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蒂奇或与罗马自动续约（马尔科维奇对需要）

　　马尔科维奇通过对于需要范畴的阐释，揭示了这一问题的内在机制，即人的异化根源于需要的异化而非实践活动本身，从而走出了徘徊在实践的抽象化与实践的庸俗化之间的两难境遇。

　　马克思在其经典著述中，始终在人与自然以及人与自身的双重关系中理解“需要”范畴，它们不仅构成马克思主义内部对于需要范畴理解的理论基础，而且也成为理解马克思人学思想的关键范畴之一。之后以马尔科维奇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此基础上，对需要范畴进行了深入的历史诠释，并深化和拓展了马克思的人学论域。

　　“需要”是人本质二元统一结构的中介要素

　　作为南斯拉夫实践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马尔科维奇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理论人道主义和实践人道主义的划分出发，将马克思哲学理解和指认为彻底的人道主义的实践哲学，正是在此基础上，马尔科维奇深刻阐释并发挥了马克思的需要范畴。在他看来，“需要”是辩证人类学的关键范畴之一，是人对世界的一种能动的双重关系。人的生存过程既是占有对象的内在化过程，同时又是不断使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过程，而需要则是人与环境、人与人之间的物理—心理的、客体—主体的关系。

　　同马克思一样，马尔科维奇坚持认为人的自我实现构成了历史的真正内容，而辩证法则是人的自我实现过程即历史的理论形式，辩证法的核心即是“人在历史中的自我实现”。对于历史的正确理解的前提是摆脱对于人的抽象理解，所以马尔科维奇认为必须从揭示人的本质的复杂结构入手。人的本质的复杂性在于其不仅是一种纯粹的描述概念，同时也是一种规范概念，换言之，对于人的本质的理解既要在现实性上对其进行描述，同时也要在发展的可能性上对其进行以辩证法为基础的预设。因此，马尔科维奇将人的本质指认为“现实—潜能”结构，人具有无限的潜能，在现实中面临着无限的可能性，但是却只有一种可能性能够发展成现实性，而究竟哪一种可能性最终会成为历史的现实性，则取决于其当下的需要及其满足，亦即现实的实践活动。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集中论述了人类需要同实践活动之间的关系。人类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并且在这一前提得到满足时，“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在马克思看来，为了满足人类自身需要的实践活动或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人同动物相区别的根本标志，即人的类本质。有生命的个体的存在方式并非在于对自然的顺应，而是通过改造或否定自然的现实活动而得以实现的，并且，这种创造性的和否定性的活动同时也是人类确证自我本质力量的方式。因此，需要与实践两者之间存在内在的历史关联，即人类需要由肉体存在向更高层次的新的需要的发展和不断实现的进程，始终以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关系的形式更新为表现，并最终展现为人类历史。简言之，人类历史是自身需要产生、满足和发展的进程，亦是实践活动不断展开的进程。马尔科维奇在此基础上，创造性地发挥了需要与实践两个范畴之间的内在联系，并论证了实践作为人类本质的合法性。在马尔科维奇看来，满足人的需要是实践的本质特征，“实践的另一个本质特征是，它在涉及自我肯定的同时，也满足了另一些人的需要”。换言之， 个体通过实践活动达到自我肯定的同时，也通过满足其他人的需要而确证了自身是一种类存在和社会存在。因此，实践作为对人的真正的需要与虚假的需要之间的直观区分，建立起了特殊的个体与普遍的群体之间的价值关联。

　　“需要”是批判当代资本逻辑的重要依据

　　在马尔科维奇看来，人类需要存在着两种形式，一种是以人的自我实现为目的的真正的需要，另一种则是人为造就的虚假的需要即异化状态下的需要或异化的需要，“真正的需要是那些其满足导致了重新认识和发展人之基本能力的需要。虚假的、人为的需要则是那些与这些能力的发展完全无关的需要，因而这种需要直接或间接地阻碍和窒息了人的基本能力的发展”。马尔科维奇以此为依据，展开了对于现代社会资本逻辑的批判。他认为，技术是人的需要结构中最能动的因素，为人的需要的满足提供了可观的空间和可能性。然而，一旦技术及其所带来的丰富产品“掌握在那些在私有财产和全权的政治结构基础上进行统治的权贵手中”，那么，技术就不再为人的需要及其满足服务，而是转变成为对于人进行掌控的巨大的异化力量。一言以蔽之，资本逻辑统治下的技术，是造成人的异化状态的重要根源之一。技术及其产品不再为人的能力的发展提供条件，相反，它人为地创造着人的需要，并以此来不断地扩大和确证着资本逻辑本身。因此，只要现代社会中仍然存在资本的逻辑，不论其以经济层面的私有制，还是政治层面的官僚制出现，人的真正的需要会始终被置于遮蔽的状态，人的能力也始终不会得到真正的发展，换言之，人始终无法摆脱异化的存在状态。

　　毋宁说，马尔科维奇对于需要的理解构成了其实践哲学的重要基础。南斯拉夫实践派对实践概念的独特的理解方式曾备受指责。在这一流派看来，实践概念源自于古老的希腊，是人类创造性和本质性的活动，与具体的操作存在本质区别，因此不存在异化的可能性，即“异化的实践”。但是，不存在异化可能性的实践又是如何同人的异化状态产生联系并发挥作用呢？围绕着这一问题的争议，最终致使南斯拉夫实践派对于实践概念的理解方式受到了拒斥，即这种理解方式最终导致了实践概念的抽象化与空洞化。马尔科维奇通过对于需要范畴的阐释，揭示了这一问题的内在机制，即人的异化根源于需要的异化而非实践活动本身，从而走出了徘徊在实践的抽象化与实践的庸俗化之间的两难境遇。因此，马尔科维奇对于需要范畴的理解是透析南斯拉夫实践派核心理论的重要途径之一。

　　此外，伴随资本逻辑逐渐地侵蚀并渗透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人们在本真的生活与所谓的“现代生活”之间的夹缝中究竟应该如何自处，在“所得”与“所失”的矛盾中究竟应该如何平衡，帮助人们走出纯粹的个体论域，这成为社会发展进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马尔科维奇对于需要范畴的理解，尤其是其对于真正的需要与虚假的需要的区分，无异于为反思错综复杂的现代生活及其问题提供了一个相对有效的参照系。

　　国外马克思主义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对于资本主义的深刻批判，曾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探索过程中提供了理论资源。然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发挥积极作用的方式也面临着历史的变革。在构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过程中，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们从社会主义实践的立场上审视现代社会，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视角，势必会展现出其独特的理论视角与历史价值。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当代大学生信仰危机的哲学反思及对策研究”（14CSH01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宋铁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