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当下的社区团购到底有多火 上海人的抱团自救

社区团购的力量和速度，成了自组织模式不可替代的优势。

撰 文 | 曹欣蓓

责 编 | 施 杨

最近，上海居民的手机里，突然新增了很多微信群。这些群的用户活跃度极高，只要发出二维码，就有上百人持续涌入，不断参与接龙。在此过程中，群主无需做任何的维护或引流，过往所谓的“社群裂变密码”“微信运营生意经”，瞬间都失去了参考意义。

这些微信群有着统一的称谓：团购群，它们还会根据各自销售品类的不同，分别叫“蔬菜群”“鸡蛋群”“牛奶群”“大米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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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上海被按下“暂停”键，随着冰箱中的存货日趋减少，社区团购成了上海居民们常见的“自救模式”。曾在2020年火极一时，又在2021年节节败退的社区团购，在上海居民对物资空前高涨的渴望中，重新焕发了新的生机。

管理大师德鲁克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由“有组织的机构”所构成的社会，社区团购作为组织模式的一种，其核心人员的规模并不大，一个团长外加几名志愿者，已然组成了全部。

可非常时期，正是这一小群人，成为了上海居民们的“哆啦A梦”，上到联络供应商，下到物资运送，团长和志愿者们承包了所有工作，并且一人多角，分饰商务、运营、客服、售后等不同职能。

作为一种自组织模式，社区团购为何能做到如此高效？自组织的驱动力、运行模式和生态演变进化路径是什么？《中欧商业评论》新组织观察工作室为此探寻了疫情之下，帮助居民实现“蔬菜自由”“大米自由”“肉类自由”的社区团购模式。

自组织的驱动力：利他是最高等级的利己

在早上9点发起蔬菜团购后，作为团长的王璐直到下午3点，才勉强吃上午饭。

从发起群接龙到收款，解答邻居们的团购疑问，再到最终复核所有用户购物数量，以及联络供应商供货，与物业沟通好卸货地点，王璐和志愿者们在6个小时内，组织了一场由260多名业主参与的蔬菜团购，还制作了一份精致的excel确认表格，把职场拼杀多年所养成的技能，发挥得淋漓尽致。

这份令人惊艳的人效，也成为了自组织的魅力所在——团队激励是管理者历来关注的话题，尽管管理者愿意投入金钱和时间，但想要让所有员工始终保持极高的主观能动性，始终是管理实践中的难点所在。

疫情之下，这些不赚任何一分钱的自组织却做到了人效的最大化，团长和志愿者们没有任何怨言，心甘情愿加班，也不计任何报酬，而这背后的初衷就是利他之心。

“你知道面对疫情，在不需要看病配药，也没有阳性隔离的情况下，生活最困难的是谁吗？老人。”王璐说道。

在王璐的小区里，有不少老年居民，他们不太会使用手机，更不会和年轻人一起拼手速抢菜，最常见的模式是靠儿女抢菜以后，请闪送带给他们。

“但问题是，现在抢菜太难了，年轻人都不一定能抢到。更何况，小区里还有些独居老人，他们买菜更是困难，”王璐表示，“反正我家里菜也不多了，就索性开个蔬菜团购，将邻居们从焦虑中解放出来。”

王璐成立团购的这份初衷，也是上海众多团长站出来的缩影——他们不带任何功利目的，只是由于自己家中需要物资，就主动站出来发起团购，顺便解决整个小区的需求。

克莱·舍基在《未来是湿的》中提到：在新的社会性工具的帮助下，人们能为了爱做出大事情。在强调个人价值的组织中，更能因为热爱、责任心、自我价值实现等动因，创造更大的价值。

在传统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中，人都是自利的，这也成为了组织运行的潜在逻辑，无论是薪酬激励或是优秀员工奖，企业通过加码员工报酬，在一定时期内达成相应契约，追求双方利益最大化。但当市场中出现更好的机会，或是报酬更高的工作，员工本着自利的驱动，极有可能打破这份契约，另谋东家。

在社区团购的自组织中，利他之心成为了原动力，在帮助整个小区实现“蔬菜自由”的同时，团长与志愿者收获了马斯洛需求的最高层次——自我实现。

可凡事总非一帆风顺，即使是利他之心，也难免会遭受误解，被怀疑为“利己徇私”。

原因无他，只是因为团购的菜价并不便宜。“有人在小区群里问我，‘团长赚了多少钱？’‘你和供货商私下达成了什么交易？’”王璐无奈道，“但我真没有加价，全是义务劳动。”

团购溢价不止困扰了居民，同样困扰了包括王璐在内的团长。

对此，一名电商从业人员匿名透露道，“如果团长和供货商都没有趁机抬价，实际有两种可能。第一，小区业主拿到的资源，已经经过了很多手倒腾，所以层层加价。第二，物流货运的成本在上升，但很多人并不了解。”

该名电商人员解释道，哪怕是在特殊时期，产地的价格变化并不大，但物流司机基本属于“炮灰式”运输，他们从外省来一次上海，就要隔离14天，因此物流费中，还要适当包含停工费。

“此外，高速公路上，很多车辆因没有核酸证明被劝返，就会造成堵车，一堵就是20多个小时，导致司机非常辛苦。再加上货车数量本就有限，这些车再停摆14天，市场就更紧俏了，成本自然会提升。”

虽然业主们不了解货运市场供需变化的加价，但令王璐感动的是，怀疑的声音只是很小一部分，当王璐把群公告改成“本群非商业性质，我不多收一分钱，如果大家有更划算的渠道，也欢迎随时和我联系，可以重新开团”后，不断有邻居在群内力挺王璐，表示“支持团长”“团长辛苦了”“团长有什么需要协助的，我们一起帮忙！”

稻盛和夫认为，自利是本能，但利他却是本事，他主张“自利利他”，并将利他视作最高等级的利己。

在非常时期，越来越多的团长和志愿者将来自顶级商业家的创业逻辑，应用在了小小的社区团购自组织中，这份帮助所有邻居的利他之心，为自组织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驱动力。

“听到邻居们的感谢时，很有成就感，”王璐说道，“继蔬菜团后，我又开了大米团、苹果团，反正自己需要，还能方便大家，辛苦点也值了。”

自组织的运行方程：分布式管理

《道德经》有云：“太上，不知有之。”一个理想的管理者，是员工察觉不到存在的管理者。

可惜的是，更多企业强调领导者的权威性，自上而下的管控造就了“一言堂”与“太监文化”。但在社区团购的自组织中，这份科层制的管理模式被打破了，取而代之的是分布式的各司其职、百花齐放。

与王璐不同，从事葡萄农业种植的Olivia在疫情前，就会组织小型社区精品团购，在疫情开始后，Olivia出于民生保障的目的，充分调度手头资源，四处寻找物资。

买菜战术表格

“很多团长会说，‘今天不能成团，因为被截单了’，你知道‘截单’到底什么意思吗？”Olivia解释道，“其实很简单，因为现在物资太紧张了，所有人都在抢。等有些团长在群内接龙，统计完数字报给供应商后，已经来不及了，这过程中，可能被其他人先付款拿下来，这就是‘截单’。”

相比于疫情后临时兼任的团长，Olivia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从事农业种植的她，不仅有专门的仓库，还拥有众多农业公司资源，能拿到价格划算的一手物资。

“只要看到好的商品，我都是直接3万、5万付过去，先把货定下来，其他事情以后再说。我们最初的货源来自上海，但后来上海的菜渐渐不够了，就开始拔江浙的菜地，由我直接垫付，现在江浙的菜地也被拔光了，短时间又长不出来，我们就从云南、山东各地拿菜。”

当保证货源变成第一要素，凌晨3点的上海对Olivia而言已是司空见惯，“其实2-3点是最好的抢货时机，因为供货商白天都忙着出货，等他们送完货，再盘完库存，就已经凌晨了。而我要第一时间拿货，尽量为更多人提供物资保障。”

但即使囤货成功，仅靠Olivia一个人，也难以实现如此大批量的团购。“我是自己小区及周边区域的团长，但我们货品浦西浦东都有供应，没法同时管那么多团。所以，我有个20多人的团长群，这些团长每人手下都有2-3个500人的大群，每天早上，我都会发货品消息，而我的身份则是供货商，负责将物资运送到团长们所在的小区。”

即使Olivia尽量把工作范畴精简，依然存在重重困难，例如很多用户在填写地址时，并不符合送货规范，“他们写的是自己小区名，但需要的是XX路XX弄，就造成了大量后台核对工作。”

为此，Olivia召集了十几名志愿者，协助进行地址核对，再由她安排运输。当货物到了小区门口后，各位团长则会和志愿者联系，再由所在小区的志愿者负责送货上门，在整个过程中，所有人各司其职，紧密衔接。

“团购社群就是很温暖的，大家很主动承担工作，彼此之间没有任何上下级之分，但效率很高，也很团结。”Olivia说道。

而这也成为了上海众多社区团购分工的缩影。曾有团长在做统计时，收到小区内邻居的消息，表示自己擅长excel，愿意主动承担制表和复核工作；也有女性团长在联络卸货时，小区内的邻居告诉她：“你一个小姑娘管什么卸货搬东西，把清单发过来，我们组个‘壮汉群’，你不用出门了”；还有些小区里，出现了各语种的翻译志愿者，从英语、日语到西班牙语，他们为外国租客解答团购疑惑，介绍如何使用微信群接龙工具。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曾经这样评价科层制：“科层制发展得越完美，它就越‘非人性化’，越能成功地消除所有无法计算的纯粹个人的、非理性的和情感的因素。”

如果说科层制效率的实现，来自管理者通过权威分派工作，并进行严格的KPI考核，那么分布式的自组织则打破了管控的桎梏，将“人”作为管理语境中的真正主语，所有团队成员之间不论地位高下，主动承担任务，积极分工合作。

在没有组织任何团建活动、没有打造任何团队文化标语的情况下，社区团购自组织的文化浑然天成，在温暖的小集体中，每个人都成为了康德口中的“目的”，而不是工具，“抱团自救”的自组织模式让所有人相互激发，共同形成合力。

自组织的生态演变：自进化

伦敦商学院客座教授加里·哈默在《组织的未来》中提到，世界的快速变化，要求企业同世界一起变化，进而要求企业必须建立“演化的优势”，不断重新思考、主动进行自我变革。

在团长与志愿者们的一次次试错中，社区团购的自组织同样也在进化。

“很多团长满腔热情地开团，但做了一次之后，发现吃力不讨好，就不肯再开团了。”卢莉表示。

“我第一次开团时，居民积极相应，但小区物业不配合，直接回复‘物业已经很忙了，不要再增加工作量，也没时间搬运。没有业委会的同意，团购商品不得在小区内卸货’。

当时，我开了一个蔬菜肉类团，属于硬通货，大家也很需要，但物业的回复几乎把团购叫停了。我好心想做事，也愿意奉献，却处处受阻。

想到这么多人都需要蔬菜，我只能试图联系业委会，可新的问题在于：上海年轻人在小区的参与度都很低，小区微信群被我长期屏蔽，如果不是此次疫情，我都没在群里说过话，更不知道业委会成员是谁。

我不怕繁琐，也不怕连夜统计数据，但每个沟通环节都找不到人，想到供应商的物资随时可能被截走，而我居然还在等业委会通过好友申请，真的很焦虑。”

幸运的是，最终联系上了业委会后，卢莉收获了大力支持，业委会不仅帮卢莉牵线联络，还经此一事后，特地成立了团长群，不断动态迭代规则，至今已演化出成熟的团购管理模式：在开团时，所有团长先加群，告知计划团购的商品，业委会统一负责与物业沟通，安排卸货地点和货物搬运，减轻团长负担。

在团长群内，每当有新团长加入，老团长们还会纷纷传授经验，例如开团时，品类越简单，成团越迅速，也越便于统计；付款时，为了更好地核对账目，较之于请业主们在群内发定向红包，发起群收款是更便捷的策略等。

从最初手忙脚乱的团购联络，到如今胸有成竹的团购接龙，众多团长用智慧和试错快速迭代，不断优化团购流程，在避免了“让多做事的人吃亏”，不让组织中的优秀成员“热心加入，灰心离开”的情况下，保证了自组织模式的进化不止，生生不息。

“很多年轻人都愿意为小区做事，只是大家平时也没有渠道，疫情是一个契机，”卢莉表示，“但想让这份热情持久，而不是在一次次沟通中被磨灭，其实要感谢不断进化的小区团购流程。

现在，我们小区团购已经很成熟了，只要跟着规则走下来，每一步都很明确，大家也越做越顺畅，都愿意当团长。昨天，我还听到有个志愿者说，‘看看邻居们还缺什么，要不，下次我也开个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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