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自己的称呼特别萌的（复杂的称呼原创）

在中国称呼是个天天都用但又复杂的不得了的东西，在国外似乎简单的先生、小姐、女士、夫人，我们的文化则更像化简为繁。

先生在日常口语中很少用，文字语言中对德高望重的师长则用的比较多。小姐这个词在现实中不但要慎用，而且似乎更是被圈定进了禁区的，使用这个词是要冒风险的，盖因为这个词已被大众认定是从事风月场所职业女子的代称，即便使用时是出自纯粹的礼貌称呼，不含有不恭成分，依然会被被称呼者感到不快，甚至会认为这是对其尊严的蔑视和侮辱，以至于我们现在在酒店进餐也改了称呼，中规中矩的称呼“服务员”。

同志曾是我们全民一致的称谓用语，时代变化太快，转瞬间这个词在民间已没有人轻易使用，谁敢这样严肃的叫别人，势必要冒着成为“装在套子里的人”那种印象的，

小区里的老年之家，所有老人之间的称呼基本上都是“老刘”、“老黄”、“老张”，即便年长者对比自己年轻好几岁的老友也是用“老刘”或“老黄”称呼，年轻时这种称呼可是小刘或小黄，或许是岁数大了，在老人们心里有了一种自我心理暗示，再用小字称呼显得不伦不类。

企业里称呼似乎统一，更多的是“师傅”，这个师傅的涵盖面也宽泛，甚至可以掩去性别，这个称呼实际上是受大众喜欢表达的一种，在各行各业延伸的范围很大，包括称呼的哥的姐都是师傅，而它似乎也被认可接受了。

大专院校是教书育人的场所，称呼中老师的成分更多，这正常，任何一个大中专院校只要抬头见到的就是老师，师道尊严是我们的文化传统，孔子先生不遗余力的一生推广这个观念大获成功，这个理念在我们国人头脑中深深植根，一代代延续着。

老师这个称呼最后也延伸到了文化单位。我在报社工作，刚开始入行时，见了“前辈们”也不敢造次的直呼其名，跟我一批来的小师弟小师妹左一个“老师”右一个“老师”，叫的那个甜，在这种礼节的沐浴下，“老师们”也是笑容可掬的指点着业务，于是咱也叫起了“老师”。

记者这个职业其实就是像个快干胶一样速成，两年之后你如果还能在报社立足，那说明你适合这个职业，也顺理成章的成了报社的业务骨干，于是两年后我也就如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一般，被后来入行的师弟师妹们尊为老师，但说实在的，我个人每每被别人喊老师总是不自在，我坦诚的告诉过后生们：“老师不能随便叫，老师只有两种符合这种涵义的才能被尊为老师，一种是从事的就是教师的职业，他们授道以解惑，自然是不折不扣的老师；还有一种是在某个学术领域取得显赫成就者尊为老师,也是人们表达敬意的方式，像我们这种仅仅只是入行的时间稍微提前的，称为老师实在是八竿子也打不到，牵强的让我们真的愧对这个词。”

但这种告诫没有任何效果，大家仍然是这样老师老师的叫着，毕竟我也是从那个阶段过来的，心里也清楚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心理是含蓄隐忍，尤其是刚从学校毕业谋上一个新差事，总不能给这个单位的人留下一个年少张狂的不羁形象，毕竟我们还不是非常的宽容到了容纳每个人飞扬的个性那个地步。

其实不光是我，我们中心主编也曾试图改变这种老师满天飞的局面，甚至于开会时说：“在我们这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是假如你看谁不顺眼，就把他叫老师。”但这个被他自信的称之为狠招的幌子也被学弟学妹们识破了，大家依然是乐此不疲的喊着老师，他的努力成为徒劳，大家于是无奈着接受着这个内心不愿意接受的称呼。

机关里既不叫同志，也自然不叫师傅，这个称呼对于庙堂之上过于下里巴人，也不叫老师，这个称谓对于严肃的机构又显得不合时宜，叫职务是最佳选择，按照不同人担负的不同职务来说规规整整，既强化了对方的身份也不失礼节，“王局长”、“何处长”、“陈部长”、“童科长”...而且玄妙的是虽然机关极讲究严谨，但不乏变通的智慧，从来不会对副职干部在称谓上加上那个“副”字，总是以全称的职务含糊的带过，也的确是这种变通才不会让一种尴尬出现，假如一个傅姓的副部长，叫“傅副部长”也实在是滑稽的了得。

现在也不知是谁吃了第一个螃蟹，在机关流行以姓加职务的单词来表述，比如一个陈局长，现在省略成“陈局”，何处长省略成“何处”，类似于缩略词的叫法倒也符合现代人的快节奏，单词的表述反而增加了亲近感，这种称呼迅速在单位中传播蔓延，刑警大队大队长可以称呼为“龚队”等等。

称呼是一种人际交流的敲门砖，但在我们的文化习惯上又不是太简单，其中有时候就像是藏了八卦图一样蕴藏了玄妙，表述不当在第一时间会耽误很多事，太在意去琢磨这些又费神费力，名字其实就是区别于他人的符号，可是被我们人为的添加了过多的内涵，于是这个符号也变得复杂起来。

作者：赵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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