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接受日本投降书的人物（他乔装进入日本皇宫）
1927年底，抱着灭亡中国野心的日本政府，秘密制订了全盘侵华计划，由当时的首相田中义一上奏天皇。这是当时日本的最高核心机密。为了防止泄露，它被密藏于戒备森严的日本皇宫。
1928年由于一位旅日华侨的爱国壮举与机智行动，才使日本这份见不得天日的阴谋计划暴露在全世界面前。
《田中奏折》的多个中文版本
一、东京华侨蔡智堪接到沈阳密信
1928年7月的一天，天气炎热。
在日本首都东京的一所豪华住宅里，旅日华侨巨商蔡智堪收到了从中国沈阳寄来的一个小邮包。
他打开一看，是盒甜饼。他掰开饼，见到藏在饼中的一张纸条。一看，它竟是一封用毛笔书写的密信。
上面写着：“英美方面传说，《田中首相奏章》对我国颇有利害，宜速图谋入手，用费不计多少。”
蔡智堪看完这封“饼信”，知道这是张学良将军领导的东北保安司令部外交秘书主任王家桢写给他的密信。“树人”是王家桢的字。
因事关中国的安危存亡与日本的最高核心机密，蔡智堪深感责任重大，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中……
二、《田中奏折》的由来
原来，自1927年春开始，日本最高当局加紧了侵华步伐。
4月20日，狂妄嚣张的陆军大将田中义一出任首相，组织内阁。
田中义一是日本长州军阀的巨魁，多年从事侵华工作。有“中国通”之称他一上台，一方面公然出兵中国山东武装干涉中国内政；另一方面，秘密指使外务次官森格，伙同参谋本部的铃木贞一少佐、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陆军大学教官石原莞二、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驻纽约总领事斋藤博等侵略分子，秘密制订了一份名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的侵华文件。
接着，在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田中首相在东京亲自召集日本驻华的外交、军事与特务长官，召开了专门研究侵华计划的“东方会议”，确立了将“满蒙”从中国分离出去为根本方针的日本国策。
“东方会议”
1927年8月16日，日本政府又在其占领的大连召开会议，研究落实东方会议所确定的侵华方针的具体步骤。
田中政府在秘密制订侵华方针与计划以后，于1927年底，由田中首相将这些方针与计划写成奏折，上呈日本天皇裕仁。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
其核心内容就是：“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主张日本“向满蒙跃进”，先分裂与侵占中国东北，进而侵略全中国与亚洲，与英、美争夺世界霸权，充分表达了日本狂妄的侵略野心与战争狂热。
《田中奏折》中文版
《田中奏折》上呈裕仁天皇后，因事关日本的最高国策和极为敏感的国际关系，属于极端机密。
裕仁天皇阅览后，将它交给最高决策层次的元老重臣、党魁们讨论。由于日本上层派系纷争，在对待《田中奏折》上出现了意见分歧：
以田中义一为首的执政党“政友会”在日本军部支持下，野心勃勃地准备立即实施《田中奏折》的侵华计划。
而在野的反对党“民政党”党魁与一些元老重臣却认为，当时日本尚未准备就绪，若立即实施侵华冒险计划，势必引起外交冲突与国内动荡，扩张军人势力，危及天皇皇位，因而反对实施《田中奏折》，并借此推倒田中内阁。
裕仁天皇见最高决策层意见不一，于是下令将《田中奏折》密藏于日本皇宫内的皇室书库中。
《田中奏折》与田中义一
三、巧用派系矛盾，密件终于得手
蔡智堪接到王家桢的密信后，深知获取《田中奏折》十分困难，甚至有送命的危险。但事关祖国安危，义不容辞，虽死无惧。
他久居日本，对当时日本上下情况了如指掌，而且在日本政界活动多年，结识了不少政要。
经过审慎的考虑，他决定利用日本上层派系矛盾，采用“国民外交”的手段，获取这份密件。
蔡智堪与日本政界不同派系的几位要人都建立了很深的私交。他找到反对党“民政党”党魁——前内务大臣床次竹二郎。
床次是一位权力欲极强、在政治上惯于纵横捭阖的政客。当时他正积极联络元老派，企图推倒田中内阁，取而代之。
蔡智堪就针锋相对地向床次提议：为了民政党能打倒执政的政友会，推翻田中内阁，应设法公开揭发《田中奏折》，以引起国际舆论的谴责与国内政局的变化。
同时，蔡智堪联络元老派，向他们指出：当时日本国内尚准备不足，若立即实施《田中奏折》，势必引起国内动荡与军人势力膨胀，危及天皇。从而与元老派结盟，共同推倒田中内阁。
《田中奏折》日文译件
果然，床次听后大喜，对蔡智堪说：“我当为你打听线索。”
过了几天，床次要蔡智堪以五千日元设盛宴，用中国高级菜肴与五加皮酒，宴请牧野伸显伯爵等元老派要人。
在宴席上，床次致词说：“田中内阁欲以武力吞并满蒙，必将危及中日邦交，并引起国内革命，危及天皇。”
蔡智堪也在讲话中与床次相呼应，牧野等人听了颇为心动。宴会圆满成功。
一个星期后，床次告诉蔡智堪：“牧野伯爵要我告诉你，中国当局如敢将《田中奏折》公之于世，元老派就可利用英美舆论，阻止田中内阁执行武力政策。中国政府如能承诺这一点，牧野就可设法让你进入皇宫秘密抄写《田中奏折》。”
蔡得此消息，立即请示王家桢。王家祯密电应允。
牧野立即交给蔡智堪一张“皇室临时通行牌第72号”，并令他的妾弟、正担任皇室书库管理员的山下勇，约妥其他几位皇室书记官，密秘引蔡智堪进入皇宫。
1928年7月的一天深夜。蔡智堪乔装成一名裱糊匠，手持金质盾形的“皇室临时通行牌”，由山下勇带领前往日本皇宫。他们进入皇室书库时，已是次日凌晨0时50分。
蔡智堪进入书库后，早已迎侯在这里的库员西尾宽与片山又郎立即取出《田中奏折》，交给蔡智堪。
《田中奏折》是用日本内阁奏折专用的西内纸缮写而成的，共有六七十张，长达三、四万字，题笺为《田中首相奏章》。
蔡智堪便将随身携来的民政党总裁专用的薄质炭酸纸铺在原件上，用铅笔描抄。
因奏折太长，当夜未抄完，次日夜蔡智堪再次潜入皇宫，才抄完。
日本皇宫
四、侵华密谋曝光，受到世人谴责
蔡智堪得手后，就将抄本散铺在新购置的一只手提皮箱箱底夹层之中，亲自送往沈阳。王家桢立即送往帅府，给张学良看。
后来，张学良让人将这份日文文件译成汉文，取名为《田中奏折》。
不久，东北地方当局将这份文件向南京国民政府报告。
深受侵略祸害的中国人民对《田中奏折》的消息高度关注与警惕。
在1928年底到1929年，上海爱国人士黄炎培、北平《华北日报》女记者纪清漪等人，从不同渠道获得了《田中奏折》的抄本，立即以不同方式向民众散发。
1929年末，南京《时事新报》首先将《田中奏折》全文发之报端。
《田中奏折》中文版
随后，海内外各报刊纷纷转载与报道。
就这样，《田中奏折》与它所代表的日本政府的侵华野心与计划，就完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引起了世界舆论的震惊与谴责，更激起了中国人民强烈的愤慨与抗议。
《田中奏折》曝光后，日本当局十分狼狈被动。他们首先极力否认《田中奏折》的真实性，硬说是中国方面伪造的赝品。
但是，事实胜于雄辩。二战期间的日本历届政府继承了田中内阁的侵略衣钵。
历史的发展铁一般地证明了《田中奏折》的客观存在与罪恶作用。
正如美国远东问题专家杜尔门•史密斯所说：“中国所取得之《田中奏折》，确为日本人的文件，若说是赝品，则自弥赛亚以来，中国亦有一位大预言家了。”
侵华日军罪行
蔡智堪（1888—1955），1888年出生于台湾苗栗县后尼镇。出生后不久，即逢甲午战争，《马关条约》后台湾被割让给日本，他自幼饱尝亡国之痛。
1940年，蔡智堪以经商为名，在广州珠江进行抗日情报搜集工作。后来被日军发觉，被关进了日本人设在台湾的监狱。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0月25日，台湾光复，蔡智堪得以出狱，并写下七律《台湾光复节复家日》：“满腹经纶信手裁，癫狂愧乏济世才。何时应得韩欧笔，万里江山归满来。唯饮后龙一杯水，不惠公私半文钱。劝君莫话封侯事，瘦马重荷益惘然。”
出狱后，经陈立夫介绍，蔡智堪成为中国国民党特别党员。
蔡智堪
1955年9月29日，蔡智堪病逝于台湾，蒋介石为其颁发褒扬令，中国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严家淦等政要均送挽额、唁电致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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