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风玉露草长莺飞(金风玉露鹊桥仙)

金风玉露草长莺飞(金风玉露鹊桥仙)(1)

◎苏七七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写作前的经验是最可珍贵的,生活未被书写入侵,一气浑成,不被作为“素材”来观察与掂量,保存了最原初最真切的感知。萧耳写《鹊桥仙》时,已是一个成熟的写作者,写小说,也写各式各样的随笔,文化的,艺术的,历史地理的,有一种兼容并蓄又摇曳生姿的个人风格。但一直到《鹊桥仙》,她才动用了自己最珍贵的经验——故乡的,少年的,这是她的世界观与感受力的源头。而此时此刻,她有充分的阅历、思想与技巧,来梳理这个小世界的经络与纹理,少小时,她是这个小世界里一个深受宠爱的独生女儿,而追怀时,她发现自己对这个小世界的眷恋,亦如同小镇长桥的倒影,日夕相随。

《鹊桥仙》从女主人公陈易知的梦写起,“少女思春,河边一梦”,时间是20世纪的80年代。作为怀旧的对象,栖镇并不是一个农业社会的乡村,对栖镇的怀旧,不是对自然的怀旧。位于京杭大运河主干道的栖镇,工商业的肇始远在百年之前,依托于稻米和蚕桑,水路与船运,小镇自足且并不封闭。陈易知的祖辈是船工上岸,到父亲一辈,已经对栖镇有坚定的自信自豪。读者在《鹊桥仙》里,也时时能看到对“老底子”的回顾,陈易知们的“小辰光”(小时候)和余韵犹存的“老底子”重合在一起,是这些“发小”们的情感故园,有茧子的气味,有烘青豆和刺毛肉圆的味道,远足路过的破庙,回收站拾来的诗词,街头巷尾传来的一句越剧昆曲,这物质与文化的混合物,因为是在一种缓慢节奏中逐渐团合而成的。少女陈易知入睡时听的不是晚鸦的啼叫,而是轮船的汽笛声,它不是诗词中的古代江南,是从听说的“近现代”到亲历的“当代”的江南。

这个“当代”,从上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20年代,少年把臂同游的发小们,青年时代四散于各自的人生道路,去了省城,去了北京上海,去了深圳香港,去了美国新西兰,等到结婚生子经济稳定各有安身立命之处时,方明白自己是幸运的一代,不甚用心地就领受了时代的馈赠。他们重聚于栖镇河边,“荡发荡发”,随便走走,随便聊点什么。荡发,就是很去中心的一个词,自由,发散,漫无目的,就像是“内卷”的反义词。

这个词在小说里出现的次数极多,而且整个小说,也有着同样的“荡发荡发”的风格,经行之处,出来一个人物,出来一个故事,而又在岁月流逝之中,时隐时现,彼此交织映照。在这种荡发里,有一种独特的亲密感——人与环境之间有深深情感,人与人之间亦有深深情感,儿时照片中的四个人,陈易知、何易从、靳天、戴正,和他们的朋友们恋人们家人们,组成了一个如同大观园般的世界。

与现代主义之后的小说习惯于表达个体的孤独与个体间的疏离不同,《鹊桥仙》从《金瓶梅》《红楼梦》《海上花列传》这样的文学传统而来,在共同的“风俗”之中,也即一种物质与文化的语境之中,达成一种从生活习惯到身体距离的彼此亲昵。这种亲昵不完全因为爱情与情欲,比如小说中的何易从,他从小镇的中学出发,杭州读本科,北京读硕博,然后去了美国,娶妻生女,是上一代小镇做题家的范本,他与妻子小简之间是从大学同学到夫妇,一路互相扶持,也是模范夫妻,但这个人物却总在回小镇时,与陈易知,与沈美枝,有着牵丝扳藤的纠葛。或者说,在这个小说,何易从与陈易知,与沈美枝,都有一种没有边界的亲昵,这种亲昵是前现代的,就像贾宝玉与姐姐妹妹们都亲昵一样。栖镇,如同大观园,如同有一个结界,在此之内既存留着纯真的少年情怀,又容许着更模糊的身体与道德边界。

在这样的写法中,往往容易在作者的认可与读者的认可中产生缝隙,如宝二爷的何易从,如琏二爷的靳天,在小说文本所设置的语境内是自洽的,是被认可的,但读者能认可吗?在我的阅读体会里,作为男一女一的陈易知何易从,是不怎么有主角光环的,陈易知,成年后的部分流于平庸,按作者萧耳的说法,“知识分子人格束缚了她”; 何易从,从小时候的孤僻性子到中年后的宝玉人设,缺乏一个让读者认同他的铺垫。他们之间没有宝玉与黛玉式的“心心相印”,易知的倾慕里,更多的是自我投射,易从的领受里,更多的是对红颜知己的相酬,他们之间的情感偏向于精神,但却缺乏足够的精神高度。但对于作者来说,这个精神高度某种意义是被有意克制的,她把栖镇少年们的成年生活写得更为现实主义。小说以青梅竹马的少年时光为底色,好感与试探里都尽是草长莺飞的青春气息,而长大成人后的情欲纷纷,不是在婚姻生活走向枯索,就是在过于轻易中走向放纵。共通的精神世界并不是易知易从的起点与核心,也没有精神生活作为他们的救赎,这不是这个小说试图给出的方向,《鹊桥仙》在青春一梦之后,更朝着世情小说的方向走,不设立生活之上的超越性想象,而是将生活本身视为全部,表象即是意义,弱化情节的因果关系,而在时间的荡发中呈现诸种可能。

小说中最动人最饱满的故事,是靳天与许湘柳的爱情故事,码头与丝厂,桑林与乌篷船,他们热切的呼吸声里伴着运河的水声,刚刚从少年进入青年的身体,最纯粹的付出与期待,萧耳写的是江南小镇的爱情,但这样明媚的爱情是超越地域与时间的,像是从《诗经》里流传而来的。靳天这个人物似乎比何易从更有读者缘(路内的序里也说喜欢靳天这个人物),他这样最初最好的爱情,却被辜负了,于是读者总有对他的怜惜。同样,沈美枝也是个被辜负的人物,屡次遇人不淑,却总还是保持着温柔的天性。小说中有各样情事,或热烈,或婉曲,或世故,或低俗,但良人与美人的被辜负,永远是世情里最引人叹惋的篇章。

《鹊桥仙》中许多小故事,前一个故事结束时,衍生着对照着又有了一个新的故事,可以看得出来作者在布局时的用意和点染时的灵机。从世情小说的角度上看,《鹊桥仙》把自己约束在情事的范畴里,它可以有一个更宏阔的社会背景,但时间线上没有任何重要的社会事件,能带来更多社会暗面的人物,都只是点到即止,包括陈易知丈夫厅官陆韶的下马。但小说给这个婚姻设计了个有趣的起点:他们因为都不吃猪大肠而互生好感,但最后,却是“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

在荡发荡发之间,栖镇迅速地萧条了,只有散仙戴正,留在这里开了个茶书馆,守着这一段时光。小说的最后部分,弦鼓声声匆促,各人再次风流云散,中年时光的再聚与惬意,像是《红楼梦》里海棠结社,热闹有时,消歇有时,转眼是“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花魂”。这后四十回,在《鹊桥仙》里很短,只是个匆匆交代,作者不忍对她的人物下狠手。

《鹊桥仙》的独特的亲密感,会延伸到作者与读者之间,大弦嘈嘈如急语,小弦切切如私语。如果你坐在栖镇桥头听着水声看这本书,就像是听着“流言”。某种意义上,作者放弃了偏向知识分子的立场,不从批判中去寻找真相,而选择了一种更前现代的叙事方法,从故事中寻找真实,是一种价值观的体现。

最重要的是这个地方、这些人,它们需要在叙事中得以超越时间存在,而叙事的动心是情感,叙事的核心也是情感。对现实的把握来自于阅历,而诗意的流转来自于真情,这是《红楼梦》的余晖所光耀之处:将情感的意义放在最高处,将它作为时间的、地理的、人事的,一切存在的关联,而这样的观念与文学方法,此时此际,金风玉露,犹在《鹊桥仙》中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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