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大安山（这块土地的回归）

一直以来，我国都在用一句话强调我国的对某块领土的主权——“某某地方，自古以来都是中国的领土”，香港如此，台湾也如此，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外蒙古也曾是我国领土的一部分。提起外蒙古的独立，中国人无不惋惜，毕竟那一片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净土，曾经也是我们的一部分。

蒙古与中华大地能画上“一家”的联系，源于满清的起家及入主中原，而蒙古即是“嫁妆”。全盛时期的清王朝版图达1300多万的大帝国，其中就包括内外蒙古。蒙古自古就有内外之分，一个漠北，一个漠南，一个归顺早，一个归顺晚。而清帝国对于蒙古的管理也是各有不同，比如内蒙古由中央政府派官吏进行统治，算是过门的媳妇，外蒙古却由中央政府委托在当地的王公贵族进行间接的管理，更像是包养的“小三”。两种管理方式的不同也决定了内外蒙古文明的差异，一种是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的融合，一种是纯粹的草原文明。

这样的统治方式并不利于民族之间的融合，也使外蒙古对清朝缺乏向心力。清政府对外蒙古爱理不理的态度，激化蒙古社会的 内部矛盾。而列强俄国对蒙王公喇嘛也是极尽拉拢煽动，派遣“探险队”、“考察队”进行活动，少年时代的外蒙领主八世哲布尊丹巴在俄国人奇珍异宝的谄媚下，逐渐产生了亲俄思想。

辛亥革命后，清朝统治逐渐瓦解，俄国哥萨克与外蒙古王公调集各旗蒙兵里应外合，解除了清军武装，首次实现了独立。千方百计力助外蒙古独立，俄国人的本意就是准备兼并。毕竟领土对于“毛熊”的重要性就像杯子里的伏特加，必须满，才尽兴。 不过，碍于国际社会的压力，吞并外蒙一拖再拖，直到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沙俄先亡。新苏维埃政府则在1917年和1919年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俄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但实际上继续支持外蒙古独立，而当时的中华民国对外蒙古仅享有宗主权的空名。

1919年4月，民国总理段祺瑞命令徐树铮火速率军前往外蒙，主持撤治之事，皖系将领徐树铮率兵进入外蒙古首府库伦，挟持“内阁总理大臣”巴德玛·多尔济，软禁哲布尊丹巴活佛，并召陈毅回京，全面否定《中俄声明》，外蒙古全境重新被置于中国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然而，好景不长，1920年7月，爆发直皖战争，徐树铮率军返回内地，战败被通缉。针对外蒙的事态，中国北洋政府任命张作霖为蒙疆经略使，但当时处于第一次直奉战争前夕，张作霖意在关内争夺地盘，无意插手外蒙 事态。于是，蒙古人民党在苏联与第三国际支持与行动下，趁机宣布废除君主立宪制，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

蒙古阅兵

20世纪20-50年期间，中国本土战乱不断，外蒙古的独立已是无法改变的现实。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也曾多次在国际外交场合提及外蒙回归的事宜，但每次都以失败告终。国民党退守台湾后，台湾当局废除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关于外蒙古的换文，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并下令把外蒙古重新纳入“中华民国”的版图之内。1946年开始，外蒙古就开始谋划联合国席位。1961年，台湾当局本可以行使否决权拒绝外蒙古提议，但外交博弈终归由美苏两国说的算。在美国的施压之下，最终台湾当局未参加表决。作为回报，美国将坚决支持台湾当局，拒绝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蒙古自此加入联合国。

成吉思汗雕像

另外一边，中方也一直未放弃使外蒙古回归中国的意图。1953年，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上台后，苏联归还了旅大军港和东北铁路的管理权，毛泽东趁机再次提出外蒙古回归中国问题，但赫鲁晓夫拒绝讨论外蒙古问题。于是，蒙古人民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交换地图，正式划定边界。自此，关于外蒙古属于中国一说，已成无法改变的历史。

蒙古乌兰巴托夜景

新时代，中国与外蒙的外交联系已不是以“回归”为主题，友好发展才是时下中蒙关系的主流态度。过往深处的历史，就让它沉淀在那，作为我们永远的警示——落后就要遭遇失去，强大才能保证家园的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