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宏文我的求学之路（谢宏文30岁参加高考）

本文作者

谢宏文，1947年生于云南，1969年至1974年在云南德宏梁河县勐养公社党良生产队插队知青，1975年起在小学和中学任教。昆明医学院医疗系临床专业77级，入学10个月后主动退学，去读夜大，改学物理和机械制造工艺及设备专业，终获工学本科学位。中学物理高级教师。从昆明第十中学退休后，赴上海莘格高级中学继续任教，近年赴美，与在费城工作的独生女儿生活在一起。

原标题：我的求学之路——有感于恢复高考40周年

作者：谢宏文

1977年恢复高考，那一年我刚好30岁，从当知青的外五县回城工作不久，有幸参加了77年的高考，并被录取到昆明医学院，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

之后由于各种原因，在校学习近一年后，主动退学。之后的近十年时间内，又读了三所大学，最后圆了自己的大学梦。

回顾自己一生曲折坎坷的求学经历，不仅感慨万千。现在我已进入老年，趁现在还有精力，思维还算清楚，把这段经历记录下来，以纪念恢复高考40周年。

我出生于1947年，退休前是昆明第十中学的一名中学物理教师，因为历史、家庭及本人的原因，这一生中曾经两次上中专，四次上大学，演绎出一段曲折坎坷的求学之路。在回顾这段求学经历之前，有必要把我的家庭作个简要的说明，这对解释我的求学道路为什么会这么曲折是有帮助的。

我父亲是一名工程师，1936年毕业于云南省道路工程学校，此后他一生主要从事道路工程的测量、设计、施工以及工程建筑等技术工作。1951年父亲进入云南省电业局，并在1954年调入中国第一座水电站：昆明石龙坝水电站，参加水电站的扩建，担任电站方（甲方）的水工建筑方面的技术负责人。

1958年，在向党交心的运动中，父亲因写大字报提厂领导的意见，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送去劳改五年。1963年释放后，重新在昆明修缮公司找到工作，主要从事建筑工程和建筑预算工作。

文革中，在清理阶级队伍时，父亲由于1958年被劳改过而被遣送到农村九年。经不断申述，1978年被单位从农村收回原单位（昆明修缮公司）继续工作。1980年，在平反冤假错案中，经法院复查，撤销了 1958年的判决，按错案给予平反，由省电业局石龙坝电厂安排退休，恢复原工程师待遇。父亲于1989年心梗去世，享年79岁。

母亲出身于城市贫民家庭。在母亲一岁半时，外公因病去世了，外婆从此守寡，一个人带着母亲，靠帮人将母亲养大，并供母亲读完中学。1946年在父亲的前妻去世后，经母亲的老师介绍，嫁给了父亲，并于第二年生下我。

1951年，母亲在云南沾益参加工作，成为了一名小学教师。父亲到省电业局工作后，母亲于1953年调到昆明，后一直在石龙坝电厂职工业余学校、电厂子弟学校担任教师，并分别在1957年和 1977年两次被评为昆明市的先进教育工作者。

因受父亲的牵连，1969年底母亲带着我已年迈的外婆及我的两个未成年的弟弟、妹妹，被下放到云南省富源县。与父亲不在一起的农村两年多，后在1972年落实政策，回到石龙坝电厂子弟学校继续教书直到退休。

母亲退休二十多年后，于前几年因突发脑溢血去世，享年83 岁。父亲1958年受到错误处理时，我刚好11岁，正在上小学四年级。这时，家里除母亲、外婆和我外，我下面还有两个弟弟及四个妹妹，其中最小的妹妹才几个月大。另外我同父异母的哥哥（大我十岁）刚从重庆地质学校毕业，分配到云南省地质局第九地质队搞野外地质普查。

父亲一走，家里的九个人就全靠母亲一个人一个月40元左右的工资生活（后来，我哥哥每个月从自己不多的工资里拿出10元钱给我母亲，帮助家用）。父亲走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和弟妹们都成了“家庭出身不好”的孩子，经济上处于非常困难的时期。由于这些原因，尽管我及弟妹们在学校学习成绩很好，也很想以后能接受高等教育，但初中毕业后，都没有报考普通高中，而是考了国家供伙食的中等专业学校或技工学校。而且在以后的求学和工作中，经历了不同于一般人的曲折坎坷。

第一次读中专

那是在昆明冶金工业学校。1963年，我16岁时，从昆明第十八中学初中毕业了。由于家经济困难，升学时，我没有报考普通高中，所有的志愿全部填报了工科类的中专（从小我就喜欢理工科，特别喜欢无线电，在小学时就自己装矿石收音机，到了初中时会自己装电子管收音机了）。

我的学习成绩在班里一直比较好，看了我填报的志愿，班主任曾找我谈过话，问我为什么不填报普通高中。我向班主任讲了我的家庭经济情况，他理解了，没有再说什么。

1963年的中考，是在刚刚三年困难时期结束不久，除了普通高中外，那一年很多中等专业学校开始恢复招生，所以可供填报的中等专业学校还是很多的，省外的有成都邮电学校，东北丰满水电学校等，省内的更多，云南省一、二、三工校，昆明冶金工业学校、昆明水利学校，昆明卫生学校、昆明农业学校、昆明师范学校、云南财经学校……

我对无线电特别爱好，所以第一、二两个志愿填了与无线电通信有点沾边的成都邮电学校，第三、四两个志愿填了省一、二工校，第五志愿才填了昆明冶金工业学校。对于师范和医农财经类学校不感兴趣，所以都没有填报。

对于冶金工校，本来我也是兴趣不大的，因为初中时我曾在昆明第十六中学（当时校址在安宁，紧挨着昆明钢铁公司）上过学，看到过当时的钢铁厂内经常是浓烟滚滚，噪声不断，污染严重，特别是1962年昆钢曾发生过一次大事故：炼钢厂内的钢水包掉了下来，结果烫死烫伤很多现场的工人。

那一天，我们正好在安石公路边的学校农场劳动，事故发生时，很多救护车带着凄厉的警报声，拉着一车车的伤员送往昆明抢救的情形正好被我们看到，事故中死伤的情况后来也听到家住昆钢的同学讲过，所以对昆钢印象并不好。

至于冶金工校究竟是学什么的，由于当时年纪还小，我们也不太清楚，只从校名的字面上认为冶金应该是炼钢炼铁的。不过看了招生简介的介绍：冶金工校是冶金部的直属中专，校园环境不错，我又只想读工科，所以把冶金工校填在了第五个志愿。

中考结束后，考试成绩自我感觉是很不错的。考完后的假期里同学们都很放松，班主任曾老师还带我们班的同学到西山森林公园玩了一次，并在华亭寺住了一个晚上。

到了八月中，录取通知发下来了。想不到的是，我被冶金工校录取了。接到通知，心里有些失落，不但第一志愿的成都邮电学校没有录取，就是填在第三、四志愿的省一、二工校也没有录取。

实际上，冶金工校的大部分专业都是与矿山有关的一些艰苦专业，按当时的阶级路线，能让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学生有学上就已经不错了，当然这些道理也是很多年后才明白的。

昆明冶金工业学校位于昆明西北郊的荷叶山下，它的前身是位于个旧的云南矿业学校，1953年迁昆明改为昆明有色金属工业学校，后来才改名为昆明冶金工业学校，是当时冶金工业部四所直属中专学校之一。从1963年9月16岁时进入冶金工校，到1968年8月 21岁时毕业分配离开学校，在学校整整五年。

当时学校设有六个学制为四年的专业：有色金属矿床开采、矿山测量、矿山机电、选矿、冶炼、冶金机械。我被分在最艰苦的采矿专业（升学填报志愿时，只填过学校，没有填过专业，专业是到学校报到后由学校分配的，没有征求过学生的意见）。

由于专业艰苦，所以我们班是唯一没有女生的班，在学校被称为”和尚班“，另外由于不断有人退学，所以到毕业时全班只剩下21人参加毕业分配。受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我们被拖后一年才毕业分配，但原定课程没有完全学完。

因为入学较早，文革开始时我们已经在学校整整学习了三年，所以还是学了大部分的课程：包括全部基础课（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等）、技术基础课（机械制图、工程力学、金属工艺学、普通地质与矿山地质、普通电工与矿山电工）和部分专业课（凿岩爆破、井巷掘进与支护、井巷通风与安全、矿山运输及提升、采矿方法），在学校期间还进行过两次实习（一次是在学校实习工厂的金工实习，一次是到个旧锡矿的生产实习），另外结合地质课的学习，曾在昆明附近及个旧矿山进行过一些小的地质实习。

在冶金工校的这些学习，为以后的继续学习打下了较为扎实的基础。另外在冶金工校就读期间，由于当时的形势，曾在1965年9 月到1966年2月，我们整个年级的学生按照昆明市委“四清工作团”的要求，由学校以“工作队员”的身份安排到农村参加过一期“四清运动”（我被分配在滇池边上的灰湾村）。

随后，又在文革期间，在学校呆了两年，经历了批判“三家村”、昆明 8.23 事件 、扫四旧、“红恐怖”、大串联，两大派的武斗等。1968年8月份，武斗还没有完全结束，学校进行了毕业分配。我和我们学校的十几个同学一起，被分配到江西东乡铜矿。

这是一座属于江西省劳改局的劳改矿山。当时江西的文革搞得非常“左”，正处于“划线站队”和“清理阶级队伍”阶段，到处都在深挖、批斗“阶级敌人”。对抓出来的“阶级敌人”不仅对他们进行群众专政，还在肉体上对他们进行折磨。矿山也不例外。

刚到矿上报到的头几天，还没有安排工作和宿舍，我们住在矿上的招待所里，到了晚上，随时都听到“阶级敌人”被打的凄厉的惨叫声。

在我们暂时没有安排正式工作前，我们已经报到的同学还被安排去看管关押有“阶级敌人”的“牛棚”，亲眼看到那些被关在“牛棚”中的“阶级敌人”的悲惨处境。

没过几天，分到矿上的南昌知青中，也开始把一些“出身不好”和“站错队”的人拉出来在矿上游街。

看到这样的情形，由于当时自己“家庭出身”的原因，害怕受到同样的迫害，我决心放弃分配，在到矿山报到不到两个星期时，拿着还在自己手上的户口及粮食关系，跑回了昆明。

回到昆明后，本想请求学校重新分配工作，只希望能把我重新分到云南的任何一座矿山都行。但学校没有重新分配，坚持要我们（在我之后，又有一些同学从分配的单位跑回了昆明）返回原来分配的单位。

随着1969年知识青年下乡运动的进行，我向学校提出要求到我妹妹插队的梁河县去当知青。学校支持我下乡，经学校与“昆明市毕业生分配办公室”联系后，给我办理了下乡插队的手续，于1969年底插队到了德宏州梁河县勐养公社党良寨。

之后一直在农村五年整，直到1974年底，昆明师范学校中学教师培训班（中专）到外五县招知青，才被招生到昆明师范学校第二次上中专。

从江西回到昆明，到1969年底下乡之前这一年的时间里，为了生存，我在昆明东风酱菜厂（新建设电影院下完坡，南疆宾馆对面）打了一年的临时工，主要是做酱菜，开小钢磨，粉碎用于做酱菜用的粮食等。

1969年插队到农村后，一切农活从头开始学习：从犁田、栽秧、收割、打场样样干过，并学会了做木工活。农闲时，跟随寨中的木工队，在寨子里或外出帮人盖房子，修水碾；还帮生产队做办公桌椅、做赤脚医生用的药箱等。

1973年7月后被公社抽调到公社拖拉机站搞修理，并学会了开拖拉机，考取了拖拉机驾驶证。农忙时我们为各个生产队犁田、耙地；农闲时搞运输：为粮站拉粮食、为林场拉木材，为糖厂拉甘蔗、白糖。

农村插队几年中， 我一直没有放弃学习。下乡时我把在冶金工校上学时的书籍都带了去。晚上收工吃过晚饭后，经常在昏暗的灯光下看各种科学技术方面的书，尤其喜欢看电子技术方面的书。自学过晶体管放大电路、数字电路、可控硅技术、电机原理等。

到拖拉机站工作后，又看了些与拖拉机技术有关的书籍。除了干农活，对于实际碰到的一些问题，也喜欢进行一些研究，并利用学过的知识，写一些专题，比如在插队期间就曾写过：农村小型水电站水轮机转速自动控制的设想，灌溉明渠中的水力计算问题、农村水泥打谷场修建时坡度的控制方法、农村公路修建中合理施工顺序的探讨等。

因没有钟表看时间，我利用天文学知识，通过计算，制作过一套适合当地地理位置的各个节气用来看时间的手持式日晷，在到田里劳动时，利用太阳产生的阴影来看时间。

这事传到公社后，包括公社书记在内的一些公社工作人员到我们寨检查工作时，还前来我们知青点参观。利用自己掌握的一些知识，我也曾为生产队及邻县的寨子修理过晶体管收音机，为公社解决过发电机不能发电的问题，为到我们公社的拉练部队的电影放映员解决了电影放映时发电机不能正常工作的故障等。

从1970年底起，通过招工招生，插队知青已经可以回城了。我所在的傣族寨子连我原来共有6名昆明知青，1970年有一名女生通过办病残回了城，随后两年的招工中，又有两名男生分别被招工到了云南林业机械厂和昆明钢铁厂，还有一名男生被调到其它公社当民办教师去了。整个寨子只有我和妹妹因为父亲的问题，招生招工都走不了，寨子里只剩下了我和妹妹两名知青。

随着知青的减少，县知青办开始比较了解了我们兄妹俩，逐渐知道了我们在寨子里不论是劳动还是和社员的关系，都表现得很好。随后的招生招工开始推荐我们。1972年昆明师院来招工农兵学员，大队和公社都推荐了我，但因为父亲的问题，来招生的老师不敢录取我。

1973年，昆医附一院的护士学校来外五县招知青，在我们县有三个名额，县上推荐了我妹妹及另外两名女知青，我妹妹得以到昆明读护校，1975年毕业后留在昆医附一院工作，直到退休。

我妹妹上昆明读书后，寨子里就只剩下我一个知青了。

第二次读中专

这次是入读昆明师范学校。

1974年8月份，当时我正在县拖拉机站改装我们公社的一台东方红履带拖拉机为推土机。这时，昆明师范学校中学教师培训班（中专）到外五县来招知青，我们大队和公社推荐了我，推荐意见写得很好，但到了来招生的贾老师那里，还是因为家庭问题，他找借口不录取我。

我听到消息，左思右想后，写了一封信给招生老师，据理力争。这封信我复写了两份，交给招生老师的同时，交了一份给县再教办。这时，原来来招生的贾老师已经去了盈江县，信没有交到贾老师手中，而是交到了随后到我们县招生的另一位老师：昆明市教育局的邓红基老师那里。

邓老师看过我写的信后，通过再教办了解我的情况，约我去面谈。他没有问我的家庭，只是问了我原来在学校学习的情况，并问我如果到学校当老师可以教数学吗？又问我能不能教农业机械？我回答他，我原来毕业于昆明冶金工校，读书时数理化都比较好，现在又在公社拖拉机站工作，所以教数学或者农机应该没有问题。我并告诉他“我母亲也是老师”（1972年我母亲就已经落实政策，从下放的农村回到了发电厂，正在厂里的子弟中学教数学）。

这次谈话后的两天，那天中午吃过饭，我正在县拖拉机站改装我们公社的拖拉机时，突然接到我认识的一位在县人民银行工作的朋友老明（腾冲人，文革结束后当过银行行长和德宏州经贸委主任）打电话给我，告诉我，在今天公布的第二批录取名单中，有我的名字了。我听了，激动得流出了眼泪。

两天后，当我返回寨子时，我接到了昆明师范学校的正式录取通知书，我被录取到“中学教师培训班数学班（中专）”。这时我已经27岁，离我第一次上中专过去了11年，离我从冶金工校毕业也过去六年了。

跟相处了五年的傣族乡亲们告别，除了一些必须带的行李外，其他东西分别送给了寨子里的乡亲们，带不走的很多书籍，也存放到了原来我们住过的房东傣族大妈家里。

我走的那天，跟我处得很好的一位傣族大哥牙宝一直随托运行李的马帮把我送到县城（雨季我们公社到县城的公路已被洪水冲断，我插队的寨子离县城有40几公里的山路）。

马帮走到半路的芒东公社时，我用结算工分得到的120元钱在供销社买了一块上海表，心想今后当老师会用得到。

在县城，我们几个一起录取到昆明的知青在长途客车站买了到昆明的车票后，乘长途客车回到了阔别五年的家乡。

报到地点在昆八中礼堂，这次从外五县招到昆师师训班的知青约有200多人，除数学班外还有政史班，语文班，理化班、体育班等。报到那天，昆八中礼堂非常热闹，我们县除我外，另外还有三名知青也被录取到了师训班，其中有一名知青和我分在同一个班，另外两人一人分在语文班，另一人分在体育班。

被招来的知青大部分下乡前是原来的高中生，也有部分初三的学生（他们大部分分在学制为两年的理化班）。除理化班学制是两年外，其他几个班学制均为一年，毕业后按中专生待遇。

另外由于数学老师不缺，所以原来的数学班改为农基班（农业基础知识，即以前的生物学科），上学期间伙食由国家供给，标准为每月15元。

办学地点并不在昆明师范学校校址，而是由市教育局委托在直属中学代办。我们所在的“农基班“是委托昆明第九中学代办，毕业证书由昆明师范学校发给（我们的毕业证书是毕业几年后才补发的）。

昆九中位于昆明近郊的官渡镇上，由于离昆明市区较远，所以我们“农基班“的同学全部住校。九中腾了两间教室分别做男、女生宿舍，另有一间作为我们班的教室。九中派了一名当时五十岁左右的生物老师赵国华担任我们的班主任。赵老师是位女老师，人非常善良，对我们很好。当时文革还没有结束，所以虽然学校早已恢复教学，但仍在搞斗、批、改，教学秩序并不正常。

对我们农基班好象也没有一套完整的教学计划，开始时主要上生物课，还上了点中医的课，同学们都不太感兴趣。有同学提出要求上点物理课，结果又派了个物理老师来上了几节高中物理课。在我印象中，整个一年中没有怎么完整的上完过哪一门课程，更没有考过什么试，这一年大家几乎是在混日子。

有一段时间，听说昆明师院正在推广腐殖酸，开设介绍有关腐殖酸的课程，学校就安排我们全班到师院听了几节讲腐殖酸的课。然后还联系过昆明农科所，让我们到小麦实验田里跟农科所的技术员学过一点小麦杂交的人工授粉方法。

也曾出去拉练过一次（从官渡走路到大板桥）班上同学有的觉得这样混下去有点浪费光阴，提出是不是组织上点什么有用的课。最后请了一位会裁缝的同学教大家学裁缝，我也在课堂上给大家讲过三相交流电的知识。

很快两个学期结束了，最后搞了个教学实习，就是大家每人在九中给初中学生上两节生物课。一年的中专就这样结束了。

1975年7月我们算是毕业了。这一年我二十八岁。毕业时本来按计划我们是要分配到昆明市教育局直属各个中学去的，但在这一年，由于待升入中学的小学生太多，中学接受不了那么多小学毕业生，教育局要求各个小学办代帽初中班，让毕业的小学生就在小学上一年的初中，二年级再升入正规的中学继续读初二。

由于小学反映没有中学师资，刚好我们毕业，所以教育局决定把我们师训班毕业的学生全部借给小学办代帽初中班一年，工资关系和户口均留在昆明市教育局，具体每个月领工资和看病要记帐单都到昆三中。一年后再把我们收回市教育局重新在市直属中学中分配。

我们农基班40个同学被借到了昆明五华和盘龙两个城区的各个小学。我和一名姓孙的女生被借到了五华区翠湖小学。翠湖小学就在翠湖边上，紧靠青云街。当时翠湖小学办了两个代帽初中班，我和孙同学分别担任这两个初中班的班主任和数学及生物课的教学工作。

我因为家在郊区的石龙坝发电厂，在昆明没有住处，学校在办公室腾了个地方，放了一张单人床让我住在学校里。在翠湖小学教了一年代帽初中班后，按原来的安排，我们应该重新分配到市属各个中学，但由于形势的需要，教育局继续把我们借小学一年。

我们自然是不愿意的，下乡几年到现在，我们年龄都已经快30了，虽然有了工作，但还没有一个固定的单位，就谈不上分房等福利，也就谈不上结婚成家。但当时也没有办法。

1977年初，我结婚了，这时我已经三十岁。没有房子，借了一间楼梯转角处的十平方米房间给我。7月底，我被重新分配到了火车北站附近的昆明二十中学，被分配去守学校农场。农场远在金殿公园后面很远的山上，晚上只能点油灯或蜡烛，平时学生不来时，守农场的老师就用自己带来的米、油、菜自己做饭吃。

10月下旬的一天，广播中播出了中国恢复中断11年的高考制度的消息，再次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第一次读大学

平时农场只有三名老师和煮饭的老校工老郭师傅。老郭师傅单独住在厨房那边，他一个人自己开伙，我则和张老师、吴老师三人住在一间简陋的宿舍里，三人共同开伙，自己煮饭吃。每两个星期返城再回农场时，每人带上米、面条、菜油和一些蔬菜回来。

由于时间很多，除了带一个半导体收音机在山上听外，我突然想起要学一点英语。在初中和中专读书时，我都没有学过任何外语（初中本来要学俄语，后来因没有老师，所以初中三年都没有学过外语，到中专时，学校没有开外语课，所以也没有学过外语），一点外语基础都没有。

同去守农场的语文吴老师是位印尼归侨，会点英语，我找了本初一的英语课本让他教我，他从ABC开始教，以后是一些单词和句型。

多年来我一直做着上大学的梦，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后，征得妻子同意后我立即着手报名，并取得了学校的同意和支持，开始利用空闲时间复习功课。

云南省1977年的高考定在12月10日。高考前夕，妻子临产进入医院，我去守护，把复习资料带到医院，有空就看。

孩子早产了，是个男孩。

痛惜的是，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仅三天就不幸夭折了。

1978年3月，我接到了昆明医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心里的感受真是五味杂陈，高兴而又困惑，我不喜欢生物类的专业，报考志愿中从没有填报过医学院，怎么会被录取到医学院呢？

后来才知道，原来我们这批年龄偏大（1978年时我已经31岁）高考成绩好，结了婚的考生，本来是没有被录取的，后来中央要求扩大招生，我就这样被录取了，分入医疗系（即临床专业）。

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学医，中专学的是工科，如今教物理，我从小喜欢的是理工科，现在居然被录取到了医学院。

昆明医学院在1977年恢复高考中总共招了400多人，分成四个大班，每个大班100人左右，都是临床专业。我被分到了77级三大班七小班。临床专业学制五年，第一年安排了一些基础课，主要有政治、体育、英语、医用物理、医用化学、生物、正常人体解剖学等。

学校里学生宿舍紧张，我们后来被录取的大龄学生大部分要求走读，所以我没有住校，仍住在离学校不远的原来翠湖小学借来的房子里，每天骑自行车到学校上课。

不久后，妻子怀上了第二胎。此时，我已经没有了工资，学校根据我的情况，每个月给我15元助学金。

10年前我从工科学校毕业，又到农村插队当农民，再回到城里当教师，现在又成了医学院的大学生，过几年将成为医生，这真像做梦一样。

在医学院学习了近一年后，我申请退学了，仍然回到了昆明第二十中学，继续去当一名物理教师。不过，在昆明医学院学习的将近一年，是我人生中永远抹不去的一段重要经历，医学院的同学们也成了我一生中最重要和最亲密的同学群之一，和他们的同学友情一直保持到现在。

就读医学院近一年，上大课是以大班为单位，在大的阶梯教室上课；而上生物、解剖之类的实验课，一般是以小班为单位，我记得当时上解剖实验时，我们七小班与八小班就同在一个解剖实验室，所以一般小班的同学相互之间更熟悉，后来同学之间的友情也更深一些。

七小班连我共有11人，小班长是来自保山的董昆芸，男生有保明寿、熊昌庆、刘新民、代仲恩和我共五人，女生除小班长外，还有董於弥、吴兰鸥、张云先、秦应超、杨运惠共六人。在我们小班中，我的年龄最大，当时已经有31岁，其他同学都比我小，有的甚至小我十多岁：如保明寿、熊昌庆、秦应超等几位同学。

1978年底我退学后，小班的同学一直跟我保持着联系，1983年初，同学们医学院毕业时，小班照集体像也通知我去参加，只是因为那天有事，我去晚了，没有跟班上的同学照成。他们取到小班的集体照后，送了一张给我。跟同学们的友谊一直保持到现在，而且越来越深厚。我为能有缘和他们相识，并成为一生最好的同学感到荣幸。

在我们大班，除了我年龄较大外，另外还有几位同学年龄也比较大，属于老知青。大班长何启俊就是一位，他可能只比我小一岁左右，他是从大理考到医学院的。

另外老杨怀也是老三届高三的，原来和我妻子在一个厂，是非常聪明的一位同学，很有才气，医学院毕业后读了研究生，后来到英国留学并留在英国工作。

其他跟我差不多同龄的还有沈达伟、罗用宇、刘祖惠、张跃祖等，这些年龄较大的同学，都是我们同龄人中的蛟蛟者，学习和为人都是很不错的。

医学院在一年级开的解剖课是医学生重要的一门基础课，解剖课又叫正常人体形态学，这门课让学医的学生按人体的结构，分各个系统认识人体各个部分的组成，所在位置，结构特点等等。

这门课程虽然重要，但是它不像数学、物理那样具有很强的逻辑性，有明确的规律可以推导演算，而是要观察，记忆，这对于习惯于数学、物理学习的我来说，有些枯燥，所以感到这门课就是一门要死记硬背的课。

老师为了帮助同学记住人体结构上的特点，分不同的人体部分，编了一些口诀，使同学在记忆时，能朗朗上口，容易记住。另外，解剖学不仅要从书本上学习，更重要的是要直接从人体上去认识，实践上就是通过实验课，让学生从人的尸体上去观察和认识人体各个部分的组成和形态特点，要求学生克服恐惧和适应福尔马林泡尸体的剌鼻味道。

我记得才上解剖实验课时，头几次只要从解剖实验室的门口走过，看到躺在尸台上的尸体，心里就会紧张。在翻看尸台上的尸体时，福尔马林刺鼻的味道常常使眼睛流泪。不过，大家渐渐习惯了，不仅没有了恐怖的感觉，甚至脱下手套，直接在尸体上反复翻看，女生的胆子甚至比男生还大也更执着。

解剖课是我上医学院期间印像非常深刻的一门课。

昆明医学院的大尸池在进学校大门右边靠近校园围墙的一个角落里，尸池中泡有上百具的尸体。在清洗尸池和换药水前，先要把池中的尸体从池中捞出来，堆放在池边。捞一具尸体一般要两个同学配合才能完成。看着堆放在池边上百具的尸体，有一种莫明的感受。

给同学补高等数学课

医学院一年级的课程中有医用物理这门课。虽然医学院校的物理课难度没有理工科大学那么大，但有些练习题却要用到数学中微积分的知识，但恰好昆医七七级没有开医用高等数学这门课（后来各医学院校都开了这门课），所以同学们在做物理习题时遇到了一些困难。

我在上冶金工校时学过高等数学，原来自己的数学物理也比较好，上医学院前，也曾教过几个月高中的物理，所以物理习题对我来说并不难，每次都能很快完成。班上一些同学做不来物理题时，曾找我问过。

我告诉这些同学应该用什么数学知识列方程解这些物理题。来问我的同学多了，有同学就提出干脆给班上的同学补一补相应的数学知识，我同意了。

第一学期下半学期，每到星期六下午，我就在阶梯教室给我们大班的一部分同学系统的讲一些微积分的基础知识。由于给同学们上过课，所以我们大班的同学对我的印像比较深，虽然不到一年我从医学院退学了，但一旦提起我曾给他们上过高等数学课，就会记起我来，这可能也是我后来一直能跟医学院的同学保持联系的原因之一。

促使我主动从医学院退学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我对生物学科不感兴趣，总认为生物、解剖这些课都是一些死记硬背的课，提不起学习积极性，只想学理工科。加之学制长，学医要五年才能毕业，所以一开始想转学，去学自己喜欢的理工科，后来请班主任问过，告诉我大学一般是不能转学的。

现实的原因是经济上的困难。我一直住着从翠湖小学借的房子，分到二十中后，翠湖小学就一直要求我归还住房。我考取大学前所在的二十中当时非常缺高中物理教师，我上医学院后，二十中曾让物理教研组的组长洪老师到我家里动员我回学校教书，并说学校答应我，只要我回学校，学校马上分住房给我。

在高校恢复高考招生后不久，各高校的夜大及函授也恢复了招生。还在我在医学院上学时，云南大学夜大就开始招收夜大生，这给了我一条获得大学学历的新途径。

在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下，我向班主任提出我要退学的要求。班主任开始给我做工作，说考取大学不容易，很多人想读大学还因为考不起不能读。所以劝我不要退学。后来，他看我退学的意愿比较坚决，就让我写了一个退学申请，交到省教育局去批。

退学申请是在第一学期的下半学期写的，交上去后，很长时间一直没有消息。第一学期结束了，过完暑假，第二个学期已经开学，交上去的申请仍然没有消息。我继续跟班正常学习。直到第二个学期已经过去一半左右的时间，一次我们正在上生物实验课，学校教务处的一位老师到实验教室将我找出去，告诉我，我的退学申请省教育局已经批下来了，同意我的退学要求。

退学后，我面临的住房、经济困境马上就可以解决了，但是好不容易才考上的大学就要放弃了，心里不免伤感和遗憾。我在心里暗暗下定决心，一定在今后，不论通过什么方法，要完成大学教育，取得大学学历。同时好好培养下一代，让她代我弥补没有读完医学院的遗憾。

接下来的几天，我仍然继续正常上课，只是抽空到教务处办理了退学手续。学校给我开了退学证明，在证明上写清了退学原因及上学期各门功课的考试考查成绩。同时把我的粮户关系转回昆二十中。

我回到了考取大学前所在的昆二十中，学校马上安排我教高中二年级的物理课，同时兑现了学校的承诺，在学校内给我分配了住房，我也抽空把家从翠湖小学借住的房子里搬到了二十中分给的住房内。

与此同时，我做了两件事：第一，在接到退学通知时，我马上到云南大学报考了云南大学夜大的物理专业；第二，在二十中没有课时，继续坚持到医学院上课，直到第二学期结束。所以，退学后直到该学期期末，我还一直在医学院上课，直到1979年春节前学期结束，只是没有参加第二学期的期末考。我第一次上大学最后就以退学结束了。

第二次上大学

就在我办完退学手续但仍在医学院上课的1978年11月份，我接到了云南大学夜大物理专业的录取通知书。这是云南大学夜大在文革结束后第一次恢复招生，共招了三个专业，除物理专业外，还有数学专业及汉语言文学专业，是学制为三年的大学专科，所招学生大部分都是没有条件上全日制大学的在职人员，其中在职的中学教师特别多，也有工厂的职工。

我有一位夜大的同学，在403厂工作，是一名技术员，文革前1965年考取成都电信工程学院，只上了一年就开始文革，所以在大学没有学多少课程，大学毕业后分到403厂当技术员，这次也报考了云大物理专业，准备补补大学的课程。

还有一位冶金工校的数学教师，也是1965年考进大学的大学生，这次也考取了云大夜大的数学专业。我所在的昆二十中也有一些老师报考了云大夜大，但最后只被录取了三名，我被录取在物理专业，另两位语文老师被录取在汉语言文学专业。

夜大收费非常低廉，一学期仅收费五元，还免费发放各门课程的教科书。夜大上课主要是在晚上和星期六下午及星期天。到1979年3月份，也就是我从医学院退学半年不到，我女儿出生了。

这时，我除了在学校要给学生上课，还要照顾产后的妻子，晚上又要到云大去上课，那种辛苦只有自己知道，一 边工作一边上学，坚持了整整三年，到1981年底，我终于毕业了。

三年间，我们学习了高等数学，线性代数，力学，电磁学，热学，光学、原子物理、电子线路等十多门课程。由于这些内容都是我感兴趣和原来基础比较好的，所以除两门的考试成绩为良好外，其余全部为优等。在随后举行的毕业典礼上，我们成绩合格的同学都领到了云南大学的毕业证书。

至此，我终于在34岁初步圆了自己的大学梦。不过，遗憾的是只取得了大专学历。

三次四次上大学

云大取得物理专业专科学历后，我继续在昆二十中教高中物理。1984年，我37岁这年，提升学历的机会来了。这年云南教育学院通过考试招收全日制的本、专科学员。我决定去试一试。同时， 我又到昆明工学院招生办报了名。

收到教育学院录取通知书后，学校要求我不能全脱产，代一个高二班的物理课。原打算放弃夜大机械专业本科班，不料夜大因为我考了第一名，已指定我临时担任班长，和另外两位同学一起组成临时班委会。这个班委会一直临时了五年半，我在夜大也就当了五年半的班长。

好在夜大主要是晚上和星期六及星期天上课，再加上昆工第一学年主要是一些基础课，其中数学课和教育学院的数学课有重叠，从课程来讲，问题不大。就这样，从1984年9月到1986年8月，我同时上了第三所大学和第四所大学。

昆工夜大当时收费也是很低的，一年收费50元，还发所有的教科书。

每天，早上我要早起，把女儿送入幼儿园后，就得赶快骑车到教育学院上课去。我在二十中代的物理课，主要排在下午我在教育学院没有课的时候。吃过晚饭后，工学院有课时，又得到工学院上课去，那两年真是够我忙的了，星期天基本没有休息时间。

不论教育学院还是工学院，他们都不知道我同时在上着两所大学。二十中也只知道我在教育学院上学，并不知道我同时还在昆明工学院夜大也在上着课。

先说说在教育学院上的课：由于是数学系数学专业本科，所以在两年的时间里，我们把本科数学专业要学习的课程都上了一遍：这些课程有数学分析、高等代数、复变函数、实变函数和泛函分析、高等几何、微分几何、常微分方程、偏微分方程、初等数论、近世代数、概率与统计等等。

另外，微型计算机已经在国内开始使用，学系为此还开了一门计算机程序设计的课，主要学习Basic语言的程序设计。由于是师范类院校，所以所开课程中还有教育学、教育心理学、数学教材教法等课程。

教我们的老师，除了教育学院数学系自己的老师外，还从云大聘请了一些老师来给我们授课，例如教数学分析陈老师、教实变函数的陶昆老师、教计算机程序设计的廖鸿志老师等，都是云大数学系聘来的老师。从课程难度来看，显然比工科院校的高等数学的难度难多了。

在这里，除了内容多外，理论证明的严谨程度要求比工科院校的高等数学高得多；有些课程相当抽象，例如近世代数，内容中几乎没有什么数字在里面，运算的符号及内容也不是一般的数学符号和一般性的代数符号，而是集合及群的运算。

教育学院的同学都是在全省各中学任教多年的数学老师，又是从500多考生中选拔出来的，数学高手很多，使我第一次感到了学习的压力。最后，我以较好的成绩完成学业，顺利毕业了。

这里要特别提一提计算机程序设计课，这是一门使我感到非常实用的课程，在学习过程中，发现计算机要解决一个实际问题（比如解线性方程组），只要把解题思路，通过计算机语言写成相应程序，把相关的一些数据输入后，很快就得出结果。我后来对计算机特别感兴趣，就是从这门课的学习开始的。

为了能更多的学习到计算机的相关知识，还在教育学院上学期间，1986年1月我又在中国计算机函授学院（地点在安徽合肥）报了名，通过函授学习了两年的计算机课程，并在1987年暑假到成都电讯工程学院进行了面授和实验，这为我后来在一些学校讲授计算机课和参加计算机学会的活动打下了基础。

昆明工学院机制专业的课主要安排在晚上和周六及周日，由于周课时较全日制要少，为了能完成本科课程的教学，所以夜大的学制定为五年半。第一学年主要开设一些基础课和技术基础课，主要有高等数学、普通物理、机械制图、英语、理论力学等。

随着教学的进行，后续学年的课程越来越多，如线性代数、概率论、材料力学、机械原理、机械另件、金属学及热处理、金属切削机床、机械制造工艺学、测试技术、算法语言、电工学、液压传动、机械振动、机床电气自动控制、控制工程基础、液压伺服系统、机械产品艺术设计、工业噪声技术、成组技术等。

开始的数学课与教育学院的数学有重叠，而且比较简单，机械制图、理论力学等我在冶金工校时学过，有基础，所以这些课程都没有问题。其中英语课开了两年，我的英语基础除了在昆明医学院学过一年外，主要就是在昆明工学院学到的，这为我后来到国外能说一点英语打下了一些基础。

总之，机械专业的课程都比较具体，不像纯理科的数学要好学一些，第一学年下来，不论是教育学院还是昆明工学院期末考试我都取得了较好成绩，这样坚定了同时上两个大学的信心。

同时上两个大学，最大问题出在期末考试的时间冲突上。这样的事曾发生过两次：有一个学期期末考试，在同一天的同一个上午，两个学校的考试时间发生了冲突，教育学院考复变函数，工学院考英语，两场考试相差半个小时，教育学院是 8 点考试，工学院是 8 点半考试，怎么办？因为两所大学都不知道我同时在上两个学校，所以我不能跟学校讲。

我考虑先保住教育学院的考试为主，在工学院那边因我担任班长，跟管理我们的老师比较熟，就先给老师打了个招呼，推说考试那天我家里有事，可能会迟到一会。老师让我尽量早点赶来。只要来时，还没有同学交卷出去，我可以进考场考试。

结果那天我是先到教育学院考的试，在试场上我尽量加快做题速度，把自己有把握的题先做完，一个小时后，我算了已经完成的题目可能得到的分数，已经超过80分了，我马上交卷。

监考老师很吃惊，问我为什么只考了半场就交卷了，我也没有解释，交了卷，骑上自行车就往工学院跑。

到了工学院，还没有同学交卷，监考老师让我赶快进考场发了试卷让我考试。这次发生冲突的两场考试，教育学院的复变函数考了80多分，工学院的英语考了79分。

在这一次考试的下一个学期末，考试时间又发生了冲突。教育学院考微分方程，工学院还是考英语。这一次，我先在工学院考了半场，然后赶到教育学院考另半场。

去到教育学院时，监考老师问为什么迟到那么长时间，我推说忘记今天要考试，后来想起来才赶快赶来的。老师没说什么，让我进考场了。结果这次考下来的结果，两边的考试成绩均超过了80分。

两年后，也就是1986年7月，教育学院的学业结束了，我取得了教育学院数学专业的本科毕业证书，这时我已经39岁了。脱产学习结束了，我仍然回到了昆明二十中学。

在接下来的三年多时间里，我一面在中学教物理，一面继续在工学院完成学业。到1989年毕业实习时，我由于在中学上班，不能脱产，毕业实习地点我选择了在本地的云南汽车厂（有很多同学是选择了省外的实习地点）。

实习完后，进行了毕业设计，最后进行毕业答辩，终于在1989年底以比较好的成绩（我在工学院学习期间曾多次获得优秀学生奖）从昆明工学院毕业了，并取得了工学学士学位。这时我已经42岁，我女儿也10岁了。

从1977年恢复高考时，31岁考取昆明医学院，到1981年34岁时从云大夜大物理专业专科毕业，1986年39岁从教育学院数学专业本科毕业，再到1989年42岁时从昆明工学院机制专业本科毕业，经过11年的时间，我终于圆了我的大学梦。

后记

人生苦短，从1989年最后完成工学院的本科学业到现在，时间又过去了将近30年，我也从青年到中年，现在到了老年。每当回想起自己过去求学的整个经历时，不禁感慨万千。

是的，由于1978年从医学院退学，使得我在圆大学梦时走了一条曲折的弯路，至少推迟了三年时间才取得大学本科学历。但是，也正是这样，才使得我在医学院之后，又得以读了三所大学，接触到了更多的专业，学到了更多的知识，认识了更多的同学和朋友，有了更多的经历。

后来，我很顺利地评上了高职，我的职业生涯丰富多彩。我曾是昆明市物理学会和计算机学会的会员，我也曾和云南师大的老师合作，利用所学到的计算机知识，跟他们一起编写过师大学生辅修课的教材，在师大计信学院担任过多年的计算机辅修课的教学，在多个单位及昆明市劳动就业局举办的计算机培训班上担任过主讲教师。

在退休后，又应聘到上海的莘格高中担任物理教学，得到上海市教委教研室对我教学工作的肯定和表扬。

有人说过，人的生命不仅有长度，更有宽度。对于大数人来说，生命的长度是差不多的，但是经历丰富的人，则有着更宽的宽度，他的生命也更有意义。从医学院退学，没有能完成医学院的学业，这确实是我的一大遗憾。好在我的女儿，用她的经历，弥补了我这个遗憾。

就在我1977年参加高考20年后的1997年，我从医学院退学第二年出生的女儿高考了，并考上了上海医科大（后并入复旦大学）。数年后，她以优秀成绩从复旦大学毕业，并考取了美国全额奖学金的博士研究生，两年博士后之后，留在美国一家大型跨国药企（GSK）做药物研发工作，并被选进该药企的专家团队。

我未读完医学院的遗憾，在我女儿身上完成了。

我曾看到一篇文章中说：“我们拚尽全力努力，不是为了别人的看法，只是为了让自己的生命更有意义。”

在人生的道路上，我奋斗过，拚博过，这就足够了。

谨以此篇回忆纪念恢复高考40周年。

写于2017年10月

来源： 新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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