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当下的社区团购到底有多火 上海人的抱团自救

上海当下的社区团购到底有多火 上海人的抱团自救(1)

社区团购的力量和速度,成了自组织模式不可替代的优势。

撰 文 | 曹欣蓓

责 编 | 施 杨

最近,上海居民的手机里,突然新增了很多微信群。这些群的用户活跃度极高,只要发出二维码,就有上百人持续涌入,不断参与接龙。在此过程中,群主无需做任何的维护或引流,过往所谓的“社群裂变密码”“微信运营生意经”,瞬间都失去了参考意义。

这些微信群有着统一的称谓:团购群,它们还会根据各自销售品类的不同,分别叫“蔬菜群”“鸡蛋群”“牛奶群”“大米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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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上海被按下“暂停”键,随着冰箱中的存货日趋减少,社区团购成了上海居民们常见的“自救模式”。曾在2020年火极一时,又在2021年节节败退的社区团购,在上海居民对物资空前高涨的渴望中,重新焕发了新的生机。

管理大师德鲁克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由“有组织的机构”所构成的社会,社区团购作为组织模式的一种,其核心人员的规模并不大,一个团长外加几名志愿者,已然组成了全部。

可非常时期,正是这一小群人,成为了上海居民们的“哆啦A梦”,上到联络供应商,下到物资运送,团长和志愿者们承包了所有工作,并且一人多角,分饰商务、运营、客服、售后等不同职能。

作为一种自组织模式,社区团购为何能做到如此高效?自组织的驱动力、运行模式和生态演变进化路径是什么?《中欧商业评论》新组织观察工作室为此探寻了疫情之下,帮助居民实现“蔬菜自由”“大米自由”“肉类自由”的社区团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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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组织的驱动力:利他是最高等级的利己

在早上9点发起蔬菜团购后,作为团长的王璐直到下午3点,才勉强吃上午饭。

从发起群接龙到收款,解答邻居们的团购疑问,再到最终复核所有用户购物数量,以及联络供应商供货,与物业沟通好卸货地点,王璐和志愿者们在6个小时内,组织了一场由260多名业主参与的蔬菜团购,还制作了一份精致的excel确认表格,把职场拼杀多年所养成的技能,发挥得淋漓尽致。

这份令人惊艳的人效,也成为了自组织的魅力所在——团队激励是管理者历来关注的话题,尽管管理者愿意投入金钱和时间,但想要让所有员工始终保持极高的主观能动性,始终是管理实践中的难点所在。

疫情之下,这些不赚任何一分钱的自组织却做到了人效的最大化,团长和志愿者们没有任何怨言,心甘情愿加班,也不计任何报酬,而这背后的初衷就是利他之心。

“你知道面对疫情,在不需要看病配药,也没有阳性隔离的情况下,生活最困难的是谁吗?老人。”王璐说道。

在王璐的小区里,有不少老年居民,他们不太会使用手机,更不会和年轻人一起拼手速抢菜,最常见的模式是靠儿女抢菜以后,请闪送带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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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问题是,现在抢菜太难了,年轻人都不一定能抢到。更何况,小区里还有些独居老人,他们买菜更是困难,”王璐表示,“反正我家里菜也不多了,就索性开个蔬菜团购,将邻居们从焦虑中解放出来。”

王璐成立团购的这份初衷,也是上海众多团长站出来的缩影——他们不带任何功利目的,只是由于自己家中需要物资,就主动站出来发起团购,顺便解决整个小区的需求。

克莱·舍基在《未来是湿的》中提到:在新的社会性工具的帮助下,人们能为了爱做出大事情。在强调个人价值的组织中,更能因为热爱、责任心、自我价值实现等动因,创造更大的价值。

在传统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中,人都是自利的,这也成为了组织运行的潜在逻辑,无论是薪酬激励或是优秀员工奖,企业通过加码员工报酬,在一定时期内达成相应契约,追求双方利益最大化。但当市场中出现更好的机会,或是报酬更高的工作,员工本着自利的驱动,极有可能打破这份契约,另谋东家。

在社区团购的自组织中,利他之心成为了原动力,在帮助整个小区实现“蔬菜自由”的同时,团长与志愿者收获了马斯洛需求的最高层次——自我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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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凡事总非一帆风顺,即使是利他之心,也难免会遭受误解,被怀疑为“利己徇私”。

原因无他,只是因为团购的菜价并不便宜。“有人在小区群里问我,‘团长赚了多少钱?’‘你和供货商私下达成了什么交易?’”王璐无奈道,“但我真没有加价,全是义务劳动。”

团购溢价不止困扰了居民,同样困扰了包括王璐在内的团长。

对此,一名电商从业人员匿名透露道,“如果团长和供货商都没有趁机抬价,实际有两种可能。第一,小区业主拿到的资源,已经经过了很多手倒腾,所以层层加价。第二,物流货运的成本在上升,但很多人并不了解。”

该名电商人员解释道,哪怕是在特殊时期,产地的价格变化并不大,但物流司机基本属于“炮灰式”运输,他们从外省来一次上海,就要隔离14天,因此物流费中,还要适当包含停工费。

“此外,高速公路上,很多车辆因没有核酸证明被劝返,就会造成堵车,一堵就是20多个小时,导致司机非常辛苦。再加上货车数量本就有限,这些车再停摆14天,市场就更紧俏了,成本自然会提升。”

虽然业主们不了解货运市场供需变化的加价,但令王璐感动的是,怀疑的声音只是很小一部分,当王璐把群公告改成“本群非商业性质,我不多收一分钱,如果大家有更划算的渠道,也欢迎随时和我联系,可以重新开团”后,不断有邻居在群内力挺王璐,表示“支持团长”“团长辛苦了”“团长有什么需要协助的,我们一起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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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盛和夫认为,自利是本能,但利他却是本事,他主张“自利利他”,并将利他视作最高等级的利己。

在非常时期,越来越多的团长和志愿者将来自顶级商业家的创业逻辑,应用在了小小的社区团购自组织中,这份帮助所有邻居的利他之心,为自组织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驱动力。

“听到邻居们的感谢时,很有成就感,”王璐说道,“继蔬菜团后,我又开了大米团、苹果团,反正自己需要,还能方便大家,辛苦点也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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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组织的运行方程:分布式管理

《道德经》有云:“太上,不知有之。”一个理想的管理者,是员工察觉不到存在的管理者。

可惜的是,更多企业强调领导者的权威性,自上而下的管控造就了“一言堂”与“太监文化”。但在社区团购的自组织中,这份科层制的管理模式被打破了,取而代之的是分布式的各司其职、百花齐放。

与王璐不同,从事葡萄农业种植的Olivia在疫情前,就会组织小型社区精品团购,在疫情开始后,Olivia出于民生保障的目的,充分调度手头资源,四处寻找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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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菜战术表格

“很多团长会说,‘今天不能成团,因为被截单了’,你知道‘截单’到底什么意思吗?”Olivia解释道,“其实很简单,因为现在物资太紧张了,所有人都在抢。等有些团长在群内接龙,统计完数字报给供应商后,已经来不及了,这过程中,可能被其他人先付款拿下来,这就是‘截单’。”

相比于疫情后临时兼任的团长,Olivia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从事农业种植的她,不仅有专门的仓库,还拥有众多农业公司资源,能拿到价格划算的一手物资。

“只要看到好的商品,我都是直接3万、5万付过去,先把货定下来,其他事情以后再说。我们最初的货源来自上海,但后来上海的菜渐渐不够了,就开始拔江浙的菜地,由我直接垫付,现在江浙的菜地也被拔光了,短时间又长不出来,我们就从云南、山东各地拿菜。”

当保证货源变成第一要素,凌晨3点的上海对Olivia而言已是司空见惯,“其实2-3点是最好的抢货时机,因为供货商白天都忙着出货,等他们送完货,再盘完库存,就已经凌晨了。而我要第一时间拿货,尽量为更多人提供物资保障。”

但即使囤货成功,仅靠Olivia一个人,也难以实现如此大批量的团购。“我是自己小区及周边区域的团长,但我们货品浦西浦东都有供应,没法同时管那么多团。所以,我有个20多人的团长群,这些团长每人手下都有2-3个500人的大群,每天早上,我都会发货品消息,而我的身份则是供货商,负责将物资运送到团长们所在的小区。”

即使Olivia尽量把工作范畴精简,依然存在重重困难,例如很多用户在填写地址时,并不符合送货规范,“他们写的是自己小区名,但需要的是XX路XX弄,就造成了大量后台核对工作。”

为此,Olivia召集了十几名志愿者,协助进行地址核对,再由她安排运输。当货物到了小区门口后,各位团长则会和志愿者联系,再由所在小区的志愿者负责送货上门,在整个过程中,所有人各司其职,紧密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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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购社群就是很温暖的,大家很主动承担工作,彼此之间没有任何上下级之分,但效率很高,也很团结。”Olivia说道。

而这也成为了上海众多社区团购分工的缩影。曾有团长在做统计时,收到小区内邻居的消息,表示自己擅长excel,愿意主动承担制表和复核工作;也有女性团长在联络卸货时,小区内的邻居告诉她:“你一个小姑娘管什么卸货搬东西,把清单发过来,我们组个‘壮汉群’,你不用出门了”;还有些小区里,出现了各语种的翻译志愿者,从英语、日语到西班牙语,他们为外国租客解答团购疑惑,介绍如何使用微信群接龙工具。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曾经这样评价科层制:“科层制发展得越完美,它就越‘非人性化’,越能成功地消除所有无法计算的纯粹个人的、非理性的和情感的因素。”

如果说科层制效率的实现,来自管理者通过权威分派工作,并进行严格的KPI考核,那么分布式的自组织则打破了管控的桎梏,将“人”作为管理语境中的真正主语,所有团队成员之间不论地位高下,主动承担任务,积极分工合作。

在没有组织任何团建活动、没有打造任何团队文化标语的情况下,社区团购自组织的文化浑然天成,在温暖的小集体中,每个人都成为了康德口中的“目的”,而不是工具,“抱团自救”的自组织模式让所有人相互激发,共同形成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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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组织的生态演变:自进化

伦敦商学院客座教授加里·哈默在《组织的未来》中提到,世界的快速变化,要求企业同世界一起变化,进而要求企业必须建立“演化的优势”,不断重新思考、主动进行自我变革。

在团长与志愿者们的一次次试错中,社区团购的自组织同样也在进化。

“很多团长满腔热情地开团,但做了一次之后,发现吃力不讨好,就不肯再开团了。”卢莉表示。

“我第一次开团时,居民积极相应,但小区物业不配合,直接回复‘物业已经很忙了,不要再增加工作量,也没时间搬运。没有业委会的同意,团购商品不得在小区内卸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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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开了一个蔬菜肉类团,属于硬通货,大家也很需要,但物业的回复几乎把团购叫停了。我好心想做事,也愿意奉献,却处处受阻。

想到这么多人都需要蔬菜,我只能试图联系业委会,可新的问题在于:上海年轻人在小区的参与度都很低,小区微信群被我长期屏蔽,如果不是此次疫情,我都没在群里说过话,更不知道业委会成员是谁。

我不怕繁琐,也不怕连夜统计数据,但每个沟通环节都找不到人,想到供应商的物资随时可能被截走,而我居然还在等业委会通过好友申请,真的很焦虑。”

幸运的是,最终联系上了业委会后,卢莉收获了大力支持,业委会不仅帮卢莉牵线联络,还经此一事后,特地成立了团长群,不断动态迭代规则,至今已演化出成熟的团购管理模式:在开团时,所有团长先加群,告知计划团购的商品,业委会统一负责与物业沟通,安排卸货地点和货物搬运,减轻团长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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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团长群内,每当有新团长加入,老团长们还会纷纷传授经验,例如开团时,品类越简单,成团越迅速,也越便于统计;付款时,为了更好地核对账目,较之于请业主们在群内发定向红包,发起群收款是更便捷的策略等。

从最初手忙脚乱的团购联络,到如今胸有成竹的团购接龙,众多团长用智慧和试错快速迭代,不断优化团购流程,在避免了“让多做事的人吃亏”,不让组织中的优秀成员“热心加入,灰心离开”的情况下,保证了自组织模式的进化不止,生生不息。

“很多年轻人都愿意为小区做事,只是大家平时也没有渠道,疫情是一个契机,”卢莉表示,“但想让这份热情持久,而不是在一次次沟通中被磨灭,其实要感谢不断进化的小区团购流程。

现在,我们小区团购已经很成熟了,只要跟着规则走下来,每一步都很明确,大家也越做越顺畅,都愿意当团长。昨天,我还听到有个志愿者说,‘看看邻居们还缺什么,要不,下次我也开个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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