刘歆、谯周、皇甫谧等不少学者试图解决困扰中国两千多年的夏商周纪年问题，结果都失败了。中国有确切的纪年也就是只能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开始了,即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开始了，中国号称5000年文明史实则确切纪年只有2800多年，这实为中华文明史的悲哀，也是外国史学家轻视甚至否定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让我们羡慕的是古代埃及、古代两河流域的文明由于文献记载比较详细、再加上考古学的发展现在其准确的纪年已经到了近公元前3000年。如古埃及第三王朝时期年表如下：

左赛尔：埃及阶梯式金字塔的开创者，约公元前2668年—公元前2649年或前2691年—前2625年在位。

塞赫姆赫特：公元前2649年—公元前2643年在位

萨那赫特：公元前2686年—公元前2667年在位

哈巴：约公元前2643年——约公元前2637年在位

胡尼：约公元前2637年——约公元前2613年在位

当然《史记》对于夏商周纪年也有很大的贡献，如上所言其一《史记》毕竟为我们保留了一个比较准确夏商周三代世表。其二司马迁也为我们提供了极少数夏商周天子的在位年数。其三司马迁的《史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公元前221年）完整而较准确的年表，不仅有共和以后的各位周天子在位年数，还有这一时期各主要诸侯国国君的年表。一直到当代这个年表是中国“文献古籍”中最完整、最准确的年表，司马迁所记载的年表一经问世就沿用到现在，沿用了2100多年。司马迁关于这一时期周天子的纪年几乎没有争议，仅个别诸侯国君的纪年有少许的错误。现今中国的各种历史教科书提供的共和元年至秦始皇统一中国前的纪年都是以司马迁的这个年表为基础略加修改而成。其中司马迁对于公元前841年——公元前722年和公元前468年——公元前221年的纪年贡献尤为巨大，在中国“历史古籍”中唯有《史记》能够提供关于这一时期的完整而准确的年表。《史记》关于公元前722年——公元前468年的纪年可与《春秋》、《左传》相互印证。如果没有《史记》我们现在一定还在为共和以后的纪年问题而争论不休，夏商周断代工程试图跨越司马迁的共和元年，但是其所列纪年争议极大。

五、《竹书纪年》

公元279年事情出现了重大转机，这一年汲郡有盗墓贼盗战国时期魏王墓，发现了大批竹简，被西晋政府所知并运至洛阳，晋武帝任命当时一批一流的学者整理、释读这批竹简。经整理这批竹简大约有10万多字，可分为16种书，共计75篇，后人统称这批书为《汲冢书》。由于西晋八王之乱及其后“五胡乱华”等战乱这批极其珍贵的《汲冢书》绝大多数失传了，到现在保留较为完整的只有《穆天子传》及其附记的《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

在《汲冢书》中最为重要的是《竹书纪年》，这本书自出土以来就引起了学者们高度的重视，不断有学者引用和评论，如唐代大史学家刘知己在《史通》就引用过这本书。只可惜这本书在唐末五代失传了，明代《竹书纪年》又重新出现，有学者更考证这个版本的《竹书纪年》在南宋就出现了，这个版本的《竹书纪年》在现今被称为宋明今本。清朝乾隆、嘉庆年间考据、训诂学盛行，学者们考证出明代出版的《竹书纪年》系“伪作”，其实宋明今本《竹书纪年》虽系“伪作”，但是也有一定的史学、文献学价值。清朝、民国时期朱佑曾、王国维、范祥雍等学者通过科学、严谨的收集各种文献资料中关于《竹书纪年》的佚文，加以考证辑佚编成几个版本的《竹书纪年》，被称为古本《竹书纪年》。1981年方诗铭、王修玲等人集各家古本之长，编辑成《古本竹书纪年辑证》，是现今最完备最准确的《竹书纪年》版本。《竹书纪年》这本书真可谓命运多舛，因此每一本流传上千年的书都是弥足珍贵，我们今人都要好好的继承和发扬。

《竹书纪年》记载了从尧舜到战国晚期魏襄王近2000年的历史，是一部编年体史书。《竹书纪年》是到目前唯止唯一一个未经秦火的夏商周通史，如果《竹书纪年》能较为完整的流传到现在，那么我们就能更清楚的了解夏商周时期的历史纪年问题了。只可惜它失传了。现在的《竹书纪年》只是一个辑佚本，非常残缺。即便如此《竹书纪年》仍然有较大的历史、纪年价值，如据《竹书纪年》记载“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这是在郑地早晨出现了日食现象，以至于人们认为天亮了两次，根据天文学家的分析得出周懿王元年为公元前899年。现代大史学家杨宽编订的《战国年表》很多是参考《竹书纪年》，夏商周断代工程也参考了《竹书纪年》。

六、二重证据法、多学科联合攻关与夏商周断代工程

那么我们怎样寻找失落的夏商周年表呢？对于传世文献以乾嘉学派为代表的学者们早已经研究很深刻了，已不可能在其中找到失落的年表。国学大师王国维为我们找到了答案，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一文他就敏锐的指出“自古新学问起，大多由于新发现……吾辈生于今日，幸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此二重证据法，惟今日始得之”。说简单点就是传世的文献资料和考古学相结合，从而形成两重证据。寻找失落的年表除了二重证据法以外,还应该是是历史学、文献学、考古学、测年学、分子人类学、天文学、古文字学、语言学、历史地理学等多学科联合研究，运用高科技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结合起来。在当代碳14测年和天文学在历史纪年上的广泛应用极大的提高了历史纪年的准确性。我国夏商周断代工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如考古学者通过对以周原为代表的商末周初遗址、墓葬的发掘研究，运用碳14测年得出西周建立的大致年代为公元前1050年～公元前1020年。再如《竹书纪年》等文献的记载“周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天文学家据此测算出懿王元年为公元前899年。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1996年——2000年实施的一项文化工程，是“九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是一个多学科交叉联合攻关工程。夏商周断代工程推出了一个夏商周年表，这个年表将中国的纪年推进到商代晚期，推动了中国历史学、考古学的跨越式发展，其对夏商周纪年问题的研究也大有帮助，使我们对夏商周纪年问题的认识深刻了很多。但是夏商周断代工程没有也不可能完全解决中国夏商周纪年问题，其夏代和商代前期诸王年代一个也没有断代，商代后期（盘庚迁殷以后）有近一半的商王年代无法断代，已经断代的商周诸王年代也争议极大，如武王伐纣到底是公元前1046年还是公元前1044年或其它仍有争议，再如夏商周断代工程认为周成王在位22年、周康王在位25年、周昭王在位19年，而据近年来发现的尧公簋铭文记载“（尧）公作妻姚簋，遘王命唐伯侯于晋，唯王廿（二十）又八祀”。这个王应该是周成王（或周康王、周昭王，成王的可能性最大），显然夏商周断代工程关于周成王等诸王年代推定是错误的。夏商周断代工程阶段性研究成果早在2000年就已经公布，但是由于争议极大至今还没有通过国家的验收。

七、考古学与夏商周纪年问题

无论是二重证据法还是多学科联合研究都需要考古学的支撑，在考古学里面无文字的实物考古虽然对纪年有一定的帮助，我们也可以据此判断一个大致的年代，但是毕竟年代信息很模糊。因此找到文字对于考古学来说是至关重要。

先秦时期中国文字的载体主要有龟甲、兽骨、青铜器、竹简、木简、丝质帛等，写在这些上面的文字分别被称为甲骨文、金文、简牍文，帛书。甲骨文主要发现于商代晚期的殷墟，在商末周初的陕西也有少量的发现。而且甲骨文是商代用于祭祀的文字，文字的字数不长，一般几个字到几十个字，其中包含的年代信息很有限。随着殷墟100多年的考古发现，甲骨文现在已经鲜有发现。金文流行于商代晚期至战国时期，金文字数从几个字到几百字不等，如商代著名的后母戊鼎只有四字，即“后母戊鼎”，再如西周时期的毛公鼎在金文里面字数最长,字数长达499字。每一次出土带有铭文的青铜器都是弥足珍贵，可谓一字千金。但是金文主要是个人和家族为纪念某个大事件而作，是祭祀之文，多颂扬之言，华而不实。大多数青铜器铭文只有几个字到几十个字，有一百字以上铭文的青铜器极少，而且金文也不是书籍，历史年代信息也有限。帛书价格较昂贵，不太普及，而且帛书容易腐烂难以保持，先秦时期的帛书现在很少发现。不过在西汉长沙马王堆汉墓中由于特殊的墓葬发现了帛书，大约有十二万字，发现了《老子》、《战国纵横家》等44篇文章，这批帛书有的很残缺，有的可以通读，其中《战国纵横家》可证《史记》的部分错误。

竹木简牍文估计在商代晚期(盘庚迁殷以后）就开始使用，主要流行于商代晚期到两汉三国时期，这一时期最主要的文字载体不是甲骨也不是青铜器、帛而是竹木简牍。简牍文的保存非常不易，有一种说法是“干千年，湿万年”，在干燥的环境下竹木简可以保存上千年，在地下水非常丰富的湿润地区竹木简据说是可以保存“近万年”。因此近现代在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新疆发现的都是汉代及其以后的干简，在华北、南方目前发现的都是湿简。出土简牍文可以大致分为书籍类和文书类（包括一些随葬的遣册）两种，例如2002年湖南龙山县里耶镇出土了36000多枚秦简，主要内容为官府档案、政府法令、公文、物质登记等，是属于典型的文书类简牍，它对秦代的历史文化研究也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应该来说书籍类的简牍所含的历史文化的信息量比文书类的简牍要大得多。目前发现的简牍也较多，主要是两汉时期的简牍，秦代和战国的简牍也有少量的发现，目前还没有发现战国以前的简牍。在简牍书籍里面秦始皇焚书以前的简牍书籍意义尤为重大，秦始皇焚书以前的简牍书籍很多都是司马迁、刘向所未见的材料，是失传两千两百多年的佚书。在战国简牍里面楚地由于气候湿润地下水位比较高，因此能较好的保存到现在，我们目前发现的大多是战国楚简。

目前秦始皇焚书以前的简牍书籍的出土主要有三次，经考证都是战国楚简。一次是1993年在湖北荆门市郭店出土了大约700多枚有字的战国楚简，总共约13000多字。发现有《老子》、《缁衣》等传世先秦文献，更多的则是一些先秦佚篇，我们把这批竹简成为郭店简。1994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市场抢购回两批战国竹简，共计1700多枚，这批竹简共35000余字，有近80种书，有《孔子论诗》、《周易》等，其中大多数是失传已久的佚书，我们称这批竹简为上博简。郭店简和上博简是未经秦火的战国竹简，很多是汉代大儒孔安国、董仲舒所未见的篇目，其篇目、文字之多世所罕见，引起了中国及世界一些著名学者的极大震动，极大的改变了我们对先秦文化的认识，解决了人们争论了一两千年的很多历史文化的问题，是一笔不可估量的财富。但是郭店简和上博简的内容主要以儒道为主，对历史纪年作用不大。

2008年清华大学接收了一批海外竹简，经考证是战国中晚期的楚简，竹简共2300多枚，我们称之为清华简。目前清华简还在研究中，清华简的研究估计要历时10余年出10余册报告成果，目前已出四册报告成果。据目前的研究成果看清华简属于书籍类竹简，以历史书籍为主，有《尚书》、《逸周书》类的书籍，有的是传世本，如《金滕》，但文句与传世本多有差异，甚至篇题也不相同，更多的是前所未见的佚篇，如《尹至》。清华简里面还有一本历史书籍，暂定名为《系年》，其记载上起西周初期下至战国早期，主要记载春秋至战国早期的历史。清华简极大的改变了我们先秦历史文化的认识，如清华简可彻底证明流传至今的《古文尚书》是伪作，也可证明《逸周书》是类似《尚书》的先秦重要典籍，解决了人们争论了2000多年的问题。清华简对先秦纪年也有很大的帮助，如周文王的在位年数清华简已经明确记载为50年。其中《清华简·系年》对西周晚期到战国初年的纪年有很大的帮助，如《系年》记载西周共和年数为14年这和《史记》记载是一样的，《系年》对春秋时期的纪年可以和《左传》可相互印证，《系年》对战国初年的历史纪年有很大的帮助，我们知道《史记》对战国初年的历史记载很少，而且有些错误，我们可利用系年纠正《史记》的错误、疏漏。清华简目前还在研究之中，还会有些惊人的发现，但是从目前来看光靠清华简我们还远不能解决夏商周纪年问题。

我们要想较清楚的了解夏商周纪年问题，必须依赖考古学的新发现，尤其是像清华简一类的战国楚简的发现，并以此为基础在王国维“二重证据法”指导之下进行多学科联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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