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涵最近的活动（汪涵限娱令）

波波国际是坡子街的地标，一栋鱼龙混杂的商住楼，电梯里来来往往的是化着烟熏妆的美少女，以及用木板托着热气腾腾的私房菜往楼上送的店员，穿过长长的走廊，走过了一堆画室、美甲店之后推开一扇铁门，就是汪涵在7月开业的“培荣书店”。青砖为墙，铁石为章，兰花与仿古家具陈设，左边落地玻璃正对一城灯火，右边落地玻璃正对一江春水。

茶刚刚泡好，汪涵到了，戴蛤蟆镜，穿马裤，脸色不太好，“路上又有人跟我的车。”湖南人爱热闹贪新鲜，有人想看名人，有人想让车里的人看名人，这位城中名人常被追车，“如果那天心情好，我就跟他们飙飙车，心情不好我就把车停在路边，你们先走，你要停在路边我就开”。

自家地盘，汪涵一坐下就叮叮当当往外掏东西，一对盘得油光水滑的山核桃，再拿了他的私家烟斗抽了几斗烟，烟抽完了开始吃槟榔。还有，一只刚收的鼻烟壶，腰上系着一枚元代古印，上书“大吉”，有什么特别含义吗？“图吉利，好玩，这是一个门印，叫开门大吉。以前的士大夫、文人喜欢在长衫这个地方挂一枚小印。古人特别讲究。”这时的汪涵，倒是像极了《红楼梦》里的贾宝玉。“你老婆怎么说你？”“她说我就是一公子哥。”

一个主持人的转型

年少成名，白手起家。汪涵本名汪建刚，属虎，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是老幺，5岁从苏州迁到湘潭，身体一直不太好，休过两次学，从小成绩不差，但也不算顶好，但老师特别喜欢他。“我最大的特点是乖，对老师百依百顺。”他说。考上播音专业，毕业进了湖南经视做剧务，两年后，因当红的主持人仇晓的推荐，成为湖南红极一时的节目《真情对对碰》的主持人。1998年开始，汪涵走了十二年大运，从《真情》、《玫瑰之约》到2002年的《越策越开心》，一步一步成为湖南人心目中的神—“策神”（“策”是长沙话，有胡说八道、商量、计算、忽悠之意）。2005年，他和李湘担纲主持李宇春成为冠军的那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超级女声”总决赛，从此，全国人民都知道湖南有个汪涵。

24岁有了自己的第一档节目，28岁成为湖南名人，32岁闻名天下，一个人在湖南能得到的所有名气他都得到了。2007年一场突如其来的肝病改变了他的人生，直播的时候会突然流鼻血，要用麦克风的海绵压住鼻子免得镜头扫到，拼了命挣钱的他停了节目，休养了近一年，在长沙近处的一个小镇养病，和做香干的师傅、做糍粑的老爹爹、做木盆的爷爷、做油布伞的伯伯相交，学手艺写文章，悟出了《有味》这本书，谈做箭做琴做扇做鸡毛掸子的书居然也结结实实卖了十几万本，从此在文化人的道路上一路狂奔。

拜了九十几岁的虞逸夫老先生为师，老师教他“为善勿近名，为恶勿近刑”。逐鹿中原的野心是真没有，但当一隅之山大王的信心还是有的，一个星期仍然要做三台节目，四天的工作量，再接些商演和广告，养起自己那些费钱的业余爱好。如今限娱令近，娱乐节目压缩，但汪涵说对他“没什么影响”。

“限娱令对我没什么影响！”

时代周报：你为什么开书店？

汪涵：就是比较方便，还可以放书，这房子是我早年买的，位置也挺好，灯红酒绿的，投入到这种灯红酒绿里边去猛烈地呼吸，但是又不在里面生活，我觉得挺好的。

时代周报：你现在一天的时间怎么安排？

汪涵：一般就是睡懒觉，现在年纪大了睡不着了嘛，早上起来看书，大概是10点钟起床，看两个小时书，然后吃饭，下午两点钟到台里。

时代周报：你现在工作、休息跟玩的时间是多少？

汪涵：工作、休息跟玩儿，对我而言也没有界定得那么清楚，比如说这期的嘉宾特别有意思，我就觉得跟玩似的，你在他们身上也能够学到很多东西，就算什么东西都学不到，嘉宾特别差，你最起码也在学会坚持和忍耐。至于休息，列宁说过用一种劳动代替另一种劳动就叫休息，比如说在家里看书看累了，录个小节目，录节目录累了回来看看书。

时代周报：限娱令对你有什么影响吗？

汪涵：限娱令限的是娱乐、它不是限制快乐，快乐跟娱乐应该不是一个概念，我想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它不会限制普罗大众在它的统治下快乐地生活。问题是怎么去落实这个限呢？比如说限购令就很简单，就是不让你买第二套房子，限娱令，我们怎么去落实和贯彻？听相声算是娱乐吗？是不是一天只能听三段相声，超过了三段就必须得限制，或者是听相声的时间只能是8分钟，不能是9分钟，超时一分钟就去喝茶，这个还是期待有更加明确的条条框框让我们去遵守。

但是我倒是不觉得对我有什么影响，我觉得有可能是对娱乐这个东西的理解不一样，它所限的跟我所想的有可能不是同样的东西。乐字的古写法是3个麦穗，3个绞丝旁，下面一个禾苗的禾，是一个成熟的麦穗的意思，所以乐是麦子成熟时人们的心情，它是一种成熟的表现。我们现在有可能把娱乐跟搞笑、跟恶搞联系在了一起，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要限的。而且就我个人特别肤浅的一个理解，有可能是他们觉得很多东西是要掌控了，因为人们过于疯狂了。在很多事情上，比如买房，比如投资。最简单的看法就是少让他们在一起那么high。

时代周报：但是“快男”、“快女”那就不做了喔。

汪涵：哈，我高兴得不得了。

时代周报：没有一点遗憾吗，一个这么经典的品牌就没有了，你因为这个节目而在全国成名。

汪涵：“快女”之所以搞成这个样子，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湖南卫视自己认为它是我们自己独创的，再加上大量的投入，我就从来没有觉得它对我个人有多么重要的影响，因为没有“快乐女声”，迟早也会有“天天向上”，迟早也会有其他的东西，能不做我反倒很开心。因为在舞台上很怪，因为改时、怕超时、各种评委，你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发挥，不是每一期都会突发“罢赛”那种让我有点小亢奋的东西，走流程就好，对我来说没什么意思，它也基本上是平平稳稳的。

不喜欢去北京，不爱扎堆

时代周报：你内心不像你的外表，似乎还是个踏实的人。

汪涵：我反正不做一些不靠谱的事儿。扛不下的事情我不去做，比如说去北京，去那里，我特别不愿意，不愿意扎堆，我特别害怕那种莫名其妙的人多、失重。这也是我不愿意离开长沙的原因，我觉得这个城市，包括这里每一个人的气息，跟我都是相通的，所以就过得特别舒坦。同时，我们但凡喜欢一样东西，要有一个条件，叫不易得。

时代周报：什么是不易得？

汪涵：在北京很多东西都是太易得了，比如说这个鼻烟壶我得找一个月，他才能够给我寄过来，我天天就惦记着，特宝贝，这样你的生命当中多了很多珍惜的东西，色彩一下就不一样了。我在长沙，要见到所谓你说的文人雅客的话，可能等一个月他们才会到长沙来一趟，彼此之间的交流就会显得特别珍贵、透彻，而且大家很珍惜每一次讲话。比如梁文道来，每一次我们俩聊天聊得特别快乐，朋友们从杭州来上海来，把我当作一个小小的驿站，我觉得这就很好，也不至于来往得太密切，我不是一个喜欢频繁走动的人。

时代周报：你会觉得你的成功侥幸吗？

汪涵：木心先生说过一句话，比不幸我不参加，比幸福我也不参加。你说我的成功，归结于命运还是归结于自己的努力，我都认可。当然，经常偷着乐，为什么就是他了。我有时候跳出来反观自己，为什么是我来这里夸夸其谈，没有什么答案，它已然是这样。当然有时你可能会回想这一路是怎么一步步走到这个地方的，你会想可能是自己的诚恳或者是谦和；但是当你把眼光再放远一点，会发现有好多人在帮你。当你再把眼光再放远一点，你会发现好多事情似乎有一些莫名的联系，说是命运也好，贵人相助也罢，自己努力也好，我想都有。

“你有跳车的勇气，我还没有”

时代周报：听说你拜了师，师傅最近故去了？

汪涵：对，虞逸夫老先生是老神仙，我亲近了他3年，获益良多。师傅常对我说你父母健康，工作顺心，报酬丰厚，老婆漂亮，朋友对你还挺好，生活已经满了。他一再提醒我，千万别满，一满就容易出事。一个灯，容量只有这么大，你要想亮只有一个方法，再加一枚灯芯，再简单不过，问题是再加了一枚灯芯，你的油就比别人快了，你只能璀璨那么久。

时代周报：就是说要懂得取舍。

汪涵：对。我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是我非常清楚我不要什么。

时代周报：你会不要这个主持工作吗？它能带来利益，但不创造东西？

汪涵：虞老说过我的工作特别好，要我用心去做。他说以前释迦摩尼讲佛法有几百几十人听就已经很了不起了，你上亿人听，更有责任。我为什么说限娱令限不了我，就是因为我所理解的综艺已经不是他们认知的综艺。综艺综艺，艺是艺术，综是综合，中国人的艺分为大六艺和小六艺，小六艺是车、射、术、礼、乐、书，这些东西，放在公务员身上就是为老板开车了，会打牌，放在综艺节目主持人身上无非就是会说方言，会跳迈克尔·杰克逊，会唱刘德华，会说冷笑话。

小六艺没意思，我说我要去做大六艺，大六艺是诗书艺乐春秋。一个主持人，不单是综艺节目主持人，如果能够有诗一样优美的语言，书一样的深邃和博大，礼一样的节制和分寸，艺一样的变化，乐一样的律动和春秋一样的分明，你怎么能限制得了这个人，他做什么节目都是跟别人不一样的。还要有春秋一样的分明，有你的底线，不能说所有的嘉宾来了都是好的，你都得呵护着，我有时候在节目中也捉弄嘉宾了，我觉得有人特别傻，就好像那个释道心就被我搞死了。

时代周报：你对自己的将来，所谓的职业生涯没有规划或者是一些指望？

汪涵：没有，完全没规划。该干活就干活。反正我之前也是什么都没想，一下就快40岁了有什么好想的，反正将来也不至于差到哪去，除非有大时代的变革，那还能怎样呢，反正又不是我一个人。除非你有跳车的勇气，你有跳车的勇气吗？反正我现在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