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象在诗歌中的表现形式（诗歌手法概谈在）

“象征”是舶来品，这个名词来源于新文化运动。

周作人说：“我只认为抒情是诗的本分，……而写法则觉得‘兴’最有意思，用新名词来讲或可以说是象征。”

流沙河说：“当初真不该把那个symobol译成象征，同吾国原有的象征纠缠不清。”

两先生的说法首先可以证明“象征”是翻译过来的西方诗学术语，虽然是谁首译，至今不明。

那么现代意义上的“象征”的含义是什么呢？

朱光潜先生说：“象征最大的用处，就是把具体的事物来替代抽象的概念……象征的定义可以说是‘寓理于象’。”

“寓理于象”，或者说以象征理，是现代象征的本质。

而这里的理，不是情感，而是道理、物理，在某种意义上也指情操。

这说明，“象征”这种手法是古已有之的，但古代并不把它叫做“象征”，而且中外、古今的“象征”内涵还是有不同的。

那么，首先，译者把中国的某种手法译为“象征”，有没有依据和凭借呢？

应该有——虽然我们没有译者的自述作为证据，但可以推断出来。

比《诗经》还早的《易经》有两个概念，一是象，二是徵（即征）。

简单说卦爻呈现出来的是“象”，是“兆”，隐藏在象与兆里的是理，而联系象与理的是“征”。

不敢说一定，“象征”的现代概念大抵来源于此。

第二，在“象征”概念出现之前，古人怎样指称“象征”？

是“兴”，“比兴”，“比兴寄托”，“托物言志”。

四个概念是有区别的，而且与现代的“象征”也有区别。

悦华管见，第一，五个概念有区别也有交叉；第二，在交叉处有包含关系。

比如，现代的象征一部分属于托物言志，而托物言志是比兴寄托的一个子概念。

《诗经》本身有比兴存在，“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桑之未落，其叶沃若”是也。这里的比兴用以起韵，用以烘托气氛，这和现代的象征是不同的。

但当《诗经》被古人用于外交辞令时，就近于现代意义上的象征了。

《左传》。秦穆公大力支持晋公子重耳复国。宴会上重耳诵《河水》，秦穆公诵《六月》。

重耳诵《河水》是通过诗中河水归海的描述来赞美秦穆公伟大，并表达了归附之意。

秦穆公诵《六月》，是表示：周天子圣明，我们作臣子的都要忠诚于他！

为什么会是这个意思呢？

因为《六月》是臣子给周王的献诗。秦穆公以此表达谦虚。当然，他一定明白了重耳的心意。

当《诗经》这样用时，就有了寄托。当然，这里还有个专有名词叫“讽”。“讽”同现代意义上的象征已经很象了。

屈原时代的比兴系统有些地方就与现代的象征相同了，所以现代的批评家指之为“比兴象征系统”。

在《离骚》与其他一系列的篇章中，屈原以“香草美人”指称美德善政，即是一种象征。

比如“回朕车以复路兮，及行迷之未远”，不是指现实中的“回车驾言迈”，而是指对人生的一种选择。这种“形而上”的诉说就是一种象征。

到了唐宋，现代意义上的象征手法运用更多。

柳宗元《登柳州城楼》：“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明是写惊风密雨，实际上是写恶劣的生存状态，是象征。

辛弃疾《菩萨蛮》：“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明是写青山绿水，实际上写阻挡不住的历史趋势，也是象征。

至于温庭筠的《菩萨蛮》，写一个女子懒于梳洗，甘愿红颜埋没，更可以看作一种整体象征：象征了一种无人见赏才华的孤绝。

上述都可以认定与现代意义上的象征同。

第三，现代的象征同“比兴寄托”“托物言志”还是有差异的。

首先，“比兴寄托”内涵要比“象征”广泛。

“比兴寄托”可以是借景借事借物抒情说理，而“象征”只是说理。

李商隐的《锦瑟》首联“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即是托物起兴。此句一出，怅惘的情绪顿生。说其中包含多少思想，没有；但可以引出很多愁绪，恰切。

“比兴寄托”的寄托可以是情，也可以是思。

其次，“托物言志”与“象征”也有很大差异。

第一，象征可以是托物，也可以是借事、借景，甚至议论。

《石灰吟》“焚身粉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是托物且言志，是象征。

到了辛弃疾《鹧鸪天》“江头未是风波恶，别有人间行路难”，这种议论就很难说是“托物”了，但它是象征。

第二，“托物”言的是“志”，是情操或者说思想的正能量，象征却不管这些。

TS.艾略特说，象征是为思想寻找“客观的对应物”，其中的“思想”包含了积极、消极，正面、反面。

他的《荒原》言说的是一种“失乐园”式的存在，这是“托物言志”所涵盖不了的。——就象闻一多的《死水》，写出了一种社会的没路状态，是象征，但不言志。

总之，象征是一种艺术手法，中国自古就有，但这种手法在中国古典诗学范畴内并没有相对应的概念。而正确地认识它，能够增强我们对古典诗歌的认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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