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写资治通鉴出发点（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

念过小学的人都知道，司马光砸过缸。

念过中学的人都知道，司马光主持编写了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涵盖从战国到五代长达1300年的历史，总共300多万字。据说编纂完成时，草稿堆了整整两间屋子。

900多年过去了，我们能够见到的手稿只剩下国家图书馆收藏的这一件，总共不到500字：

（司马光《资治通鉴》手稿，北宋，国家图书馆藏）

《资治通鉴》属于编年史，以年份为顺序记录历史。

这份手稿记录了东晋永昌元年、即公元322年的重要事件，收录在《资治通鉴》第九十二卷里。

（《资治通鉴》中华再造善本，影印自南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公使库刻本，国家图书馆藏）

第九十二卷其实包含两年的内容：公元322年和323年。只可惜323年的手稿没有保存下来。

万幸的是，322年、即永昌元年的内容是完整的，从正月一直写到十二月：

（《资治通鉴》不仅以年份为序，在同一年叙述中也尽量以月份为序）

（手稿本身不分段，司马光偶尔在需要分段的地方画个小圈圈，相当于现在的段落分隔符）

永昌元年不是个好年份。

“永昌”是东晋元帝司马睿的年号，仅仅使用了一年。司马睿因为得了孙子，心情大好，在年初大赦天下，改年号为永昌。可是到了年底，他就驾崩了，享年四十七岁。

怎么死的？

郁闷死的——司马光用词比较典雅，称为“忧愤成疾”。

（手稿中的“帝”指司马睿，可见东晋被《资治通鉴》视为正统）

永昌元年最重大的事件，要数王敦作乱。

司马睿是东晋开国皇帝，能够登上皇位，全靠世家大族撑腰，尤其依赖大名鼎鼎的王导。可惜王导的堂哥王敦不是省油的灯，称霸一方后起了邪念，以清理朝中奸臣的名义，正月从武昌起兵，三月便拿下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软禁了司马睿。

王敦如此操作，王导就很尴尬了，因为他一直在朝廷上班啊！

王导赶紧找皇上请罪，幸好得到皇上的谅解。王导甚至被任命为前锋大都督，是名义上的总指挥。王敦拿下帝都后，也没有为难自家兄弟，所以王导两头自保，均获成功，接着做大官。他还劝说王敦不要废掉司马睿，算是维护了国本，不愧是八面玲珑的政治家。

（“王敦”）

（“王导”）

这么一场叛乱，过程相当曲折，几百字说得清楚吗？绝对说不清。

所以，我们今天读到的《资治通鉴》成书，用了5000多字讲述永昌元年的事情，但手稿只有不到500字，异常简略。

一是成书有些内容直接被手稿忽略了。

二是成书大部分内容虽然出现在手稿里，但措辞极其简洁，简洁得超乎想象。

比如，王导找皇上请罪那一段，《资治通鉴》用了34个字：

司空导帅其从弟中领军邃、左卫将军廙、侍中侃、彬及诸宗族二十余人，每旦诣台待罪。（司空王导率领堂弟中领军王邃、左卫将军王廙、侍中王侃、王彬以及各宗族子弟二十多人，每天清晨到朝廷请罪）

落到手稿上，只剩三个字：帅诸宗。

有趣的是，“帅诸宗”后面还写了“云云”。“云云”在这里相当于现代汉语里的“等等”，或者省略号：

司马光似乎很喜欢“云云”这个省略工具。

放眼望去，手稿里有太多“云云”，所以大多数句子的意思不太完整，读者看得稀里糊涂，如坠云里雾里，“云深不知处”：

这样的手稿大概只有司马光本人看得懂吧。

有趣的是，虽然“云云”约等于省略号，但有些时候，司马光的省略习惯与现代人不同，很有特点。

比如，《资治通鉴》说，王敦起兵的名义是要清理朝中奸臣，尤其是司马睿的两个亲信，刁协和刘隗。这两人偏偏不争气，在帝都保卫战中被王敦打得大败，逃回宫里见皇上，皇上哭哭啼啼说，“你俩赶紧走吧”：

刁协、刘隗既败，俱入宫，见帝于太极东除。帝执协、隗手，流涕呜咽，劝令避祸。（刁协、刘隗战败后，都进了宫，在太极殿东台阶拜见司马睿。司马睿拉着两人的手，痛哭流涕，劝二人出逃避难）

落到手稿上只剩五个字“见帝，帝执祸”，外加“云云”：

其中“帝执协、隗手，流涕呜咽，劝令避祸”一句，按照现在的习惯，省略成“帝执……”就够了。

但司马光写成“帝执云云祸”，相当于“帝执……祸”，特意写出最后一个字“祸”。

司马光为何特意写明最后一字？

可能因为《资治通鉴》摘录了大量前代史书的内容，比如“帝执协、隗手，流涕呜咽，劝令避祸”一句就原模原样出现在“二十四史”之《晋书》里。所以，司马光是不是在提醒自己“这句话记得抄到‘祸’字为止”？

（特意写明最后一字的情况在手稿中有多处，又如图中“昔云云福”同属一句话，原句是“昔隗嚣跋扈，窦融保河西以奉光武，卒受其福”，手稿里的“福”字与后面的“将军”没有关系）

你应该看出来了，我们见到的这份手稿绝非定稿，其文字极其精炼，篇幅不足成书的十分之一，距离成书尚有一段距离。

但司马光也并非刚刚开始编书。他显然已经整理了许多史料，筛选出需要摘抄的内容，按月份进行分类排序。我们在成书中读到的永昌元年的重要事件，大多出现了在手稿里，而且记叙顺序基本与手稿相同。

可以说，这份手稿代表了司马光的“阶段性成果”，是指导他完成定稿的提纲。

既然不是定稿，手稿里不免留下许多改动的痕迹。尤其与成书对比后，你会发现许多有趣的改动。

比如，大史学家也有笔误：

“奉兵讨敦”的“奉”字被涂掉了。为什么？

对照成书，噢，原来这里应该是“举兵讨敦”。“举”和“奉”确实长得像，好在司马光自己发现写错了。

（《资治通鉴》中华再造善本，影印自南宋刻本，国家图书馆藏）

有时候，大史学家也会反复“删除 恢复”，权衡再三，犹犹豫豫，就像我们这些作文不好的平凡人。

比如：

“王敦既与朝”，其中“既与朝”三字被删掉了。“既与朝”是“既与朝廷乖离”（已经和朝廷离心离德）的省略说法。

司马光最初写了“既与朝”，可能后来想想没必要，删了，但我还是在成书里找到了这句话。看来他思想斗争过后，还是在定稿里加上了：

（《资治通鉴》中华再造善本，影印自南宋刻本，国家图书馆藏）

还有些时候，修改痕迹会再次暴露大史学家“抄古书”的习惯。

比如前面提到，司马睿有两个亲信，其一名叫刁协。此人挥泪告别皇上之后，有没有逃脱成功？

司马光是这么写的：

“协道死”，意思是“刁协死在了逃亡路上”。

可能觉得太过简略，司马光又划去“道死”，加上几个字：

“至江乘，为人所杀”，其中“江乘”是地名，大约在今天的南京仙林大学城。

新添的七个字恰好也出现在唐朝人编写的《晋书》里，你说巧不巧？

在《资治通鉴》成书里，我们见到的定稿是：协老，不堪骑乘，素无恩纪，募从者，皆委之，行至江乘，为人所杀，送首于敦。（刁协年老，难耐骑乘之苦，平日又少恩惠，招募随从时，大家都推委不去。刁协行至江乘，被人杀害，首级被送给王敦）

《晋书》原文是这样：协年老，不堪骑乘，素无恩纪，募从者，皆委之。行至江乘，为人所杀，送首于敦。

几乎一模一样吧！

（友情出演：青瓷对书俑，西晋，湖南省博物馆藏）

除了花样繁多的修改痕迹，手稿还保留了司马光那个年代的时代特征。

古时候有复杂的避讳制度。对于自家祖宗名字里的汉字，要尽量避免使用，以示尊重（姓氏不用避讳）。至于当朝皇上乃至皇上祖宗的大名，就更要避讳了，甚至连读音相近的字也要避免使用。比如，为避唐太宗李世民的名讳，观世音菩萨改成了观音菩萨；又如紫禁城北门原来叫玄武门，为避康熙皇帝玄烨的讳，改成了神武门。

如此减字或者改字，肯定容易造成歧义。所以还有一种更简便、更稳妥的避讳方式：缺笔，也就是省略避讳字的部分笔画。

宋代常见的做法是“缺末笔”，即省略避讳字的最后一笔，这种情况在司马光手稿里出现多次，留下浓郁的时代气息：

（“竟”字避宋太祖赵匡胤的祖父赵敬的名讳）

（“征”字避宋仁宗赵祯的名讳）

（“让”字避宋英宗赵曙的生父赵允让的名讳）

无论丰富的修改痕迹，还是带有时代感的缺笔写法，都营造了“穿越时空”的效果。我们仿佛踏进司马光的时代，看到他时而疾书、时而斟酌的身影，见证了一部巨著从构思选材到定稿成文的鲜活过程。

亲见其字，如亲见其人。先贤的字迹，给后人提供了亲近先贤本人的机会。对于这样的机会，无论现在的我们还是古代文人，都非常珍惜。

不出意料，我们在手稿后面看到大段大段的题跋。历代文人不吝辞藻，轮番猛夸司马光的才华和人品。题跋者大多使用楷书或者行楷，以示尊重：

其中，南宋人赵汝述的评价很有概括性。

赵汝述写道：幅纸之间，三绝具焉。意思是，纸张不大，却包含了“三绝”：

（“温公起《通鉴》草于范忠宣公尺牍，其末又《谢人惠物状》草也，幅纸之间，三绝具焉，诚可宝哉！岐国汝述明可识。”温公指司马光，其死后获赠温国公）

“三绝”里的第一绝当然指司马光的亲笔手稿。

至于第二绝，赵汝述说是“范忠宣公尺牍”：

“尺牍”原指一尺长的木牍，后来泛指信件。“范忠宣公”是北宋名臣范纯仁的谥号——当然，范纯仁名气再大，也比不上他爹地范仲淹。

简言之，“范忠宣公尺牍”就是范纯仁的亲笔信——这跟司马光的手稿有关系吗？

关系大了，因为司马光直接把草稿写在人家信纸上：

其实，这份手稿由两张纸组成，两张纸的衔接处有收藏者盖下的一溜“骑缝章”：

第二张纸上写着范纯仁的亲笔信，只不过被司马光划掉了：

（被四道黑线划掉的是范纯仁的亲笔信：纯仁再拜，近人回曾上状，必计通呈，比来伏惟尊候万福，伯康必更痊平。纯仁勉强苟禄，自取疲耗……）

司马光与范纯仁关系很好。

司马光比范纯仁年长八岁，如同兄长。光哥的侄子娶了仁弟的女儿，所以两家又是真亲戚。光仁二位都曾拜相，都属于保守派，都不喜欢那个热衷变法的王安石。因为反对变法，光仁二人都被贬官，所以司马光才能去洛阳专心编写《资治通鉴》。可能闲暇太多，工作狂人难以适应，二人又联络诸多好友，组建了一个吃喝聊天的社团，名叫“真率会”——不是“真帅会”，一帮老头子与帅无关，而是“真率会”，讲求真诚率直，淡化酒肉排场，看重朋友交心。

所以，司马光与范纯仁应该常有书信往来。估计司马光写提纲的时候，正好没纸了，便顺手抄来范纯仁的书信，刷刷划去字迹，接着列提纲。

但诡异的是，信里没有出现司马光的名字，却提到一个叫“伯康”的人：

（“伯康必更痊平”）

“伯康”是司马光的哥哥司马旦的字。司马旦是范纯仁的亲家公，正是司马旦的三儿子娶了范纯仁的女儿。信中写道“伯康必更痊平”，看来司马旦病了一场，正在恢复。

这就怪了，范纯仁问候司马旦的信，怎么落到司马光手里？难道稿纸不够用，司马光跑去哥哥家搜罗旧纸？

答案在这封信的第二张纸上。

说来也够神奇：范纯仁这封信原本有两张纸，前纸被司马光打了草稿，后纸也没有被扔掉，与前纸分离后辗转千年，如有神明护体般，同样保存到今天：

（范纯仁《致伯康君实尺牍》，北宋，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念者，日企轩驭之来，以释烦渴，天气计寒，必已倦出，应且盘桓过冬，况伯康初安，谅难离去，咫尺无由往见，岂胜思仰之情，更祈以时，倍加保重，其他书不能尽。纯仁顿首上。伯康君实二兄坐前。九月十一日。”）

从后纸末尾可以看出，收信人原来有两位：“伯康”和“君实”，伯康指司马旦，而君实正是司马光的字。

范纯仁一封信能写给两个人，是有道理的。司马旦是司马光的哥哥，也是唯一的兄弟，两人关系很好，住得也不远。司马光在洛阳编书时，会去老家夏县（今山西夏县）探望兄长。《宋史》说司马光对待兄长“奉之如严父，保之如婴儿”，比喻很形象！

当时司马旦年近八十，疾恙难免，所以范纯仁在后纸又提到“伯康初安”，可见司马旦确实刚刚病愈。

范纯仁的信，司马旦应该读过了，最后落到司马光手里。对于好友的来信，古人有妥善保存，甚至装裱起来的习惯。司马光倒是爽快，直接拿来打草稿。

有人说这也算“敬惜字纸”的一种表现，不浪费纸张，物尽其用嘛——但司马光用得实在太彻底，他打完草稿，发现范纯仁的信纸还有一块空地，于是又写了几行字：

（“具位XX。右伏蒙尊慈特有颁赐，感佩之至。但积下情，谨奉状陈谢，伏惟照察谨状。X月X日具位XX状。”）

这段字迹也是草稿，但是和《资治通鉴》无关。

貌似有官员（“具位”指代官爵）以自己母亲（“尊慈”）的名义，给司马光送了礼物（“颁赐”）。司马光打算写一封信，表示感谢（“奉状陈谢”）。

南宋人赵汝述给这段话起了个文绉绉的名称，叫作“谢人惠物状”，也就是“感谢别人恩赐礼物的致谢信”，认为这是第三绝：

说到这里，司马光《资治通鉴》手稿里的“三绝”就全部介绍完了。绕了这么一大圈，司马光到底砸过缸没有？

还真砸过。《宋史·列传·司马光传》是这么写的：

群儿戏于庭，一儿登瓮，足跌没水中，众皆弃去，光持石击瓮破之，水迸，儿得活。

语言真精炼！

（《宋史》，明成化刻本，国家图书馆藏，图片来自国图官网）

【后记】

司马光《资治通鉴》手稿是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镇馆之宝。国图是世界最大的中文书库，但很多人不知道，国图也像故宫、国博那样收藏了许多古代文物，是世界最大的中文古籍收藏地，最大的宋元善本收藏地。国图收藏的殷商甲骨、金石拓片、敦煌遗书、古地图等等也在业内享有盛誉。

六年前，国家图书馆在总馆南区设立国家典籍博物馆，第一次全面展示丰富的馆藏，我也第一次见到司马光手稿。去年秋天，国家典籍博物馆推出国庆大展，我再次见到这卷手稿，觉得这是介绍国宝的绝佳机会！

只可惜，这篇文章一如既往没能赶上撤展日期，包括司马光手稿在内的大部分展品已被撤换——但我觉得不用遗憾，因为读过这篇文章，基本就跟见到真迹一样（强词夺理）。

有人可能有疑问：《资治通鉴》300多万字，全是司马光一人编写的吗？

毫无疑问，“助理”总得有几个。仅《资治通鉴》书末列出的“助理”就有四位。

但司马光绝对是编辑部的灵魂人物，是统领提纲与汇总定稿的拍板人。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司马光本人没有见到印刷完成的《资治通鉴》。

定稿完成后过了两年，司马光去世，享年六十八岁。又过了六年，全书才印制完成，但这批最早版本的《资治通鉴》没能流传到今天。

我们今天见到的最早最完整的版本，印制于司马光去世几十年后的南宋初年，流传至今的仅有两套。一套保存完整，原藏故宫；另一套幸存三分之二，残缺部分用其他南宋版本补齐，如同僧人拿破布条子拼缝起来的“百衲衣”，故称“百衲本”《资治通鉴》，原属近代藏书家傅增湘先生。如今，这两套南宋版《资治通鉴》都收藏在国家图书馆。

司马光手稿也曾收于宫中，后被溥仪携至东北，抗战胜利后收回，亦拨交国家图书馆。

（《资治通鉴》，南宋绍兴二至三年两浙东路茶盐司公使库刻本，傅增湘嘱后人捐赠国家图书馆）

需要说明的是，《资治通鉴》是司马光唯一传世“手稿”，也就是仅存的司马光著作原稿，但并非司马光的唯一墨迹。司马光亲笔书写的作品，虽然罕见，但还有几件留存，主要是书信。

比如，上海博物馆去年展出了司马光亲笔书写的《宁州帖》：

（司马光《宁州帖》，北宋，上海博物馆藏，于书法馆轮换展出）

《宁州帖》是司马光写给司马旦的二儿子司马富的一封信（迎娶范纯仁女儿的是三儿子）。

司马富执意去离家较远的宁州（今甘肃宁县）做官，司马光批评他不为父母着想，把体弱多病的司马旦夫妇丢在老家夏县（今山西夏县），把司马富臭骂了一顿：

（“父母年七八十岁，又多疾”）

（“虽知骂得汝不济事，只是汝太无见识，闷……”）

看过《宁州帖》和《资治通鉴》手稿，你应该发现了，司马光的书法水平貌似平平。

北宋是中国书法史的一座高峰，就连范仲淹、范纯仁这些不以书法留名的人，都写得一手漂亮字，更不用说苏轼、黄庭坚那样的书法大家了。相比之下，司马光的字太过普通，甚至与他最厌恶的王安石相比，也没有什么优势。

（范仲淹《道服赞》局部，北宋，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王安石《楞严经旨要》局部，北宋，上海博物馆藏）

（司马光《宁州帖》局部）

但你也能一眼看出来，司马光写字很认真。

《宁州帖》是写给晚辈侄子的信，司马光竟然用了正楷，骂人也要骂得庄重。《资治通鉴》手稿是一篇“草”稿，竟然毫无潦草之意，一笔一划皆一丝不苟。

（司马光《资治通鉴》手稿局部）

用楷书打草稿并非司马光那一日心血来潮。大书法家黄庭坚参加过《资治通鉴》的校对工作，他后来再次见到司马光的文稿，不禁感慨万千，说道：“余尝观温公《资治通鉴》草，虽数百卷，颠倒涂抹，讫无一字作草。”

黄庭坚见过数百卷手稿，司马光都写得工工整整，没有一个字是潦草的。

书法鉴赏有“字如其人”之说，我向来不敢苟同。

大书法家往往精通多种书体，可工可草，判若数人，岂不成了人格分裂？司马光虽说不擅书法，可人家是深不可测的政治家，即使当面谈笑，我都难以看出其为人，又如何透过字迹揣摩？

但是，看到他的字迹，我还是忍不住把他想象成一个治学严谨、行事认真、不苟言笑、甚至有些固执呆板的人。如此想象，似乎又不算离谱。你觉得呢？

（《资治通鉴》中华再造善本，影印自南宋刻本，国家图书馆藏）

王牌讲解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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