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夕夜武汉的夜晚（武汉的除夕静悄悄）

这是武汉最不寻常的一次除夕。

街头巷尾少有卖年货和对联的店铺，水果店和小型超市也门面紧闭，最拥挤的地铁线路、最热闹的商圈都空荡荡的，偶有路人经过，也是口罩蒙面，行色匆匆。

有1100万人口的武汉城在除夕的前一天“封”住了。截至1月24日24时，从这里发端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已蔓延至全国29个省（区、市），国家卫健委收到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1287例，他们中多有武汉工作、居住和旅游史。

23日10时开始，武汉全城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24日12时起，武汉的网约车也停止运营。

从外地回到家乡的年轻人，目睹升级的疫情忧心忡忡；无法确诊的肺炎病人焦急地等待被隔离治疗；把父亲和丈夫送上抗疫一线的妻子，在忐忑地等待他们平安归来；还有另外一些片段，比如被女儿哭闹相逼放弃出车的出租车司机，又被女儿劝上了路，去帮助那些出行困难的人，而无奈与家人分离，留守武汉的女儿，在疫情中意外实现与父亲的和解。

2020年，武汉的除夕静悄悄的，身处城中的人们却是心绪翻滚。

回武汉的年轻人：忧虑着，年还是要过

得知武汉“封城”的消息，李晓心酸得想哭。

她在上海读医学硕士，1月19日回到家乡武汉。在家她起的早，23日6点45分就起床了。

穿好衣服准备去洗漱，李晓才发现手机微信里一堆信息，点开一个好友的群，发现大家在疯狂转发武汉“封城”的截图，是长江日报发布的通告，“全市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无特殊原因，市民不要离开武汉。”

李晓去微博上搜“武汉封城”，看到央视新闻的微博也转了这个信息，知道这是真的，她一下子有点情绪爆发。

前几天，她心里一直有隐隐的恐惧，这种感觉19号就有了，她下了高铁站，出站人群中只有7、8个戴口罩，感觉大家都不在意疫情，不过火车站的警防力量似乎加强了，每个出站口，在列车抵达时，就有6-10个穿迷彩制服的武警模样的人在把守。

疫情比她想象中还要严重，在当地医院实习的朋友告诉他，病房里收了很多病毒性肺炎病人，但没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1月20日，她和这个朋友在汉口见面，她罩了三层口罩，在离疫情发生地7公里左右、也是武汉最繁华的江汉路，目测日流量不低于万人，但大家都是一副高高兴兴过年的样子，几乎没人戴口罩。

朋友说，她在一个偏僻的分院工作，也收治了一整个病区的疑似病例，医生资源紧缺，她的老师不是呼吸科，也被抽调到门诊收治发热病人，这天刚好接诊了一个20多岁的高度怀疑病例，老师让所有实习生都不要去医院了。这让她更加紧张。

李晓决定不跟别人接触，为了保护自己，也不给别人添麻烦。回家后，她取消了和朋友约好的所有聚会，一直没出门，21、22号唯一出门就是拿口罩的快递，买了300只给自己和父母。

很多朋友发信息给他，问“你还好吗”、“你情况怎么样”。 她想到一会儿要出去见到父母，就让自己冷静下来，决定得做点什么。和还守在武汉的朋友聊天，发现大家都在屯物资，就琢磨要去超市买东西。

父母也起床了，她说市内交通停了，“封城”了，可以看得出他们心情凝重，但是表情还是很镇定，这就是家人会有的状态吧。父母开始商量要不要回到他们各自的老家阳逻和江下，但年关武汉反而是一座空城，相比之下或许更加安全，一直也没有商量出结果。

妈妈的很多亲朋好友也打来电话，用着急的语气互相问，“你那边好吗。”李晓的爸爸是国企员工，今天还有最后一天班，她劝爸爸不要出门，“这是工作”，爸爸特别坚持。昨天晚上，她临时收到通知，今天要开会督促大家做好防疫工作。李晓只好给爸爸戴上口罩、帽子，差点想让她带护目镜，但家里没有，看她戴着近视眼镜也觉得安心一点。

快9点的时候，李晓赶紧收拾一下出门，走15分钟去中佰超市，其实可以骑共享单车，但是一切跟人接触的东西他都不敢碰了。

路上的人不多，也可能是将近年关了。但超市里人头攒动，走到跟前，就想赶紧去看看有没有货。蔬菜柜台上，番茄、西兰花、黄瓜菜还是有的，但是新鲜的绿叶菜都空了，优惠减价的商品都卖完了，物价没有特别上涨。

李晓买了很多速冻饺子和面条，觉得最实在，能撑到初七、初八左右。买泡面的时候，她听到身后持续了快一分钟的咳嗽声，听上去肺部有啰音，嗓子里有痰，心里很警惕，但是觉得自己不能过度反应，没作声。回头一看，一个老太太，没戴口罩，吓得她拎着篮子就往别的地方跑。

在她前面选泡面的中年女性和员工抱怨，怎么只剩这几个味道了！员工就跟她说，因为你来晚了，很多味道都被拿空了。那个人没有接话，默默地塞了好几包在自己的车里。

走的时候，李晓看到货架上只有10袋米，她问售货员，仓库里还有货吗？售货员说，所有的货都在架上了。

李晓“封城”后在超市采购，货架上的米袋数量已不多。

收银队伍排挺长，李晓前面有8、9个人，大家都不怎么讲话，戴着口罩，拎着一堆满当当的吃的用的，有中年大叔的购物车放着5、6桶油，也有年轻女孩买了很多洗手液。她总共买了200块不到的食物，但冰箱也塞不下了。

一回到家，李晓就把窗户全部打开通风，脱下外套后用免洗洗手液消毒，又把买来的东西包装擦了一遍，然后再洗手，再用酒精棉片把手机整个擦一遍。又从头到脚好好洗了个澡，用酒精搓手，她觉得自己都有一点病态了。

中午，李晓的妈妈从菜市场采购回来，买了各种能买到的新鲜蔬菜，拎了好多袋子。饭桌上她讲起来在菜场的“搞笑经历”：她买完萝卜，回头想再去看看的时候，已经坐地起价，价格翻了一倍，平时土豆1、2块一斤，昨天卖到了6、7块，“也是难得一见。”

小年夜，李晓本来准备一家人一起吃年夜饭，置办年货，“封城”的消息出来，他们都不敢出门。李晓一直担心在外上班的父亲，下午2点时他终于回来了，回来前在微信上发来一条消息，“今天加油站人有点多”，去加油站，那时候已经加不到油了。

对于不去吃年夜饭，亲戚们都同意。从23日下午到24日中午，一家人就再也没有出门，唯一接触外界的渠道就是网络和窗户。小区人不多，但能看到窗外有外卖小哥穿着穿戴整齐的骑手服，带着口罩，匆忙而过。

在家待着，李晓和父母聊聊天，看看电视，自己找了一直想看但没看的书翻一翻，不然干坐着只会越想越慌。看书间隙，她还是会搜一搜新闻，关注疫情的最新进展。

今年年夜饭虽然少了点热闹的感觉，但三个人也很快乐，父母早早把对联、福字贴好了。

湖北这里过年喜欢做炸货，早上他帮着妈妈炸鱼丸，拿出之前备着的腌鱼、腌肉、虾、排骨，在厨房忙活。家人群里的气氛也还是热闹，亲戚们会发来除夕快乐的表情包，宅在家里可以看的片单，聊聊近况。爸妈给爷爷奶奶打了电话问候，老人们也知道，“最近不太平，不要出去晃。”

现在，李晓唯一的忧虑就是“封城”会持续多久，如果春节后武汉社会恢复了正常运行，大家回到工作岗位，她可能又会开始慌了。

出租车司机：女儿不让我出车，又劝我出车

“封城”之后，武汉地铁公交都停运了，张国明开的出租车成了城里最主要的交通工具。

25年前，张国明买了一辆车，开始做出租车司机，他当车主，再从外面找了副班司机帮忙分担着开。武汉缺副班司机，运气好的时候可以三个人开，运气不好就两个人，两个人开就没有假期，一年365天，几乎天天都在外面跑。

武汉疫情爆发后，副班司机不愿意开车了，张国明只能自己开。

1月22日，张国明接待了一名乘客，带着自己妈妈和小孩去医院看同事生孩子，目的地正是接诊众多发热病人的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乘客要求张国明把车开进医院才肯下车，当时医院已经停满了救护车。

女儿张璇听到父亲回家说起这件事，在家里又哭又闹，坚持不让爸爸再出车。

第二天早上，张璇和父亲收到了武汉“封城”的短信，交通也停运了。看到通知后，张璇问父亲医生护士没车上班怎么办？病人着急去医院，救护车怎么办？

“你要不去帮帮大家吧。”张璇在微博上看到还有人的爸爸也是出租车司机，也还在出车，纠结良久后，张璇还是下决心让爸爸出车。“那我出去转转。”张国明答应道。

张国明不愿意带口罩，总说太闷了，开窗也不是，关窗也不是。虽然出租车公司给驾驶员发了口罩和“84”消毒液，但是口罩质量不好，是单层的，“84”也是水货。张璇只好叮嘱父亲戴上她准备的N95口罩。

“封城”以后，部分没来得及放假的公司中午都放了，人流量很大。中午11点，张国明出门了，下楼给女儿抢了颗大白菜和面条后出车了。他在微信上给张璇发了张自拍，自拍中他戴上了女儿给的N95口罩，并告诉女儿自己保护得很好。

“我想给他打电话，又不敢总打，我怕打扰他开车。”张璇一边不忍心看到市民出行受到影响，又一遍担心着父亲的安危。张璇跟爸爸约定好，下午四点一定回家。

23日下午五点了，天下雨了，很多人下班要回家，而张国明没有按约定的时间回家。

下午六点了，“爸爸打电话了！马上回来”接到父亲的电话，张璇抑制不住地开心。

饭桌上，张国明跟家人聊起今天的经历。下车休息的间隙，张国明遇到一位年轻人，骑着自行车，气喘吁吁的，问他：“师傅走不走”。张国明说走，到达目的地后，打表显示50元，年轻人说：“师傅给你个吉利数字”，然后给了张国明60块，说了句“谢谢师傅，不找了”便扬长而去。

当天早晨张国明还在微信群里收到了市客管处的通知，说不允许出租车“不打表”、“一口价”、加价、议价。但他却没想到，还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张璇问父亲这个特殊时期开车有没有补贴，张国明却反问道，“那医院医生都没补贴呢，谁敢提这个？”

大年三十，武汉的网约车停运，巡游出租车也开始实行单双号限行。张国明今天没有出车，而是选择和家人一起在家里吃年饭。

张璇的亲戚本来都要来家里吃年饭，但疫情严重后，他们都不来了。张璇妈妈提前准备了很多菜，这会儿，也不用去超市抢购了，这些菜还够吃好几天。

年饭由张国明来准备，尽管亲人没来，但张璇不觉得心情受到影响，“大家一起对抗嘛。”

一切如昨，张国明给女儿准备了一桌她最爱吃的饭菜。

张国明一家的年饭。

一线医生的家属：只望家里的两位大夫平平安安

这个年，洪雯过的忐忑，她的丈夫和父亲都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一线。

1月17日晚上，洪雯倚着床头刷手机，正准备睡觉，先生抱着5个月大的儿子玩，她再一抬头，发现先生靠着卧室的门框盯着自己看，像没事儿人似的说，“我们科室收到通知，即将作为收治病毒性肺炎患者的专门科室，最近两天所有床位都要腾空。”

洪雯什么话也没说，低头继续盯着手机看，却看不清楚屏幕上的内容，眼泪已经在眼眶里打转了。

洪雯十五岁时赶上非典，父亲所在的武汉市脑科医院开了发热门诊，医院要求医护人员手机开机，24小时随时待命。父亲经常累到回家倒头就睡，那段时间他和母亲分床睡，就怕传染到家人。当时，洪雯还不清楚父亲距离生死有多近，也不懂得害怕。但今年的肺炎疫情她特别害怕，因为家里还有一个孩子。

这时，先生突然对着儿子唱起了“说句心里话”里的歌词， “你不扛枪我不扛枪，谁来保卫祖国，谁来保卫家…”洪雯知道，先生是唱给她听的。

作为医生的女儿，洪雯是在父亲的“缺席”中长大的。小时候她对父亲没什么印象，他不是在医院上班，就是在外面巡回医疗。十五岁中考那天，武汉的天很热，好朋友在进考场前和父亲深情地拥抱，往考场内走时，还能望得到她父母站在栏杆外招手。但一回头，“就看到我妈在一群父母中间孤零零安静地望向自己”， 她的心里不是滋味。

后来洪雯嫁给了医生，以为自己习惯了“缺席”和面对危机，但那天晚上，她还是一夜无眠。

后面两天，洪雯听先生说，以前住在科室的病患全部强制出院，不然会造成交叉感染。“先生每周有两天值夜班，不值班时回家也很晚。他在医院穿防护服给病人取样的时候，鞋子还是会暴露在外，所以回家时都会把鞋子脱了，关在大门外。”

左一是洪雯的先生。

先生也会和洪雯说起白天医院发生的事，“每天都能听到新增的医护人员疑似或确诊病例，每听到一次我的心就紧一次。”此外，先生同事在外租房住，主动和家庭隔离的例子也屡见不鲜。万一不幸中招，总还能保证一个人照顾孩子。“现在先生晚上睡在客厅沙发，我和孩子在卧室，也算是在家隔离。”

大年三十，洪雯的先生上24小时班，家里只有她和婆婆，婆婆9月份从湖南到武汉帮着带孩子。原本是计划回她父母家过年，但洪雯的先生，父亲都奔赴一线救治患者，“也是担心出门孩子抵抗力不足”，只是和母亲通过视频问候，让母亲视频看了看外孙。

“今年过年，一切从简。只是希望家里的两位大夫，和千千万万奔赴一线的大夫平安健康。”洪雯说。

肺炎病人：冷清的除夕，盼新年有转机

大年三十，早上8点多，黄兰和丈夫就全副武装戴上口罩出门了，今年她没有像往年一样早早在门上贴上福字，把家里收拾的一尘不染。防盗门外没有贴福字和对联，只残留着往年留下的胶带痕迹。

街道上冷冷清清，视线所及的地方都难得看到行人，只有两三个包裹严实的路人在等网约车。武汉“封城”以后，黄兰每天去医院吊水都得等上20多分钟才有网约车接单。从家到医院要30多分钟的车程，她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早早下楼在路边等。武汉的街头见不到卖年货，对联的商铺，水果店，小型超市也紧闭着门。

黄兰出现感染症状已经有9天。1月6日，她在武汉市第四医院常青花园院区住院调整血压，隔壁病床转来一个高烧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这位患者后来被隔离。但黄兰15日出院后，接连出现感冒、低烧症状，吃阿莫西林胶囊和肺部消炎的药，也没有缓解。

此前，她的姨夫也出现发热等症状，很快不治身亡。姨夫去世第二天，姨妈也出现肺炎发病症状，医院没床位，黄兰表妹打市长热线才住进中心医院。21日被确诊，第二天转院到定点医院治疗。

21日晚上，黄兰再次发烧，去协和医院看病，发现“整个大厅都是患者，都没有落脚的地方”。医院其他门诊都停掉了，只有急诊内科，床位非常紧张，只登记了下，说有床位再通知她。

22日一早，丈夫带她去武汉市中医医院拍片子、做血氧检查后，医生说像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症状，让去定点医院治疗。

上午11点，他们到协和医院排队等号。大厅里，排队等号的队伍排成蛇形，拐了几道弯。两人拿雨伞垫着坐地上，坐一会儿站一会儿，排了六个半小时的队也没排上。最后托朋友找关系，他们晚上才在另一家定点医院输上液。

黄兰在定点医院输液。

因为迟迟无法确诊，也无法办理住院，黄兰不愿再去定点医院。现在，她每天去一家非定点医院输液加抗病毒肺炎药缓解症状。

黄兰一个人安静地坐在输液区，丈夫在科室外面的走廊踱步，有时走廊里有了空座就坐下歇会儿。她所在的病房，80来平米，有一百多个病人在输液，有的没位子，只能坐地上，还有一些病重的，做皮试需要站起来，“站都站不住”。

除夕这天上午9点多，女儿打来电话，“今早发烧了吗？多少度？声音为什么听起来更严重了？什么时候能住院？”一连串的问题，黄兰喘气都有些吃力，还是假装振作些回复了女儿。电话那头是一阵沉默。

今年元旦，女儿催促黄兰到北京过年，3岁大的外甥女和姥姥很是亲近。但看到武汉卫健委通报的疫情，黄兰意识到情况比较严重，她决定不去北京过年了。

想到往年一家人过年的场景，黄兰说话的停顿变得更长。北京的新年不允许放鞭炮，但郊区还是会放一些，每次听到鞭炮响，她就逗外甥女开心。丈夫和女婿一起准备年夜饭，大虾，鱼，牛羊肉做一大桌子菜。春节联欢晚会一家人会看到最后一个节目“难忘今宵“，再互相问候“过年好“。

今年除夕，黄兰留守武汉的家里，甚至都没有去超市抢购蔬菜，肉制品和面食，也没打算准备年夜饭。一碗白粥喝上两三口或许就是今晚的年夜饭，“现在真的是一点东西都吃不下，就是去面对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吧。“

昨天来医院打针的时候，看到有患者拽着大夫的衣服哭喊“我也发烧，救命呀”心里很难受也很无奈。实在挺不住了，央求大夫借一张床平躺了一会儿，才缓过来。

新年来了，她的愿望是能得到正规的隔离治疗。

留守武汉：别样的“团圆”

纪涵在武汉某互联网公司做运营，今年是她和男朋友在一起的第三个年头。之前的两年春节都是带男朋友回到自己老家，荆州石首，和父母过。今年，男朋友和纪涵商量一起回厦门回家过年，去见他的家人。

最后两人买好1月23日10：25飞往厦门的机票。纪涵提前一个月就给男朋友的爸妈、奶奶、小姨准备好了礼物。也在脑海中预演过了见家长的场景。

临出发的前一天，纪涵收拾好了行李，把自己养的狗寄托在了大学同学家里，同时给自己的猫咪也在闲鱼上找好了“临时喂养官”。“喂养官”来上门拿钥匙的时候，纪涵把家里最后一包螺蛳粉送了出去。一切准备就绪。

纪涵和男朋友说自己一切都准备好了，就等见他家人了。男朋友却突然说“要不我们别回去了吧”，纪涵一时之间无法理解男朋友的想法，因为他们两人都没有任何症状，精神和食欲都很好。男朋友解释潜伏期是两周，自己没有百分百的把握，不想冒险回到家里，害怕万一自己被传染，回去后又会传染家人。

男朋友和家里人说了自己的想法后，家人还是劝他们回去，说你们回来吧，回来后我们就四个人在一起，也不出去吃饭，也不去见其他亲戚。纪涵和男朋友本来就没有很坚定，被家人一劝，便还是放弃了不回去的想法，决定按照原计划回厦门。

临出发的前一晚，纪涵和男朋友并睡不着，他们一直在刷着微博，更新新闻动态。看着新闻弹窗一个一个地弹出，病历一例一例地增加，男朋友最初的担心和恐慌也随之增加。

23号凌晨一点多的时候，他们还是退掉了机票，决定待在武汉过年。收到了退票消息后，纪涵依然无法入眠，内心十分纠结，不知道自己的选择是否是正确的。

凌晨两点，纪涵看到了武汉“封城”的消息。瞬时间释然，像是给自己找了一个心里安慰，“现在‘封城’了，即便我没有退票，也走不了了”。

一直到五点多，纪涵放下手机，开始说服自己睡觉，告诉自己特殊时期如果不好好睡觉的话免疫力会下降。

但想到自己这么晚才睡，一觉后醒来会不会超市里的物资都被抢空了，纪涵开始焦虑。把男朋友叫醒来开始在线分头下单囤物资。在京东生鲜和沃尔玛小程序上囤了八百多块钱的“干粮”，纪涵才安心地睡了过去。

上午醒来后，订好的外卖物资一直迟迟未到。纪涵打电话给商家，商家说十点半前下单的物资都会正常派送。但纪涵和男朋友还是很担心，怕不会送过来。于是中午，她和男朋友带上口罩，走出家门，去家附近的菜市场买菜。

街上的人很少，可以看出来大家都是去买菜的，带着各式各样的装备，塑料袋、购物袋、双肩包，大爷大妈推着那种小推车，还有人拉着拉赶箱。

走进菜市，并不像是之前视频中看到的疯抢场景，大家整体上是平静的。只是在有一个店家新补了白菜后，身边的人竞相挤过去抢着买白菜。菜价也并不像是网上看到的一颗白菜要35块，他们48块买了两颗很大的白菜。

回来的路上，街上有陆续有几位陌生人看到他们手里提的白菜前来搭讪，“你买的白菜多少钱呀？在哪里买的呀？”，纪涵觉得有点好笑，觉得危机时刻，大家之间的距离仿佛拉近了。

还没走到家门口，就在楼道里闻到了一股炖牛肉的味道，这让纪涵开始想家、想自己的父亲。

这是她严格意义上第一次不回家过年，去年因为和父亲起了争执，自己赌气说坚决不回家。当时也是和男朋友去超市买了一大桌子的零食，打算两人留在武汉过年，自己堵着气说“我在这里有猫有狗，过年也挺好”。但在春晚的倒计时响起时，纪涵想到独自在家的父母，哭了出来。在大年初一的凌晨，和男朋友订了回家的机票，回到了父母身边。

但今年，是真的回不去了。

纪涵和父亲的关系一直不是很好，她和父亲分享了自己发的退票不回家的微博。和父亲说好神奇啊，居然会有这么多陌生人来评论点赞我。过了一会儿，她就看到自己多了一个粉丝，是新注册的账号，头像还是灰色的，是父亲拿自己的实名注册的。

除夕夜，纪涵和男朋友准备煮火锅，然后和家人视频拜个年。

纪涵和男朋友的年夜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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