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交近攻秦国最后能一统天下(为什么说远交近攻)
公元前621年,秦穆公驾崩,在举行葬礼时,一共有一百七十七人跟着殉葬,其中包括奄息、仲行和针虎三个贤臣。秦人为此而作《黄鸟》,哀叹道:“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穆公在位时广地益国,东服强晋,西霸犬戎,然而他没有远虑,宁可让大臣们来陪葬,也不肯为后世国君留下得力的骨干。所以在穆公死后,秦国人才凋敝,日渐衰落了下去。康公、桓公与景公,三代国君都惨败于晋,只得尊其为盟主;厉、躁、怀、灵、惠、出时期,秦国陷入内乱,数次更换君主,东边的魏国趁其衰弱之际,夺走了河西之地。
当二十一岁的秦孝公登基之时,东方有六大强国,淮泗之间还有十余个小国,而楚、魏与秦国接壤。在吴起夺得河西后,魏楚两国便修筑长城,将秦国阻拦在中原之外,视同夷狄。孝公忍辱负重,任用商鞅,实行变法,其最初目的就是夺回河西之地,洗刷魏国加在秦国头上的耻辱。对于复兴的秦国来说,魏国就是首要的敌人。
战国初期魏国始霸
秦、魏河西之地的争端周平王时,秦襄公始列为诸侯,其国仅有岐西之地。文公驱逐犬戎,收复周朝旧地后,将岐东献给了王室,所以当时秦国的边界距离黄河还很远。到了春秋中期,秦穆公趁晋国内乱,成功把疆域扩充到了黄河西岸,开始与中原诸侯接触。晋惠公曾请求秦穆公派兵将其护送入国,继承君位,条件是将“河西五城”割让给秦国。结果惠公顺利登基后,认为如果割让河西之地,会使秦国深入晋国腹地,产生严重的威胁,所以又反悔而不予交割。秦穆公大怒,与晋军战于韩,俘虏晋惠公,成功获得了河西五城,这便是河西争端的开始。
后来秦国衰落,而晋国又忙于跟楚国争霸,河西之地的归属始终没有确定。直到晋国被韩、赵、魏三家瓜分之后,魏国继承了晋国的旧地,直接与秦国接壤。彼时魏国的都城在安邑,正位于黄河边,所以河西关系到国家的存亡。魏文侯在位时,以吴起为将,“击秦,拔五城”,尽取河西之地。之后又让吴起来做西河守,领兵驻扎在这个地方,不给秦人收复失地的机会。文侯死后,其子武侯继位,曾视察河西,不禁感叹道:“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
秦孝公继位后,“将修穆公之业”,渴望恢复疆土,收复河西,于是向天下招纳人才,而商鞅至焉。从史料记载来看,孝公用商鞅行变法而富国强兵,其最初目的还不是兼并天下,而是为了攻击魏国,恢复与中原的联系,重霸于诸侯。
魏用吴起而欺凌秦国
秦国舍弃魏国而与齐国争霸就在商鞅变法的同时,魏国逐渐衰落下去,而东方的齐国在威王与宣王两代雄主的统治下,于马陵之战重创了魏国,虏其太子申生而杀大将庞涓。商鞅见时机已到,便对孝公说:
“秦之与魏,譬如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扼之西,都安邑,与秦界河而独擅山东之利。利则西利秦,病在东收地,今以君子圣,国赖以盛。而魏往年大破于齐,诸侯畔之,可因此伐魏。魏不支秦,必东徙。东徙,秦据河山之固,东乡以制诸侯,此帝王之业也。”
于是秦孝公命商君引兵伐魏,袭虏魏公子卬;两年后又与魏战于岸门,大败之。魏惠王被迫割让河西七千里地于秦,秦国的疆域重新扩张到黄河西边,魏国都城安邑就在其下游,往日的表里山河一去不复返了。魏惠王因此被迫往南迁都于大梁,其地四平,无名山大川之限,国家从此衰落,只得委身事秦。而秦国也不再把魏国当作心腹大患,在山东要道打通之后,便向东与中原诸侯争雄,特别是把齐国当成了假想敌。
秦取河西使魏无以立国
孝公与商鞅相继死后,齐、魏、韩相继称王,彼时魏人张仪得到重用,实行“亲魏善楚”的外交政策,而魏国也进纳河西之地于秦,奉行连横而不移。使得秦国侵魏的步伐慢了下来,进行“近交而远攻”,攻击的对象就是齐国。张仪利用楚怀王的好利昏愚,成功离间了齐楚之间的关系,但对于楚国,除了愚弄其君之外,并没有得到多少实质性的进展。昭襄王继位后,政归太后与穰侯,秦与三晋燕楚战战和和,得地又归还,而利益全归穰侯等人所有。
十九年时,昭襄王自称西帝而约齐湣王为东帝,欲与其争霸。湣王听从苏代的建议,没有自封帝号,而是趁机攻击宋国。昭襄王知道后大怒,派人去指责齐国说:“吾爱宋与吾爱新城、阳晋同。韩聂与吾友也,而攻吾所爱,何也?”想要与齐国切割,从此互为敌国。苏代急忙为齐入秦陈利害,说三晋与楚国都不希望秦、齐交好,如果因为宋国的事而弄得两国反目的话,对彼此都没有好处。昭襄王则答曰:“吾患齐之难知!”苏代便继续说:“晋楚合必议齐秦,齐秦合必图晋楚,请以此决事。”说明合则两利,分则两害的道理,秦王只得同意不干涉齐国伐宋。结果没料到齐湣王竟一举灭亡了宋国,兼并了其土地,获得了极大的利益。
秦国为此震恐,决定与齐国为敌。因此,与燕、楚、三晋联合,援助乐毅攻破了齐国全境。之后,秦国更加坚持远攻近交的策略,忽而与韩魏楚一起伐燕,忽而派客卿去侵齐。胜仗虽多而受益甚小,此皆战略失误之缘故也。
秦舍三晋而远攻齐国
秦国王室与外戚的矛盾在孝公与商鞅的规划里,秦魏势不两立,秦国是一定要兼并魏国的。但是,自从张仪用连横来游说秦惠王后,秦国就满足于魏国“事秦”的姿态了,只要魏国肯割地求和,秦国也就不再兼并其土地,所以统一的步伐实际上是放慢了。既然秦魏交好,那么秦国的兵马只能用于侵略齐国之上,因此在秦昭襄王三十六年时,客卿灶引兵攻打丧乱之后的齐国,夺得了纲、寿之地,然后划归穰侯所有。
就在这时,有一个魏国人在出使齐国后,被人诬陷为通敌卖国,遭遇刑罚,差点死去。幸亏被郑安平救出,此人便自称为张禄。之后,张禄在郑安平的帮助下,被秦国使者带离魏国,进入关中,张禄便想破坏秦魏的关系,借助秦国的力量来为自己报仇。当时昭襄王虽然已经登基了三十六年,但因太后的缘故,穰侯、华阳君等外戚的私家富于王室,而穰侯又掌握着秦国的征伐之权,他计划越过韩魏去攻击齐国,以便扩充自己的封地。
张禄看到了秦国内部的矛盾,便向昭襄王上书一本,里面说:“善厚家者取之于国,善厚国者取之于诸侯,天下有明主则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为其割荣也”,隐晦的批评穰侯等假公济私,用国家之兵来为自己开拓封地,而昭襄王身为一国之主,却无力阻止这种行为。秦王读后,觉得说中了自己的心事,便偷偷的招张禄入宫议事。张禄便提出了“远交近攻”的外交战略,重新恢复孝公与商鞅当年制定的路线。
范睢提出“远交近攻”的外交战略
昭襄王读过张禄的奏疏后,已经知道这个人明白自己的处境与心事,便向他问计。张禄知道疏不间亲的道理,所以假意谢绝了三次,然后再向秦王表明自己的忠心,取得秦王的信任。之后才向他分析了当前的政治形势:
秦国发展至昭襄王的时候,综合国力已经十分强大,士卒军队也骁勇异常。然而这么强大的一个国家,却“闭关十五年,不敢窥兵于山东”,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原来是因为某些大臣怀有私心,某些官员素位尸餐,还某些将领不忠于王室的缘故,而归根到底就是秦国的战略出现了错误。
接着,张禄力辩“远攻”之害,认为遥远的齐国并非是秦国的敌人,不要老是拿齐国来当假想敌。国中之所以有人要鼓吹仇齐,目的不过是为了中饱私囊罢了。对于国家来说,敌对齐国乃是战略上的大错误。齐国与秦国并不接壤,也不存在领土纠纷。然而穰侯却仍要越过别国去千里伐齐,出兵少则不足以伤齐,出兵多则耗费秦国的人力物力,实乃非计。早在春秋时期,烛之武就对秦穆公说:“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如今,秦国却仍然要越过三晋去伐齐,“其于计疏矣”。那么穰侯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原来伐齐只是一个借口,为的是能够让他牢牢掌控秦国的兵权,进而私吞国家的财富,扩大自己的封地。穰侯挑起跟齐国的矛盾,如果战胜了则利归于朝,战败的话则结怨于百姓,而祸归于社稷,其心亦阴险矣。
最后,张禄又陈述了“近攻”的必要。对于秦国来说,最大的敌人并不是齐楚,而是三晋。因为三晋与秦国接壤,而且还存在着领土纠纷,它们就像秦国的心腹之病一样。一旦天下有变或秦国出内乱,那么最先趁人之危的不是齐楚,而是邻国韩赵魏。因此“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也,得尺则亦王之尺也”。不先剪除身边的心腹之患,反而受其迷惑,以为彼此关系真的友好,然后去攻击遥不可及的齐国,此必奸人误国所致也,养虎必为患,难以挽回了。
张禄的“远交近攻”战略成功说动了昭襄王,使秦国扭转自张仪连横以后所导致的“远攻近交”局面,从此开始了统一天下的大业。而张禄的原名就是范睢,人称“应侯”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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