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的七个标准（做好事就该被表扬）

幸福就是我饿了，别人有肉包子，那他就比我幸福，我冷了，别人有大衣，他就比我幸福……

上面这段话，是一段当年的“名场面”，除了这段话本身听着让人大呼“有哲理”外，更绝的是范伟老师用一种痴痴傻傻、磕磕巴巴的口吻读起来，显得更加搞笑了。

这个桥段出自一部颇有意味的电影，叫《求求你，表扬我》。

这部电影因为范伟主演，乍一看会被误以为是喜剧片，故事情节也很简单。

但奇怪的是，很多人第一遍看完电影之后，都会说自己没看懂。

这部片子虽然是2004年的，但现在回过头来看，大家会惊奇地发现，这些年社会发生的许多耐人寻味的事情，都可以在这个电影里找到解答。

今天，南瓜就和大家一起聊聊这部特殊的电影《求求你，表扬我》。

1

故事一开始，是一个叫做杨红旗的工人，跑到一家报社要求对方表扬自己。

报社的编辑古国歌感到很困惑，你做啥了就要我们表扬你？

杨红旗告诉他，自己2月14号的晚上经过粉巷的时候，恰好碰上一个流氓意图强奸一个女大学生，他赶跑了流氓，救了那个女孩，属于好人好事，应该上报纸接受表扬。

古国歌很纳闷，你做好事就是为了接受表扬的吗？再说了，你说的事属不属实还不一定呢？

于是，为了核实这件事，古国歌四处走访。

他去大学找当事人欧阳花询问，但欧阳花坚决否认有这事，哪怕古国歌强调不会出现当事人的真实姓名。

说到难过处，欧阳花还哭着抱怨说，她总是碰到这种被人针对的事。

当事人否认，古国歌和杨红旗就一起去当天晚上报过案的派出所。

派出所的警察们明显认得杨红旗，可一谈到案子，他们又坚决否认当天晚上有那么一起案子，还说粉巷已经十多年没有出恶性案件了，别说强奸了，小偷小摸都没有。

这一下古国歌不相信杨红旗了，觉得他是在骗人。

但是古国歌的女朋友米衣不同意，米衣是一个警察，她鼻子很灵，古国歌衣服上有欧阳花的香水味，第一次闻她就觉得奇怪，欧阳花一个普通的大学生，怎么可能用得起香奈儿这种高档香水？

欧阳花约古国歌喝咖啡的时候，米衣还放心不下男朋友，偷偷跟着去监视。

欧阳花两次见面都否认杨红旗的说法，古国歌也不想调查了，可报社的主编却对这个故事非常上心，让古国歌干脆去杨红旗家里跑一趟。

本来，古国歌觉得这事说破了天也就是个好人好事，有啥好调查的？

可等古国歌来到杨红旗的老家后，他却被那个场面惊呆了——杨红旗家里的墙上，贴满了密密麻麻各式各样的奖状。

杨红旗的父亲杨胜利，当年是有名的劳动模范，拿过的各种荣誉不计其数。杨胜利当年上报纸的照片，还是古国歌的主编给他拍的。

可是，这个劳动模范现在生了大病，卧床不起。

时代变了，在村子里其他家都富裕起来的时候，杨胜利家还是老式的柴火灶台，还是破旧的平房，显得和整个世界都格格不入。

村里的干部们也不喜欢这个曾经的英雄，觉得“这个老头，难缠得很”。

古国歌一问，村干部也抱怨了起来：不是自己不想照顾这个劳模，只是老人拿到政府的补助以后都拿去捐给灾区和希望小学了，他生了重病，也执意不肯去治疗，说觉得太浪费国家的资源了。

这一趟回来，古国歌才明白，为什么杨红旗一定要这个表扬了。

因为杨胜利觉得儿子忠厚老实，可是这么大岁数了，还没有像他年轻时一样得过什么公开的荣誉，他放心不下。

杨红旗是个孝子，父亲已经是癌症晚期了，他就想在父亲走之前，上一次报纸，了结父亲的心愿。

为了彻查真相，古国歌拉上欧阳花和杨红旗来了一次现场对质，米衣装成他的助手在一边记录。

欧阳花请来了自己的闺蜜，作证说当晚她们几个一直在一起，还否认自己之前见过杨红旗。

而杨红旗一直不敢抬头看欧阳花，只是坚持他没有说谎。

一场对峙下来，古国歌觉得杨红旗底气不足，但米衣作为一个警察却感觉欧阳花有问题，因为她说得太完美了，反倒让人觉得她从人证到说辞都是精心设计过的。

因为事实没弄清楚，杨红旗迟迟得不到他心心念念的表扬。

杨红旗的父亲的病情已经等不下去了，他去世了。葬礼上的杨红旗崩溃地冲着古国歌咆哮，声嘶力竭。

可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尘埃落定的时候，米衣来到报社告诉古国歌，那天的强奸犯落网了，他在监狱里交待的犯罪过程和杨红旗说的完全一致。

事情真相大白，古国歌完成了稿子。

但是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知道罪犯落网的欧阳花反而崩溃了，之前杨红旗曾为了表扬跑去欧阳花的学校求她，她矢口否认。

现在报道要出了，虽然没有她的名字，但会有杨红旗的照片，所有同学都会知道当晚那个女孩就是她。

欧阳花对着古国歌怒吼，一个表扬就那么重要吗？我以后还有很长的人生要过，他们为了一个虚名，毁掉的是我的一生，现在好了，我没了工作，没了朋友，什么都没有了，就因为你们把报道写了出来。

她说在她心中，有两个凶手，一个是当晚的强奸犯，另一个就是古国歌。

主编对报道很满意，觉得可以拿个奖什么的，但是古国歌却因为这件事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他已经不知道谁对谁错了。

古国歌选择如期把报道发出来，然后向主编辞职，和米衣分手，坐着火车离开了这座城市。

古国歌一路来到了北京。

一年后，古国歌来到了天安门广场上，此时，电影传来一个画外音：

“恍惚间，一团红色飘过，不知是飘在心里，还是飘在眼前。”

古国歌竟然又看到了杨红旗推着他的老父亲，逆着人潮，一路前行，他们走过了故宫、前门，而本来有点呆傻的杨红旗，此时却笑得非常淡定、睿智。

和他们分别，走到天安门城洞时，古国歌收到了杨红旗的短信，短信上说：“我爸的生命出现了奇迹，他说做了好事就该表扬！”

看到这一幕，古国歌也露出了释怀的笑容。

3

相信看到这里，大家都会很疑惑：为什么杨胜利死而复生了？为什么古国歌看到他们父子释怀了？

不少人解读电影的时候说，可能是杨胜利假死，为了表扬欺骗了古国歌，整件事就是一个阴谋，葬礼上村干部诡异的笑容就是证据。

其实，如果把电影最后的杨胜利父子俩当做真人的话，那这个桥段无论如何也说不通，因为古国歌已经离开了原来的城市，就算杨胜利假死，为什么他们父子俩要跟着古国歌来到北京呢？来到北京又为什么要去天安门呢？

但你如果把电影里的主要人物当成一种价值观的象征的话，那一切就全说得通了。

在电影一开幕，镜头给到了一片没人打理的老城墙，城墙上长满了草，在阴郁的色彩下和远处高楼的衬托下，显得非常荒芜，而老城墙延伸的远处，却是崭新的高楼大厦。

镜头已经告诉了我们，这是个新旧交替的时代。

在这种背景下，两个时代的价值观在现实中激烈的碰撞。

旧时代价值观的代表，就是杨红旗的父亲杨胜利。

古国歌刚进入杨胜利的家时，第一眼就被墙面上密密麻麻的奖状所震撼。而在这一堆奖状中的杨胜利却穷困潦倒，身患重病。

可当镜头给到杨胜利时，他看起来却精神矍铄，一点也不像病入膏肓的人，窗外的阳光打在他的脸上，有一种近乎圣徒的感觉。

再配合上这一幕里庄严的BGM，很显然，在导演的故事里，杨胜利代表的是前三十年的价值观。

他正直、勤劳、无私，把国家给自己的津贴都拿出来奉献社会，即使自己生病了也不花国家的钱。

看到这个角色的时候，大家肯定会很容易地想到自己家里的老人，他们很多都为儿女辛劳了一辈子，到了晚年还是忙个不停，总觉得似乎不劳动自己就没有用了。虽然儿女们都有钱了，可他们还是非常节俭，开销稍微大一点的娱乐活动他们都不愿意参加，平时说话也很一本正经，事事都为后代考虑。

这几乎成了那一代人身上挥之不去的共性。

但是在新时代，杨胜利这样的人却过得并不好，因为勤劳、正直、老实，到了新时代什么也换不到。

反而是有钱人不仅吃香喝辣，还站上了道德的高地，反过来对老实人进行道德审判。

杨胜利的病入膏肓，实际上象征着旧时代的价值观，在新时代的冲刷下已经奄奄一息。

杨红旗和杨胜利略有不同，他的身上夹杂着新旧两个时代的价值观。

一方面，他也是一个执拗的老实人，但另一方面，他又会说出开头那段关于“幸福”的言论，在杨红旗的话里，得到表扬比物质奖励更重要，这部分是旧的价值观；

但幸福就是“我有别人没有”，这是改开时代的内卷式道德，是大家都在玩命攀比的大背景下产生的。类似的话你还可以说很多：比如虽然你有工作，但别人的工资比你高，他就比你幸福；观众只有两枚硬币，投给了别的up而没有给我，那个up就比我幸福(哔——）。

杨红旗的这段话就显示出，这个人并不像他的父亲那样彻底地不谙世事、不计较在新时代的名利，他内心隐隐知道，自己在这个社会并不被人尊重、过得也不幸福。

能体现这一点的还不止这一处，杨红旗去报社找古国歌，他自己都觉得自己和场景格格不入，明明有椅子，他却选择坐在楼梯上。

他当做宝贝一样收集起来的报纸，被经过楼梯的报社编辑们直接踩了过去，大家仿佛看不到杨红旗一样。

而且，这些被编辑们踩着的报纸，就是他们自己报社的，或许在他们心里，根本就没有尊重过他们在报纸上宣传的东西。

杨红旗每次出场的时候，都是骑着自行车从右向左走，后面用竹竿撑着一件红色衬衫，乍一看仿佛是他的名字——红旗。

或许在他看来，自己扛着的是一面红旗，可在旁观者眼里，这就是一件破旧的衬衫，撑着它干啥呢？可笑得很。

从古国歌到欧阳花，其实都对这父子俩追求的表扬表达过不理解。

古国歌一开始就问过杨红旗，你做好事就是为了受到表扬的吗？

古国歌的朋友老三听说了以后也很困惑，下意识地说了一句“还有来报社求表扬的？”

后面欧阳花在崩溃的时候，也愤怒地说，一个表扬，一个虚名而已，有那么重要吗？

但这种不理解，恰恰是因为整个社会都在向钱看，奖状和荣誉不能换钱，也没法儿让自己暴富，当然就成了这套价值观里无用的东西。

可是在杨胜利的那个时代，这些荣誉并不是虚的。

当年的生产标兵、劳动模范有额外的津贴，厂子里最高等级的工资；有实在的政治地位，你是劳动模范，你就有资格当人大代表，你在厂子里说话就有分量；谈婚论嫁的时候你就是抢手货，连带着你的家人出门做事脸上都会有光。

有的劳动模范的名字，到现在还在被人记着，比如太行山区的农业劳动英雄李顺达，当过三次人大代表，他的劳动英雄牌匾被送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

著名的铁人王进喜，他的纪念馆现在还在东北伫立着，他的功劳也被记在书本上，被一代又一代的孩子们学习。

相对应的，女大学生欧阳花和其他几个配角，代表的则是新时代的价值观。

她们每天待的是充满了学术和青春气息的大学校园；她们的吃穿用度远比杨红旗要丰富、宽裕；她们看上去有知识、有文化，谈吐大方，和杨红旗一说话就磕磕绊绊的局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部电影拍摄于2004年，还在上大学的欧阳花，就已经用上了香奈儿的香水，她和同学的打扮，即使放在今天都并不过时。

和古国歌闲聊时，欧阳花提到自己和同学打赌跳水，赌的是好几顿麦当劳，在当时麦当劳可不便宜，多少90后小时候吃第一次麦当劳的时候，那种高大上的感觉许多年以后都记忆犹新，当年甚至还有人在麦当劳里举行婚礼，因为觉得洋气。

更让欧阳花引以为豪的，是她分配到了一个好工作，去一个叫“海外联谊中心”的地方上班。在那个年代，和外国人打交道，就是大家眼馋、羡慕的事。

古国歌第一次来找她核实那个雨夜时，欧阳花一下子就哭了起来。

如果当晚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欧阳花的第一反应，应该是错愕、去追问这件事的细节，可她在这里的第一反应却是毫无预兆地哭了起来。

所以不少观众第一次也能猜到，欧阳花的说法有问题。但这只是欧阳花哭的第一层原因。

电影里提到，欧阳花遇到坏蛋的地方叫“粉巷”，这个名字很可能是在暗示——这个地方存在一些特殊的生意。

欧阳花大晚上出现在这里，让人很奇怪她是来干什么的。

同时，古国歌在学校里第一次见欧阳花时，她和同学们是在跳水。

当时导演特意给了一个欧阳花在跳台上来回纠结的镜头，坐在看台的同学反复催促她“跳啊”、“为什么不跳”，欧阳花来回走了多次以后，以一种不太情愿的姿态，直挺挺地从跳台扎进水面。

在这个镜头之前，旁边不少同学是像咱们在跳水比赛时看到的一样，翻身转体之后利落地入水。

和他们相比，欧阳花的动作与其说是跳水，倒不如说是“下水”、“落水”。

再加上欧阳花得知记者的调查后，故意打扮后主动约古国歌喝咖啡；还大晚上浑身湿透地跑去古国歌家要求借地方洗澡，她种种奇怪的举动，显然不是一个“怕报道泄露隐私”能说通的。

那答案只有一个：她不是担心人家知道她遇到的案子，而是担心调查后把她的另一面揭露出来。

欧阳花的形象，象征的就是和杨胜利截然不同的新时代部分人的价值观。

以杨胜利为代表的旧道德，在某个时间里突然坍塌了，这种坍塌反映在杨红旗身上，是一种近乎念经似的“做好事就该被表扬”，却不知道为何要做好事。

而在欧阳花的身上，则衍生出了另一种“实用”的道德观念：过得体面，有钱，比做好事更值得尊敬，只要表面上靓丽光鲜，私底下你怎么折腾都行，笑贫不笑娼，一切向钱看。

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全国各地都流传着许多“能人”、“闻人”的传说，这些人大多干着半黑不白的生意，共同特点是能不择手段地搞钱，能跟黑白两道的人搞关系。

他们有把工人当奴隶一样使唤的黑煤窑老板，有能带着全村一起造假货的小店主，有能承包公立医院把以前的伙伴变成自己手下打工仔的某地“医疗代表”。跟这些人一比，今天的996、山寨产品都显得那么良心。

有些产业崩塌比较彻底的地方，甚至干脆直接吹起了黑老大，什么哈尔滨的乔四，沈阳的刘涌，开一百辆豪车接自己出狱的天津刘凤学。

另一些在电梯里做俯卧撑，却以为是自己能力的大佬，则藏起了并不体面的发家史，在假谦虚真吹牛逼的路上一去不复返。

扎心的是，按照电影里的展现，新时代这样的人是多数，从几个配角就可见一斑。

比如村干部一听说古国歌到来，他就以为是宣传自己村“致富改造”的，赶紧穿上西装，开着崭新的车在村口接人，拉着记者大吃一顿，时刻不忘宣传自己这里家家户户盖上了新楼。

结果一听说古国歌是来找杨胜利的，村干部就显得兴致不高了，还专门提到：“我们这儿其他人都致富了，就杨胜利一家还比较困难”，语气中带着几分嫌弃和厌恶。

在杨胜利的葬礼上，村干部诡秘的一笑，也是一个极有寓意的镜头。

当古国歌问他为什么要笑，干部先是不承认，在再三追问下，他说了一番耐人寻味的话：老杨走了，以后没有痛苦了，我们也不用担心和牵挂他了。

这段言不由衷的话，第一层意思，是村民不需要再看到他们不喜欢杨胜利，这是肉体和个体意义上的“杨胜利”死亡了。

而如果我们把村干部同样看作新时代的某种价值观的象征，那这段话就有了第二层意思：

古国歌问村干部“是不是党员”时，他爽快地说“是”。

说明这些干部都和杨胜利有一样的身份，都源于同一个体制，这就决定了他们必须承认杨胜利和“杨胜利”背后的某种理想。

但到了新的时代，这种理想变得和时代格格不入，成了希望融入新时代的村干部们的枷锁和负担。

当负担彻底消失，他们或许嘴上会缅怀几句，送几个花圈，但他们潜意识的反应肯定是高兴的，因为继续跟着杨胜利，的确不太轻松。

还有古国歌的主编，他在两个时代都走在前沿。

杨胜利掏出的旧报纸上，满是那个年代的革命标语，这张报纸不仅见证了杨胜利当年的辉煌，也让拍下这张头版头图的主编走进了历史。

杨胜利听说古国歌认识当年给他拍照片的记者，赶紧问古国歌他过得好不好，古国歌连忙告诉他：“他现在很好，他已经是我们的主编了”。

可这个“很好”的主编，在拿到古国歌对杨红旗的稿子后，唯一的反应就是觉得这个新闻写得好，也许能拿一个大奖，对于古国歌产生的困惑和迷茫，他一点也不理解。

在参加杨胜利葬礼回程的车上，主编还掏出了一本《四书五经》读了起来。

这个当年宣传劳模、宣传革命语录的人，已经变成了反复催古国歌赶紧造个大新闻去拿奖的市侩之徒。

这两类人价值观上的激烈碰撞，才是真正让古国歌迷茫的问题。

古国歌刚辞职的时候，他的女朋友搞不懂为什么，他的同事搞不懂，他的主编也搞不懂，其实观众刚开始也搞不懂。

从我们的视角看，古国歌弄清了事情的真相，给了杨红旗一个迟到的表扬，谁在说谎谁是诚实的都明确了，有什么好困惑的呢？

但你把古国歌当成中国精神的象征，你一下子就明白了。

古国歌是报社的记者，撰写稿子，文章千古事。在故事里，古国歌也一直都是双方观点的聆听者、记录者和讲述者。在电影开头，他似乎还能很好地兼容“既要向钱看和享受”、“又要尊重革命精神”两种观念。

他有个装修得非常舒适的家，喜欢去满是老外和精致装修的酒吧和同事小聚；在看到杨胜利过得不好时，他也会发自内心地为这个当年的劳动模范抱不平。

但当他越深入细究这两种价值观后，那种不可调和的矛盾越来越让他割裂。

这种困惑和矛盾，在当时或许是少数人才有的，但在今天已经被越来越多人感觉到了它的存在。

因为2004年电影上映的时候，经济的高速增长之下，大家都忙着挣钱享受，许多问题也变得不再是问题了。所以导演也没有在电影里批判某一方的价值观，只是如实展现了两种观念的冲突和矛盾。

但是现在大家回看，慢慢就发现了两种价值观各自的优劣之处。

的确，有了钱之后，大家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吃穿都变好了，但似乎大家却越来越不快乐了。

究其本质，是人除了物质需求之外，还必须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和自我价值的实现。

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时代，劳动本身就是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种手段。

但在新时代，大家都是老板的打工仔了，物质条件是能满足了，但打工人似乎越来越不被人尊重了，老板习惯性地对你呼来喝去，凌晨几点一个微信打过来让你加班是家常便饭，年会上闹出种种侮辱人格的恶俗游戏，甚至在入门培训的时候就搞出种种折辱人的服从性测试。

以至于大家都调侃，劳动挣来的不是工资，是我的精神损失费。

大家开始越来越理解马克思为什么说，“劳动被彻底异化之后，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简单来说就是非公有制条件下，加班无非是给老板创造剩余价值，那当然给我机会，我就要摸鱼。

谈理想的人越来越少，因为大家活着都已经精疲力尽了，哪儿有功夫去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

从这一点看，被老板剥削的打工人未必比杨胜利幸福。

在新的时代，中国人的精神要走向何方？才是古国歌心中思考的真正问题。

在迷茫中，古国歌辞职了，来到了北京，这个代表中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城市。

在他的想象里，杨胜利所代表的那种旧时代的精神，就像杨红旗发的那个短信说的一样，“生命出现了奇迹”，不仅在这个时代活了下来，还坚定地逆着人潮前进。

而杨红旗也没有了那种夹在两种观念中的困惑，整个人显得淡定从容，在看到古国歌后微微一笑，继续和父亲往前走。

古国歌也在电影的最后一幕欣慰地笑了，当镜头顺着古国歌的目光时，我们可以看到，他看着的是天安门前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这里，古国歌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或许，这就是导演在那个时候唯一能给出的答案：

在100多年前，中国人民中就涌现出了无数英雄人物，把那个落后贫瘠的旧中国改换一新，在一片废墟之上建造了一个丰饶的国家。

新的时代中国人的精神要走向何方，答案，依旧在我们人民自己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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