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历史上的杨度（袁世凯临终前大喊）

1916年6月6日，“悔恨交加”的袁世凯虚弱地躺在病床上，等待着死神的降临。

去世前，他突然疾声大呼到，“杨度误我，杨度误我啊”，带着不甘与绝望，注定会被载入史册的一代枭雄离开了人世。

袁世凯一生最大的争议在于，逼清帝逊位后，自己宣布称帝，短短83天的“皇帝梦”，终是黄粱一梦，原本一手好牌的袁世凯还是败给了时代。

而让袁世凯一失足成千古恨，大胆推行君主立宪制的幕后推手，正是他口中的杨度。

为此，杨度一生都背负着“帝制余孽”的骂名，关于他的评价，更是贬多褒少。

直到1975年，正值周总理病重之际，《辞海》编辑部突然接到了一个神秘的电话，转述了周总理的嘱托。

周总理强调，对中国近代历史人物评价要客观，《辞海》若有收录“杨度”条目，一定要把他晚年加入共产党的事情写上。

从“帝制余孽”到“中国共产党员”，杨度的身份发生了180度大转变，震惊了众人。

除此之外，他还几经多次身份转换，不论是遁入空门的虎禅师，还是国民党的得力干将，亦或是杜月笙的门下“清客”，转变的仅仅是世俗中的头衔，不变的是内心的爱国情怀。

在杨度的短暂一生中，56年的风雨颠簸，堪称民国一代奇人。

今天，柴叔就带你走进杨度传奇的一生，看看他是如何绝处逢生的。

俗话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杨度成为“帝制余孽”，也是有迹可循的。

杨度是湖南湘潭人，典型的湘军后代，他的祖父和伯父皆是湘军将领，十岁丧父后，他被过继给伯父，从小随军生活，感受着强烈的军旅氛围。

耳濡目染中，杨度对军事和政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加之，从小天资过人，让他不免有些心高气傲，他青少年时常以宰相自居，甚至连军事天才诸葛亮都不放在眼里。

光说不练假把式，杨度18岁就中了举人，虽然会试落地，也算是后生可畏，而此时又正恰逢公车上书，只能返乡另谋出路。

回乡后，杨度遇到了对他影响深远的一个人，这个人就是王闿运。

王闿运何许人也？

他也是湖南湘潭人，曾是肃顺的家庭教师，后入曾国藩幕府，怀抱“帝王之术”，立志为良人出谋献策，成就一番事业。

王闿运曾力劝曾国藩自立为王，却遭到拒绝，心灰意冷，只能返乡纳徒授课。

在机缘巧合下，杨度拜师于王闿运门下，与他产生了浓厚的师生情谊。

杨度的才华横溢和满腹抱负，让王闿运对他有了更深的期许，于是，王闿运将自己的毕生学问倾囊相授，尤其是擅长的帝王之学。

所谓“帝王学”，就是物色非常之人，成就非常之功，全力辅佐有能之人，成者可以登上封侯榜、入凌烟阁。

在王闿运门下三年，杨度醉心研习帝王之术，这在无形中影响了他日后的政治主张。

而后，随着新学的兴盛，杨度却做了一个让王闿运勃然大怒的决定。

1902年，不顾王闿运的极力劝阻，杨度远渡日本，自费留学。

他先是进入东京弘文书院师范速成班学习，后又转入日本法政大学，学习各国宪政。

因为为人热情，才华出众，心怀国家，杨度成为了日本留学生的杰出代表，他在日本的家也成为了“游日学生俱乐部”和“湖南会馆”。

在新的时代浪潮下，每个新青年都有着自己的政治主张，不论是保皇派，还是革命派，都可以在杨度家中畅所欲言。

他虽不参与两派的争论，却对自己的政治主张坚信不疑，他推崇的则是君主立宪制。

杨度认为，清朝皇室早已腐败不堪，而革命又过于激进，势必会造成中国社会的动荡不安，推行君主立宪才是目前更为稳妥的方法。

在日本开明的环境下，杨度结识了一批有为“新”青年，蔡锷、梁启超、孙中山、黄兴等都是他的座上宾客。

孙中山曾想联络拉拢杨度，但两人辩论了三天三夜，都难以相互劝服。

最终，杨度向孙中山许下诺言，若日后事实证明，先生的民族革命更适合中国，我定当全力以助先生事成。

虽然政见不同，却不妨碍杨度对孙中山的欣赏，于是，他将与其有相同思想主张的黄兴介绍给了孙中山，促成孙黄合作，这也为他日后加入国民党埋下了伏笔。

君主立宪也好，民族革命也罢，彼时，他们只为一个共同的目标，在各自的道路上，踽踽前行。

1915年，一块袁世凯亲笔题写“旷代逸才”的牌匾，被送进了杨度的府中。

袁世凯此举有两重含义，一是奖励杨度近日为“复辟帝制”的一系列操作，二是给其他持观望态度的人指明未来方向。

然而，袁世凯不知道的是，杨度此举只因认定了，他就是那个“非常之人”。

杨度和袁世凯的缘分，始于袁世凯的主动示好。

有一次，杨度和有识之士们在松筠庵聚会，聊到兴起时，却少了酒肉助兴。

当时，大家皆是囊中羞涩，于是，豪爽的杨度立马脱下身上的狐裘拿到当铺典当，把换来的钱买来酒肉，继续与同行之人畅聊国事。

一夜畅聊，众人散尽后，杨度才感到寒风瑟瑟。

这时，门外突然传来敲门声，只见一人将一个包袱递给了杨度，打开一看，竟是昨日自己典当的狐裘。

杨度不解地问到，这是谁让你送来的？

那人回答，是袁大人让我送来的。

那人口中的袁大人，正是袁世凯。

这件事，让杨度心生感激，后来，袁世凯又邀请杨度参观他在天津的兵站。

杨度观察到，小站的士兵采用德式方法操练，军姿威武，振奋人心，而最让他震惊的是，发放军饷时，袁世凯亲自在旁监督，毫无克扣军饷的现象，这在晚清的军营中实属罕见。

在种种交往中，杨度内心被压抑的火焰渐渐重新燃起，他感到自己一直苦苦寻找的“非常之人”终于现身了。

于是，他决定全力辅佐袁世凯，同时，拒绝了黄兴让他加入国民党的邀请。

找到了可辅佐的“非常之人”后，当务之急就是确定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方针。

杨度结合了中国的现状，依然坚信君主立宪更为稳妥，于是，他写了一篇《君宪救国论》，呈给了袁世凯。

袁世凯看后，击掌称叹，大呼“真乃旷代逸才也”。

袁世凯之所以如此兴奋，是因为杨度的主张正中其下怀，说出了他想说却不敢说也不能说的话。

于是，袁世凯马上下令印刷2万份《君宪救国论》，规定县以上官员人手一份，仔细研读。

渐渐地，坊间关于复辟的传闻越来越盛，而袁世凯每次都极力辩驳。虽然对外宣称此消息是假，袁世凯却拨款80万银元筹建了筹安会，只为让复辟看起来更顺应民意。

杨度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筹安会的理事长。

以杨度为首的筹安会六君子，开启了一系列的支持恢复帝制，实行君子立宪制的活动。

陆续的，京城大街上出现了许多请求变更国体的请愿团，连北京上空的祥云也被传为是“龙气”的象征。

紧接着，在北洋政府的“利诱”下，各省代表团在民意调查中，不可思议般的以全票赞同通过了复辟帝制。

天津《广智报》曾发表一副《走狗图》讽刺洪宪帝制，其中袁世凯身着龙袍，头戴冕旒，而四边大将皆是狗的形象，这其实暗指筹安会四大将——杨度、胡瑛、孙毓筠、严复。

胡瑛曾为此询问杨度，但杨度只是淡然回答，我们协助恢复帝制，只为救国，自问无愧于心，又何必在乎别人的话。若以“走狗”二字论，我狗也不狗，走也不走。

1916年1月1日，袁世凯称帝，引起了全国上下的沸腾，而他幕后的推手杨度，再次成为众矢之的，连好友梁启超都痛批其为“下贱无耻、蠕蠕而动的嬖人”。

但是，好景不长，83天的“皇帝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结束了，而这却是袁世凯和杨度噩梦的开始。杨度背负“帝制余孽”的骂名，成为了头号通缉犯，袁世凯带着不甘一命呜呼。

不久后，有传言说杨度早已畏罪潜逃到美国。

然而，记者看到的却是，杨度独自坐在丰盛胡同的寓所前，他对记者说：“我现在仍是彻头彻尾主张君宪救国的人，度即不委过于人，亦不逃罪远方”。

言语坚决间，透露着不悔与决绝，唯一遗憾的只是所托非人。

袁世凯去世后，杨度前去吊唁，写下挽联，“明公负洪宪，洪宪不负明公；九原可作，三复斯言”。

从此以后，杨度遁入空门，披发入山，不问俗事，学佛参禅，号“虎禅师”。

也许是厌倦了尔虞我诈，也许是看透了你争我抢，出世成为了杨度当下仅剩的选择。

山中才几日，世上已千年。

远离尘世的喧扰，杨度在佛法中找到“无我”的境界，他曾写道，“随缘入世，满目疮痍，除救世外无事，除慈悲心外无心，愿做医生，遍医众疾”，以此表明心迹。

而此时，国内的局势愈加动荡不安，民不聊生，一位客人的突然到访，带来了老友孙中山的紧急呼救，打破了往日的宁静。

陈炯明的叛变，导致孙中山腹背受敌，这时，他想起早已不问世俗的杨度，希望他可以帮忙游说袁世凯的旧部曹锟等人不要南下，以缓解军事上的压力。

多年的蛰伏，让杨度认清了国家的需求和现状，这次，他决定履行多年以前的诺言，助孙中山完成革命。

出世入世间，改变的仅是身份，不变的是那份忧国忧民的爱国心。

于是，他尽力游说故人，再次随缘入世，让孙中山躲此一劫，也因此，加入了国民党。

重新回归尘世，杨度结识了更多的有志之士，接触到更多的先进思想。

他不仅阅读了马克思主义，还与李大钊等共产党员成为了惺惺相惜的好友，在无形中，杨度的选择也正在悄悄发生改变。

这日，他应邀参加熊希龄女儿的婚宴，无意间，得知了张作霖的部队即将抓捕李大钊的消息。

他借故提早离开，安排人手迅速向李大钊传递了消息，但还是没能让李大钊及其家人躲过这场劫难。

知道好友被抓后，杨度到处奔走疏通关系，倾尽家财只为救出人，连他在青岛的房产都进行了变卖，却还是没能留住好友的命。

让他遗憾不已。

1928年，杨度离开了北京移居上海，靠卖字画为生。

在落魄讨生活的时候，杨度认识了杜月笙，两人一见如故，杜月笙赏识杨度的才华，第一次见面时，就送给他一套寓所，而杨度也被杜月笙儒而侠的气质所吸引。

在杜月笙的极力邀请下，杨度成为了杜月笙的门下“清客”。

一代儒家文人为帮派做事，杨度在当时成为别人口中的“谈资”，然而，他却不以为然，对杜月笙交待的事情亲力亲为，事必躬亲。

他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感激杜月笙的雪中送炭，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秘密完成组织的任务。

1929年秋，白色恐怖盛行，杨度提出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周恩来的批准下，正式加入共产党，不过，此事属于高级机密，只有少数人知道内情，杨度只与周恩来单线联系。

有杜月笙门下“清客”身份做掩护，加之“帝制余孽”的过往，杨度的家成为共产党在上海最隐秘的避难所，营救了许多身处危险的党员。

然而，还没等到迎来胜利的那一天，1931年9月17日，杨度就因病辞世，享年仅有56岁。

至死，杨度都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过自己已是共产党员的身份，甚至始终背负着骂名和讥笑。

周恩来曾对杨度说，“皙子先生，历史会替你说公道话的”。

直到40多年以后，杨度的真实身份才被世人知晓。

去世前，杨度为自己写下了最后的挽联，“帝道真知，如今都成过去事；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寥寥几笔，有种哀而不伤之气，也许唯一的遗憾，就是未能看到拯救国家胜利的一刻。

回顾杨度的一生，曾经历过多次身份转换，在出世入世间，是一个文人在时代浪潮下的坚持和选择，他也曾经历过错误的判断和执着，也曾经仓皇逃离，伤痕累累。

但在历史的尘埃中，他依然选择整装出发，带着仅有的爱国之情，不顾世俗的褒贬，披荆斩棘，与其说他是一个勇敢的文人，不如说他是一个深情的战士。

柴叔始终相信，在杨度的心中自有一副壮阔的山河图，那是他全部的热血。

就像他曾为歌曲《黄河》谱写的歌词一样：

“黄河黄河，出自昆仑山，远从蒙古地，流入长城关。古来圣贤，生此河干。独立堤上，心思旷然。长城外，河套边，黄沙白草无人烟。思得十万兵，长驱西北边，饮酒乌梁海，策马乌拉山，誓不战胜终不还。君作铙吹，观我凯旋。”

这一切所有的坚持，只因他对脚下的土地，爱得深沉。

. END .

【文| 于三皮儿 】

【编辑| 丹尼尔李】

【排版 | 毛毛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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