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的桃花源在哪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的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桃花源记》虽为寓意之文，但其实是西晋末年以来坞壁生活的真实写照。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且听羚羊娓娓道来。

北方的战乱和胡族统治者的徙民，对于各族来说，都是一种灾难。

汉人能走的都走了，不能远离本土迁至他乡的，则大抵纠合宗族乡党，屯聚堡坞，据险自守，以避戎狄寇盗之难。

凡屯聚堡坞而欲久支岁月的，最理想的地方，是既险阻而又可以耕种、有水泉灌溉之地。

能具备这二个条件的，必为山顶平原及有溪涧水源之处。

因此，当时迁到山势险峻的地方去避难的人，亦复不少。

盖非此不足以阻胡马的陵轶，盗贼的寇抄。

典型例子有庾衮的禹山坞和郗鉴的峄山坞。

庾衮率同族及庶姓保于禹山，时间较早。他撰写《保聚垒议》之年（永兴元年），即匈奴刘渊起兵之年。

从他的禹山坞来看，保聚以同族为主，亦有庶姓。

坞主由推举产生。坞以宗族乡党为单位，坞主为乡里豪帅，象庾衮、苏峻都是此等人。

“峻险阨，杜蹊径，修壁坞，树藩障”，是筑坞以自守。

“考功庸，计丈尺，均劳役，通有无”，是耕种以自给。

庾衮后去河内林虑山，表明坞并非坞主所有，坞主对于坞中成员，只起督护作用，对耕种、打仗，只负指挥之责。

北魏的宗主督护制度与北方坞的组织的存在也是有关系的。

以郗鉴为坞主的峄山坞中的避难者千余家，主要也是郗鉴的宗人或乡曲。

峄山孔穴相通，敌来入穴躲避，敌去自可出穴进行耕种等活动。

这又是一个以坞为形式的有经济、军事活动的宗族社会组织的实体。

那么大家此时一定会产生一个强烈的疑问，羚羊你说了这么多坞的事情，

那么“坞”究竟是什么？

《说文》一四云：

“隖（同“坞”），小障也。一曰：庳城也。”

地以坞为名的，其较早时期以西北区域为多，如董卓的郿坞是最著名的例子。

西晋末世中原人民不能远徙的，藉此类小障、庳城以避难，坞遂在北方广泛发展起来。

《说文》所谓小障、庳城，略似欧洲的堡，非城。

城讲商业交通，坞讲自给自保。

城大坞小。

《孟子》言及"三里之城，七里之国"，而董卓所筑的最大的 郿坞，周围也不到三里、七里之数。

坞如果像城一样， 董卓自可守长安，不必另行筑坞。董卓筑郿坞，当与他籍隶凉州，见坞有用于当时有关。董卓郿坞在非险要的地方，军事意义本淡，经济自给的方法又是储备谷物，而非耕种，与西晋末世普遍出现的坞不尽相同。

西晋时期发展起来的坞，可说是体小人少（对城而言）、经济自足的防御夷狄、寇盗的军事屏障，即《说文》所谓小障是也。

坞在当时的北方，地位实际比城更为重要。

《晋书》一二〇《李流载记》说“三蜀百姓并保险结坞，城邑皆空，流野无所略，士众饥困。涪陵人范长生率千余家依青城山”。

李流靠范长生资给军粮，才得以复振。三蜀人不保城而保坞，是因为城不易守而坞则易守。

李流军队因为三蜀百姓弃守城邑，保险结坞，而野无所掠，士众饥困，可说明坞能起到城邑所不能起到的防御作用。

那时北方城巿荒芜不发达，人民聚居田野、山间，唯依坞以务农自给，坞由此得以占据北方社会最重要的位置。

南朝商业与城市都较发达， 北朝则以农业与坞为重要。

因为同宗共保一坞，成了北方社会的组织形态，所以决不能忽视北方不能走或不愿走的人们屯聚堡坞的作用。屯聚与人口的大流动对历史产生的影响， 是难分轻重的。

综上所述，对于那时饱受五胡乱华之乱的北方汉人来说，厚厚的坞壁内，便是“桃花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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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桃花源记》描述的史实背景

真实的桃花源应在北方的弘农或上洛，而不在南方的武陵。桃花源居人先世所避之秦应为苻秦，而非赢秦。

《桃花源记》纪实的部分乃依据义熙十三年春夏间刘裕率师入关时，戴延之等所见所闻的材料写成，《桃花源记》寓意的部分乃牵连混合刘驎之入衡山采药故事，并点缀以“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等语写成，羚羊不才今试证之。

东晋末年戴祚（字延之）从刘裕入关灭后秦，著《西征记》二卷。其书今不传，《水经注》中往往引之，中原坞垒之遗址于其文中尚可窥见一二。

如《水经注》一五洛水篇云：

“洛水又东，迳檀山坞南。其山四绝孤峙，上有坞聚，俗谓之檀山坞。

义熙中刘公西入长安，舟师所届，次于洛阳，命参军戴延之与府舍人虞道元即舟溯流，穷览洛川，欲知水军可至之处。

延之届此而返，竟不达其原也。”

又《水经注》四河水篇云：

“河水又东北，玉涧水注之。水南出玉溪，北流，迳皇天原西。

周固记：开山东首上平溥，方可里余。三面壁立， 髙千许仞。汉世祭天于其上，名之为皇天原。

河水又东迳阌乡城北，东与全鸠涧水合。水出南山，北迳皇天原东。

《述征记》曰：

全节，地名也。其西名桃源，古之桃林， 周武王克殷休牛之地也。《西征赋》曰：咸征名于桃源者也。

《晋太康记》曰：

桃林在阌乡南谷中。”

《水经注》引文提及的桃源与桃林，亦见于《元和郡县图志》和《新唐书》。

《元和郡县图志》六虢州阌乡县条云：

“桃源，在县东北十里，古之桃林，周武王放牛之地也。”

陕州灵宝县条云：

“桃林塞，自县以西至潼关皆是也。”

《新唐书》三八《地理志》陕西灵宝县条云：

“有桃源宫，武德元年置。”

这是《桃花源记》的地理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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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资治通鉴》一一八晋安帝义熙十三年云：

“二月，王镇恶进军渑池，引兵径前，抵潼关。三月， (檀）道济，（沈）林子至潼关，夏四月，太尉（刘）裕至洛阳。”（按刘裕伐秦之役，军行年月《宋书》、《南史》等书记载既简略，又有脱误。）

据此可知王镇恶、檀道济、沈林子等前军在义熙十三年春二三月抵潼关，刘裕以首夏四月至洛阳，他派戴延之等溯洛水至檀山坞而返，当即在此时。

这是《桃花源记》的时间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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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陶渊明集》有《赠羊长史》诗，其序云：

“左军羊长史衔使秦川，作此与之。”

则陶渊明与征西将佐本有雅故，疑陶渊明间接或直接得知戴延之等从刘裕入关途中的见闻。《桃花源记》之作， 即取材于此。

《续搜神记》本《桃花源记》著录武陵捕鱼为业的溪人姓名为黄道真。

《桃花源记》中所谓“土地平矿”者与皇天原“平博方可里余”相合；所谓“太守即遣人随之往，……不复得路”者，与刘裕派遣戴延之溯洛水而上，至檀山坞而返相似；所谓“山有小口”者与郗鉴峄山坞的“峄孔”相同；所谓“落英缤纷”者，亦与戴延之被派以四月入山的时令相应。

《白氏长庆集》一六《大林寺桃花》云：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附序有云：“大林穷远，人迹罕到，山高地深，时节绝晚，于时孟夏四月，如正二月天，梨桃始华，涧泉犹短。”山地高寒，节候较晚，四月正是落英缤纷之时。

此戴延之所见，而被陶渊明记入《桃花源记》中。然则《桃花源记》中的秦为苻秦，亦可推知。

此《桃花源记》之所以为纪实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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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源所以被移于武陵，则因为采入了刘驎之入衡山采药的故事。

今传世的《捜抻后记》，旧题陶渊明撰。 其中杂有元嘉四年陶渊明死后之事，故皆认为系伪托。

然此书为随事杂记之体，非有固定的系统，内中当有后人增入之文，不能据以断定全书为伪托。

即使全书为伪托，要之必出于六朝之手，由钞辑昔人旧篇而成。

此书卷一第五条即《桃花源记》。第六条记刘驎之即刘子骥入衡山采药，见涧水南有二石囷，失道问路，才得还家。或说囷中都是仙灵方药，刘驎之欲再往寻求，可是不能复知其处。

此事《晋书》九四《隐逸传》亦曾记载。出于何法盛《晋中兴书》（见《太平御览》四一九、四二五、五〇四所引）。

何氏不知何所本，当与《搜神后记》同出一源。据此推测，陶渊明之作《桃花源记》，为取桃花源事与刘驎之事牵连混合为一。

桃花源虽本在弘农或上洛，但因牵连混合刘驎之入衡山采药故事的缘故，不得不移之于南方的武陵。

下面欣赏一下苏轼的《和桃源诗序》，若要翻译，请自行查阅。

世传桃源事，多过其实。

考渊明所记，止言先世避秦乱来此，则渔人所见，似是其子孙，非秦人不死者也。

又云杀鸡作食，岂有仙而杀者乎？

…… 旧说南阳有菊水，水甘而芳，居民三十余家，饮其水皆寿，或至百二三十岁。

蜀青城山老人村，有五世孙者。

道极险远，生不识盐醯（xī，醋），而溪中多枸杞，根如龙蛇，饮其水，故寿。

近岁道稍通，渐能致五味，而寿益衰，桃源盖此比也欤。

使武陵太守得至焉，则已化为争夺之场久矣。

常意天地间若此者甚众，不独桃源。

苏东坡论桃花源最有通识。

或认为祧源实在武陵，这种认识反而不及苏东坡了。

然而苏氏于《桃花源记》中寓意与纪实二者仍然牵混不明，犹为未达一间。

即使《桃花源记》中的秦非指苻秦，但不有坞壁，何能有《桃花源记》？

在纪实上，《桃花源记》是坞壁的反映，在寓意上，《桃花源记》是陶渊明的思想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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