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年邓颖超托人给李鹏带话（89年邓颖超托人给李鹏带话）

1972年，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作为新中国外交事业的掌舵人，周恩来始终立于飓风口上，运筹帷幄。5月的一天，周恩来刚送走来华访问的第一位美国总统尼克松后不久，就接到了一个坏消息。

这个坏消息无关乎国事，而有关他的身体。坏消息出现之后，手术对于周恩来来说，开始成为了家常便饭，多年后邓颖超回忆起周恩来接受的一些手术，曾直言：“实在没有意义，但是我没有权利说这个话。”

这番话可以说是耐人寻味，而邓颖超究竟何出此言呢？

亲眼见证丈夫深受病痛所害

当时，中南海的保健大夫一收到总理的最新尿检化验单，就心下一沉，在此之前，他们每月例行为总理检查一次大小便，未曾发现异常，这次的单子上却明晃晃地写着，查出来四个红血球！

照常理来说，小便中有微量红血球这属于正常现象，初始并不必紧张，还需要后续的检验才能查出来究竟，但是关乎一国总理，保健大夫谁也不敢掉以轻心，打定主意后，他们很快敲响了总理的屋门。

在此之前，保健大夫准备了一大堆说辞，对着周恩来一顿解释。

周恩来只在一旁满眼认真道：“你说了半天，究竟想要什么？”

大夫：“要小便，再进行一次尿检。”

“就这个？”周恩来听完扑哧一笑，点头应允，“查吧查吧，现在就要？”

“嗯。”大夫立时拿出了一早准备好的瓶子。

周恩来无奈接过，转身就进了卫生间。很快，大夫终于拿到了想要的尿样，马不停蹄地赶去化验。

第二天，病检报告就出来了，查出来八个红血球。除此之外，尿样中还查出来一种物质，经过北京、天津以及上海的专家们一致研判，最终确定尿中还出现了癌细胞。早期膀胱癌的确诊结果不容置疑地摆在了大夫们面前。

1973年周恩来视察大寨和农民留影

他们眼看着总理的身体一天天衰弱、疲惫下来。

1973年1月，隐藏在周恩来体内的“定时炸弹”最终还是爆炸了，天刚蒙蒙亮，就有警卫员敲响了大夫的房门，一边敲一边焦急地叫喊：“大夫，大夫，快起来！”

大夫心中顿时升起了不祥之兆，果然打开房门就看到，警卫员手中端着的尿壶中已经被满是鲜血。

大夫知道，近半年以来，自己一直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而这意味着，总理的病情开始恶化了。

晚年周恩来

在那之后，经过多方周旋，中央紧急为总理安排了第一次手术，手术成功了，毛主席打来电话感谢大夫们。

但是这次手术的成功最终没能稳定住总理的病情。7个月后，周恩来复发尿血，病情再度恶化。

这一次，复发的痛苦已经远远超过周恩来早期患病时所能承受的，出血量较之以前也更加迅猛严重，每天的失血量达到了80cc，这放在人任何一个青年人身上都要把人拖垮了，更何况周恩来当时已经75岁，

次年3月，周恩来又接受了一次手术，但是和第一次手术相比，第二次手术的效果已经大打折扣，第一次手术过后，周恩来隔了7个月复发尿血，而第二次手术后仅隔一个月就复发尿血了。

而且这次的复发症状更是严重，每尿血一次，出血量达到一定程度就会结成血块，堵塞排尿关口，使得尿液无法自然排出。

当时周恩来还坚持工作，接见外宾，主持会议，但是每每工作结束，他就要接受一次折磨，经常倒在会见厅的沙发上痛苦地翻滚。

看护的大夫看了也都心痛难忍。会议厅的工作人员们就躲在角落里偷偷哭泣，进门前擦干眼泪，一出门又抑制不住地放声大哭。

但是，大家的眼泪终究没有感动上苍。在那之后的两年间，周恩来的病情一天比一天沉重，又陆陆续续接受了十几次手术。

每一次，周恩来都平静地躺在手术台上，下了手术台，只要还活着，不论结果好坏，都继续投入工作，拿自己有限的生命和时间赛跑，用血肉之躯和病魔抗争。

也就是在那期间，周恩来强撑着病体为邓小平复出铺好路途。他对邓小平寄予厚望，曾语重心长地对邓小平说：“夜深人静的时候想想主席，想想我们的国家，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苟且偷安，袖手旁观，就算是硬撑着，只要有一息尚存，就当鞠躬尽瘁，为主席分忧！”

周恩来生前最后一次手术，在被推进手术室前，他把邓小平叫到身边，用尽全身上下最后一丝力气高声说：“小平同志，你用一年多的工作证明，你比我强得多！”

最后一次的手术没能维持周恩来几天的生命，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合上的眼睛再没有睁开。

邓小平在周恩来追悼会上念悼词，数次哽咽

此前，周恩来历经癌症病人的漫长苦旅，期间忍受了肌体被蚕食殆尽的全部苦楚，最后一场手术前，周恩来曾坦然地对陪床的同志讲：“我的病就这样了，一切都很清晰了，我不想再麻烦专家们了，还有其他需要他们的地方等着，他们应该到那里去，去为更多人治病……”

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后来回忆这段历史，直言没有见到伯伯最后一面，是她此生最大的遗憾。但事实上，这份遗憾中，同时也包含着老人家对她的呵护。

临终前，周恩来不想让家属们看到他饱受病痛的状态，平添痛苦，除了妻子邓颖超，他没有见其他任何亲属。

“七妈，我想去医院看看伯伯。”从小在周恩来和邓颖超身边长大的侄女周秉德，找上了邓颖超。

周秉德、周恩来

邓颖超闻言动了要丈夫和晚辈们见最后一面的念头，但最终还是打消了，她亲眼看到了周恩来临终前的苦痛，也懂了周恩来拒绝见晚辈的用意。

那之后，周秉德只能和周恩来通电话，了解他的近况，电话里，周恩来反倒做起了周秉德的工作，要她正确看待生死。

周恩来说：“共产党员应该是唯物主义者，人总有那么一天，活了77还不够吗？天有不测风云，对家人、亲人也要这样，要想得开呀！”

周恩来去世后，邓颖超整理丈夫的遗物，将一个黑色的皮夹送到了周秉德的手上。

周秉德看着自己从12岁就开始居住的西花厅如今只剩下了它的女主人，因为没有孩子，周恩来去世后，邓颖超孑然一身。

周秉德感念邓颖超的照拂，时常去探望，邓颖超对她说：“我在苦斗，苦熬。”这让周秉德很是担心。

不过邓颖超比她想象中的要坚强，尤其是“四人帮”被打倒之后，邓颖超重新出来工作，并走上了领导岗位，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等要职，每次会议的讲话稿以及发表的文章，邓颖超都亲自手写。

这期间，忙于公务的她重新焕发了活力，仿佛完全从失去丈夫的痛苦中熬了过来，但实际上，亲眼见证周恩来临终前的苦痛还是留在了她的心底。

想要身体力行“安乐死”

1982年，周恩来去世后第六年，邓颖超就早早写好了遗书。自周恩来在世时就在西花厅工作的秘书赵炜听闻后，心里十分伤心，她还劝邓颖超：“您写那么早干什么？现在还不到时候。”

邓颖超却说：“等我真的不能写的时候，就晚了，趁我现在身体好，还拿的起笔，头脑也清楚，还等什么呢。我这样也是为了组织上好办。”

说罢，邓颖超心里的石头总算落地了，她还时不时地嘱托赵炜：“待我死后，就把我的信交给党中央，然后公布出来，就当告大家一声，我不在了，就可以了。”

李鹏夫妇到西花厅看望邓颖超

1989年10月16日，邓颖超又委托赵炜给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带话说：“一个共产党员，在死时再作一次革命。当我生命快要结束时，千万不要用药物来抢救，那是浪费人力物力的事，请组织批准，给予安乐死。”

李鹏闻言大受震撼，毕竟在上世纪80年代末，“安乐死”是一个极具社会争议的问题，支持和反对安乐死的人都旗帜鲜明，争论的不可开交。

听闻邓颖超请求给予安乐死，李鹏当即给江泽民同志和政治局常委们写了一封信，完整地转述了邓颖超的要求。

江泽民同志知道后，最终做出了批示：邓大姐的这种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和高度的共产主义觉悟可敬可佩，值得我们学习。此件请常委同志阅后请办公厅妥为保存，今后邓大姐百年之后坚决按她意见办。

周秉德陪伴邓颖超

进入到90年代，彼时，邓颖超已86岁高龄，基本上只能在轮椅上度过了。1991年，邓颖超因为高烧引发肺炎，住进了医院，因为无法做吞咽动作，医生们无法给邓颖超用药，很快就下了病危通知书。

曾经给周恩来做过手术的吴蔚然大夫，当即提出动手术，为邓颖超造一个胃漏，最终这个手术成功了。

昏迷12天的邓颖超悠悠转醒，她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病情很重，再一次提出了安乐死的事，周围人都劝她：您的头脑清醒，现在安乐死没必要。

周秉德到医院去看望邓颖超时，邓颖超说：“这个手术是在我不省人事的时候做的，如果我醒着，就不让动了。”

就这样，邓颖超又坚持了一年，1992年7月，邓颖超再次病危。

作为二十世纪中国妇女的杰出代表，同时是周恩来总理的妻子，彼时躺在病床上的邓颖超身上带着种种不平凡的过往，而这些决定了中央不能在她生命垂危时坐视不理，不予以抢救，最终，邓颖超没有被按照遗嘱进行安乐死。

所幸这一次病危的时间很短，只一天一夜，邓颖超在自然睡梦中去了。

赵炜亲吻病榻上的邓颖超

此前负责传达邓颖超“安乐死”请求的赵炜感叹：这对邓大姐来说也算是安乐死吧。

后来，赵炜回忆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半小时”的节目有一期曾公开讨论“安乐死”，那一天，邓大姐一字不差地听完了整期节目，随后就给负责策划该期节目的同志们写了一封信：

在信中，邓颖超公开表示支持安乐死。夸赞节目组的同志们用心了，敢于策划并播出有关“安乐死”这个问题的节目，并邀请各方代表展开讨论。

邓颖超说：“首都医院那位大夫的意见，我很拥护。我认为安乐死这个问题，是唯物主义者的观点。我在几年前，已经留下遗嘱，当我的生命要结束，用不着人工和药物延长寿命的时候，千万不要用抢救的办法。这是我作为一个听众参加你们讨论的一点意见。”

后来，“午间半小时”节目组，将邓颖超的信件播了出去，全国的许许多多听众为邓颖超公开谈论并支持安乐死的坦诚所感动。

赵炜曾问邓颖超：“大姐，你怕死吗？”

“我才不怕死呢！几十年风风雨雨，在什么情况下我都不怕死，能活到今天我是没有想到的，死是自然规律。”

而邓颖超对中央的请求说明，她不仅仅要支持安乐死，还曾想要身体力行。所以她真的只是因为听了一期节目就萌生了这样的想法吗？实则不然，“安乐死”一词的出现不过是具象化了邓颖超内心的真实想法罢了。

一切的来源

深究邓颖超这种身体力行安乐死的想法的根源，其实和1976年周恩来的逝世有关。

1982年，邓颖超在写好遗书后，还曾在几个月后写了一份补充性质的委托书，其中对一些遗物的安排进行了细化，甚至具体到照片、图书、文件、甚至衣服怎么处理都想到了。

另外更重要的是，委托书第一条就写到：“在我患病无救时，万勿抢救，以免延长病患的痛苦以及有关党组织、医疗人员和有关同志的负担。”这其中体现了邓颖超对生死的豁达态度。

可能正是因为当年亲眼见证了丈夫临终前因为大大小小的手术所承受的痛苦，邓颖超不想要再经历一遍了吧。

周秉德也说，在邓颖超写就这份委托书之前，自己曾经和弟弟秉钧一起去到中南海看望她，那一次见面，邓颖超特别谈到了“安乐死”。

当时邓颖超实则早已深思熟虑，明确表示：“将来我得重病的时候，或者我临死的时候，千万不要抢救，那时候抢救没有什么意义，最不过延续那么一两天的生命，搞得病人和医生双双痛苦。我看到报纸上说美国有一个安乐死医院，让老人们把该办的事情都办完了，然后安安静静地选择没有痛苦的死去，这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呢！”

说着，邓颖超还回忆起周恩来当年去世时的痛苦状态，有感而发道：“你们伯伯那时候太受罪了，前前后后一共做了13次手术，最后一次大手术抢救，也就维持了他5天的生命，实在没有意义，但是我是没有权利说这个话的。”

邓颖超心里清楚，丈夫是一国总理，他的身体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不单单是他一个人的，尤其是在那样的特殊年代，他的健康已然关乎国事。

作为陪伴周恩来几十年的妻子，二人早已心意相通，毕竟故事的一开始，二人就是因为共同的革命理想和追求才走到了一起。

周恩来临终前和侄女说，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应当正确看待生死，而邓颖超也是这样的。对待生死，邓颖超早已看开，她曾说：

“一个人的生老病死是人之常情，谁也避免不了，逃不掉的。怎样对待死，怎样对待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死观。生时什么也没有，死了两眼一闭，心脏停止跳动，什么也不知道了，什么也带不走的。”

1992年邓颖超死后，按照她的遗嘱，骨灰不保留，撒入她的第二故乡天津的海河。由周秉德打头，周家9人，邓家5人，共同参与了邓颖超的骨灰安葬仪式，他们将邓颖超的骨灰和着花瓣撒入大海，送别了邓颖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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