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王尺牍与十七帖区别（栾书缶与越王剑聚首）

约1930年，时在北京的容庚。

容庚著作手迹之一。

栾书缶。

毛公鼎全形拓（初拓）。

容庚著作《金文编》。越王剑。

容庚(1894-1983)，字希白，号颂斋，广东东莞人，集古文字学家、收藏家、金石学者和书画家于一身。毕生致力于访古考古，研究古文字，收藏古器物，并和中国新兴的现代学术研究机构融为一体。其中《金文编》《商周彝器通考》等至今仍是从事古文字研究以及吉金收藏人的经典必读书目；其著《颂斋书画小记》《林良评传》《飞白考》《淳化秘阁法帖考》《兰亭集刻帖考》等，皆为业界称道。

容庚得益于学术、艺术修养的滋养，在收藏界独具盛名。1956年，他就分两次给广州博物馆捐出自己珍藏的青铜器95件，其中一级文物9件，二级文物37件，三级文物2件，一般文物47件。据统计，容庚及家属先后向国家多个机构捐出青铜器近200件，历代书画1200余件，古籍善本1万余套册，甲骨、金石拓片、丛帖、名人信札近千件，以及大量的著作手稿、刻本及抄本，其数量之多、质量之精，世所罕见，为国家文化集藏与积淀做出了巨大贡献。

2021年是中国考古学诞生100周年，为了纪念对中国古文字研究做出重大贡献的容庚先生，7月16日-10月24日，深圳博物馆推出大型展览“与古为徒：容庚的学术与时代”。

在近代中国学术转型期为传统学问开辟新路

晚清民国时期的中国学术，一面承袭了清代乾嘉学术的余荫，一面因西潮涌入形成百家争鸣、百舸争流的壮观景象，成为中国史上又一个学术旺盛期。在这段历史激流中，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知识观念都面临着更新与挑战。传统金石学也面临这样的局面。被赋予“证经补史”之任的金石学，在经学逐渐消亡最终退出教育体制后，又该何去何从，成为当时众多优秀学者的探索方向，容庚先生即是其中之一。

策展人、深圳博物馆副研究馆员李飞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表示，本次展览选择了容庚先生的学术历程、尤其是他的学术中金石学的部分作为切入点，在展示容庚的治学特点和学术成就的同时，也让世人了解以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金石学在中国现代学术建立之际呈现了一种什么的样态，及其如何生存与发展。

据李飞介绍，容庚从金石篆刻入门，以青铜器、古文字为研究中心，依托他服务的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古物陈列所、故宫博物院等机构，改变了传统金石收藏中对藏品秘不示众或只在小圈子内流通的做法，而采用学术期刊、学会、出版社、编辑部等现代学术机构，不断进行金石学学术资源方面的整合，再将其公布于众，从而不断扩大金石学的影响，推动金石学向前发展。他不仅是一位淹博的学者，更是一位近代中国学术转型期、为传统学问开辟新路的探索者。

展览包括了四个单元，第一单元“家世传承”，介绍了容庚家世及他在广东的经历，包括邓尔雅等对他金石学志向方面的影响。第二单元“燕都访古”，以容庚收藏的青铜器为线索，介绍了容庚在北京的经历，包括就读北大国学门、受聘燕京大学、古物陈列所、故宫博物院等。在清代中期以来朝野上下兴盛的金石风气中，容庚得以快速融入北平学术圈的核心，以金石、古文字、古器物研究为媒介，依托现代新式研究机构，如大学、学报、博物馆等建制，推动金石学向前发展。第三单元“学术交游”，通过历史照片和信札、书法等资料，介绍了容庚的学术交往，和他往来的学者群体，如罗振玉、王国维、李济、陈寅恪、傅斯年、陈垣、郭沫若等，基本代表了当时中国人文学科领域的最高水平，和容庚有过交往的外国学者，如英国叶慈、日本滨田耕作、梅原末治等，也是当时海外汉学研究的重量级人物。第四单元“撰述成就”，通过容庚撰述手稿、编纂的图录等，展示了容庚的学术成就和治学特点以及当时的学术风气。

容庚收藏的青铜器首次系统地向公众开放

本次展览展品来自深圳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广东省博物馆、广州博物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广州艺术博物院、东莞莞城美术馆等单位共207件文物，其中一级文物8件，如栾书缶、越王剑、仲叀父簋等，二级文物14件，如齐史疑觯、子系爵等。此外还有清代陈介祺藏青铜钟全形拓、黄士陵篆书《桃花源记》、吴大瀓篆书《陋室铭》《爱莲说》等，不仅具有重要学术研究价值，也有很强的观赏性和金石趣味。

据李飞介绍，本次展览最大的亮点是容庚先生私人收藏的青铜器首次系统地、完整地向公众开放。除了书法作品之外，深圳博物馆专门从上海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广州艺术博物院等地借展一些青铜器原器，使得观众一方面能够看到青铜器的原器，了解到真实的铭文是怎么样的，同时又能够通过名家书法创作、全形拓本等资料进行对比，从而加深对金石学的了解。

容庚先生助手、著名古文字学家曾宪通教授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表示，“容庚先生从1928年收藏昜兒鼎起到1949年在岭南获‘十年陈侯午敦’止，中间经历20多年。在这期间，他不但从传世品中剔除出许多伪器，还从大批‘疑’‘伪’的器物中，挽救了不少有价值的文物资料，使他们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貌。”据他介绍，容庚到1949年前共收藏有商周彝器近200余件，曾先后编印出版了《颂斋吉金图录》《颂斋吉金续录》等书。

曾宪通教授还提到容庚先生的代表作《商周彝器通考》，该书首次突破宋清以来金石学的模式，从器物的形制、花纹和铭文的流变作综合的研究，把辨伪、断代、释文、考证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80多年来，这部著作盛名不衰，一直被国内外学界推崇，视之为中国古代青铜器及其铭文研究的奠基之作。

首次对容庚学术交游朋友圈进行了全面梳理

清代乾嘉以来，学者之间常以信札、笔记的方式交流研究成果，形成了专业性较强的学术评论模式，但缺乏公开的学会组织和学术期刊，极大限制了研究成果的扩散。容庚和学者们的交流方式，除了公开的学会活动和期刊论文外，亦采用传统的私人信札，在其中交流各类信息，表达深层次的看法。和他交往的学者群体，基本代表了当时中国人文社科领域的最高水平。如王国维、顾颉刚、李济、陈寅恪、陈垣、郭沫若、梅原末治等知名学者。

据策展人李飞透露，本次展览的另一特色就是通过容庚先生与同时代的著名学者的往来信札原件，对其学术交游的朋友圈进行了细致的、全面的梳理，并且以直观的形象展现在展览当中，从而使得大家能够走近容庚、走近容庚的朋友圈，对他治学的特点、方法有直观的认识。

《容庚传》作者之一、《容庚北京日记》整理者夏和顺可谓容庚先生的“铁杆粉丝”，他在观展后对南都记者表示，容庚先生的著作手稿和友朋手札兼具史料价值、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据我所见，手稿中有《颂斋翻书记》《颂斋读书记》《颂斋鬻书约》《颂斋购书记》《毛公鼎考释》等，《读书记》等曾经刊行，《购书记》等则未刊。《购书记》书于一黑色硬面笔记本，首页记有《苏米斋兰亭考》(清翁方纲著，购价一元)，内页未知。我很感兴趣，先生有一斋名为‘五千卷金石书室’，从此记可见其藏书之一斑，同时将此记与北平日记对读，一定很有趣。”夏和顺说，“我与易新农老师写完《容庚传》后，就开始搜集容庚先生与友朋的来往书信。其中来信容老生前保存较完整，现藏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其影印本目前经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副馆长倪俊明、副研究员林锐等学者编辑整理，取名《容庚友朋尺牍》，即将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我也荣幸忝列整理者之列。往信则见于各地公私收藏及出版文献资料，搜罗较为困难，故排印本《容庚来往书信集》尚无出版计划。”

南都记者在展览现场见到，在第二单元“燕都访古”的展厅中央放着一尊老年容庚的半身铜像。容老紧抿着嘴唇，神情威严，仿佛正在陷入沉思之中。据介绍，这件铜像是由容庚外曾孙女、广州美术学院雕塑系学生罗宇滢创作并捐赠的。罗宇滢虽与外曾祖父从未见面，其作品却能准确生动地展现晚年容庚的形象特征与个人气质。“首先，容庚先生在我心目中很特别，我很想表达出他老人家作为文化人的风骨和刚毅的一面。再者，我作为容家的后人，觉得更有责任去传播他的精神。容庚不仅仅是容氏家族的容庚，更是社会的容庚。”

访谈

广州市文物博物馆学会原会长程存洁：

栾书缶和越王剑都是有故事的青铜器

广州市文物博物馆学会原会长、文博二级研究馆员程存洁是《容庚先生商周青铜器藏品的流传及学术价值》一文的作者。他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表示，在我国近代以来古铜器的私人收藏中，容庚先生的古铜器收藏是少有的有系统地完整保存的个人收藏品。与之相近时期的多数重要个人收藏，在清末到民国时期的社会动荡中基本都已打散，其中大部分藏品已流出国门，成为欧美国家有关中国青铜器艺术收藏的主体，或者重新组合，难觅旧貌了。

容庚收藏的青铜器大多是其在北平教书时期利用空闲时间逛琉璃厂购买或在朋友圈以物易物交换而来。他利用学识对过手的青铜器进行把关，觉得合适的才入藏，还会把已研究透或无甚收藏价值的藏品抛售，凭借眼力和经营头脑，以藏养藏。据不完全统计，先生过手的青铜器近200件，成为同时代藏家收藏青铜器的“坐标”。程存洁特别强调说，容庚最后留下来的青铜器肯定是最重要的、最具有代表性的。因为先生的收藏有他自己的标准，他不像一般藏家会关注器物漂不漂亮、卖不卖得起高价，他更看重学术价值，如果觉得有价值，品相不好的也会收。

另据程存洁介绍，栾书缶是容庚先生花钱最多、最用心，同时也最为重要的收藏。栾书缶是春秋时晋国大夫栾书祭祀祖先时盛酒的用器，自颈、肩及于上腹有错金铭文五行四十字，盖内铸铭两行十字，由左而右，字皆嵌金。错金铭文多见于兵器，铭文往往数个字，像栾书缶这样长篇错金铭文，十分罕见，栾书缶同时也是传世最早的错金铭文铜器。《容庚北平日记》记载：“访倪玉书，购得金字缶，价万五千元，在余可谓豪举，然此缶错金，字四十，古今所未有，一旦得之，亦足傲一切矣。”几天后，先生临摹此器铭文，寄日本著名铜器专家梅原末治。

而容庚对越王剑的“失而复得”亦不失为一段佳话。1931年秋，先生在琉璃厂古玩店式古斋中购得一柄古剑，有鸟书错金铭文在剑格上，两面共有八字，其中左右各作“王戊”二字。但当时他对“王戊”二字并不十分理解，以为是秦始皇时代之物，对此剑并未真正重视。一年后此剑被另一古文字学家于省吾易去。后来容庚在日本一学者所著书中发现“戊王矛”，才明白原来古剑上“王戊”应读为“戊王”，竟然是春秋时代的越王剑，先生因此后悔不已。1937年春，容庚先生又购得师旂鼎，于省吾见之亦甚感兴趣，希望容庚能够割爱转让。此时，容庚想起那柄越王剑，就说：“必归余剑，鼎乃出。”于省吾对越王剑已爱不释手，并视为镇斋之物。如果归还，自己的“双剑簃”斋名将徒有虚名。但师旂鼎又实在诱人，再三权衡之后，于省吾还是同意交换，越王剑复归容庚。

程存洁还透露，根据容庚向广博捐献青铜器的清册，可知1956年的4月25日和6月30日，分两次捐了古铜器藏品共计95件。当中包含元代、宋代器物各1件，汉代器物5件，未详年代器物1件，商周器物87件，当中仅一级品就达9件之多，包括栾书缶和越王剑在内，其价值之高，世所罕见。

链接

吉金墨韵：看容庚旧藏铜器全形拓精品

在8月5日开幕的“容庚与东莞”系列大型专题展览中，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和东莞可园博物馆经过近一年的精心策划和筹备的“吉金墨韵——容庚先生旧藏铜器全形拓片展”因学术含量较高而显得格外亮眼。

据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副馆长倪俊明介绍，容庚为深入研究古文字和青铜器，特别重视金石拓片的研究与收藏。1998年，容庚亲属将近千张(册)金石拓片捐赠给省立中山图书馆，其中以各色形象逼真的全形拓最具特色，具有独特的观赏价值和研究价值。

全形拓是以墨拓和绘画相结合的手法，在纸面上表现器物立体形状的一种特殊传拓技法。它产生于金石学兴起的清代嘉道年间。容庚旧藏全形拓片，多拓制于晚清至民国，以商周至汉代的青铜器为主要传拓对象，其中既有自藏器物的拓片，也有通过购买、交换和受赠等方式获得的藏品，拓工精良、品类丰富，其中不乏陈介祺、周希丁、王秀仁等名家佳作。

这次展览，策展方从容庚先生珍藏的近千幅金石拓片中精选其中60余件全形拓作品，分类释读拓片器物、题跋、印鉴背后的历史信息。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副研究员林锐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容庚一直注重青铜器及其拓片的收藏和研究。他在名著《商周彝器通考》一书中，辟有《拓墨》一章，专门论述传拓的历史、技法、工具、材料等，足见其对铜器拓片的重视。作为一代学术大家的藏品，自然少不了容先生本人及其众多学界友朋的题跋，而这些题跋往往比拓片本身更精彩。

在“珠联璧合”单元，主要是展示民国期间王雪涛、罗复堪、汪吉麟等名家在全形拓上补绘的画作。据林锐介绍，全形拓出现之后，受传统绘画中的博古、清供等题材的影响，在晚清至民国期间，流行在全形拓片上补画折枝花果等，成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品，容庚先生曾经说过，“全形拓本之长处，在能依原器之大小，使形状花纹展现于纸上，加以题识，补以花卉，即为一轴最佳之美术品。”

必看展品

“昜兒鼎”全形拓

据《容庚北平日记》，1928年4月28日，容庚先生陪友人游北京古玩厂肆，购得此鼎，这也是他本人收藏青铜器之始。此鼎为清代宫廷旧藏，曾著录在清乾隆年间编纂的清宫收藏古代铜器的大型谱录《西清古鉴》之中。

“丞不败利厚世杯”全形拓

从唐兰和商承祚二先生的题跋可知，1930年，容庚先生于北京琉璃厂购得此杯的一半，次年又以高价购得另一半，虽然器物仍有残缺，但铭文已然完整：“丞不败利厚世”。顾廷龙先生的题跋引经据典指出“厚”通“后”，而魏建功先生的题跋最具学术价值，他指出前人称该物为“羽觞”不够准确，应该称之为“杯”，铭文中的“丞”字意取双关，一通“承”，表达盛承之功用，二取长作丞意，六字铭文为吉祥语。补记又称，在一铜镜背面发现与之意思全同的铭文“长宜宫寿万年”。

“成周戈”全形拓

题跋比拓片本身更有故事。从题跋可见，当时几位金石学大家对“成周戈”的铭文持不同意见，唐兰先生认为是“成田”，容庚先生跟董作宾先生认为是“成周”，商承祚先生则说不敢确定。

“毛公鼎”全形拓(初拓)

陈介祺拓。毛公鼎为西周晚期的重器，鼎内壁铸有铭文，32行，近500字，是现存青铜器铭文中最长的一篇，堪称西周青铜器中铭文之最。其内容叙事完整，记载详实，被誉为“抵得一篇《尚书》”，是研究西周晚年政治史的重要史料。清道光末年，毛公鼎在陕西省岐山县被发现，第一位主人是陈介祺。陈氏把鼎内的铭文精拓出来，供给一班专门研究古史、金石文字的学者参考。王国维《毛公鼎跋》曰：此鼎器小而字多，故拓墨不易，余见秦中旧拓与端氏所拓此鼎皆不佳，惟陈氏拓最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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