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论文致谢走红的背后(博士论文致谢曾刷屏)

作者|孟凌霄

不久前,《我从来不曾优秀过》一文在学界刷屏,它是兰州大学青年研究员赵序茅的博士毕业论文致谢部分。

赵序茅的求学经历可谓是一步一坎:小学升初中考砸了,中学考大学考砸了,大学考研被调剂,研究生考博士考上了,不过读了一年竟和导师闹掰了,退学了……

因为学习不好,赵序茅曾被别人当面嘲讽。这件事凿刻在他心里,直到以此作为致谢的开头,写出来:

小时候,妈妈带我去商店买铅笔,商店老板拿出一支瑕疵品。妈妈要求调换,老板说,给你一支金笔也无用。那时我很小,不理解此话何意,只看到妈妈低头不语。

时至今日,赵序茅已成为兰州大学青年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同时兼任兰州大学一带一路研究中心特聘教授、科学技术协会科普部部长。他荣获科技部、中宣部、中国科协授予的“全国科普工作先进工作者”称号,已经出版25本科普著作,多次获得中国好书奖等省部级一等奖,举办200余场公益科普讲座。

在长长的头衔和数字面前,赵序茅似乎已经拿到那支“金笔”。从2019年博士毕业至今,他也完成了学子到导师、人子到人父的身份转变。这一阶段,不仅是“动物翻译官”赵序茅的精准对焦,也是广大“青椒”的真实写照。

博士论文致谢走红的背后(博士论文致谢曾刷屏)(1)

赵序茅演讲

艰难的头两年,“青椒”怎么熬?

2019年,赵序茅从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博士毕业,手握6所高校的offer。思考再三,他选择兰州大学生态学创新研究院。

“选择兰大,是看中其宽松自由的科研氛围和优越的科研条件,这里能让我独立负责课题组,从事保护生物学的相关研究。”赵序茅也坦言,兰大青年研究员和硕士生导师的起点也是他心动的原因之一。

据《兰州大学青年研究员聘任办法》,青年研究员按照正高四级岗位设置,实行聘任制,不纳入该校事业编制人员管理范围。各学院负责对青年研究员进行年度考核和中期考核,学校负责组织专家对青年研究员进行聘期考核。其中,3年中期考核时,须至少申请获批1项国家基金项目。

与绝大多数“青椒”一样,赵序茅也面临预聘制背后“非升即走”的压力。在这类考核下,论文和基金项目作为可量化的指标,成为预聘制青年学者身上的“两座大山”。

在论文考核中,影响因子是衡量期刊质量和影响力的最重要的指标之一,不同领域的受关注程度各异,期刊论文影响因子区间也不同。赵序茅介绍,在生态学领域,微观领域发文章起点高、影响大,而传统的宏观生态学不容易发文章,点数也低。“不少医学癌症期刊影响因子的门槛,就是宏观生态学影响因子的天花板。”

对科研人员而言,发文点数的硬指标与长期学术的理想常常不在同一路径,但没有眼前的点数,何来科研的诗和远方?

赵序茅告诉《中国科学报》,自己经历过三个艰难时刻,一是高中复读,面临着读大学或打工两种命运的选择;二是博士退学时是否继续科研的选择。前两个时刻困顿于考试问题,而最艰难的时刻莫过于工作后“青椒”的第一年。

与求学时期单一的矛盾不同,“青椒”时期的矛盾是综合的、立体的。赵序茅提到这一阶段的四重困难:“一是搞好科研、多发好文章,二要努力拿到基金项目,三要带好研究生,四要处理好人际关系。”

好在,赵序茅入职兰州大学的第二年,已经拿下包括国家自然基金青年项目在内的四个项目,发表了四篇SCI,在带好五个研究生的同时,还出版了五本科普著作。

但作为“青椒”的压力并未减轻。1988年出生的赵序茅,再过一年就迈入35岁门槛。35岁是申请部分科研资助项目和人才计划的关键节点,被称为“不进则退”的科研瓶颈期,这同样是赵序茅和更多青年学者的压力时刻。

博士论文致谢走红的背后(博士论文致谢曾刷屏)(2)

赵序茅野外工作中

教学创新:听完课后,学生分手了

“青椒”的变化之一,在于从学子到导师的身份转变。

2020年1月27日,赵序茅正式成为一名硕士生导师,拥有了招硕士研究生的资格和名额。第一次坐在评委席面试硕士研究生,赵序茅忐忑又期待:“很想知道到底谁报考了我,我的第一个学生会是谁,我如何才能成为一位合格的导师?”

两年来,赵序茅已经带了五位硕士研究生。他认为,导师的第一要义是“导”,而不是“教”。导师不只是教技术,更多的是指导学生做科研和做人。最理想的科研氛围不在于讨论“谁谁在哪个期刊上发文章了”,而在于“谁谁解决了某些科学问题”。

赵序茅回忆起自己的初中物理老师,一堂课40分钟,前15分钟把课本上的公式和知识点抄到黑板上,中间15分钟令学生照背定义,最后10分钟提问抽背。可以想见,这样的教学方法不能让学生认识到科学的奥义所在:科学是对真理的探索、对客观世界的认知,这应当是不功利的探索过程。

那么,如何把枯燥的专业知识变得生动有趣,如何营造课题组务实、求真、不功利的科研氛围,最后,如何培养兼具科研思维与人文情怀的学生?赵序茅认为,这是大学老师最应该下功夫琢磨的。

他举例说,生态统计学是一门有用但又非常枯燥的学科,自己做学生时也听得云里雾里,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他给研究生开了一节《爱情中的统计学》课程。“将爱情指标用数字化表达,再选择合适的统计分析方法(方差分析、线性回归、随机森林等),就可以知晓爱情有没有发生变化,这就是统计。”

学生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但令赵序茅哭笑不得的是,麻烦也随之而来:有学生跑到赵序茅办公室哭诉和抗议,“听完赵老师的课,我分手了”。

在专业教育之余,赵序茅尤其重视培养学生的精神品质。他发现,与自己求学时相比,现在学生中能吃苦、肯奋斗越来越成为一种稀缺品质,盛行的是“躺平”、“佛系”的消极态度。他给研究生开设思想教育讲座《不要在奋斗的年纪佛系人生》,“他们把生命当中最好、最富有创造力的年华交给我,我希望能帮他们一把,过一个有意义的三年。”

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待研究生,赵序茅不会以“优秀”为单一价值导向。在《我从来不曾优秀过》一文中,他历数求学阶段走过的弯路,这与世俗意义上的优秀格格不入。“但这些弯路也让我产生源源不断的新想法,因为我没有受到规训。”

另一方面,他也反对精致利己主义者所谓的“优秀”。高校对教师的评价以科研为导向,而社会服务和科普工作则难以量化为考察绩效,赵序茅却认为,这也是国家和社会对自己的考核,这才是科研工作者对国家、对社会的义务所在。

单调生活中找乐,规避“送命题”

从日程表来看,赵序茅的校园生活似乎有些单调。

早上七点多醒来,锅里咕嘟咕嘟煮上燕麦粥。在煮粥的半小时里,他习惯举会儿哑铃。在并不宽敞的教师宿舍里,赵序茅开辟了小小的健身角,器材简单,多是不同型号的哑铃,但见证了一年六块腹肌的健身成果。

简单收拾,便开始了一天的工作:给研究生上课、改文章、分析数据、指导学生,常常忙到深夜。

赵序茅不睡午觉,每日午后,他忙里偷闲写半小时书法。去年一年,赵序茅练了八万个硬笔字,平均每天写219个。尽管练字不辍,他依然自称“野路子刚入门”。

夜间,赵序茅会和远在重庆的妻女视频。赵序茅的妻子是重庆大学团委工作人员,女儿刚11个月大,会咿咿呀呀叫“爸爸”。说起女儿第一次叫“爸爸”时,赵序茅一本正经:“这应该是无意识的,她只是会发‘Baba’这个音。”但作为父亲,他脸上有掩盖不住的笑意。

每天与妻女电话时间保持在10分钟,不多不少。赵序茅戏称,电话时间遵循了严格的统计学原理,和妻子从恋爱到结婚,电话时间控制在10分钟以内,这样就不会有太大“方差”,类似“恋爱电话半小时,结婚电话10分钟——你说是不是不爱我了?”,这样的“爱情送命题”也就被规避了。

兰州和重庆相距1466公里,赵序茅每个月都挤出时间,去重庆一两次,“怕长时间不回去,宝宝就不认识我了。”他说,进化论中讲究男性狩猎、女性采集,但自己在家也“带娃、换尿布、泡奶粉”三管齐下。

女儿尚在襁褓中,赵序茅却早早思考起教育理念和方式。他把教育比作写书法,“许多孩子学写字只是模仿,并不懂得中华文化的根基,而教育有严格的逻辑,要有始有终,亲力亲为。”

他说,将来会让女儿先学习隶书,书法界有“汉隶唐楷”之称,而他的心头好恰是汉末名碑《张迁碑》。习字如其人,《张迁碑》字型方正,用笔棱角分明。初看雅拙、质朴,深交方知赤子之心,大巧若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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