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兴老故事（嘉兴故事看电影旧事）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前后，嘉兴有三个电影院，分别是：勤俭路少年路口的人民电影院，勤俭路建国路口的人民戏院和东门的南湖剧院农村里，偶尔会放映露天电影，以大队为放映点，一年也就轮到三四场因此，每逢放电影的通知下来，人们好几天前就开始期盼和议论这部电影了到了放电影那天，各个生产队的男女老少，或肩扛或手提各种凳子，涌向大队的一块白场　　那时候影片也不多，看电影主要是几部样板戏，人们都重复观看好几遍，以至于那些经典的唱段，张口就来，几乎人人都会哼唱，空气中都弥漫着现代京剧的旋律，铿锵有力　　电影院里难得也放映一些故事片，会至少提前半个月贴出海报，大多是重复放映的几部黑白电影，如《地道战》《地雷战》《小兵张嘎》《南征北战》等我们小孩像盼望过年般，倒数着离放映还有几天记得七十年代有一部最火的外国电影，是朝鲜电影《卖花姑娘》那时候的朝鲜和我们是一家人，我们一起仇恨南朝鲜，仇恨美帝国主义　　那时侯，买电影票比现在春运买火车票艰难多了说挤得水泄不通，显得太文绉绉，不够贴切看售票窗的设计，便能想象买电影票的艰难过程——电影院为防止蛮横的购票动作，防止损坏甚至扯烂售票的窗户，售票窗早已变成一个用水泥沏成的小洞洞，如碉堡的枪眼这个小洞洞只容得下一个拳头伸进去　　购票的过程大致如下：拳头里攥着钞票，用力气加技巧把手臂伸进洞里，同时嘴巴对着狭窄的洞口高喊着“两张，两张”，示意售票员售票窗里面，售票员会扳开你的拳头取钱，再把电影票和找零的钱放入你手心，你赶紧攥拢拳头，从洞口拔出手臂，露出胜利的笑容挤出人堆　　至于外面挤成什么样，电影院就不管了售票窗外面，人群早已挤压成一团，一会儿是前胸贴后背，簇拥着向前顶，一会儿是相互拉扯厮打，强行把洞里别人的手拉出来，换成自己的手常常看到纽扣扯掉，鞋子踩掉的买票人　　电影票倒也不贵，一角二分一张一角二分是什么概念？那时候，一个人的工资一个月平均是38元，一斤黄酒是三角三分钱，一斤粳米是一角五分八，一碗阳春面是八分钱，一副大饼油条是六分钱现在工资3000元，电影票价30元　　那时候，还时兴边看电影边嗑瓜子，三分钱一小纸包，松松垮垮地包成个三角形，电影院里就有叫卖现在演变成爆玉米了　　一直到七十年代后期，嘉兴的电影院也没有空调所以，夏天的电影，大多在晚上放映，几扇安全门都打开通风纳凉一场电影下来，背脊都是湿漉漉的这时候，一角二分一碗的冰镇八宝汤，再搭六分钱一杯的冰镇酸梅汤，透心凉快，绝对是一种享受　　建国路勤俭路口，有一家门面蛮大的饮食店，就有卖这个的只是人们也不舍得经常这样消费　　尽管看电影不容易，但我有一次还是浪费了一张电影票，错过了一场电影几十年过去了，至今仍印象深刻　　那是1969年暑假期间，我上小学三年级有一天早晨八点钟光景，我在盼着十点半去看电影放映的是阿尔巴尼亚电影《海岸风雷》下夜班的母亲回来告诉我说，我一年级的班主任孙老师病倒了，躺在南湖大戏院对面的家门口，叫我赶快跑过去，看能帮什么忙　　我就急忙跑去孙老师呻吟着，说是肚子痛，要去医院　　孙老师是个胖得显得臃肿的老太，病相也有些差，几乎是瘫在藤榻上她走也走不动，我也搬不动不得已，我就从边上的大饼店里借了辆手推平板车，并让大饼店师傅帮忙，把孙老师抬上平板车，然后我一个人摇摇摆摆拉车，把孙老师拉到天主教堂西侧的第一医院去看病我帮着孙老师进到女厕所，并完成一系列化验的程序，虽然感觉脏兮兮，但也没有办法，只有硬着头皮送来送去这来回一折腾，一直忙到中午12点多，错过了看电影，内心懊恼不已　　暑假结束，开学的第一天，在学校的走廊里，大家都在围观贴在墙上的大红纸，是用毛笔书写的表扬信原来是孙老师表扬我的于是，学校的各个角落，到处都向我投来赞许的目光　　我成了学校里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积极分子，一次又一次被安排上台演讲稿子是我哥哥帮忙代写的，主要是围绕着是看电影还是送老师看病的问题，产生了思想斗争，忽然想起了毛主席的教导：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又想起了毛主席的教导：要斗私批修，为自己曾经一刹那的私心感到脸红……　　其实当时我什么也没有想，只想着电影要开场了，电影票要作废了　　如今，电影早已成为一种产业，电影院成了一帮玩电影的人抢我钞票的地方，总觉得很多电影的剧本都脱节了真实的生活，活在他们自己的世界里要么表现的是大院高干子弟的所谓苦难，他们的苦，原本就不是苦穿着七十年代的服饰，假装上个世纪的纯朴，却是油头粉面的腔调，离我很远；要么是描写富人的矫情，要么是古代的人物，飞来飞去，要么是很想学周星驰的无厘头，却又缺少了点本事　　所以，我也就不怎么向往它了，却突然怀念起小时候看电影的故事，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关于嘉兴老故事?跟着小编一起来看一看吧!

嘉兴老故事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前后，嘉兴有三个电影院，分别是：勤俭路少年路口的人民电影院，勤俭路建国路口的人民戏院和东门的南湖剧院。农村里，偶尔会放映露天电影，以大队为放映点，一年也就轮到三四场。因此，每逢放电影的通知下来，人们好几天前就开始期盼和议论这部电影了。到了放电影那天，各个生产队的男女老少，或肩扛或手提各种凳子，涌向大队的一块白场。　　那时候影片也不多，看电影主要是几部样板戏，人们都重复观看好几遍，以至于那些经典的唱段，张口就来，几乎人人都会哼唱，空气中都弥漫着现代京剧的旋律，铿锵有力。　　电影院里难得也放映一些故事片，会至少提前半个月贴出海报，大多是重复放映的几部黑白电影，如《地道战》《地雷战》《小兵张嘎》《南征北战》等。我们小孩像盼望过年般，倒数着离放映还有几天。记得七十年代有一部最火的外国电影，是朝鲜电影《卖花姑娘》。那时候的朝鲜和我们是一家人，我们一起仇恨南朝鲜，仇恨美帝国主义。　　那时侯，买电影票比现在春运买火车票艰难多了。说挤得水泄不通，显得太文绉绉，不够贴切。看售票窗的设计，便能想象买电影票的艰难过程——电影院为防止蛮横的购票动作，防止损坏甚至扯烂售票的窗户，售票窗早已变成一个用水泥沏成的小洞洞，如碉堡的枪眼。这个小洞洞只容得下一个拳头伸进去。　　购票的过程大致如下：拳头里攥着钞票，用力气加技巧把手臂伸进洞里，同时嘴巴对着狭窄的洞口高喊着“两张，两张”，示意售票员。售票窗里面，售票员会扳开你的拳头取钱，再把电影票和找零的钱放入你手心，你赶紧攥拢拳头，从洞口拔出手臂，露出胜利的笑容挤出人堆。　　至于外面挤成什么样，电影院就不管了。售票窗外面，人群早已挤压成一团，一会儿是前胸贴后背，簇拥着向前顶，一会儿是相互拉扯厮打，强行把洞里别人的手拉出来，换成自己的手。常常看到纽扣扯掉，鞋子踩掉的买票人。　　电影票倒也不贵，一角二分一张。一角二分是什么概念？那时候，一个人的工资一个月平均是38元，一斤黄酒是三角三分钱，一斤粳米是一角五分八，一碗阳春面是八分钱，一副大饼油条是六分钱。现在工资3000元，电影票价30元。　　那时候，还时兴边看电影边嗑瓜子，三分钱一小纸包，松松垮垮地包成个三角形，电影院里就有叫卖。现在演变成爆玉米了。　　一直到七十年代后期，嘉兴的电影院也没有空调。所以，夏天的电影，大多在晚上放映，几扇安全门都打开通风纳凉。一场电影下来，背脊都是湿漉漉的。这时候，一角二分一碗的冰镇八宝汤，再搭六分钱一杯的冰镇酸梅汤，透心凉快，绝对是一种享受。　　建国路勤俭路口，有一家门面蛮大的饮食店，就有卖这个的。只是人们也不舍得经常这样消费。　　尽管看电影不容易，但我有一次还是浪费了一张电影票，错过了一场电影。几十年过去了，至今仍印象深刻。　　那是1969年暑假期间，我上小学三年级。有一天早晨八点钟光景，我在盼着十点半去看电影。放映的是阿尔巴尼亚电影《海岸风雷》。下夜班的母亲回来告诉我说，我一年级的班主任孙老师病倒了，躺在南湖大戏院对面的家门口，叫我赶快跑过去，看能帮什么忙。　　我就急忙跑去。孙老师呻吟着，说是肚子痛，要去医院。　　孙老师是个胖得显得臃肿的老太，病相也有些差，几乎是瘫在藤榻上。她走也走不动，我也搬不动。不得已，我就从边上的大饼店里借了辆手推平板车，并让大饼店师傅帮忙，把孙老师抬上平板车，然后我一个人摇摇摆摆拉车，把孙老师拉到天主教堂西侧的第一医院去看病。我帮着孙老师进到女厕所，并完成一系列化验的程序，虽然感觉脏兮兮，但也没有办法，只有硬着头皮送来送去。这来回一折腾，一直忙到中午12点多，错过了看电影，内心懊恼不已。　　暑假结束，开学的第一天，在学校的走廊里，大家都在围观贴在墙上的大红纸，是用毛笔书写的表扬信。原来是孙老师表扬我的。于是，学校的各个角落，到处都向我投来赞许的目光。　　我成了学校里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积极分子，一次又一次被安排上台演讲。稿子是我哥哥帮忙代写的，主要是围绕着是看电影还是送老师看病的问题，产生了思想斗争，忽然想起了毛主席的教导：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又想起了毛主席的教导：要斗私批修，为自己曾经一刹那的私心感到脸红……　　其实当时我什么也没有想，只想着电影要开场了，电影票要作废了。　　如今，电影早已成为一种产业，电影院成了一帮玩电影的人抢我钞票的地方，总觉得很多电影的剧本都脱节了真实的生活，活在他们自己的世界里。要么表现的是大院高干子弟的所谓苦难，他们的苦，原本就不是苦。穿着七十年代的服饰，假装上个世纪的纯朴，却是油头粉面的腔调，离我很远；要么是描写富人的矫情，要么是古代的人物，飞来飞去，要么是很想学周星驰的无厘头，却又缺少了点本事。　　所以，我也就不怎么向往它了，却突然怀念起小时候看电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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