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昭通反腐案例（把自己陷了进去）

退休后索要待遇未果，转而以发匿名短信、散布公开信等方式，诬陷州委主要领导，不仅造成恶劣影响，还牵扯出自己多项严重违纪违法行为，最终受到党纪国法的严惩。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委原政法委书记和建一案留下了诸多警示。

不断散布公开信

“我应该是安享晚年了，但今天，我却坐在没有靠背的椅子上，活动在狭小的空间里。”和建在忏悔书上写道。

2018年10月15日，退休仅7个月的和建被立案审查，导火索或许就是他此前不断散布的公开信。

2018年10月10日，云南省纪委省监委收到和建《致州委常委的公开信》，信中将红河州既定的决策部署、发生的群体性事件等问题归责于红河州委主要领导。

这并非和建首次举报。

2018年9月24日，和建还先后向中央领导、云南省委、省政府、省纪委和省委组织部主要领导以及红河州部分领导干部寄发本人署名的关于质疑红河州委书记姚国华政绩的公开信。

云南省纪委常委李庆元介绍，通过向8家省级部门、11家州级部门调取评判意见，并向红河州委常委等干部调查，发现和建散发的公开信刻意歪曲事实真相，对姚国华同志的所有质疑都属于牵强附会、恶意中伤，查无实据，毫不可信。

调查发现，和建还使用他人身份信息购买两张移动电话卡，发送数十条匿名短信，在领导干部之间制造、散布、传播政治谣言；教唆、怂恿他人写举报信向中央领导、省委领导反映不实信息。

而这些做法的背后，都源于一件事：2015年5月，和建向组织伸手要求在退休前解决正厅级待遇未果，因此认为是州委主要领导不帮他。

云南省纪委副书记、省监委副主任王宇表示，和建严重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严重破坏了党的团结统一，严重干扰了红河州委、州政府的工作秩序，严重影响了红河州改革发展稳定大局。

2019年1月9日，云南省纪委、省监委在红河州蒙自市召开不实举报澄清了结反馈会，为受到诬告的红河州委书记姚国华澄清正名。此前一周，和建被开除党籍，取消退休待遇，因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先告状的“恶人”

作为云南首个因违反政治纪律而被留置的“落马”官员，和建的违纪违法情况令人咂舌。随着调查的深入，和建在任职弥勒县委书记、红河州委政法委书记时的种种劣迹逐渐浮出水面。

“在弥勒县委担任主要领导期间，什么都得按照他的想法来办，只要他不满意的就得推倒重来。在红河州政法委担任主要领导期间，更是大搞‘一言堂’‘家长制’，凡事都得由他一个人拍板。”王宇说。

据调查，和建曾随意更改已经县委、县人大和县政府会议研究通过的政府办公楼图纸，并将已经封顶完工的办公楼拆掉一层；动不动就实施打击报复，指使人收集他人的“罪证”，意欲“整倒”持不同政见的竞争对手；将“不听话”或看不惯的下属调离重要岗位甚至“整走”。

一名干部介绍，和建经常谩骂下属和县市领导，只要迎接的同志晚几分钟就开骂，甚至责令没有到交界处迎接他的两名干部写书面检查。“和建下基层时都要让警车开道，要大批干部陪同，很讲究排场，喜欢前呼后拥。”

这样一名作风霸道的干部，自己更没有做到廉洁自律。

调查显示，2003年至2015年期间，和建大搞不正之风，十八大以后仍不收敛不收手，逢年过节都会收受礼金，累计达82万余元。他还利用职务之便及职务影响，为他人谋取利益，通过收受公职人员、私人老板、民营企业等贿送的财物及向关系人高价出售房产等方式，涉嫌受贿共计224万余元。

2005年，和建以私人名义，打着建“生态园”的幌子，一分钱没花就“租用”了6亩村民小组集体土地，还侵占乡镇资金建设了供其吃喝玩乐的老虎箐山庄。2009年后，和建表面上将土地退还乡镇，实际上授意转租给其代理人，继续套取公款并引入私人投资改扩建山庄，民间戏称为“政法山庄”。

不仅如此，和建在干部提拔上任人唯亲，重用身边工作人员，培植私人势力，通过利益交换将上下级关系变成人身依附关系。在他的关照下，席之湖从一名普通工人成为公务员，后任乡镇党委书记。他还打着州委领导的旗号，要求县市领导协助其建立工作室……

如何回答案件背后的“红河之问”

“如何预防下一个‘和建’的出现？如何消除和建案对红河州带来的巨大影响？查处和建案后更应回答好这个‘红河之问’。”李庆元说。

从个旧市商业局局长、红河州贸易局局长、红河州外贸局局长、弥勒县委书记，再到红河州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和建短短13年时间便从正科级升任副厅级领导干部，一路走来顺风顺水。

云南省纪委一名办案人员介绍，正是仕途上的顺利，让和建在思想信念上产生了动摇；而长期担任一把手，又使他逐渐养成了颐指气使的霸道作风。

“理想信念动摇必然滑向腐败深渊，权力任性必然难逃党纪国法严惩，一心追求享乐必然走上腐败之路，我行我素、放任私欲、为所欲为必然被围猎……”王宇认为，和建案暴露出白恩培、仇和等人的余毒在红河州远未肃清，红河州较长一段时间以来党内政治生活很不认真、很不正常、很不健康。

在姚国华看来，和建严重违纪违法行为的发生，既有其放松自我教育、思想麻痹松懈、试图侥幸漏网等主观原因，也有历届州委和历任主要领导对其党性教育缺位，监督管理乏力，党内政治生活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不强等客观原因。

“对和建监督管理存在明显的漏洞，这个教训非常深刻。他退居二线后我们没有一起共事，放松了对他的监督。作为州委书记，我应该负责。”姚国华说。

红河州州长罗萍曾与和建共事7年，她告诉半月谈记者，和建为人强势，在决策中只要涉及政法领域，从不接受他人意见。“一个好的政治环境才能让干部健康成长。”罗萍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自己及州委班子成员都存在一定的好人主义，不想得罪人，“都应吸取教训”。

如何消除和建案的恶劣影响，成为摆在云南省及红河州的一个现实问题。姚国华说，红河州将一方面清除政治污染底泥和污染因子，广泛开展警示教育；一方面强化纪律审查震慑作用，严肃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全面修复政治生态环境，营造风清气正的干事创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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