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分封制的演变：西汉的给平民封赐爵位制度

　汉二十等爵制萌芽于春秋时期军功爵制，直接继承于秦二十等爵制，西汉建立后，成为唯一合法爵制，在两汉政治舞台上发挥过重要作用。汉二十等爵制具有自己的特点，贵族爵、官爵、民爵有了严格界限，封赐原则多元化，秩序结构色彩越来越浓厚。自西汉中期以后，二十等爵制逐渐趋于轻滥，东汉建立后，得以短暂复兴，而后趋于衰亡。

　　萌芽于春秋时期

《汉书·百官公卿表》完整地记载了汉二十等爵制：“一级曰公士，二上造，三簪袅，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长，十一右庶长，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驷车庶长，十八大庶长，十九关内侯，二十彻侯。皆秦制，以赏功劳。”二十等爵制萌芽于春秋时期各国的军功爵制，当时，我国奴隶制社会发生巨变，新兴地主阶级和工商业者掌握了大量社会财富，他们进而要求打破奴隶主贵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广大奴隶阶级和新兴农民阶级也急于摆脱被奴役的地位。在平民和奴隶的不断反抗下，新兴地主阶级便向奴隶主贵族展开了夺权斗争，军功爵制便在这一背景下产生。齐国是最早建立军功爵制的国家，《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前552），“（齐）庄公为勇爵”，宋、秦、楚等国也相继出现军功爵制，成为二十等爵制的雏形。

秦孝公三年（前359）、十二年，商鞅先后两次变法，综合吸收了各国军功爵制，结合秦旧有爵制，制定了秦军功爵制，《商君书·境内》记载了商鞅初创的军功爵制，其爵称与爵序大致为：一级以下有校、徒、操，一级公士，二级上造，三级簪褭，四级不更，五级大夫，六级官大夫，七级公大夫，八级公乘，九级五大夫，十级客卿，十一级正卿，十二级大庶长，十三级左更，十四级中更，十五级右更，十六级少上造，十七级大良造。

无论从爵称还是从爵序来看，《商君书·境内》中的商鞅军功爵制与《汉书·百官公卿表》中的秦二十等爵制有着明显区别。这说明商鞅创立军功爵制后，经过不断发展、演变和完善，在秦统一六国后，才正式确立了秦帝国的二十等爵制。二十等爵制极大地鼓舞了秦军的士气，使秦国军队所向披靡，秦始皇正是倚靠这支强大的军队统一六国、北击匈奴、南平百越。

逐步形成自身特点

汉二十等爵制继承和发展了秦二十等爵制，特别是汉帝国建立之后，由战争轨道转入休养生息，统治者逐渐把目光转向国内以稳固统治，汉朝的任何上层建筑必须要服务于这一转变，激励军功的二十等爵制，逐渐转变为帝国管理贵族、官吏、庶民的封君食邑赐爵制。在这种新形势下，汉二十等爵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首先，汉二十等爵制中贵族爵、官爵、民爵有了严格界限。受到周爵的影响，汉二十等爵制大致分为侯、卿、大夫、士四个层次。侯级爵包括彻侯、关内侯，二爵均为汉代的贵族爵。汉统治者对于彻侯、关内侯的封授十分严格，皆因功、亲、恩、德而封，拥有极高的政治地位与广泛的特权，与前十八级爵天壤悬隔，汉代官、民难以企及。秦汉之际战事繁多，以功获爵者为数众多，不断冲击着二十等爵制的分层，导致每个爵层之间的界限愈发模糊，促使各爵层之间形成新的界限，高低爵逐渐形成。在“高祖五年诏”中，以第七爵公大夫作为分界爵级，成为高等爵位的起始点，但这一界点并不稳定，由于汉初规模庞大的军功爵群体的形成，拥有低级爵位者不断累积，逐步突破界限，进入高级爵层，所以统治者被迫提高高等爵位的起点，公乘则成为高爵的起始爵位，《汉书·高帝纪》载：高祖八年（前199），“爵非公乘以上毋得冠刘氏冠”。十二年，诏曰“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将秩级与爵位相结合，通过较为固定的秩级界限，来稳定高、低爵的界限。至此，官民爵位、高低爵位的分界才日趋稳定，第一级公士至第八级公乘一般赐予低级官吏和庶民，成为民爵，但“爵过公乘，得移与子若同产、同产子”，第九级五大夫至第十八级大庶长，一般赐予秩六百石以上的官吏，成为官爵。贵族爵、官爵、民爵之间的界限越来越不可逾越，从而确保了贵族爵、官爵拥有者的利益。

其次，汉二十等爵制的封赐原则多元化。二十等爵制，“皆秦制，以赏功劳”，从商鞅变法开始，确立了计功授爵的原则，授爵完全依照功劳大小，目的在于激励建功，以爵授官，以爵授田宅，以爵授庶子，人们的政治、经济、社会地位完全依照爵位赋予。进入西汉，伴随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以及儒家思想统治地位的确立，军功原则遭到破坏，德、仁、恩、义、亲、贤成为封授的重要原则，无功而封侯者比比皆是，两汉分封了大量的王子侯、外戚侯、恩泽侯、宦者侯。无论是民爵还是官爵，若皇室、国家遇有喜庆婚丧等大事，皆可赐予爵位，成为统治者粉饰太平的点缀品，八级民爵已成虚衔，获赐者享受不到任何待遇。

再次，汉二十等爵制中的秩序结构色彩越来越浓厚。在封授侯爵时，朝廷在宗庙中举行宴饮，按照其新爵来定位在宴饮中的席次，不但给列侯以名义上的位阶，更为重要的是，在历代先皇的神主面前，对席次所示的身份加以确认，在神与人之间，缔结了与皇权之间的盟约，编入新的爵位秩序之中。在赐予官、民爵时，也要在里社中举行“大酺”，即群饮，《汉书·景帝纪》载：孝景后元年（前143）三月，“赦天下，赐民爵一级，中二千石诸侯相爵右庶长。夏，大酺五日，民得酤酒”。被赐爵者被赋予了新的身份，而这种新的身份，在社中神像前所举行的宴饮仪礼中，由新确定的席次加以确认。在神、皇权、人之间，缔结了一份誓约，这些新的被赐爵者成为了新秩序中的一员。通过二十等爵的推行，汉朝构建了一个上至庙堂，下至乡里社会的体系庞大的爵制秩序，通过这一秩序结构，皇权突破了地域、时间的限制，同其中的每一个臣民建立了直接关系，专制皇权的触角延伸到每个有爵者的身上。

　　逐渐贬值而趋于轻滥

西汉建立后，高祖刘邦承认并满足了拥有八级公乘以下爵位者的待遇。但是，随着大规模卖爵以及赐爵的盛行，二十等爵制逐渐贬值而趋于轻滥。汉文帝以后，不断出现土地兼并的浪潮，尤其是田庄经济的发展，名田制遭到破坏，以此为经济基础的二十等爵制虚有其表，难以继续存在。汉武帝之后，国家的官员选拔制度逐步完善，如郎官制度、赀选制度、察举制度、太学制度、征辟制度，出现了官爵逐渐分离的趋势，二十等爵制失去了作为参政阶梯的意义，也就失去了政治活力。至汉武帝时代，二十等爵中除了关内侯、列侯还拥有实际的政治地位，享有实际的经济利益，其他爵级已经失去了实际意义。

东汉时期，专制皇权进一步加强，豪强地主势力进一步膨胀，就连列侯爵也趋向于轻滥，由原来的一等县侯变为县、都乡、乡、都亭、亭侯五等，东汉已不再赐予吏六百石以上爵位，虽然仍保留着赐民爵的制度，已是毫无意义了。二十等爵制完全名存实亡，正如王粲在《爵论》中所说：“古者爵行之时，民赐爵则喜，夺爵则惧，故可以夺赐而法也。今爵事废矣，民不知爵者何也，夺之民亦不惧，赐之民亦不喜，是空设文书而无用也。”二十等爵制中的列侯、关内侯爵作为分配统治阶级内部利益的重要手段，逐渐与五等爵制融合，一直延续到封建社会末期。而赐民爵作为统治者粉饰太平的重要手段，为后世统治者所采纳，一直延续到唐朝初年。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两汉封国‘诸子’与齐鲁文化的主流化研究”（17CZS008）、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汉代封国‘诸子’与齐鲁文化研究”（15DLSJ04）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秦铁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