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的作品有改编成电影的吗（七十年代的四季歌）

春：外祖母的灶火

外祖母说：“猫儿，你去给姥姥抱块柈子！”

我噘起嘴，磨蹭着走向院子的柈子垛。

柈子就是柴火，70年代的大兴安岭，家家户户烧的都是柈子。鲜树不能做柈子，得是风干了的被狂风掘了根的倒木，或是虽然站立着，却已被雷电打死的枯树。将它们锯得一截截的，再用斧子劈成块，柈子就成了。柈子有松木的，也有白桦木和水冬瓜的。松木柈子大多有松油，烧起来火焰旺，金红色，散发出浓烈的松香气；白桦木柈子的火焰橘黄色，香气也有，不过非常淡，得觑着鼻子仔细闻；青皮的水冬瓜柈子，火焰倒是好看，能发出太阳般的白炽光焰，可它没香气，而且不抗烧，在炉膛趴上半小时吧，就灰飞烟灭了。所以外祖母一看家人拉回了水冬瓜，就会撇嘴，好像谁领来了一个病病怏怏的丫头，非要做她的儿媳似的。

柈子垛高高的，我矮矮的；柈子垛像头肥实的花母牛，而我则是它蹄子旁可怜的蚂蚁。我讨厌抱柈子，一不留神，柈子身上丛生的木刺，就会扎了我的胳膊或手。刺扎得浅，用针挑出来，忍个瞬间的疼痛就是了；若扎得深，难以拔出，皮肉就像是钻进了一条毒蛇，火烧火燎的，晚上连觉都别想睡安稳！

外祖母分派我做活的时候，是1970年，我满六岁。那年夏天，母亲将我送到漠河乡的外祖母家。由于年幼，在父母身边时，我不做活，见天的除了吃和睡，就是淘气。可是外祖母觉得像我这般大的女孩该调教了，所以母亲一把我撂下，她就教我抱柈子，倒尿罐，抹桌子扫地，洗手绢和袜子，这些小活，她认为不可小视。

我不愿意外祖母叫我“猫儿——”，我有小名的，叫迎灯。只不过因为我四五岁的时候，在托儿所与小朋友抢苹果吃，挠伤了人家的脸，就落下个“老猫”的外号。外祖母一叫我“猫儿——”，我就气鼓鼓的，感觉自己不是人，跟猪狗一样了。

外祖母是个小脚女人，又矮又瘦。她明净的瓜子脸，咕噜噜的黑眼睛，快五十的人了，看上去却一派少女的神情。她头发白得早，那发髻套里塞着的头发，就像一网银鱼！她喜欢白衣黑裤，不管太阳多么晒，她的肤色都是白皙的。她说话语速快，跟她干活一样利落。无论冬夏，她总是凌晨四五点钟就起来。

外祖母家的早饭从不对付，稀的干的都得有。干的永远是烤得外焦里嫩的火烧。稀的呢，秋冬时节是粥，小米粥或是玉米糊糊；春夏时节依仗着菜园的蔬菜，汤就登场了。菠菜、小白菜和西红柿，是汤的主角。汤的配角永远是香菜，外祖母把它们切成碎末，每种汤出锅时都要撒上一层，让它们像绿珠子一样在汤上滚动。除了这些，外祖母还得给外祖父准备酒肴，他一早一晚要喝酒的。酒肴是煎鱼，或是小葱拌豆腐。外祖父晚年在公社打更，晚出早归。他早晨交完班，大约五六点钟的样子。他一进家，外祖母就把酒菜摆上桌了。冬天的太阳出得晚，外祖父坐在圆桌旁喝酒的时候，还得掌灯。等他喝完酒，我从炕上爬起来，油灯就灭了。天边是红的，外祖父的脸膛也是红的。不过外祖父脸上的红，是酒气给熏染的。太阳出来了，外祖父倒在炕上睡去了，馋嘴的我顾不得梳洗，直奔饭桌，享用剩下的酒肴。

我和外祖母睡在东屋。东屋有一铺大炕，刷着蓝油漆，光溜溜的。光溜到什么程度呢？不仅能照人，猫在上面走，往往爪下打滑，侧歪了身子。被褥整齐地摞在炕梢，用蓝方格布苫着。为什么不能放炕头呢？因为炕头挨着火墙和灶坑，它们烧得太热的时候，被褥就成了烧饼，会被烤成焦黄色。那时候的布匹和棉花凭票供应，伤了被褥的脸皮，损失可就大了。

外祖母喜欢讲鬼神故事，晚上她钻进被窝，嘴里就会蹦出妖魔鬼怪，我听了害怕，一怕就想撒尿，可尿罐搁在门口，屋子黑漆漆的，我不敢下地。外祖母只好翻身摸出手电筒，射一束光为我壮胆。往往我撒尿后哆哆嗦嗦回到炕上，她就不说故事了，大约觉得我听怕了再去撒尿，浪费手电筒的亮儿，不划算。外祖母睡了，我却睡不着，想知道那些故事的结局，于是就用“痒痒挠”把她挠醒。外祖母的枕头下除了放着手电筒，还有一个用晒干的玉米棒子做成的痒痒挠。我挠醒她，问：“姥姥，后来怎么样了？”外祖母迷迷糊糊中嘟囔着：“怎么样了——”然后叹口气，说：“这么样了——”随便讲几句，给鬼神一个去处，把我打发了，复又睡去。她也不能不睡，不仅一家人的早饭等着她做，一个院子的牲畜和家禽，也会在醒来后，张着嘴朝她乞食。

漠河乡那时也就二百来户人家，几乎家家独门独院。房子大都是木刻楞的，房前屋后有广阔的菜园。由于与苏联交界，而中苏关系紧张，所以尽管从外祖母家到界河走一刻钟就到了，大人也不让我们小孩子独自到江边玩。说是对岸高鼻子的老毛子坏，万一江上的巡逻艇靠过来，把我们抓过去，就会喂狼了。

那时最让我不解的是，为什么苏联那么坏，太阳却要从它们那儿升起呢？因为从东窗望出去，近处的是私家菜园，再远一点的是公社的黄豆地和麦田，而过了麦田，下一个坎儿，就是黑龙江了。黑龙江的这岸是漠河乡，对岸就是苏联的山峦。每天早晨，我是看着太阳从那儿升起来的。

外祖母家的东边，住着一个苏联老太太。她七八十岁的样子，独居。她个子高高，肤色白皙，高鼻深目。她是建国前逃过来的，嫁了个中国马夫，生了两个儿子。可是后来因为中苏关系恶化，那个男人怕受牵连，抛下她和孩子跑了。

苏联老太太的儿子我只见过一个，他那时四十多岁了吧？沉默寡言，黧黑干瘦，光棍一条。他膝下有个叫春生的十多岁的男孩，是他弟弟过继给他的。春生是个三毛子，浓眉大眼，不灵光，总干傻事。每隔一两天，他都要来给他奶奶劈柴挑水。做过乡长的外祖父，不让我去苏联老太太家玩，说她家政治上有问题。我不懂政治，只懂得愣头愣脑的春生是好玩的，春生奶奶家的蚕豆是诱人的。所以春生一来，我就从自家菜园越过栅栏，跳到她家的菜园，再溜进门去。那道木栅栏比我高不了多少，鸡都跳得过去，别说是我了。她家的狗认得我，一见我就摇尾巴。我乐意看春生干活，喜欢听他说话，更愿意进屋吃蚕豆。苏联老太太喜欢穿条宽松及膝的古铜色裙子，头上包着三角头巾。我一来，她就把我抱到一个高背椅子上，端来蚕豆给我吃。她炒的蚕豆浓香酥脆，妙不可言。我嘎嘣嘎嘣嚼蚕豆的时候，挂钟里的钟摆滴答滴答地摇摆，一副馋昏的模样。

苏联老太太基本不说话，像个哑巴。我吃蚕豆的时候，她坐在一旁专注地看。等我吃完了，她把我从椅子上抱下来，拉着我的手，带我跳舞。她跳的舞，基本就是驴拉磨似的转圈。估计我满脑子的糨糊吧，转个三五圈就迷糊了。她紧紧拉着我的手，不让我栽倒，然后放声大笑！春生一听见他奶奶笑，会撇下手中的活儿跑过来，扶着门框，探着头，跟着嘿嘿乐。

外祖父睡了一头晌，下半晌就精神了。若是冬天，他下午会提着弯把锯，将整根的木头横在人字形的踞架子上，截柈子。拉锯声流水一般，清脆悦耳。偶有喑哑，那是松油捣的鬼，它们黏着锯齿了。锯末子白花花的，像雪花。锯末子不能扔掉，将它们稻谷似的扫成一堆，转年春天晾干了，可以撒在天棚顶上，做房屋的保暖层。而其他季节，外祖父下午是在菜园劳作，打垄、铲地、拔稗草、架豆角架、间苗、施肥或是打农药。外祖父在菜园干活的时候，我喜欢凑过去，缠他讲故事。他的故事跟外祖母的不一样，没有鬼神，都是人的故事。

外祖父从山东逃荒过来，吃尽苦头，早年在老沟给日本人采过金子，见多识广，所以他的故事很传奇。他说日本工头坏，动不动就使鞭子，但做饭的日本人好，和善，烤的烧饼管够吃。他说苏联人讲义气，漠河乡发大水时，他们开着快艇来救中国人。不过苏联士兵不好，帮着收复东北时，尽睡大姑娘。他还说以前这地方窑子很多，不仅是中国的，连俄国的日本的窑子娘们也来做营生，从淘金汉怀里掏钱。窑子和窑子娘们是干什么的，我懵懵懂懂，就问他的钱也被掏了吗？他很生气，伸出大巴掌要打我。我赶紧逃，一边撒丫子跑一边喊：“哈酒了！”外祖父的山东腔，总是把“喝酒”说成“哈酒”。没想到我故意气他，他倒呵呵乐了。

外祖父比外祖母大了近一旬，四方大脸的。虽然他脸上皱纹不多，但因为驼背了，给人衰老的感觉。他当乡长的时候，常拿自家的东西给公家，气得外祖母拿起拴牛的绳子，威胁他要上吊。外祖母并非小气，只是觉得公私要分明。母亲对我说，闹饥荒的时候，家家吃不饱，外祖母看着邻居家断了顿，一家老小几天没吃东西，全都饿倒在炕上，便把家里仅存的一点米匀给邻居救命。自家的米少了，她就用一把米煮一大锅粥，上面撒点干萝卜缨子。挨过饿的人没有不爱惜粮食的，外祖母要是看我碗里剩了几粒米，会吆喝我吃干净了，而她喝粥，最后总会擎起碗，舌头绕碗边一圈，将粥汁舔光。

外祖母最盼春天了，一到这时节，能种地了不说，柈子也省下了。而严冬时，户外寒风刺骨，大雪纷飞，火炉和灶坑就是两个大肚汉，得不住嘴地吃柈子。外祖母每天清晨生火，得先清理炉灰，一掏就是半桶。而春夏时节，三五天掏回炉子就行。

外祖母在调理灶火上很有一套，她知道做什么饭使什么柈子。蒸馒头和炒菜要用旺火，这时候进炉膛的是松木柈子；熬粥和煎鱼要用文火，能压得住火苗的桦木柈子是首选。而家里若是来了客人，要即刻做饭，就抱来蓬松的干枝桠，火焰很快能升腾起来。外祖母站在炉灶前，善于对锅里的食物“察言观色”，若是鱼煎得泛黄了，粥咕噜咕噜冒泡了，汤泛出鲜香气了，她就把柈子往外撤一下，让火焰减弱；而炒锅包肉和煮饺子，火一定要拨得旺旺的。隆冬的夜晚，怕火断早了屋子凉，外祖母会放上一块湿柈子，压在火炭上，让它慢条斯理地燃烧。所谓湿柈子，就是鲜树。它们水分足，不像干柴那样容易起烈火。鲜的松树和桦树是不能砍伐的，违法，但柞木可以采，所以外祖母夜晚填进炉膛的湿柈子，就是柞木了。柞木满脸黑斑，看上去老气横秋的。我们睡了，柞木却寂静地燃烧着，做我们的守夜人。

由于爱灶火，外祖母爱看别人家的烟囱。她能从飘出的烟的颜色和姿态，看出人家烧的是什么柈子，还能从炊烟的浓淡上，判断人家的饭是做好了，还是正在高潮。虽然她并不与东头的苏联老太太走动，但时时记挂着她。外祖母早晨起来出了院子，总是习惯地望望她家的烟囱。看到那座房子有炊烟升起，她就放心了。

我来到漠河乡的第二年冬天，外祖母有天发现苏联老太太家的烟囱没有冒烟，觉得奇怪。挨到中午，见烟囱仍无声无息的，她慌了神，赶紧打发家人去报给春生的大爷。春生的家人得了信打开门后，发现苏联老太太已经硬了。

参加苏联老太太葬礼的人很少很少。春生不知道死是什么，企图把他奶奶从炕上扶起。待他发现他的努力无济于事时，他哭了，我也哭了，因为我再也吃不到那么好的蚕豆了。窗外的麻雀在半空中飞着，就像老天淌下的大颗大颗的泪滴。

苏联老太太死于70年代初，外祖父则活到了90年代。他过了八十就糊涂了，一张嘴全是去了阴间的人，唤人家跟他喝酒，或是给他做饭。那一辈人中，跨过新世纪的只有外祖母，她是2009年中秋节的黎明过世的。

我回乡奔丧时，特意去寻老房子。没有想到，在乡间小路竟遇见了春生！他破衣烂衫，步履蹒跚，如果不是他的灰眼珠，我很难认出那就是春生！虽然不到六十，但他看上去像是八十的人了，满面皱纹，头发和胡子都白了，牙也快掉光了。我叫了声“春生”，问他还记得我吗。他仔细打量了我一番，跟小时候一样嘿嘿乐了，指着近处我家已经下沉的老房子说：“咋不记得，你是这家的，一小可淘气了！”我问他家里还有什么人，春生告诉我，他大爷死了，他一个人过。我又问他娶没娶媳妇，他凄惶地看着我，说：“咋没找？娶了一个，跟我过了没几年，他妈的被人拐跑了。”我问他跑哪去了，春生摇着头说不知道，满面凄惶。

望着春生衰老的背影，我想起中秋节为外祖母守灵时，挂在天上的那轮圆月。那是多么圆满和光华的月亮呀。感觉那夜的月亮就是个炉子，而月华就是外祖母生起的灶火。是呀，外祖母选择月圆的日子升天，奔的就是月亮里那一炉好灶火吧。

我的耳畔仿佛又响起四十年前外祖母亲切地吆喝我的声音：“猫儿，你去给姥姥抱块柈子。”可惜我现在抱着柈子，也无法送到外祖母的怀抱了。再说了，月亮里烧的是桂树呀。

夏：祖父与飞鸟

我从漠河乡回到父母身边，是1973年的夏天，读二年级了。

我们家所在的山镇叫永安，只有小学和初中。如果上高中，就得去离家十多里地的塔河。塔河是个林业局，有几幢红砖的二层小楼，在我眼里那就是圣殿了。

我们小镇是清一色的糊着黄泥的板夹泥房子。这种房子举架底，窗户矮矮趴趴的，夏天时敞着窗，鸡和狗进屋子，往往不走门了，越窗而入。它们有时腿脚不利索，蹬翻了窗台上的花盆，那就遭殃了。母亲会捉住调皮的鸡，用剪子铰掉它翅膀和尾巴上的羽毛，让它飞不起来。对待狗，她动用的则是笤帚疙瘩，啪啪打狗头，让它长记性。狗当时是记住了，耷拉着尾巴蜷缩在墙角，呜呜哀叫，可是不出三天，它又撒欢跳窗了。其实被损伤的花盆都是泥盆，不金贵，栽植在其中的花儿，也都寻常，不过是玻璃翠、绣球、灯笼花之类。

我回到永安后，发现家里多了两个新成员，祖父和小叔，他们是从帽儿山来的。

祖父五十多岁，国字脸，剑眉，鼻梁挺直，眼睛黑亮，目光犀利，满头乌发，腰板溜直，声若洪钟，大踏步走路，一派硬朗之气。小叔十七八岁，圆头圆脑，整日舞枪弄棒，打遍邻里。他们住在生产队前面的草房，有两片大菜园。

祖父衣着洁净，爱吐痰和皱眉，好像总是气不顺。因为父亲在哈尔滨擅自报名参加大兴安岭的开发建设，断了祖父的城市梦，所以他对父亲有一股说不出的恨！据说我没回来时，祖父有回扛着斧子雄赳赳地来到我家门口，吆喝着：“老大，你给我出来！”要把父亲给劈了。

父亲是长子，叫“迟泽凤”。他有两个弟弟，二叔“迟泽鸣”，小叔“迟泽岐”。祖父祖母想再添个男孩，圆了“凤鸣岐山”的美梦，可惜小叔三岁时，祖母去世了。“迟泽山”没指望了，祖父便把小叔“泽岐”的名字改成“泽福”，只留下“凤鸣”。祖母去世时，还不到四十。她的死与日本鬼子有关。祖父家在帽儿山的时候，有天祖母坐在院子洗衣，日本飞机突袭，一颗炸弹在附近落下，爆炸声吓破了她的胆儿，从此一病不起，没多少日子，丢下还在吃奶的小叔走了。所以祖父一提起日本人，目中喷火，咬牙切齿，说是中国跟哪国友好都可以，就是不能跟小日本！他见我扛着红缨枪上学，最爱说的是：“杀鬼子！”红缨枪的枪头是木头的，为了使它看上去像金属的，刷了一层银粉。这样的枪头，连稻草人都扎不透，别说是血肉之躯了。

永安的房子不像漠河乡，没有独门独院的。一幢房子，少则两家，多则四家。我家住的那幢房子，就有四户人家。一般来说，把两头的人家，屋子和菜园都大，而中间的住户就窄巴了。虽然父亲做校长，但我们家住在中间，只有两间屋子，一个小灶房。弟弟和父母住大屋，我和姐姐住巴掌大的小屋，差不多是进屋就上炕。

祖父一旦不痛快了，就会找父亲撒气。他来我家闹时，小叔会提前通风报信。说：“快，你爷找你爸算账来了，快插大门！”我们赶紧把大门闩上，将怒气冲天的祖父挡在门外。

祖父一来闹，我除了害怕，还觉得羞耻。因为一左一右的邻居，听到骂声，会跑来看热闹，听他历数父亲的不是，那简直就是一台戏。在祖父心中，父亲最大的不是，就是不该来这个冰雪之地，逼得他们也得跟过来，大家伙一起下火坑。

祖父嫌我们这里冬天长，两眼一望白茫茫，拉泡屎还得分两起，不然屁股就冻麻了，实在不是人呆的地方。他还嫌这里没电，没自来水，没饭馆和澡堂子，人不活泛，死气沉沉。祖父进不了门，不耽误他骂。骂够了，他总要将一口痰吐在我家大门口，最后骂一句：“犟眼子！”悻悻离去。大门外的人散去了，可我们久久不敢打开家门。怕开门的一瞬，会飞来祖父的痰和斧头。

祖父无休止地与父亲作对，弄得父亲很没面子，所以一开始我讨厌祖父，觉得他就是从天而降的妖魔，专为人不痛快儿来的。在路上碰见他，我很少叫他“爷爷”，他也不正眼瞧我。有时候，我远远看见祖父的身影，赶紧开溜，不想撞他的冷脸子。

祖父很会种菜，他的两片菜园，精耕细作，勤于施肥，成为我们小镇农人最羡慕的园田。园里没有杂草，菠菜和大葱翠绿翠绿的，豆角豌豆爬满架，土豆圆滚滚，黄瓜脆生生，西红柿和茄子红红紫紫地压弯了秧。祖父除了种菜，还在边边角角种了花儿，向日葵、大烟花、扫帚梅、爬山虎等，然而这些还算不上绚丽。祖父的菜园最诱人的是什么呢？别家的园子顶多有青蛙和蝈蝈的叫声，而他的园子，鸟声阵阵。祖父喜欢捕鸟，将它们关进笼子，挂在菜园的豆角架下。笼子少则两只，多则四五只。最特别的笼子，是“叫油子”呆的“滚笼”。什么是“叫油子”呢？就是喜欢叫，而且叫声最动听的鸟儿。它独居的“滚笼”，一左一右有两个翻转的小门，上面别着谷穗。叫油子热烈叫着的时候，会引来半空中飞翔的鸟。它们看到滚笼上的谷穗，不顾一切冲下来。当它们脚踏着翻转的门时，至多啄上一口谷子，就会落入陷阱。所以叫油子在我眼里，是个不折不扣的叛徒。其他笼中的鸟儿，看着阳光好，或是看着花儿好，也会动情叫上一刻。但它们看见笼外的鸟儿被叫油子叫来，想起自己的不幸了吧，会停止歌唱，极少帮衬。

一个鸟语花香的菜园，对我的诱惑实在太大了，我情不自禁地靠近它。祖父知道他的菜园在永安是最好的，怕鸡鸭鹅狗钻进去糟蹋了菜地，只要栅栏的空隙稍大一点，他就会去河岸用镰刀砍了柳条，加密栅栏，所以溜进他菜园的，除了各色小虫子，就是如我这般小孩子的贪馋的目光了。我除了觊觎菜园的花鸟，还觊觎里面的西红柿和黄瓜。柿子只要冒红了，祖父就会把那棵秧子拴上一根绳儿，系个死扣，让你解不了。若是小孩子跳进栅栏偷了柿子，他会立即发现，从而责骂小叔没守好菜园。那时锁头还是金贵的东西，他不用于锁家门，而是锁了菜园的门，钥匙拴在他的腰上，任谁也别想进去。看着柿子一天天红透了脸，顶花带刺的黄瓜舒展着婀娜的细腰，我直流口水。有一回我眼巴巴地趴着栅栏门看柿子时，被祖父撞见，吓得我拔腿就跑。祖父喊住我，蹙着眉，先是骂我是个馋嘴巴子，没出息，然后叹息着摸出钥匙，打开菜园门，给我摘了个通红的柿子，再将拴着绳子的那个秧杈掐断。正当我窃喜找到了偷柿子的诀窍时，他警告我别打歪主意，别人掐掉秧杈儿，他一眼能看出来。

那个通红的柿子如同一场日出，融化了我和祖父之间的坚冰，此后我常去他的草房。那座草房有两间，小间在东头，放置农具和鸟笼，我叫它“鸟屋”，西头大的那间住人。我进了祖父的住屋，才明白他为什么不锁门，里面实在没什么可偷的呀。炕柜塞着两套行李，地上用木架子支起两口箱子，里面装着旧衣服。箱子上摆着两个镜框。大镜框镶着七八张黑白照片，居中的尺幅最大，七八寸，是祖父年轻时在山东老家的照片。他说那时家境好，开着油坊，雇了不少伙计。祖父穿长衫坐在中央，一副老爷的派头，而他周围，大都是穿短衫的人。我问他为什么后来变穷了？他只说“败家了”，至于怎么败的，他不肯说。其他的小照片，都是他的各路亲戚。而小镜框里只镶着一张照片，是我的祖母。她银盆大脸，梳着光亮的发髻，大耳垂，温顺而明净的大眼睛，眉毛和嘴唇弧线优美，沉静秀气，胸怀大度的模样，看不出是个短寿的人，更看不出是个能把胆儿吓破的女人。一到春节，祖父会在祖母的照片前摆上一双筷子，一只碟子。碟子里通常是三只水饺。平素，大镜框落灰了祖父不管，小镜框总是一尘不染，光可鉴人。有时我端详祖母时，我的头会映在镜框里，那种感觉就好像是被祖母给捉住了，心惊肉跳的。

我从漠河乡回来的次年，父亲被教育局发配到塔河粮库当装卸工。因为他跟进驻学校的“工宣队”吵翻了，嫌他们劳动课安排多，挤占了文化课，骂他们“狗屁不懂”。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年代，父亲的言行，无疑是自讨苦吃。祖父见父亲落魄了，同情起他了。那时小叔已参军，到北京当铁道兵去了。祖父没有串门子的习惯，但隔三差五的，他会到我家一左一右的邻居家坐坐，打探父亲的消息。祖父踏进人家门槛，也尴尬吧，总要大声咳嗽一番，手中还拎着东西。春夏秋是青菜、葱、小白菜或是芹菜，都是打成捆的，说是自己吃不了，让人家帮着吃；冬天呢，是用于引火的桦树皮或是松明。漫漫长冬，烧火可是个大事。邻居也明白祖父的用意，会告诉他，我父亲哪天回来高高兴兴的，哪天又骂骂咧咧的。祖父听到父亲不好的时候，会骂一句：“孬种！”我在自家小院听得清清楚楚。祖父若是在西头的木匠家打探情况，还要慨叹：“写粉笔字的，就是赶不上拿刨子的！”确实，小镇有了婚丧嫁娶一类的事时，木匠就神气起来了。结婚的要打箱子柜子，死去的要打棺材。木匠干活，除了得工钱，讲究的人家，还会送上烟酒糖茶或是鸡蛋细粮。所以木匠家的灶房，常有香味飘出。只要西院一响起“嚓嚓——”的刨子声，我便知道谁家要办喜事了。因为打棺材是不在他们家的，木匠会去出了丧事的人家干活。

祖父什么时候登我家门呢？除了端午、中秋和春节，就是家里有肉吃的时候。猪肉凭票供应，只要供销社来了猪肉，大人会派我们这些小孩子排队买肉。肉来得有限，卖着卖着就没了。一旦售货员扯着脖子喊肉卖不上几份了，后面的人不用排队了，规矩的队列就像被狂风吹倒的栅栏，立刻就散花了。大家蜂拥着往前挤，叫喊着，窗口前高高低低地竖起一条条攥着肉票的胳膊。我虽然个子矮，但一到这时，力气出奇地大，总能挤到窗口，将胳膊伸到最前面。母亲见我有这本事，家中买肉的活儿，几乎轮不到姐姐和弟弟了。也奇怪，春天让我拉犁杖或是冬天拉烧柴，我没精打采，腿脚发软；可一旦知道到嘴的肉要飞了，便力气倍增，奋不顾身地向前冲。买肉前，母亲总嘱咐买肥的，肥肉可以炼成荤油，补充家里豆油的不足。可是到了最后，抢到肉就是胜利，没法挑肥拣瘦了。家里炖了肉，母亲会打发我去请祖父来吃肉。祖父很难请，往往一次请不来，要去两次。他来时总要提篮青菜，或是拎一摞桦树皮，表明他不是白吃。来了板着脸，又是吐痰又是叹气的，皱着眉坐在上位，好像我家没一个让他开心的人。所以别人家吃肉一团和气，我家吃肉像吃丧饭。

只有我知道，祖父在肉上没亏着嘴。他吃的肉不用票买，是老天无偿供应的家雀肉。

祖父不是好捕鸟么，鸟儿要吃粮食的，捕多了养不起，他就把其中的家雀烧了吃。因为笼中的鸟儿，灰突突的家雀居多。祖父怎么弄死家雀呢？他来到鸟屋，打开鸟笼门，手伸进去，逮着个傻乎乎胖嘟嘟的家雀，将翅膀别住，紧紧攥住，然后运足力气，投铅球似的，“啪——”地一下，奋力摔向西屋钢铁般的墙壁。家雀瞬间头破血流，一个跟斗栽下来，呜呼哀哉了。祖父每次大约摔上两三只家雀，然后提着它们去灶房，放到金红的火炭上，手持炉钩子，小心地翻转着。也就十来分钟吧，家雀熟透了。剥开它身上被烧得黑乎乎的表皮，嫩红的肉就蓓蕾般地露出来了。将它胸腹处的内脏掏出来扔掉，在盐巴上轻轻一蘸，就可以吃了。家雀肉的香嫩，是其他肉无法比拟的！祖父说这世上最好的荤腥，一个是鸟儿，一个是鱼儿。它们一个不停地蹦跶，一个不停地摆尾，通身活肉，美味异常。小叔走了后，我常去草房，发现了祖父吃家雀的秘密。为了封我口吧，他偷着给我烧过几次家雀，嘱咐我不许声张，说是让人知道不好。祖父与我吃家雀时，总是把乳白的脑抠出来给我，说是我吃了它，脑袋就灵光了。在他眼里，我是个笨女孩吧。

祖父爱鸟，可他摔家雀时的模样，实在可怖。所以每回吃完家雀，想起鸟屋那面血迹斑斑的墙，我又会恶心起来。

祖父夏天种菜，冬天拉柈子。菜和柈子自己使不了，就去卖。菜卖到塔河，他得挑着菜筐徒步进城，而柈子卖给小镇的粮店、卫生所或是学校。我记得柈子是论“个”卖的，码起来一平方米见方的柈子算一个，才卖八九块钱。一个冬天拉着手推车进山，拚死拚活地干，也不过卖二十个柈子。祖父挣来的那点钱，没用于吃穿，都撇在路上了。他在永安呆不长，隔个三五年，就张罗回关里。仅凭他攒的那点钱，是不够上路的，母亲得给他添。家里若是钱不够，就出去借。祖父回关里的路线是，先到哈尔滨看他的四弟，然后到山东看他的三弟。他回来的时候，至多带上两斤花生米和一包地瓜干。

有回祖父千里迢迢归来，竟提回了一笼鸟！那里面有两对色彩艳丽的鸟，我们小镇人绝没见过的，于是大家都去他的草房看鸟。祖父神气得像是中了皇榜，跟人说这鸟多么金贵，花了他多少多少钱等等。母亲听说祖父把钱都撇在鸟身上了，气个半死。不过，那些鸟水土不服吧，陆续死了，最后只剩下一只娇凤。

祖父在70年代末得了脑出血，从此后腿脚不便，干不了力气活了。祖父摔家雀，它们的脑袋因他而出血，而他的脑袋最终也出血了，这是不是报应呢？从此后，我再也不敢吃烧家雀了。祖父病后，母亲做好了饭，会唤弟弟送过去。晚上，才十来岁的弟弟就陪祖父睡在草房。祖父因病腿脚发凉，弟弟把炕烧得滚烫滚烫的，他还嫌凉，灶坑也不敢断火，褥子都被烙糊了，热得弟弟直淌鼻血。祖父心疼他，说得了大孙子的济了。所以晚年的祖父，最疼的就是弟弟了。不过他对父亲还是怨气十足，说是不把他招到气候恶劣的大兴安岭，他也得不了病。

祖父养病时，把西屋的鸟笼提到东屋，时时看着。听着鸟叫，他的神情会愉悦一些。有两只鸟深得祖父喜爱，一只是从山东家带回来的娇凤，还有一只是叫声明朗热烈的铜嘴腊子。祖父每天会蹒跚着下地，哆哆嗦嗦地抓瓜子给它们吃。

祖父第二次脑出血，被死神劫走了，那是1981年初春，我正在塔河二中加紧复习，准备高考。葬完祖父，我们把他养的鸟全部放生了，包括那只娇凤和铜嘴腊子。

然而第二年开春，父亲带着弟弟去山上给祖父烧周年时，一进墓园，便闻一阵清脆的鸟鸣。但见祖父的坟上，立着一只金黄嘴巴的鸟儿！它昂着头，像是见了久别的亲人，一声比一声叫得欢。家人凑近一看，啊呀，竟是一年前被放生了的祖父心爱的铜嘴腊子！

秋：母亲和生产队

我们小镇有正式工作的，也就三四十人。他们分布在学校、供销社、粮店、卫生所、种子站和山场的伐木点，是拿工资的。其他的人，只要年轻力壮，无论男女，都在生产队。

生产队说白了，就是劳动群众的家。大的生产队拥有几十垧地，上百人；小的生产队也就四五十亩地，二十来人。我们小镇有四个生产队，队下面又分了组。生产队有队长、副队长、会计、出纳员和记工员。那时实行工分计酬，男劳力每天挣十个工分吧，女的也就七八个工分。母亲是一队的出纳员，除了记账，她还做领工员，也就是领着社员干活的人。好的年景，她的收入，赶得上父亲一年的工资了。一到这时，母亲会把分到手的那摞钱夹在指间，打快板似的，哗啦啦甩着，在家人面前炫耀。分红大都在腊月，正是忙年的时候。生产队一分完红，小镇供销社的门槛，就快被人踏平了。男人们打酒买烟，孩子们买鞭炮糖果，女人们买花布、棉鞋、酱油、米醋、粉条、蜡烛、毛巾、肥皂、雪花膏、卫生纸等等，恨不能把货架掏空了。

母亲所在的一队是永安最大的生产队，人数多不说，它的场院，比学校的操场都大。生产队有一座狭长的板夹泥房子，社员们叫它“队屋”。队屋的东头是豆腐房，西头是牲口棚。队屋后面，还有一座小仓库。

每天天不亮，一个姓高的胖女人就来生产队套驴拉磨，给一队的社员做豆腐了。豆腐出来，太阳也出来了。豆腐无非两种，雪白的切得四四方方的水豆腐，以及像黄手帕一样干爽柔软的干豆腐。做豆腐是大人的事，换豆腐则是孩子的事。早晨起来，往往还没洗脸呢，母亲就递过一个装着黄豆的铝皮盆，打发我换豆腐。吃豆腐的人家多，豆腐做得有限，晚去就没了。

队屋最大的那间，在房子的当中，是社员们聚会的地方，光是一铺大炕就有二十多米长。队长领着社员学习，分派活，都是在炕上进行的。通常是女队长盘腿坐中央，社员们蜷腿坐四围。队长抽烟，社员也抽。所以队屋一开会，母亲回家时，一身的烟气。幽默的父亲，会划根火柴冲她比画，说要把她点着抽了。哦，母亲要真是根香烟的话，还是过滤嘴的呢，因为她常穿黄胶靴。

生产队开会大都在晚饭后，社员们吃饱了喝足了，舒舒服服坐在热炕上，打着饱嗝放着响屁听队长讲话。队长分派活儿时，大家是肃静的，一旦要念报纸学习，屋子就闹哄起来了。队长聪明，她念上几段，就说遇到生字了，把报纸撇给我母亲，母亲心领神会，跳着段落念，一篇社论被她拆得七零八落，很快就读完了。

生产队有广阔的土地，我们称为“大地”，种植着土豆、大头菜、萝卜、大葱和白菜。这些菜秋天时会被塔河镇调拨走，作为城镇居民的越冬蔬菜。队里把额定的任务完成后，余下的菜，就可自行处理了。生产队会把品质上乘的菜留着，卖个好价，以利分红。除了种菜，脑筋活泛的队长，还常承揽私活，派社员给塔河的建筑工地拉沙石，给居民区挖排水沟，给种子站栽树苗，帮林场伐木等等，捞外快。所以一队的工分，比其他生产队的值钱。也因此，二队三队的社员，总想跳到一队。但队长对社员的数量严格控制，生产队就是一个家，劳力多了，人浮于事，等于削弱队里的实力。

社员们把分红叫做“擗钱”，擗钱后若是结余多，队长就会张罗一台戏。生产队的仓库，放置的不仅是农具和各色种子，还有锣鼓及花花绿绿的戏服。一队有个叫兰英的女人，模样好，嗓子也好，是戏台的主角。生产队唱戏，队屋就是戏场，大炕就是戏台。听戏的除了社员，还有他们的家人。可是兰英的男人从来不来，尽管戏台上最出彩的是他的女人。

兰英的男人姓蓝，在塔河镇派出所上班，个子高高，一张马脸，大眼睛暴突着，腰间别把手枪，见人爱理不睬的，骑一辆大永久自行车上下班，大家叫他老蓝。因为挣得多，他归家时，自行车车把下，常吊着好吃的，麻花、糖酥饼或是猪头肉。老蓝进镇子，常引得几条狗流着涎水跟着他的自行车狂奔。老蓝进了家门，狗们才停下来，抖抖身上的毛，悻悻地各回各的主子家去。

我们小镇同住一幢房屋的邻里，处得好的，会走一个大门，家与家之间毫不设防。东家包饺子，会送给西家一碗；西家炖肉了，也给东家一碗。鸡鸭鹅狗更是不分彼此，一起玩耍，一起吃食，晚上还常去对方家的鸡笼鹅圈睡觉。老蓝和他的邻居张瓦匠，就共用一个院子。

张瓦匠不像老蓝终日阴沉着脸，他是个快乐的人。老蓝的媳妇俊俏，他就常和她逗趣。老蓝早出晚归，他白天不在家时，兰英若想搬个重物呀，磨个菜刀呀，就唤张瓦匠帮忙，张瓦匠的女人从不计较。她虽然没有兰英漂亮，但温顺文静，面皮白净，别有一番韵味！邻居们因为这，常跟张瓦匠开玩笑，说他不容易，一手托两家！这话传到老蓝耳朵里，他认为张瓦匠和自己老婆有染，怀恨在心，起了歹意。一个夏日的礼拜天，他竟开枪打死了张瓦匠夫妇和他们的儿子！

一个警察杀死一家三口人，在当时是轰动全国的灭门惨案，公安部都来了人，我们这个不为人知的小镇一下子出了名。我还记得枪声过后，老蓝家东头的邻居跑出来叫喊“老蓝杀人了”，我拔腿跑到出事地点，趴着东头人家的板障子，察看凶案现场。只见老蓝仰面躺在地上，脖子咕噜噜地冒血泡。原来他射光了子弹，自杀时用菜刀，没有砍断脖子。想必张瓦匠很久没帮他家磨刀了，菜刀太钝了。家人见我胆大包天去看这个，吆喝我快回去，说是老蓝杀红了眼，万一爬起来，会逮谁杀谁。我吓得跑回家，一连多日不敢睡觉，一想起老蓝的样子，就恶心得连饭也吃不下去。

老蓝被救活后毙了。枪毙他的地点在采石场那一带，是最爱长蘑菇的地方。从那以后，采山的人们，都不爱去那儿了。说老蓝是横死的，鬼大。

这桩凶杀案，改变了我们小镇邻里的格局。生产队纷纷召集会，提醒社员，最好不要两家用一个院子。于是那一年，竖板障子和加高围栏的人家，非常之多。邻里之间，从此隔山隔海似的，疏于往来。不过，动物们是不管这一套的，它们出了自家小院，到了大门外的公共领地，又亲密无间地聚合在一起了。

生产队的牲畜，属于集体生产资料，是不能随意宰杀和转卖的。有一年，队长见一头牛老得干不动活儿了，白搭草料，而那一段供销社好久没供应肉了，便与生产队的几个骨干合计，六人合股出资，悄悄把牛宰了分吃。知内情的除了他们，还有喂牲口的老哑巴。哑巴知道的事儿，在大家眼里跟不知道一样，所以也没介意。为了避开其他社员，杀牛是在深夜。一头牛分六份，每家连肉带骨头，挑回了半担。

第二天一早，母亲关起大门煮肉。老牛费柴火，牛骨头和牛肉在大铁锅里被慢火煎熬了三四个钟头才烂。我急嘴子，肉半生不熟时，就掀开锅，取了一块牛骨，蹲在灶台前啃，累得腮帮子酸疼。牛肉熟透了，我又是一通吃，弄得满手满嘴都是油。母亲嫌我吃相不雅，说是像我这样的女孩，将来不好找婆家。我一赌气，掀开锅盖继续吃，撑得倒仰。

宰牛的事情最终还是在小镇传开了。泄密的可能是老哑巴，也可能是狗。老哑巴虽然不能开口说话，但他会比画。他喜欢那头老牛，不舍得它死。据说杀完牛，老哑巴哭了，队长给他牛肉，他坚辞不要。狗又为什么会成为嫌疑犯呢？因为这六户人家虽然是关起门来悄悄吃肉，可是吃剩的骨头，会扔给它们。狗牙和牛骨硬碰硬，一块骨头，狗得啃好几天。它们不仅在家啃，有时还叼到大门外，过路人一看它们嘴下的骨头棒，就明白了八九分。有人写了匿名信，把队长告到塔河镇。镇上派人下来调查，确认牛虽然被杀了，但它确实太老了，不能再为生产队效力了。而六个私分牛肉的人，事先都交了钱，可以从轻处罚。最后镇里给队长警告，并让他在全体社员大会上检讨，母亲与其他几人，则被扣了工分。老蓝杀人事件之后，这个被社员称为“六大股”的杀牛事件，成为小镇人茶余饭后的又一个谈资。

在我的少年记忆中，秋天是属于生产队的季节，也是属于母亲的季节。秋收的学问很大，先收什么后收什么，完全取决于庄稼的耐寒程度。萝卜和土豆要早收，傲霜的白菜和大头菜可以后收。收好的菜，通常分三等，分堆放着。母亲是一队的秋菜调拨员，哪片菜好，该进哪个等级，她说了算。而最终留给队里的好菜，要做个伪装。也就是将好的埋藏在里面，次的覆盖在外面，这样塔河镇来拉秋菜的人，就不会打它的主意了。

深秋的早晨，一挂挂从塔河驶来的马车，碾着落叶和白霜，嘚嘚来到我们小镇的庄稼地，采购越冬蔬菜了。四个生产队的菜地相距不远，但马车停在一队的时候多。往往一队的秋菜售罄，二队三队的还堆积如山呢！母亲忙完队上的活儿，会歇上一两天，然后请瓦匠来打家里的烟道和火炕，把挂了一年的灰清除，再用石灰将墙刷得雪白，用蓝油漆将炕涂得锃亮。我记忆中的70年代幸福时光，就是秋日的午后，懒洋洋地躺在新刷了油的热炕上，一边翻小人书，一边啃青萝卜。看累了，撇下小人书的一刻，看着雪白雪白的墙壁，感觉是在云端，满心晴朗。

生产队的财富，是社员们用血汗换来的。母亲做领工员时，我不止一次听社员私下抱怨，说她领着干活太狠了！而母亲干活之所以拚命，不过是为了让大家多挣点。母亲在生产队卖力了二十多年的结果是，肩膀仄着，那是冬天在雪窝子里扛小杆、长时间受重压的缘故；而她的脊椎，骨刺丛生，常常疼得直不起腰来。

如今年届七十的母亲，一提起生产队，就一肚子火气。说是在生产队干了半辈子，没少给国家做贡献，可老了生活无保障，没有补贴，不享受医疗，只能靠子女来奉养，实在不公平！她说没有生产队，70年代的人们，就得挨饿。我一听她发牢骚，就会拿“六大股”的事挤兑她。她每回都撇着嘴辩驳，不过内容不同而已。她有时说：“要不叫我，你能吃上那么香的牛肉么，体格能这么好么，哼。”有时则说：“杀了头老牛，塔河镇就派人下来调查了，说明那年代的人不腐败！现在别说杀牛了，当官的把单位吃空了，也没人管！”每次说完，她都要念叨“六大股”的结局，谁谁病死了，谁谁得了老年痴呆症不认人了，谁谁穷得现在还得卖菜换油盐，总之，晚景凄凉的多。

而我最想知道的，是喂牲口的老哑巴的下落。还记得有回我与邻居的女孩溜进马棚，坐在干草堆上互捉头发里的虱子，我起了顽皮，将捉到的虱子往马槽里扔，被老哑巴发现了。他瞪着眼睛，举起猪八戒扛着的那种九齿钉耙，将我们赶出马棚。在他眼里，所有的牲畜都是圣洁的。

有人说老哑巴去了山东，还活着；也有人说，他早就死了。我想老哑巴去了另一世，是回到故园了。因为那里，是一个无声的世界。

冬：父亲的和尚梦

我们家人忆起发生在父亲身上的有趣往事，往往是在冬天那些昼短夜长的日子里。

父亲与冬天也确实有缘。他生于正月，死于腊月。也就是说，他是披着雪花来的，裹挟着朔风去的。他的命运，与寒流也就有着不解之缘。虽然说父亲性格明朗热烈，像团火焰。

祖母去世后，祖父独自拉扯着三个未成年的儿子，艰难度日。父亲十多岁时，祖父将他送到哈尔滨读中学，指望着父亲将来出息了，将他们从帽儿山带出来。祖父的四弟，也就是我的四爷爷，那时在哈尔滨的兆麟公园看大门。父亲平时住校，周末回四爷爷家里。虽然父亲的生活费由祖父出，可有时候他入不敷出了，四爷爷就得添钱。四爷爷多子多女，生活拮据，常添也添不起。所以父亲读中学时，常因家长没能及时续上伙食费而断炊挨饿。父亲说这样的窘况总是发生在月底，他提着饭盒去食堂打饭，轮到他时，伙夫会用勺子敲打着盆沿儿，高叫着：“迟泽凤，停伙了！”他只能羞愧地离开队伍，提着空饭盒走开。

父亲上中学时功课优异，音乐天赋尤其好。他是就读的中学里，小提琴拉得最好的学生。然而，无论是祖父还是四爷爷，都不可能供他继续求学，上他梦想的音乐学院了。父亲中学毕业后参加了工作，在哈尔滨的一家小型工具厂给职工教书。可是这份工作他并不称心，1956年，大兴安岭开发上马，年仅十九岁的他没有同家人商量，毅然报了名。当四爷爷得知父亲要去大兴安岭的消息时，他即将踏上北上的旅程了。四爷爷赶到火车站，找到父亲，泪涟涟地送给他一双七毛钱买的球鞋，还把身上的中山装脱下来送给他。父亲一去三十年，直到病逝，再没回到哈尔滨。他与四爷爷在火车站的告别，竟成永诀。

父亲来到天高地阔的大兴安岭，先是与几个朋友，在漠河乡办学，接着参加了放映队，给各个林场放映电影，丰富伐木工的文化生活。据说父亲做放映员的时候，热恋上了酒。冬天的时候，户外常常零下三四十度，父亲带着放映机和拷贝坐在马爬犁上，在林海雪原穿行，怀揣酒壶，走一程就得喝几口暖身子。而各个林场，总是好酒好肉款待放映队。有时候电影还没开演呢，父亲就被灌醉了。放映员醉了，银幕上的喜怒哀乐无法上演，人们只能眼巴巴地等着父亲醒来。

结束了放映队的生活，父亲回到漠河做教师，有了终身相依的伴侣。母亲认识父亲的时候，才十七岁，是乡广播站的广播员。因为是乡长的女儿，模样俊俏，嗓音甜美，给母亲介绍对象的人很多。可她最终还是选择了贫穷的父亲。母亲说父亲英俊，开朗，有才。他的毛笔字漂亮，吹拉弹唱样样都通，爱读书。他从哈尔滨来大兴安岭时，带来的唯一家当就是书。母亲十八岁时，嫁给了父亲，婚礼由外祖母家筹办。父亲坐着马爬犁，把母亲接进了洞房。父亲最爱对我们说起母亲的一件笑料就是，新婚的第二天早晨，他刚起来，听见灶房传来母亲的哭声。过去一看，原来这个家庭主妇，因为点不着火，无法做饭，蹲在灶坑前抹眼泪呢。母亲也真是没白哭，从此以后，生火做早饭的永远是父亲。自我记事起，每个早晨，都会先听见门响，之后灶房“哗啦——”一声响（那是父亲从院子里抱来劈柴了），接着是劈柴“噼啪噼啪”燃烧的声音，再接着是父亲哼小曲的声音（他喜欢一边做早饭一边唱着），最后是父亲挨个屋子热情洋溢的叫嚷声：“起来啦，起来啦！”这说明早饭妥了。

父母婚后两个月，把帽儿山的二叔接来读书。父亲辅导他，考上了齐齐哈尔医学院，成为大兴安岭最早考上中等医学专科院校的学生。我出生的次年，全家从漠河乡移居到三合站，然后又到了十八站林业局，最终定居在永安。不管换多少地方，父亲的角色始终不变，一直是教书匠。只不过到永安以后，他做了校长。“文革”开始后，父母先后倒了霉。父亲去“五七干校”，母亲因为来自中苏边境的漠河，被划定为“苏修特务”。父亲一两个月才回家一次，母亲若是被拉出去批斗，我们在家就没人管了。母亲说有一回她挨完斗回家，一进屋，发现我独自在炕上睡得正香，可枕畔却盘着一条蛇！我们家在山脚下，那是夏天，窗户敞着，蛇就是这样爬进来的。母亲说她被吓得半死，以为蛇会咬我。可是这蛇绕着我爬了一圈，像是给自己画了个句号，溜出窗户了。多年以后母亲忆及此事，还一脸惊恐。我笑着对母亲说，我属龙，蛇不好对同类下口吧。

母亲说，“文革”一开始，她和父亲就把被禁的书籍，用麻袋装着，背到松树林烧掉了。她回忆说，除了《红楼梦》等四大古典小说名著，还有巴金、老舍和张恨水的小说。

父亲在我们小镇，按时下人的说法，是个另类。他喜欢拉小提琴，喜欢念诗，喜欢在大地干农活时，采一把草甸子的野花，吊在锄头或镐头下扛回家。他被“工宣队”赶出学校后，竟然到塔河林业局找党委书记说理，人家不待见，他就坐在办公楼的台阶上控诉，说是党委决策失误，工人阶级只会毁掉学校，撤掉他是错误的，早晚有一天还得用他这样的人。

父亲去粮库后，和那儿的装卸工打成一片。他的酒喝得更甚了，而且学会了打情骂俏。我们小镇有一个叫田荣的女人，矮矮胖胖，倭瓜脸，屁股跟洗衣盆一般大，没心没肺的，整天跟鹅似的嘎嘎乐，男人见了她，都爱抱她一下取个乐子。父亲落魄后，有一次喝多了，见着田荣竟然也伸出手臂抱她，而我家的狗在一旁跟着热情洋溢地摇尾巴，路人见之，无不大笑，气得我直想剁掉父亲的手和狗的尾巴。父亲在粮库时，常揣着一兜黄豆回家，给我们炒豆子。我们说这是偷，他辩驳说粮库的人都这么干，他不拿，别人会瞧不起。而母亲参与“六大股”杀牛时，他也支持，是他深夜把牛肉担回家的，说是老牛成了废物，不能为生产队创造剩余价值了，该杀。只是杀牛时，属牛的他躲得远远的。

父亲懂得多，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别人聊什么，他都能接上茬。小镇人嫉妒他什么都能插上话吧，送他个“迟大白唬”的外号。我讨厌别人这么叫他，上初一时，有一天课间操，我去水房接水喝，一个男生在我背后叫了声“迟大白唬”，我怒火中烧，扔下茶缸，操起炉旁的一截松木杆，打算教训这个男生。他见势不妙，撒腿就跑，我一路追出水房。男生腿长跑得快，我就把松木杆当标枪一样投掷过去。虽然没命中目标，但把他吓得哇哇直叫，溜出操场，下一节课都未敢上。从此后他见着我，躲躲闪闪的，再不敢当我的面，喊父亲的绰号了。

父亲是个内心情感丰富的人。他拉小提琴，往往拉着拉着，眼睛就会湿了。他写毛笔字，也是写着写着，就要吟诵他喜欢的诗词。而他喝酒喝到兴处，会用筷子敲碗，唱起歌来。我们姊妹三个，他最喜爱的是我。每到春节，他为邻里写对子，我会帮着他把《春联集全》的书打开，裁剪红纸，铺展开来，让他挥毫。待墨迹干后，再将它们一幅幅折叠好。除了做他的“书僮”，我还在他的鼓励下编春联，供他挑选。有一年我家的仓房贴的就是我创作的春联，我把父亲的小名“满仓”编了进去。父亲写完后，我点着条幅，怪里怪气地叫了声“满仓”，他才反应过来，又喜又气地举着饱蘸墨汁的毛笔朝我扑来，要给我画鬼脸。

70年代末，父亲平反，又回永安学校做校长了。几年的粮库劳动，再加上恋酒成癖，他看上去衰朽了。他端酒盅时，手抖得厉害，酒常会溢出，不得不改用大号的暖壶盖做酒盏，这样就洒不了了。他也不像从前那样爱唱歌了，他歌声的翅膀在岁月的狂风中，无知无觉地折断了。他身上唯一没变化的，是对工作的执著。除了睡觉，他就待在学校，哪怕是礼拜天。他有时会说一些奇怪的话，比如说到毛主席，他则一声长叹，说英明的他最不该娶个戏子做夫人。提到林彪，他说叛国的人没有好下场，可惜了他过人的军事才能。他还常说要是不结婚多好，光棍一条，就可以像弘一法师那样，做个出家人，青灯古刹旁，碧水青山中，远离政治运动，远离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干干净净了此一生。李叔同的《送别歌》，是他除了曹子建的《洛神赋》之外，最喜欢的词了。父亲一唠叨他的和尚梦，母亲就抢白他，说李叔同是半路出家，他也可以像他那样抛妻弃子，遁入空门呀。父亲连说那可不行，老婆孩子没人照应，他不落忍。母亲说，就冲你恋酒的份上，这辈子也别想当和尚了！

父亲过度酗酒，年仅四十九岁就过世了。他走的那天，老天好像在开音乐会，轻灵的雪花如音符一样飞扬。怕他在那一世会冻着，我们为他穿上了厚厚的棉袄、棉裤和棉鞋，这使他看上去像个襁褓中的婴儿。他的形影不在了，可灵魂依然活跃，我们常常能从清晨起床的母亲嘴里，听到关于父亲的消息。父亲穿着中山装去城里开会了，父亲拉小提琴把鸟儿引来了，父亲找了个模样俊俏的女人给他做饭了，等等。母亲幽幽诉说着，好像这一切不是梦，而是活生生的现实。

我也常梦见父亲。有一次，我在梦中见到他坐在溪畔的石头上，身披袈裟，抚琴而歌。他的头颅因为没有一丝头发，在幽暗的森林中，就像一盏青白的灯。

2010年10月于哈尔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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