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出家是清宫四大奇案吗（顺治为何称这位德国传教士为）

作者：我方特邀作者师若可

他是德国人，是神圣罗马帝国的耶稣会传教士，天主教耶稣会修士、神父、学者。

他被顺治帝尊称为“老爷爷”，康熙朝封为“光禄大夫”，官至一品。

他在中国生活了47年，历经明、清两个朝代，是继利玛窦来华之后最重要的耶稣会士之一，逝世后安葬于北京利马窦墓左侧。

他是汤若望。

汤若望，出生于德国科隆，从小就聪明好学。16岁被当地耶稣会教区推荐到罗马德意志学院学习。

三年后，他学完了哲学、古典文学、数理天文学等全部课程，特别是在数学和天文学方面，显示出他的潜力和才华。也就是在这里，他第一次接触到伽利略的望远镜，并对此产生浓厚的兴趣。

之后他加入耶稣会，并在灵采研究院，探索着不断发展着的新科学，尤其是天文学和数学。他钦佩利玛窦在中国采取“合儒”的传教策略，竭力把天主教义与中国的儒家文化相结合。

而当他听说利玛窦神父以其数学天文学的智慧，惊倒了中国人，并且受到皇帝的优礼和敬重，为上帝的教会开拓了新的信仰领域时，他为西方的数理天文在中国获得这样的价值而欣喜若狂。

晋升为神父后，在金尼阁的带领下，汤若望等22名传教士，以葡萄牙政府的名义派遣，从里斯本启航东渡，来到中国澳门。

利玛窦入乡随俗，脱下僧袍，换上儒服，住进中式房屋，并潜心研究中国经史和伦理，寻找其中东西方文化的融合点。

他上通天文，下知地理，又熟读汉文典籍，所以赢得了中国文人士大夫的好感和信任，从而达到其传播信仰的目的，这也是利玛窦开创的“合儒超儒”的传教策略。

此时的明朝处于内忧外患之中，朝廷派人到澳门向葡萄牙人购买大炮。滞留澳门的传教士们以军事专家的面目，跟着大炮随行，得以进入内地。

汤若望到达北京后，仿效当年的利玛窦，将他从欧洲带来的数理天算书籍列好目录，呈送朝廷，又将自己带来的科学仪器一一陈列，请朝廷官员们前来参观，很快便得到了朝廷官员们的赏识。

他到北京不久，就成功地预测了1623年10月8日出现的月食。

一年后，他又一次成功预测了月食，并计算了北京子午圈与罗马子午圈的距离。为此，他写了两篇关于日食的论文，印刷分赠给各官员并送呈给朝廷。

在钦天监官员李祖白的帮助下，他用中文写了一本介绍伽利略望远镜的《远镜说》，第一个将欧洲的最新发明介绍给中国。

崇祯三年， 由礼部尚书徐光启疏荐，汤若望任职于钦天监，译著历书，推步天文，制作仪器。同时，在宫中传播天主教。

这期间，他协助编辑了《崇祯历书》， 并口述大炮制造原理和技术，由焦勗整理成《火攻挈要》二卷和《火攻秘要》一卷，成为当时介绍西洋火枪技术的权威著作。

清军进入北京后，汤若望以其天文历法方面的学识和技能受到清廷的保护，受命继续修正历法。这期间他进献了新制的舆地屏图和浑天仪、地平晷、望远镜等仪器。

汤若望指出了旧历的七大谬误之处，并用西洋新法准确预测了1644年农历八月初一丙辰日食时，初亏、食甚、复圆的时刻，终于说服当时的摄政王多尔衮，参与编纂的新历颁行天下。

此时的摄政王多尔衮独揽大权，由于他对天文知识的准确掌握，深得多尔衮的信任。多尔衮企图在北京郊外建一座宫殿，将顺治母子赶到皇城外居住。

正当满朝文武束手无策之时，汤若望向多尔衮上书，说各地星空出现了不少乱象，尤其是在选择建宫殿的地址上空乱象甚多，是为不祥之兆。

古人对天道之说尤为重视，每逢大事，都需要天文历法的指导。多尔衮因此才不得不作罢，撤销驱逐顺治母子的计划。

顺治帝亲政以前，一直生活在多尔衮的淫威之下，对多尔衮敢怒不敢言，而汤若望坚定地站在了顺治帝一边，曾以多尔衮擅权专政提醒幼小的皇帝。

通晓西方医学的他，根据自己的医学常识以及他所了解的多尔衮的健康状况，作出多尔衮将不久于人世的判断。

不久后，多尔衮病逝。汤若望不失时机地为顺治帝选择了亲政日期，顺治帝宣布亲政，御太和殿，巩固了清初的政权，因此他得到了顺治帝和皇太后的好感和信任。

顺治帝非常钦佩汤若望的道德与学问，尊称其为“玛法”，“玛法”是满语音译，意思是“尊敬的老爷爷”。而他结合西洋新法历书所编写的《时宪历》也被沿用至今，即我们今天所说的农历。

顺治七年，清政府赐地在宣武门内原天主堂侧重建教堂。汤若望将利马窦建的一座经堂扩大，建成了北京城内的第一座大教堂（南堂），此处成为西方神父的起居地。

汤若望在中国传播天主教的同时，也将西方的科学技术带入中国，对中国的发展起到深远的影响。

史料来源：《明史》、《清史》、《中德文化交流的先驱者——汤若望》、《汤若望与顺治帝》

打脸武则天，秒杀后突厥，这位智将令大唐受益二百年

郑和下西洋时打了一场仗，把锡兰山国王都带回了明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