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影响孟养浩创作金瓶梅的主要因素（简述影响孟养浩创作金瓶梅的主要因素）

简述影响孟养浩创作《金瓶梅》的主要因素

古代奇书《金瓶梅》作者探源之二

何 方

孟养浩创作《金瓶梅》，必须有重要的因素影响着他，并且要有一种强大的驱动力，才能完成这部百万字的巨著。特别是作为一名朝廷官员为什么会创作《金瓶梅》这样一部作品？他的驱动力在哪里，作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因素。

一、乱象丛生的朝廷影响他创作了《金瓶梅》

孟养浩从1583年到1592年10年时间在朝廷为官。当时是明朝后期，也是明朝王的衰亡时期。神宗皇帝成天沉迷于后宫，20余年上朝，不过问朝政，朝政从上到下政治腐败，生活奢靡，社会风气日渐败坏，下层人民被官、商、霸盘剥、生活清苦。运河一带商业开始繁荣，朝廷权贵与地方官员勾结、官商勾结大肆敛财。迂腐不化的道德指标，导致了当时社会混乱不堪，社会乱象丛生，整个明王朝上上下下都笼罩在腐朽的道德阴霾之中。孟养浩作为专职言官，对当时朝廷发生的事耳濡目染。作为一名正直的言官，对乱象丛生的朝廷深恶痛绝，发出了“由来施主多崇异”的感慨。

1、国本之争 导致朝政内耗严重

神宗正宫王皇后没有子嗣。万历九年（1581年）冬，神宗去看望他母亲李太后时，偶然临幸了照顾母亲的宫女王氏，生下了皇长子朱常洛。神宗认为不是自己明媒正娶的妃子所生，因此对皇长子朱常洛母子一直冷落。也是万历九年，朝廷备选九嫔。万历十年（1582年）三月，神宗册封九嫔，嫔妃之一的郑氏被封为淑嫔，位居九嫔第二位。皇长子母亲王氏封为恭妃。在众多嫔妃中，神宗对郑氏尤为宠爱，万历十二年（1584年）郑妃被晋封为德妃，产下皇二子朱常溆，可惜夭折。神宗对郑德妃宠爱不减，万历十四年（1586年）正月初五，郑德妃生下皇三子朱常洵，随即郑德妃被晋封为贵妃。郑贵妃倚宠，借机乞求神宗立皇三子朱常洵为太子，自己做皇后。爱屋及乌，神宗也希望让郑贵妃的儿子成为皇帝。

虽然郑贵妃这时的名份仅次于王皇后，但她前面还有皇帝的大皇子，要把自己的儿子扶上皇帝宝座并不容易。因为当时明朝立太子的规定是“有谪立谪，无嫡立长”，也就是说皇帝的长子是最应该被立为太子的。神宗本身有了皇长子，想立次子、三子就违反祖制。郑贵妃为了达到目的，乞求神宗与她写下立皇三子为太子的协议，并在道教庙宇中立誓。神宗的承诺，违背了明朝祖制和封建礼制，势必引起重大的政治危机。

神宗专宠郑贵妃，迟迟不立太子。朝中孟养浩和大臣们纷纷猜疑，担心郑贵妃立皇三子为太子，以损害国本。大臣们争相提及皇储问题，奏折累计成百上千，大都是指责郑贵妃干政。其中最为典型的是进士陈登云，他在万历十六年六月遂因灾异抗疏，劾妃父郑承宪，言：“承宪怀祸藏奸，窥觊储贰，且广结术士之流，曩陛下重惩科场冒籍，承宪妻每扬言事由己发，用以恐吓勋贵，簧鼓朝绅，不但惠安遭其虐焰，即中宫与太后家亦谨避其锋矣，陛下享国久长，自由敬德所致，而承宪每对人言，以为不立东宫之效。干扰盛典，蓄隐邪谋，他日何所不至？”疏入，贵妃、承宪皆怒，同列亦为登云危，帝竟留中不下。很多大臣的奏折，神宗都搁置不理，仍旧宠幸郑贵妃。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皇帝的家事就是国家大事，任何一个决定都会对政治时局带来重大影响。既然自古就有“有谪立谪，无嫡立长”的制度，那么就应该按照这个规矩来，这样也是为了维护皇帝家庭的和睦，避免皇子们因为争权夺势而互相残杀。

大臣与神宗和郑贵妃在立太子、册封皇长子母亲王恭妃为贵妃、皇长子朱常洛接受正规教育的问题上，进行了长达25年斗争，使精疲力尽的神宗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十月才不得不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此时皇长子已经十九岁，十一岁才开始接受正规教育）、皇三子朱常洵封为福王，这场“国本之争”基本结束。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有大臣上疏怀疑神宗要换太子，指责是郑贵妃从中作乱，结果又株连逮捕一大批人。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又有大臣上疏郑贵妃以及福王要谋害皇太子，神宗让福王朱常洵就藩，被郑贵妃暗中阻止。

这场复杂的政治事件，共逼退内阁首辅（宰相）四人（申时行、王家屏、赵志皋、王锡爵）、部级官员十余人，涉及中央及地方官员人数达三百多人，其中一百多人被罢官、解职、发配充军，还整治了一批“东林党”人。

2、郑贵妃倚宠搜刮钱财

郑氏家族权势显赫，可谓“一人得道，全家升天”。其父亲、哥哥、都是都督同知，堂兄、侄儿等都身居要职，他们倚仗权势大肆敛财。据《明史 后宫故事》记载，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以后，神宗派出大批矿监税吏，赋予种种特权，到各处去搜刮金银财宝。一方面，矿监税吏大都是郑贵妃的心腹宦官，他们知道郑贵妃受神宗宠幸，无不极力巴结。他们把从各地搜刮来的金钱和各地进贡的税银，进贡神宗与郑贵妃等大肆挥霍。福王朱常洵婚费达三十万两白银，经营洛阳邸第达二十八万白银，十倍常制。还有四川的盐税、茶税和没收张居政的财产等都送给了朱常洵。廷臣请王之籓者数十百奏（数以百计的大臣上疏反对），神宗不予理睬。

3、后宫生活奢靡

据《国朝宫史》记载明代后宫开支巨大：“有明之季，脂粉钱岁至四十万两，内用薪炭，巧立名色，靡费更甚”。按照惯例，明朝后宫的胭脂费一般维持在每年40万两白银，而万历皇帝当政的时候，猛增到100万两，万历皇帝还嫌不够，又让户部增加20万两。脂粉费突然增加到了原来的三倍，那么宫妃也得相应增加。怎么养活那么多宫妃?首先是国家财政支出，再是建自己的“小金库”，让太监、爪牙到各地搜刮民财。

4、皇帝注重酒色财气 怠慢朝政

据“金学”研究专家陈东分析《金瓶梅》的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告诫人们远离酒、色、财、气。《金瓶梅》形象展示了色、财、权、气四位一体的西门庆人生模式，高度概括了明朝中后期腐败制度下的乱相以及社会腐败的成因。

万历十五年后，神宗怠慢朝政，整日在后宫纸醉金迷，沉浸其中不能自拔。与孟养浩同年（1583年）考取进士的雒于仁于万历十七年（1589年）专门为神宗上奏了一份《酒色财气四箴疏》奏章。

据《明史·<明实录>》记载《酒色财气四箴疏》又名《酒色财气疏》，时任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在万历十七年十二月(1589年 )写的一份奏疏，他针对神宗身体状况不佳，上疏批评、劝诫，在他看来，神宗之所以身体不好就是因为酒色财气四个字。

《酒箴》：耽彼曲蘖，昕夕不辍，心志内懵，威仪外缺。神禹疏仪，夏治兴隆。进药陛下，酿醑勿祟。

《色箴》：艳彼妖姬，寝兴在侧，启宠纳侮．争妍误国。成汤不迩，享有遐寿。进药陛下，内嬖勿厚。

《财箴》：竞彼锣镣，锱铢必尽，公帑称盈，私家悬罄。武散鹿台，八百归心；隋炀剥利，天命难湛。进药陛下，贷贿勿侵。

《气箴》：逞彼忿怒，恣睢任情，法尚操切，政戾公平。虞舜温恭，和以致祥；秦皇暴戾，群怨孔彰。进药陛下，旧怨勿藏。 皇上之恙，病在酒色财气也。

夫纵酒则溃胃，好色则耗精，贪财则乱神，尚气则损肝。以皇上八珍在御，宜思德将无醉也，何日饮不足，继之长夜。甚则沉醉之后，持刀弄枪。以皇上妃嫔在侧，宜思戒之在色也。夫何幸十俊以开骗门，溺爱郑氏，储位应建而未建。其病在恋色者也。 以皇上富有四海，宜思慎乃捡德也。夫何取银动至几十万两，索潞绸动至几千匹，略不知节。甚或拷索宦官，得银则喜，无银则怒而加杖。皇上无宜自解，何以信天下，而服沂之心耶！此其病在贪财也。 以皇上不怒而威畏，宜思有忿速惩也。夫何今日杖宫女，明日杖宦官，彼诚有罪，置以法律，责之逐之可也，不必杖之累百，而不计其数，竟使毙于杖下。此其病在尚气也。 皇上诚嗜酒矣，何以禁臣下之宴会；皇上诚贪财矣，何以惩臣下之饕餮；皇上诚尚气矣，何以劝臣下之和衷。

神宗看此奏折后无比愤怒，要严惩雒于仁，被首辅（宰相）王家屏劝阻。

之后，神宗将大臣上疏的奏章大都“留中”。“留中”，就是把大臣们送上来的奏疏放在宫中，既不批示，也不发下。特别是大臣们反对册封郑德妃为贵妃，请求册封王恭妃为贵妃，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的奏折更是如此。对奏章采取“留中”不发的态度，导致了政府运作瘫痪。当朝廷内部出现动荡时，神宗也懒得去理睬平息，最后干脆不上朝，时间长达二十八年之久。“万历怠政”最严重的几年，缺位的官员都不补上，以至于六部尚书缺了三人，六部侍郎缺了十人，言官御史缺了九十四人，各省布政使按察使级别官员缺了六十六人，造成各级衙门都缺官。由于神宗怠慢朝政，很多国家机关工作不能正常开展，大臣怨声四起。

身为神宗身边正直的专职言官孟养浩身临其境，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对现实极为不满。

二、复杂的社会矛盾促使他创作了《金瓶梅》

万历年间，各种社会矛盾丛生。一些宦官称郑贵妃为“内主”，称其父为“国父”。他们倚仗着这个后台在各地大搞土地纳献，搜刮掠夺，杀人抢劫，无恶不作。虽然各地百姓群起反抗，一些正直的地方官员也纷纷上疏要求惩办这些宦官，但是神宗与郑贵妃都极力为他们开脱，使他们逍遥法外，助长了官僚贪图享受，无恶不作。也激起了各地的民变，导致社会动荡不安。

1、土地纳献、投献严重。土地纳献、投献、兼并是明朝中后期的一大特色。万历初年，张居正任首辅期间清丈土地，抑制兼并。但人亡政息，投献更烈。如保定府定兴县，有千顷“永不起科”民田，被“奸 民投献，勋戚奏讨”，成为乾清宫、慈宁宫、雍靖王妃、延庆公主、瑞安公主、寿阳公主、恭顺侯、驸马许从诚，锦衣卫千户陈尚忠及五军营等十处勋贵庄田，导致数千户沦为庄佃，课以苛重的籽粒，有人感叹“贫莫贫于佃户，富莫富于勋戚”。

湖州董份，官至礼部尚书，富冠三吴，有田千百顷，连接苏、湖诸邑。这些田地，大都用强占、纳献、压价购置等手段掠夺而来，因此招致农民的强烈不满，酿成万历二十年的民变，民众纷纷索还田地。“田产任其割据，庐舍任其劫掠。”结果董氏家产“不数月存者十仅二三”。荆州乡官陆师贽曾极言投献之害：“今世最害人之事，无如投献田地人口者……”

2、盗贼横行。全国上下盗贼横行。当时一男子单枪匹马持刀闯入周王府，大大咧咧抢掠一番后离开，竟无人问津。为什么出现如此情况？因为当地的巡抚和知府，都已经缺位了三年，根本就没有主管官员管事。藩王都这个遭遇，普通百姓自然可以想象。当时的北京周围都是盗贼横行。万历中叶时的"惯贼"左文俊，一度在北京周边聚集数千人，打劫生意做得红红火火。神宗接连颁发严旨要惩处，各级官员却置若罔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愿过问。

3、苛税如虎。万历年间，虽然三大战役获胜巩固了边防，却导致国库空虚，财政困难。神宗派太监为天下矿监和税监以充实内库，然而矿监税使大多假借名义搜刮民间财产，导致民间怨声载道。据《金陵琐事》记载：万历二十八年时的苏州，就是“税官如虎狼，与盗无异”。当时有个卖灯草的小贩，从苏州出发卖灯草，一路不停被税官抽税，到了目的地才发现，就算灯草全卖光，也挣不回这亏空，干脆气得一把火烧光。万历二十九年的广东，刑部主事王临亨记载：贸易发达的岭南，一艘商船过境路上，也要被不停抽税，有“桥税”“番税”等各种名目，层层抽税，各级官员一起发财。由于苛捐杂税多，为躲苛捐杂税只有逃跑，很多村庄农民跑光，百姓生活困苦，流离失所。正如《明神宗实录》记载：“大者破产，小者倾囊，每到徭役之时就惹得人心惶惶，动荡不安”。

4、灾情无人问。明朝内阁大学士叶向高，指责明朝官场两大毛病，一是“上下隔绝”，二是“士大夫好胜喜争”。据《明经世文编》里记载，万历年间“灾情荐至”“民食土矣”“难民顾而不知所往”的景象。但是朝堂之上，无论是怠政的神宗，还是互相争权夺利的群臣，却始终不见有紧迫的反应，少有紧急赈济。山东诸城举人陈其猷当年进京会试，他从诸城到北京，亲历了山东大饥荒遍布的惨景，然后把他看到的一切都绘在《饥民图》里。在《饥民图》一字一泪的序言里，陈其猷发出了悲愤的呐喊：出诸城出发离家二十里，满眼就是饿殍遍野，甚至“人相食”。这样的惨景在当地已司空见惯。而京城却依然是“声歌诱耳”“繁华夺目”。触目惊心的灾荒，在各级官员眼里，竟是“漠然不相关矣”。

从万历十五年开始横征暴敛，使得国家经济急转直下，社会矛盾日益突出。神宗逐渐对民生失去了兴趣，留在后宫享受奢华生活。由于他的怠政荒淫，使得后期社会矛盾重重。万历中晚期起，民变纷起，湖广、江西、苏州、云南、徐州、南京、辽东等地都相继暴发过大规模的暴乱，整个明王朝便从一个顶点很快跌落，神宗死后仅24年，李自成就攻破了京城，明朝宣告灭亡。

三、百杖酷刑迫使他创作了《金瓶梅》

孟养浩之所以被处极刑，就是因为他对当时的社会非常不满，与同事李献可等一批正直的大臣反对朝廷腐败，反对官官勾结、官商勾结，反对册封郑德妃为贵妃，主张立皇长子为太子。神宗和郑贵妃对这些大臣非常不满，予以严惩。孟养浩的同事御史邹德泳，户兵刑工四科都给事中丁懋逊、张栋、吴之佳、杨其休，礼科左给事中叶初春、德泳、懋逊等六人并贬一秩。还有钟羽正、阮弘绪（咸宁通山人）也被除名。大学士赵志皋论救，被旨谯让。吏科右给事中陈尚象等等一大批大臣被惩处。剧作家汤显祖也被发配到海南的雷州充边。

特别是李献可因在一次抄录资料时，把明朝先前的明孝宗朱祐樘年号弘治误抄为洪治，仅误抄一字，神宗就“责以违旨侮君，贬秩调外，寻除名”。首辅（宰相）王家屏认为处理过重，将御批退回给神宗，神宗更是气愤，想法继续惩治大臣。

在这种情况下，孟养浩不顾个人安危，向神宗皇帝上疏“五点不可”奏疏，神宗看后大怒：“养浩疑君惑众，狂吠激上，好生可恶，殊可痛恶。令锦衣卫杖之百，削籍为民，永不叙用。中外交荐，悉报寝”。于是孟养浩被拉到午门实施廷杖，险些丧命。

据《钦定四库全书》·明史（列传第一百二十一）详细记载了这一经过：孟养浩，字义甫，湖广咸宁人。万历十一年进士。授行人。擢户科给事中，迁左给事中。

帝严谴李献可，养浩疏谏曰：“人臣即至狂悖，未有敢于侮君者，陛下岂真以其侮而罪之耶？献可甫跻礼垣，骤议巨典。一字之误，本属无心，乃遽蒙显斥。臣愚以为有五不可。元子天下本，豫教之请，实为宗社计。陛下不惟不听，且从而罚之，是坐忍元子失学，而敝帚宗社也。不可者一。

长幼定序，明旨森严，天下臣民既晓然谅陛下之无他矣。然豫教、册立本非两事。今日既迟回于豫教，安知来岁不游移于册立，是重启天下之疑。不可者二。

父子之恩，根于天性，豫教之请，有益元子明甚。而陛下罪之，非所以示慈爱。不可者三。

古者引裾折槛之事，中主能容之。陛下量侔天地，奈何言及宗社大计，反震怒而摧折之？天下万世谓陛下何如主？不可者四。

献可等所论，非二三言官之私言，实天下臣民之公言也。今加罪献可，是所罪者一人，而实失天下人之心。不可者五。祈陛下收还成命，亟行豫教。

帝大怒：‘言册立已谕于明年举行，养浩疑君惑众，狂吠激上，好生可恶，殊可痛恶。令锦衣卫杖之百，削籍为民，永不叙用。中外交荐，悉报寝’。”

谕旨下发后，大臣们纷纷上疏劝说神宗收回成命。神宗不仅不收回成命，还还特地在孟养浩受刑时，在行刑厅中央竖起一根大木柱，他站在木柱旁边，手持大刀，孟养浩被打十杖，行刑官向神宗报告一次，神宗就用大刀朝木柱上猛砍一刀，砍的口子深达一寸许。说明当时神宗皇帝对孟养浩是多么厌恶。这便是为什么孟养浩感慨“一诏纶台未忍听”的缘故。

孟养浩受刑皮开肉绽难以忍受，高喊“高皇帝”，然后昏死过去。高皇帝是指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孟养浩高喊开国皇帝，意指神宗愧做朱元璋的后代。在李太后的保护下孟养浩才得以活下来。

孟养浩亲眼看到朝廷腐败和肮脏的社会乱象，加之他身边的同事、朋友一批又一批被赶出了朝廷，或革职，或充边，或致死，使他的心灵受到了极度创伤，加之他本人又受到如此重刑，悲愤地发出了“铁屐蹈穿尘世界”的呐喊。他要让“金章飞下宋宫庭”，他要“委蜕千年事”，让“神功万载传”，要让“宋代的金莲绿在玉堂里”，要让“千年的朱花吐进文章里”。

四、母亲与王恭妃同病相连驱使他创作了《金瓶梅》

明朝万历年间，家境贫寒的孟养浩考乡试第五名，1583年正准备进京考进士，父亲突然病故，母亲患眼疾（半失明），妻子快生孩子，他准备放弃考试，在家陪伴家人，等下一届再去京城应试。经县衙官员和亲朋好友劝说，孟养浩才进京考试，考取第三十名进士，然后留在神宗身边做言官。孟养浩在朝廷亲眼目睹了朝廷里的乱象，特别是被神宗宠幸的郑贵妃为立自己儿子为太子，自己当皇后，极力虐待皇长子母子，把其母子锁在屋子不让出门，待遇上克扣，吃饭都只能由郑贵妃派人送去，连冬天的烤火炉都要收走。王恭妃伤心欲绝，整日以泪洗面，导致双目失明。

孟养浩的母亲也是双目半失明，孟养浩深深地体会到眼睛失明给生活带来的艰辛。王恭妃的眼睛被郑贵妃人为导致，在孟养浩的心灵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原本是王恭妃享受的生活却被郑贵妃窃取，反而遭到如此虐待，孟养浩打抱不平，与大臣上疏神宗极力希望改善王恭妃母子的生活，不但得不到改善，反而变本加厉地被虐待。这不能不说是孟养浩创作《金瓶梅》的又一驱动力。

五、借鉴大量书籍帮助他创作了《金瓶梅》

据《孟氏大成宗谱》记载，孟养浩回家后“日拥书万卷，留心著述，萧然寒素……三十年不复有出山之志岁”。这也说明孟养浩创作《金瓶梅》的决心。

《金瓶梅》小说是借助多种作品创作的一部综合体。据北美汉学家韩南研究证明：《金瓶梅》除了借用大量《水浒传》内容，还借用了《刎颈鸳鸯》、《志诚张主管》、《张主管志诚说厅祸》等书籍的内容。徐昌龄文言短篇小说《如意君传》都曾被《金瓶梅》借用。

《〈金瓶梅〉素材探源》一书中考证，《金瓶梅》苗员外遇害一事，取材至公案故事《港口渔翁》，最早见于《百家公案全传》故事。《金瓶梅》所借用的题材还有小说话本十种、戏曲十四种、清曲（合套曲和散曲）一百四十种，还有宋史及其它说唱文学作品。其来源可归纳为八类：宋明史实、《水浒传》、文言色情小说、公案小说、白话短篇小说、戏剧剧本、民间散曲小调、佛教“宝卷”等。

韩南在“结论”写道：“《金瓶梅》的作者无视文史学家对各种体裁判定的分界线，不论是正史、小说、戏曲，也不论是长篇、短篇，只要与作者的想象力相近都在录取之列。作者还从当时流行的口头文学中吸取某些技巧，表现了他借用传统手段的愿望。因此，《金瓶梅》是多部作品移花接木而来的一个综合体。这与《孟氏大成宗谱》记载的孟养浩“日拥书万卷，留心著述”是非常吻合的。

过去有人认为创作《金瓶梅》的作者必须是熟悉山东的方言、运河一带的风土人情。但从这些被借用的作品中可以看出，对作者的居住地、方言、风土人情、生活习惯等方面就显得关系不那么重要了。

从创作时间上看，历史学家吴晗先生认为《金瓶梅》成书当在万历十年（1582年）之后，三十四年（1606年）以前。孟养浩1583年（万历十一年）考取进士，1592年（万历二十年）受刑革职回家。从1592年（万历二十年）到1620年（万历四十八年）在家闲居28年，有足够的时间写作《金瓶梅》，这与吴晗先生研究的出书年代非常吻合。

《金瓶梅》之所以选择以《水浒传》反映的宋朝徽宗年代为创作时代背景：一是《水浒传》的时代背景是宋朝已经开始走向没落，孟养浩所处的时代背景也正是明朝走向没落的时期，包括唐代玄宗时期，三个朝代的三段历史惊人地相似，才有了孟养浩的诗“宋代金莲绿玉堂，千年芹洺尚遗芳”；二是当时《水浒传》小说已经在社会上广为传播，《金瓶梅》借助《水浒传》小说创作，更会引起读者的兴趣。

既然写《金瓶梅》为何又复职上任

明史记载：“光宗立，起太常少卿，半岁迁至南京刑部右侍郎。未之，官卒。”

孟养浩从1592年被革职到1620年复职，在家闲居28年。他被严惩革职的主要原因就是反对朝廷腐败，憎恨社会风气败坏，极力主张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册封朱常洛母亲王恭妃为贵妃，未果。1620年，神宗去世。朱常洛继位，年号光宗。这时十三位官员上疏光宗皇帝请求启用孟养浩。光宗皇帝知道孟养浩曾经为他立太子付出了很大代价，为了感恩于孟养浩，任命孟养浩为太常少卿。孟养浩复职并不是神宗，而是受恩的光宗所为。可是光宗皇帝上任才二十九天，就被郑贵妃设计致死。光宗皇帝儿子继位，又任命孟养浩为“南京刑部右侍郎”。此时的孟养浩看到光宗皇帝被致死，感到了世态更加险恶，已经心灰意冷，随后重病不起，不久去世，未能赴任。

孟养浩作为封建社会的士大夫，写《金瓶梅》的目的只是揭露现实，警示朝廷，告诫世人，希望能重塑明朝以前的雄风，并无改朝换代的思想。因此，当光宗皇帝启用他时，他仍去上任属于正常。

名人对《金瓶梅》的评价

这里选用几位名人对《金瓶梅》一书的评价。

1、鲁迅。鲁迅先生是现代研究金学的第一人。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写道：“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同时说部，无以上之”。前一句意思是人情练胆，对社会观察很细；后一句意思是，同时代的小说作品里，没有比它更好的了！他评价《金瓶梅》：它取材于当时的社会现实，以反映那个世俗社会为宗旨，描写世情，尽其情伪，揭示社会中的形形色色的人情世态。

2 、毛泽东。1957年，毛泽东建议“封疆大吏”都要看看《金瓶梅》这本书，都要读一读这本书。他评价道：“中国小说写社会历史的只有三部：《红楼梦》、《聊斋志异》、《金瓶梅》.....暴露了封建统治，揭露统治和被压迫的矛盾，也有一部分写得很细致！”毛泽东认为《金瓶梅》描写了真正的明朝历史。

3、郑振铎。如果净除了一切秽亵的章节，仍不失为一部伟大的写实小说。从他的评价中，可以看到，金瓶梅非常写实，反映了当时社会现实。

4、阿丁。《金瓶梅》实是反抗的、积极的。它的中心思想在于讽世，在于暴露资产阶级的丑态；他描写上至朝廷下至奴婢的腐败，他描写人情的险恶，世态的炎凉。

5、赵景深。《金瓶梅》一书描写的是商人如何转化为官僚，间接地反映了市民阶层与其他阶级或阶层的复杂关系，它是明代后期某种特定生活的典型概括。

《金瓶梅》问世以来，可以说是数百年有毁有誉。一说起《金瓶梅》，一些人就认为是一部不正经的书。造成这种误解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认真读过此书的人不一定很多，即使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不一定都读过。因此对此书不够了解；二是受一些根据《金瓶梅》拍摄的影视作品的影响，一些人就盲目地认为是淫秽书籍，以讹传讹。

有人疑问一位名臣怎么会写《金瓶梅》这样的书？实际上《金瓶梅》是写以宋徽宗皇帝政和年间为开篇，通过对官僚，恶霸，富商三位一体的反动势力代表人物西门庆及其家庭罪恶生活的淋漓尽致的描写，一方面反映官场社会，一方面辐射市井社会，写出了明朝晚期社会的众生相，看似写宋代，实则借古讽今写明朝；看似写下层，实际上反映的是各个阶层整个社会，彻底暴露了封建社会晚期的黑暗与腐朽，揭示了封建社会腐朽的根源，是一部展现十六世纪中国封建主义之将死，资本主义已萌芽的社会全景的伟大作品。作者没有深刻的体验、丰富的阅历和较高的思想境界是无法完成的。

作者

作者介绍

何方，四川达县人，男，汉族，大学文化，中共党员，湖北省作协会员，中国农业银行作协会员，中国金融作协会员。1982年开始发文章，先后发表文章350多篇，执笔编著业务书籍8部，创作电视剧两部、长篇小说两部，共计350多万字，作品多次获奖。曾受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彭珮云等国家领导人和中纪委领导亲切接见，彭主席为作品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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