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启宗采访 怎样才能令香港再现光芒

9月10日，恒隆集团发布了2020年的中期报告，其中有一篇“董事长致股东函”。陈启宗先生在文中不仅介绍了恒隆集团今年的营业情况，还指出并分析了国际局势与香港的现状。在他看来，香港回归后的二十多年中，虽然中国政府对香港多有优待，但香港的教育界很大程度被所谓的反政府泛民主派主导。他们巧妙而蓄意地将年轻一代洗脑，令青少年反对北京，并宣扬分离香港和祖国的思想。

去年反修例风波开始后，观察者网总编曾前往香港，在恒隆集团总部采访了陈启宗先生。当时他指出香港一部分人“从回归第一天开始，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时隔一年，随着《香港国安法》的通过，陈启宗先生也对香港未来充满希望，期待此法能够扭转社会气氛，让香港有机会回归理性，重上正途。

以下摘录报告片段，供读者参考。如需查看原文，请点击文末“阅读原文”。

陈启宗：

请容本人在此稍为岔开，回答一个重要的问题：香港局势是如何变得如此严重失控？简单来说，就是因为反对香港政府、抗衡中央政府的行为几乎无需付出代价，反而得益不少。

23年来，北京处理香港事务时过于温和。每当反对者步步进迫，北京几乎总会让步；还有善意的不干预政策。例如，当有人不遵守或公然违反立法机关（立法会）的《议事规则》，北京不发一言。当暴徒与警察冲突，香港司法机关总是从宽处理。坦白说，情况已变得荒谬。反政府的行动获外国势力壮胆，受由西方主导的媒体鼓吹，必然可赢得本地及国际关注。甚至在金钱方面，许多人玩政治把戏比做他们以往的工作可赚取更多，何乐而不为呢？他们的行径越极端，获得的利益就越大。这就是香港过去23年的历史。

然后北京就颁布了《香港国安法》。过去一年多，华府公开宣称中国为它的头号敌人。从前，北京处理香港事务时都会格外谨慎，以免不必要地惹怒美国。现在，这种克制已经不再是北京最重视的了，《香港国安法》随之面世。此举震惊香港，尤其是反对派。

此事就连不反对北京的阵营也不知如何反应。正如本人早前撰述，1997年以前，英国殖民宗主成功在香港孕育了一群缺乏国民身份认同的中国人。过去23年，无论是北京抑或是香港，都没有做任何事以纠正这种情况，换来的是一群缺乏国家情怀的人，这些人自然不在意国家安全的需要。他们上一次考虑过国家安全也许是在2003年，当时他们反对二十三条并上街抗议。难怪近月社会上有关《香港国安法》的讨论都颇为荒谬，无知显而易见。

西方尤其美国的激烈反应是可以理解的。数个国家已经暂停与香港的引渡协议。这至少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美国现在已向中国全面宣战。香港这颗棋子方便好用，所以香港任何被美国视为对其不利的改变，都不会受欢迎。换句话说，外部势力正在利用香港对付北京。第二，《香港国安法》必然会限制外国在香港的秘密活动。毕竟，这些活动活跃于香港至少已有一个世纪。可以肯定地假设，最近暂停与香港的引渡协议的国家，从前在香港的活动定必非常活跃。

部分外国势力可能事前已告诫他们在香港的反政府“朋友”。《香港国安法》颁布后，有反对派阵营的成员马上开始退下来，《香港国安法》明显在他们意料之外。过去23年，他们一直在香港非常活跃，这是个不受任何国家安全法律规管的地方，世上罕见。同时，他们有种错觉，认为北京会避免与美国冲突，所以只要他们靠拢美国，就会成功。现在，他们被本来为他们撑腰的美国抛弃了。美国把中国逼得太紧，耗尽了中国对美国仅余的容忍，再加上反对派在香港步步进迫，迫使北京走这一步。

今年6月，在《香港国安法》公布之前“乱港四人帮”之一的李柱铭突然改口，表示自己是一国两制的坚定捍卫者（图源：《环球时报》）

最后得到的，就是各方皆输的局面。中国现在拥有的是一个经济受损的香港。所有香港人都受苦，并会继续付出沉重的经济代价。很多反对派会被卷入法网，有些人要逃亡，回不了香港，要回来就得付出沉重的个人代价。对西方国家而言，在《香港国安法》下，他们失去了香港这个让他们对中国兴风作浪的地方。

反对派的领袖全都是成年人，应该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然而令人惋惜的是，有13至15岁的青少年因去年骚乱时所做的行为而被检控。他们不少向警察投掷汽油弹，有些则藏有攻击性武器。是什么让这些青少年如此愤怒？是谁煽动他们？那些恶意利用这些青少年心智的成人，毁了他们的前途，难道不应该负责吗？那些人的所作所为，是不为道德所容的。

《香港国安法》将如何发挥作用还有待观察，至少目前看来，该法的本意似乎达到了，街头总算平静下来。然而，恐怕我们的经济已千疮百孔，要恢复不是一件易事。“东方之珠”的光芒现已差不多消逝。乐见香港落得如此田地的是伪善的英国人。1997年前，在英国铁腕管治之下，香港发展蓬勃。现在的北京，远比这前殖民宗主温和，却给世界不能好好管治香港的印象。虽然当时英国以铁腕管治香港，但其余的西方世界成员皆视之为盟友；反之他们却视中国为敌人。美国当时对英国在港的铁腕政策没吭一声，但现在却对北京所做的几乎都加以指摘。

……

怎样才能令香港再现光芒？

本人只想到一个方法，就是靠北京帮助。1997年至今，本人从不喜欢向北京求助，因为觉得应该尽可能自力更生。但鉴于香港现在的状况，而国际社会的整体环境又瀰漫敌对气氛，这次别无选择。就个人而言，本人相信祖国仍然乐意相助，但彼此之间的基本尊重在任何关系里都是必需的。毫无疑问，北京在这23年来充分释出善意。

在香港，大多数人虽然通常保持沉默，但都接受北京对香港行使主权，并愿意与北京和平相处。不过，有少数人直言不讳，公开宣称要推翻北京政府或主张香立。这是北京当局、内地14亿中国人和大多数香港市民都绝不能接受的。中国不久前才终于摆脱屈辱和痛苦的殖民主义，这种不合理的要求，加上最激烈的暴行，特别惹人讨厌。（澳门在香港回归后两年的1999年回归中国，是最后一个前殖民地。）

本人来解释一下，香港的情况已变得何等荒谬。这20年来，教育界很大程度被所谓的反政府泛民主派主导，他们巧妙而蓄意地将年轻一代洗脑，令青少年反对北京，并宣扬分离香港和祖国的思想。他们的目标是“去中国化”。

最近有一宗事例，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中有题目问及，日本在上世纪上半叶为中国带来的利是否多于弊，引起轩然大波。这无异于要美国高中生讨论，其白人祖先为受他们奴役的人带来的利是否多于弊，又或者要我们的学生讨论，强奸为受害者带来的利是否多于弊。单单提出这样的观点已是冒犯。

最近有报道说，孩子们因2019新冠病毒病疫情而在家网上学习，有家长发现老师对其孩子说，英国在1840年发动鸦片战争，是为了使中国人脱离鸦片瘾。这跟日本人在二战时所说的如出一辙：侵略中国是为了使中国人脱离落后。

这并非个别事件，现今老师故意蒙骗学生的例子很多。如果白变黑、黑变白，那真理何在？我们的年轻人究竟被灌输了（或者缺乏了）什么样的道德观？他们的是非观念已在学校里被精心毁掉。这解释了去年骚乱期间的暴行。

我们的孩子不断被老师去中国化，难怪这么多13至15岁的青少年憎恨北京及香港政府。很多被捕的人在1997年后多年才出世，而期间北京一直格外厚待香港。一些成年人，包括骚乱领袖，必定是有系统地荼毒他们。以政治改革为名（你觉得15岁的青少年会明白政治改革是什么吗？），刑事罪行都变得理直气壮。在这方面，某份报纸也是荼毒青少年心灵的一大主力。这种人道德破产，今天却备受西方领袖及其媒体称赞。众所周知，政治难容道德。

面对泛民主派在学校如此有系统地去中国化，北京当局会怎么想？今天，内地民众已经受够了一些香港人扭曲的行为，难怪他们不再想来旅游了。谁能责怪他们？

直至一个月前，本人还没看到有何方法纠误返正。现在《香港国安法》可能足以扭转社会气氛，让社会有机会回归理性，重上正途。

自《香港国安法》通过以来，本人已觉察到一丝希望。香港人始终是沉默的居多，无论他们是否喜欢北京，他们都总会接受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他们看到香港特区政府犯了许多错误，但不认同极端行为。去年的骚乱和反对派的许多去中国化策略令这些香港人感到悲伤，甚至恶心。现在《香港国安法》让社会重现一点和平与理性，他们为之高兴。他们之所以没有发声，是因为当泛民主派掌权时——泛民的确掌权，他们几乎瘫痪了政府，坦白说发声是有危险的。现在他们松了一口气，其中一些人开始出来了。

不管怎样，香港人必须站出来，从至少三方面改变自己。政治方面，不要再对抗北京。无论喜欢与否，香港都是中国的一部分。不喜欢的话可以离开，但为何不留下来共同建设美好香港？现在我们必须经历“去政治化”的过程，而公务员必须参与其中。除职级非常高的官员外，其他人都应该得以在没有政治干预的情况下工作。

第二，我们的社会必须恢复足够的凝聚力。《香港国安法》奠定了基础，但全体市民必须在这基础上严格遵守《基本法》。西方那套“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会产生对立。据本人所知，世界上没有一个小城市能在这制度下保持成功。本人相信，《基本法》所订立的制度要好得多，我们都应该大力支持。

6月30日，香港市民在铜锣湾街头支持实施香港国安法。（新华社记者 王申摄）

第三，整个香港社会必须尽可能纠正所有错误，例如修正教育制度，改善司法系统，以及将骚乱中做出令人发指行为的肇事者绳之以法等。还有很多很多。

北京方面必须保护《基本法》，所以必须严格遵守《基本法》，而不是像以前那样过分放任。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央政府有责任确保适当的法律得以妥善执行。

正如本人反复论述过，香港这23年来的根本问题是政治而非经济。最近，北京首次承认了这点。只要解决政治问题，经济便可以顺利运作。

来源|底线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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