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南匈奴版图（匈奴刘氏的族源）

关于汉赵国的建立者匈奴刘氏一族的历史，据史料所载最早可追溯到东汉时期内迁的南匈奴。公元1世纪中叶，北方草原地区发生严重的旱蝗灾害，“赤地数千里，草木尽枯”，匈奴族“人畜饥疫，死耗大半”，加之匈奴内部爆发单于继承人争夺战，匈奴汗国发生了史上第二次大分裂。

原呼韩邪单于孙比率“所主南边八部众四五万人”归附东汉，史称该部为“南匈奴”。南匈奴“初居五原塞，不久迁至西河美稷”，并置王庭于西河美稷。后东汉王朝又准许其入居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等缘边八郡，至此，南匈奴部完成了大规模迁居汉帝国沿边诸郡的壮举。

东汉永和四年南匈奴左部叛乱，汉王朝又将沿边八郡的大批南匈奴部众迁徙至并州诸郡（由北部边塞迁至今山西汾水一带），为匈奴刘氏一族的兴起奠定了早期基础。在历经汉魏西晋数个朝代的发展与变迁后，到十六国时期，发展成为一支可以逐鹿中原的强大族群势力，并在多族群割据混战的局势中脱颖而出，建立起首个胡族政权。

关于刘渊一族的族源身世问题，我国现存史籍皆载其为东汉时内迁的南匈奴单于后裔，刘元海，新兴匈奴人，冒顿之后也。“南匈奴单于於扶罗死，弟呼厨泉立，以於扶罗子豹为左贤王，即元海之父也”。王仲荦、周伟洲、陈琳国等一批学者通过对史料的严密考证，也持此观点，认为刘渊一族确为南匈奴单于嫡裔，其身世并非伪造和假托。

尽管史籍记载甚明，也得到诸多学者考证，然仍有学者对此持怀疑观点，其中以唐长孺、马长寿、陈勇等为代表，他们的观点为：刘渊为南匈奴单于世嫡之身世源于汉赵史官的伪造，其目的是为了增强对匈奴部众的号召力，实有伪托之嫌。魏晋时期以匈奴为称的族群已不复存在，原先的匈奴族大致分为屠各、羯胡、卢水胡三大类，而刘渊一族是为屠各种，与南匈奴相区别。

故迄今为止，关于刘渊一族的族源身世问题尚存较大争议，主要分歧就在于其究竟是南匈奴单于嫡裔，还是匈奴屠各种。“屠各”，史籍中又作“休屠各”“休屠”“休著屠各”等，或与西汉时活跃于河西地区的匈奴休屠王之“休屠”有关。周伟洲先生认为后世被称为“屠各”或“休屠各”的匈奴部众，就是散落于五郡属国的汉代休屠王后裔及其部众。

而《晋书》《魏书》等史籍中将内迁的南匈奴单于后裔及其部众称为“屠各”，这说明魏晋时期“屠各”内涵发生了变化。如王弥在劝说刘曜迁都洛阳无果时，骂道：“屠各子，岂有之意乎！汝柰天下何！”，这里称刘曜为“屠各子”而非“匈奴子”；又如史料载“北狄以部落为类，其入居塞者有屠各种、鲜支种和力羯种，凡十九种，皆有部落，不相杂错。屠各种最豪贵，故得为单于，统领诸种。”

所列西晋入塞的十九种北狄民族中不见匈奴，而有屠各，且屠各为单于，显然“屠各”指代南匈奴单于后裔，又说明此时南匈奴单于后裔已不再以匈奴为称，而泛称“屠各”。因此，再分析匈奴刘渊一族的来源，他们是东汉时期内迁的南匈奴而后于魏晋时继续内迁至汾河两岸的一支，他们在并州地区与汉人交错杂居，相互融合，因而被称之为“屠各”，实与上述魏晋时“屠各”名称指代相符合。至于“屠各”种一说，或为魏晋时期“屠各”之称指代汉化匈奴之由。

考察匈奴刘渊一族的发迹史，最早或可追溯到东汉时期的南匈奴内迁。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爆发，汉王朝欲借助南匈奴兵起义军，而匈奴部众杀单于羌渠以示反抗，后羌渠子于扶罗求助汉王朝无果，趁机率数千骑兵起来反抗，“略地赵、魏，兵锋及于河南”。曹魏时期，是匈奴刘氏一族崛起的重要时期。兴平三年，呼厨泉单于率南匈奴部众归降曹操，塞内匈奴人口此时达数万，以平阳为中心，散居于并州诸郡，“与编户大同而不输贡赋”。

建安二十一年，曹操为削弱南匈奴势力，分其部族为五部，每部各立其贵人为帅，选汉人为司马去监督，还留单于为质于邺，“匈奴南单于呼厨泉将其名王来朝，待以客礼，遂留魏，使右贤王去卑监其国”。这一系列举措，使得南匈奴无法建立的权力中心，也不敢轻易同曹魏王朝对抗。

此后，以南单于为首的南匈奴贵族发展成为并州五部匈奴中势力最强大者。刘氏的崛起，改变了并州匈奴五部旧的格局，并州地区的人群纷纷改姓为“刘”，说明匈奴刘氏统治地位得以确立。西晋末年，“刘氏虽分居五部，然皆居于晋阳汾涧之滨。”

西晋一朝，匈奴刘氏的发展颇为坎坷。咸熙年间，刘渊于洛阳为质，在此期间赢得了晋武帝赏识，史料载武帝在召见刘渊后“大悦之”，赞曰：“刘元海仪容机鉴，虽由余、日磾无以加也。”晋臣王济认为刘渊的文武才干强于由余、日磾二人，建议武帝“若任之以东南之事，吴会不足平也。”对此，晋臣孔恂、杨珧等极力反对，认为刘渊是胡族出身，不可信之用之。后来武帝选拔将领抵抗侵略凉州的鲜卑人秃发树机能时，刘渊再次被举荐，又再次因孔恂等人反对而未被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