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的深圳地名（谈深圳地名的演变与讹变）

来源：【《广东史志》2018年第6期】 ，作者：曾观来

　这里所说的地名，包括城市、乡村、道路、河流等名称。一个地名，或取之地形、地物，或缘于历史、传说、风情、意念等，要经历一个约定俗成的过程。一个地名形成之后，不能随便更改，因为它与历史学、地理学、语言学、文字学以及人们的使用习惯、经济范畴等密切相关。但是，随着社会发展，一些地名也会发生变化。本文以深圳为例分述如下：

　　演变

　　所谓“演变”，是指历时较久的发展变化，它与当时人们因特殊需要而改变及约定俗成紧密相联。

　　深圳一名原是宝安县城的名称，始见于明代永乐年间，经历了圩、镇的演变，现为市名。此乃地名概念的大演变。

　　追寻深圳的历史，人们所熟知的宝安和新安。宝安于1600多年前立县，因其境内有座山（在今东莞市樟木头一带）有银矿，银是宝，故称“宝山”；得宝而安，故得“宝安”县名，是为取之地物、意念。唐至德二年（757）宝安改名为“东莞”，县城迁至到涌（今东莞莞城）后，疏于防守，屡遭外患。明万历元年（1573）析东莞置新县，取“革故鼎新，去危为安”之意念，命名“新安”。民国3年（1914），全国行政区域进行整编，因广东的“新安”与河南的“新安”县名重，广东的“新安”复称“宝安”。1979年3月宝安县改设深圳市。现“宝安”是深圳市下辖的行政区名，“新安”是宝安区下辖的街道（办事处）名，这两个地名的历次相互更迭都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这也是典型的地名概念的演变。

　　南头在宝安初建县时叫“城子冈”，明代初改称“南头”。“南”是方位词，即山冈之南面；“头”亦是方位词，山的上部，与“脚、下”相对，现仍可见到南头古城九街局部遗址的方位。古城其势扼珠江口要冲，“城子冈” 改名“南头”，亦与旧志所载“县治”自秦起隶属南海郡，有“南头海”不无关系。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重建的“南头古城”（局部）、 “南头古城博物馆”作为特殊的地名地物而设，“南头”作为古县城遗址而存在。从“城子冈”到“南头”，有着厚重的历史积淀。曾有文化人建议把“南头”名改掉，这是对地名文化的浅视。

　　松岗，原名“黄松冈”。据载，宋咸淳六年（1270），一黄姓人氏在一山冈之麓建村，山上有松林，故取名“黄松冈”，继而建墟。据1985年松冈区府办提供的资料，1950年改名为“松冈”。因为此时此地已非単姓黄特指一村一圩了。而“黄松冈”之名历时已有600多年了！

　　布吉，旧志记载“莆隔村”。 因“莆”与“布”音近，后来当地人叫“布隔”；又“莆”字生僻，书面语言也渐渐随之演变。 1911年广深铁路建成通车，在“莆隔”（布隔）附近设站，白话客家话“隔”与“吉”音近，又取其“吉祥”之意，定名“布吉”站。圩、村亦随之演变成为“布吉”，沿用至今也有过百年历史了。

　　羊台山，旧志记载为“阳台山”：“山巅之南稍平，形若几案。”由“阳台山”而“羊台山”，有两种说法：其一，出自与牧羊有关的爱情传奇故事， 也有叫“羊笛山”“羊蹄山”的。其二，据说在建国初期扫除文盲运动中，扫盲队把农民难认、难写的繁体字，改写成“羊台山”，为更多人所接受。久而久之而为“羊台山”了，也为官方接受使用。这是群众对地名文化的认同。现“羊台叠翠”是深圳八景之一。

　　公明的玉律村，据沙井新桥曾氏族谱推算及今玉律村耆老称，玉律村一世祖在500多年前从新桥村分出到此开基立村时，起村名叫“玉勒”。而明天顺八年（1464）编修的《东莞县志》记载：“汤泉在黄金洞之北，药勒村前。”可能出于当地话“药”与“玉”音同或音近，或因汤泉有能治皮肤病之药用。清初屈大均的《广东新语》：“新安有汤井，在玉勒村。”明代曾作为“新安八景”之一亦有《玉勒汤泉》诗传世。后来“玉勒”变为“玉律”始于何时，尚不得而知，而“律”与“勒”音近是肯定的，“勒”是生僻字。据村人说是取自“金科玉律”的典故。另有取自“玉学麒麟，律法至上”的说法。今石岩湖温泉度假村之温泉来自玉律温泉。

　　清嘉庆《新安县志》所载大鹏的“ 黄旗塘村”， 与南宋小朝廷南逃时曾在大鹏半岛上树旗小住有关。宋王的旗号为龙旗，此后这个地方叫“龙旗”。再后来人们因忌讳“皇”而改用“黄”，“旗”改成“岐”，即成今之“黄岐塘”。龙岐村、龙岐湾、岐沙村亦与“旗”有因缘关系。这都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

　　龙岗大道，原是深惠公路深圳市龙岗段（布吉关至坪地与惠阳交界处），随着深圳特区一体化的推进，这“龙岗段”已经是龙岗区的城市道路而不是专业意义上的公路了，经改造扩建后于2012年4月正式更名为“ 龙岗大道”。这是较大规模的道路名称的演变，要举行新闻通气会。

　　以上这些是属于地名的演变，是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

　　讹变

　　有一种地名变化是讹变。“讹变”二字在文字学中有其特定的解释，是指在汉字发展过程中，由于字体的变迁、传抄的错误等原因产生的错别字，后人继续袭用这些错别字，以讹传讹、习非成是，由此错别字就逐渐取代了原来的字体的一种现象。语词特别是地名的讹变，不能由字义来推知词义的由来。深圳地名的讹变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古籍误笔。旧方志误笔屡见不鲜。原因多方面，如语言复杂，印刷技术落后，可用字有限，误用同音近音字，主观随意性，等等。譬如深圳村名带方位词“背”字的不少。普通话、粤语“背”与“贝”音同，普通话读去声，粤语读上声；深圳客家话声母相同，韵母相差较远，“背”音boi4，“贝”音bui4，均读去声。查清康熙《新安县志》地理卷·都里（村落）中，“背”“贝”混用而“贝”居多，书“背”的为客家村。到了嘉庆志全是“贝” ，如：“水贝”“田贝”“湖贝”“塘贝”“黄贝岭”“岭贝” “迳贝”“坳贝”等，这些村名均以水、田、湖、塘、岭、径、坳（凹）等地形名词作定语，与方位词“背”（ 背面、后面）自然构成了“×背”，体现了地名文化的地形地物性。“贝”的本义是有介壳软体动物的总称，引申宝贝。所有的这些村庄怎么可能都有贝呢？“贝”者显然是书写者之主观人为，取其好兆头吧。经初步检索，现在原宝安县客家地区多用“背”，原特区内袭用“贝”。“背”是正本清源，“贝”难以推知，如“坳贝”，山坳有珠贝？

　　又如“坜”与“沥”。“坜”的释义是：“洼下去的地方”。“沥”的释义是：“液体的点滴”“沥青”。普通话“坜”和“沥”音同，均读lì（去声）。“坜”字深圳客家话东部地区读上声lak3，西部地区读入声lak5。客家地区称小河汊为“坜”：河坜、圳坜，坑坜。一些村庄又以其得名，如，“黄果坜”“沙背坜”“金狗坜”……可是在旧志中偏偏书“沥”，与“洼下去的地方”大相径庭，显然是误笔。1985年出版的《深圳市地名志》及稍后完成的涉及很多“水”的《水利志》铅印稿均使用了“沥”，以讹传讹。1997年版《宝安县志》进行了正本。可惜现在的印刷物累见“坜”“沥”混用，“沥”者误以为有水即为河流也。80年代初在西坜地方建成人工湖度假村，请人题名题字，写成“西丽湖度假村”，这是普通话“坜” 和“丽”同音的另一误笔。后人将错就错，因为“丽”兆头好，所以“另起炉灶”。今“西丽村”“西丽路”也就此形成了。时间久了，也就“习非成是”了。从地名学来说就是讹传。由“西坜村”变 “西丽村”，改变了原来围村的本义。“西沥水库”虽然还保留着“沥”之讹，好在没有进一步讹成“丽”。旧村另建新村，一般都在前面冠于老村（围）名，这在旧方志中都可见到，如：碧头新村，江边新村，山尾新村等（康熙《新安县志》）。现在“××新村（围）”就很普遍了。“西丽”只是个例。

　　2．今人误读。古籍所书是对的，而当今一些人出于主观随意性，图方便，滥用同音近音字、狭义多义词。多见于村名、公交站名，如：“涌”误为“冲”。“涌”指河汊，以涌而得村名者众多。深圳有近20个带“涌”字的村名。“冲”的释义很广，仅有一方言解释为：山区的平地，如“韶山冲”。在深圳，“冲”没有一个释义可与“涌”兼容。1980年代初期地名改革却出现了“大冲”“沙鱼冲”“溪冲”“东冲”“西冲”等村（地）名，有的同一地“涌”“冲”混用。查今大都复原“涌”了，唯独“大冲”依旧。又如观澜的“鳌湖”讹传为“牛湖”，沙井的“衙边”误传为“牙边”等，均为粤方言同音讹传。公交站、地铁站均以固有地名地物定名，而这两者都出现与之偏差。如：深圳地铁5号环中线在龙华塘朗与深圳北站之间设有一个“长岭陂”站。在“长岭陂”站附近有一个有数百年历史的“长岭皮村”（旧志有记载），在长岭皮村附近有一座水库，堤坝上“长岭皮水库”几个标识大字赫然在目。“陂”字在深圳客家地区叫“陂bēi 头”（旧时专门用以灌溉的小型水利设施）。“陂”显然是“皮”之误。无独有偶。在龙岗中心城附近有一条“下陂头”村，现在村旁设了个公交站，站名叫“下坡头”， 录音报站如是称“PO”，这里从来没有坡。这种错误显然是地铁、公交部门人员没有深入调查研究所致。

　　3．历史错位。古籍记述是对的，误以为错。例一：由“冈”到“岗”。 深圳地貌多为丘陵，丘陵地带多山冈。在明清时期，从《新安县志》中可以见到带“冈”字的山名、圩村名多至五六十个以上。而现在所有书面文字“冈”被“岗”取代。例如人们最熟悉的有：龙岗、横岗、松岗、铁岗、笋岗、泥岗、皇岗……“冈”与“岗”是两个各自独立的字词，在简化汉字里已法定了。“冈”是阴平声，“岗”是上声。“冈”是单义词：山冈（不高的山）。而“岗”是多义词：岗位、岗亭、岗哨、站岗、门岗，另有一释义是“岗子”（不高的山或高起的土冈），在现代汉语词典里已拼入“冈”。究竟从什么时候起“冈”蜕变成“岗”呢？笔者查阅了1960年8月油印本《宝安县志》（初稿），出现几个“岗”的地名，没有“冈”。 1985年出版的《深圳市地名志》有很多“岗”，唯独没有“冈”。这是深圳建市初期第一本最具权威性的地名志书，“岗”已被“规范化”了。究其原因，不明就里。1997年出版的《宝安县志》今地名都用了“岗”，是因为所有资料来源均书“岗”，只好姑息迁就。地方志毕竟是官方的书，为当代服务，然后惠及后人。好在“行政区划”章节中，辑录明、清时期村落按“冈”（岡）不动，以供后人查对。 2006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康熙、嘉庆《新安县志校注》（《宝安文史丛书》编纂委员会编）更是把旧志中所有的“冈”全改成“岗”，“冈”被彻底消灭了。夫“ 校”者，校勘订正也。非纰缪，何以订正之哉？现在许多带“冈”的古地名仍在沿用，如佛冈县，黄冈县，井冈山，景阳冈……把“冈”写成“岗”不予认可。深圳的平冈中学，是上世纪初华侨和乡人捐建的学校，1960年代更名为“龙岗中学”，1980年50周年校庆时在众议之下复名“平冈中学”，是深圳市迄今唯一还原“冈”字的地物名。

　　例二：由“下”到“厦”。深圳地名带方位词特别是带“下”字的村名很多，其中有一些“下”被改成“厦”，如“冈下”改成“岗厦”，“白石下” 改成“白石厦”，“湾下” 改成“湾厦”等。“厦”有两种读音：读xià，组成“厦门”专有地名；读shà，指高楼大厦，公交站“岗厦”的标识和报站偏又是gangxia，不伦不类。凡此种种，从史志学讲，是历史的错位；从地名学讲，把“冈”改成“岗”，由实体变成抽象，把“下”改成“厦”，由方位变成实体，是人为的硬伤；从文字学讲，由简明的“冈下” 蜕变成繁琐的“岗厦”，读音也变了，是语言文字的倒退。这是典型的讹变。

　　准确界定深圳河与深港界河

　　也许没有人注意到，深圳的母亲河深圳河也有讹传。一学者在《深圳客家研究》（南方出版社2002年版）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述：“‘深圳’一名，最早出现的典籍记录是清康熙二十七年纂修的《新安县志》。……‘梁’的‘惠民桥’条目下注：在‘深圳河’。” 笔者认为，这是对旧志的误读误解，因为当时没有“深圳河”的河名。志书原文没有标点，这段文字正确的断句应当是：“惠民桥， 在深圳，河沟深浚，凡遇雨潦、潮涨，往来维艰；更有不知深浅，动遭淹溺。”此条前有“天渡桥， 在月冈屯蔡屋围前”条的记述。“惠民桥”准确的表述应该是：“在深圳墟西”（当时深圳称墟）。月冈屯当时亦设墟，故“天渡桥”准确的表述应该是：在月冈屯墟蔡屋围前。“河沟深浚”是主谓词组 ，“河沟”，像河一样的水沟；“深浚”，挖得很深。

　　无独有偶，2013年9月，笔者收到一份发自广州的《中国地名故事·广东卷》电子邮件解说稿，关于深圳及深圳河的表述与《深圳客家研究》如出一辙：“康熙二十八年（应是二十六年与天渡桥同年建，因康熙志修于康熙二十七年，二十八年是编印之误——笔者注），在深圳河上，建造了一座‘惠民桥’，此桥以石头建造，就是今‘人民桥’的前身。”这“故事”后来做成了“纪录片”，在电视台播放，其误传就更深远了。

　　康熙、嘉庆二志均没有“流河”的条目，分别是“海”和“水”。嘉庆志载：“滘水，在城（即今“南头古城”——笔者注，下同）东四十里，发源于梧桐（山），右（西）莆隔，左（东）龙跃、双鱼诸山…… ”（古人习惯以东为左，以西为右）。又据嘉庆《新安县志》记载：“军陂，在深圳右側（西侧），发源于梧桐、莆隔、笋冈等处，堰以灌田。”由此上溯，莆隔河的源头有牛尾岭、梧桐山、莆隔径等处，向南流至鹿丹村东侧。惠民桥（新中国成立后重建，命名“人民桥”）下的那条河就是原先的莆隔河的下游，后演变称“布吉河”。“龙跃、双鱼”（二者既是山名又是水名）二水向西流经香港新界上水，折向北与流经莲塘、罗芳、文锦渡、罗湖桥下河段交汇，再西北流向与布吉河汇合，然后注入今之深圳湾。

　　有资料显示，“深圳河”的命名是自1898年《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时起，是英国强租香港新界99年期限的界河的一部分。 深圳河主要支流有布吉河、沙湾河、莲塘河以及新界境内的石湖（上水）河。布吉河长15.5公里，在下游河段修建了人民公园和洪湖公园。沙湾河发源于牛尾岭，长20.9公里，1959年冬修建了深圳水库（初名沙湾水库）。莲塘河发源于梧桐山，长12公里。沙湾河深圳水库排洪道下游与莲塘河汇合处称为“三叉河”（在深圳深水水务咨询公司西南侧），通常所指的深圳河是三叉河以下河段，主流长37公里，这就给“深圳河”作了明确的界定。此谓正名也。

　　深圳和香港一河之隔，有一条明确的界河。这条界河见证了中华民族百年耻辱。1898年英国政府强迫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1899年3月，中英双方互派官员，东自大鹏湾，西至深圳河口进行勘界。（见《深港关系史话》）河界于河底之中线为界线，分段立桩，北侧归中方管辖，南侧归英方管辖。这条界河东起沙头角河口，西至深圳河入海口。沙头角河亦发源于梧桐山，与莲塘河相接，长约四五公里，向东经中英街流入盐田港湾。现在深圳市地图上可以看到明显的标志，深圳河只是深港界河的西段，布吉河、沙湾河、皇岗河等是深圳河的支流，不能称作界河；大沙河发源于羊台山等处，向南注入后海（今深圳湾），不是深圳河的支流，更不是界河。

　　新千年之初，又掀起一股地名改革风，作为新兴城市深圳尤烈，很有“矫枉过正”之势，幸好不久就稳住了，虽然迟了一歩。2005年，京津穗深等8城市的地名规划专家齐集深圳，研讨地名规划管理问题。深圳市规划局一负责人在发言时强调：地名规划需要公众参与。他指出：“特别是对于已被习惯使用的地名，如要调整，需在广泛社会参与的基础上进行。”江苏省民政厅关于地名规范的问题明确表示：“旧地名不能随便改。”（2005年3月28日《扬子晚报》）

　　至于地名规范化该以什么为标准？笔者认为应

　　该尊重历史，认知其社会性、时代性、地域性，不赞成讹变，特别是硬伤。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讹变会成为既成事实，成为“演变”，但毕竟是“习非成是”了。

　　（作者单位：深圳市宝安区政府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