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略上看毛泽东是如何指挥三大战役的（从战略上看毛泽东是如何指挥三大战役的）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党史频道，厡载《党史文汇》2017年第12期， 作者侯春奇

1948年绝对是中国历史上的关键年份， 上半年，人民解放军相继在各个战场上歼灭大量敌人取得了胜利，有效地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分区防御。到了这年秋天，国共双方力量对比已发生根本性变化，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战略决战阶段。在这里我们所说的战略决战即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战略决战是指对战争全局有决定意义的战役，通常表现为交战双方的主力会战，唯有在会战中歼灭敌对方的主力部队，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它对战争全局起着决定性作用，是战争的真正重心所在。如此就导致战略决战在整个战争过程中肯定是最激烈、最多变、最复杂的阶段，也是在战略指挥上最不易驾驭的时刻，这对敌我双方的军事统帅指挥作战能力是极大的考验。稍有不慎就会使己方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人民解放军在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指挥下，连续发动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这一环紧扣一环、一气贯注的通盘战略筹划与完整部署，谱写了古今中外战争史上罕见的壮丽篇章。本文从战略角度分析毛泽东是如何指挥这场气势磅礴的大决战，以求生动展现毛泽东作为伟大军事家、战略家那种雄才大略、高瞻远瞩、全局在胸的战略眼光和高超卓越的指挥艺术。

1949年毛泽东在北京

决战时机不是人人都能正确把握的

机遇稍纵即逝，历史紧要关头的重大机遇更是千载难逢。古今中外历史长河中能正确认识并及时把握住历史机遇的人凤毛麟角，毛泽东无疑是其中之一，他通过对敌我双方实际情况的深刻认识，清醒意识到国共双方已到了战略决战的时刻，并为之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战略决策，紧紧抓住了这个重大机遇。其对手蒋介石，在重要时刻却对战争局势一直没有切合实际的清醒认识，既不知人也不知己，最终被时代所抛弃。接下来我们就通过分析毛蒋双方的综合情况，来更清楚地理解毛为何能成功地在大决战中创造军事辉煌。

毛蒋二人的个体差异

战略决战是检验军事统帅战略眼光、驾驭复杂局势能力及决心和意志力的最好试金石。国共双方统帅的个体差异与双方的成败得失紧密相连，即毛泽东和蒋介石的个体差异导致了二人在大决战中的不同表现和最终命运。

毛泽东具有浪漫主义气质，擅长谋略、出奇制胜。他曾说：“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 5 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但毛最终成长为一名伟大的军事统帅，原因在于他善于“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此话有两层意思：一是要勇于投身到战争实践中去，离开战争实践就谈不上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二是在战争实践中要及时总结归纳战争规律，不断总结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并反过来指导战争实践活动，再积极总结上升到理论高度，研究战略问题。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精髓。在战争实践中，毛总是想方设法尽可能多地力求掌握敌我双方各方面的实际情况，使自身的战略部署和指挥尽可能契合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达到主观和客观的一致，立足于实际上能达成的事情，绝不脱离实际凭主观愿望去瞎指挥，更不说无用的空话。这些都是毛在战争中不断取胜的关键所在。

毛泽东早在 1936 年 12 月曾对军事统帅如何形成正确的军事指挥谋略作了具体清晰的论述：“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 — 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粗心大意的军事家，不去这样做，把军事计划建立在一厢情愿的基础之上，这种计划是空想的，不符合于实际的。”

毛泽东同时又是个诗人，才华横溢，喜欢哲学，这些因素造就了他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善于把握大局大势，不追究计较具体的细枝末节。这在毛军事战略行动中表现的比较明显：既相当注重保存实力，又重视战略，不墨守陈规，敢于冒险。他通常更关心大战略大问题，基本不会去过问前线部队具体应该怎么做，更不会越级去干预前线将领的具体行动，在军事指挥上战略布局信手拈来，超凡脱俗。

蒋介石严谨刻板，注重细节，常常越级指挥、一插到底。从毛蒋二人的早年教育经历中我们知道毛没有正式学过一天军事，而蒋早年先后在保定军官学校和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一生最看重军事甚至以一代名将自居。毛对此曾说过：“蒋介石代替孙中山，创造了国民党的全盛的军事时代。他看军队如生命。”“有军则有权，战争解决一切，这个基点，他是抓得很紧的。”

但蒋在考虑军事问题时很欠缺战略上的考虑，往往关注的是一些细枝末节。他经常提到如何整饬军容军纪，军事战略指挥上也通常关注一些明显应该由基层军官去关心的问题。周恩来曾在黄埔军校与蒋共事，对蒋相知甚深，在评价其军事才能时曾说到：“不怎么样。作为一个战术家，他是拙劣的外行，而作为一个战略家则或许好一点。”“他的政治意识比军事意识强，这是他能争取其他军阀的原因。”蒋之所以能先后打败李宗仁、冯玉祥、唐生智、阎锡山、陈济棠等地方实力派，靠的是政治分化和金钱收买，并非有高超的战略指导和作战指挥能力。但用这些招对付共产党人，根本不起作用。

蒋喜欢越级指挥，从早期“围剿”红军到解放战争时期的大决战，他几乎从未改变事无巨细一插到底的坏毛病。很多国民党将领在个人回忆录里没少提过蒋的这种作法。其中李宗仁的评价较中肯：“蒋先生既不长于将兵，亦不长于将将。但是他却喜欢坐在统帅部里，直接以电话指挥前方作战。”“蒋先生的判断既不正确，主张又不坚定。往往军队调到一半，他忽然又改变了主意，益发使前线紊乱。”“这样做，实在是因为他未作过中、下级军官，无战场上的实际经验，只是坐在高级指挥部里，全凭一时心血来潮，揣测行事，指挥系统就乱了。” “凡是中央系统的将领都知道蒋先生这项毛病。他们知道奉行蒋先生的命令，往往要吃败仗，但是如不听他的命令，出了乱子，便更不得了。所以大家索性自己不出主意，让委员长直接指挥，吃了败仗由最高统帅自己负责，大家落得没有责任。将领如果是这样的庸才，当然不能打胜仗，而蒋先生偏偏喜欢这样的人。”蒋的不少败仗就是由于他不顾总体作战计划和战略部署，直接越级指挥到前方部队而打乱战略部署，导致所有计划都无法落实，失败就在所难免。

综上所述，毛既力求熟识敌我双方情况，使作战的部署和指挥尽量适合实际，并正确判断战争全局的客观形势，选择恰当的决战时机和方向，采取慎重初战、奇袭等作战方法一步步扩大战果；又重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一线将领们的意见。同时，他始终把军事同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综合起来考察，作出判断和决策，终夺全局胜利。而蒋对战场局势既缺乏客观全面的分析了解，也没有对战局发展趋势的足够预见、经过深思熟虑明确坚定的作战预案；对前方将领干预过多，乱指挥、瞎指挥打乱正常的战略部署；遇事张皇失措被动应付，主观武断甚至在战局不利时依然盲目想同解放军“决战”；继而决心动摇，终致束手无策、一败涂地。

国共双方的力量对比

1948 年秋，人民解放军由战争初期的127 万人发展到 280 万人，其中野战军 149 万人；在装备上已有很大改善。人民解放军建立起强大的炮兵和工兵，提高了攻坚能力，取得了打阵地战的经验；全军还开展了新式整军运动，通过诉苦 （诉旧社会和反动派给劳动人民造成的痛苦）、“三查” （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三整” （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达到了政治上高度团结、生活上获得改善、军事上提高技术和战术的三大目的，部队指挥员战斗员的政治觉悟、军事技术和战斗力进一步提高。各解放区相继连成一片，解放区的面积扩展到235.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24.5%，人口达1.68亿，占全国总人口的35.3%。解放区的土改运动基本完成，解放军的后方更加巩固。

这时国民党总兵力由战争开始时的 430 万人进一步减少到 365 万。因大批部队担任守备，可用于第一线的仅 174 万，且士气低落，战斗力不强。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国民党军事上只得放弃全面防御而实行重点防御。5个战略集团 （即胡宗南、白崇禧、刘峙、傅作义、卫立煌集团） 已被解放军分割在西北、中原、华东、华北、东北 5 个战场上，相互间难以形成配合，主要担任战略要地和交通线的守备，能进行战略机动的兵力为数不多。国民党已无完整战线，统治正频临崩溃。

机遇与风险并存

国共双方的情况表明，两军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到来。但风险与困难仍存。国民党总兵力超过人民解放军，装备更比人民解放军好。南京国民党政府仍统治着全国 3/4的地区和2/3 的人口。有居民 30 至 70 万人的太原、济南、长春等城市，国民党守军都在10 万人以上，那里的城防工事经过多年加修已达堡垒化程度，被他们自诩为“固若金汤”；国民党军队鉴于连遭惨败的教训，已改取重兵固守、诸兵团驰援的会战方式；人民解放军还没有海空军的配合和支援，也缺乏现代化的后勤运输保障；除东北战场外其他战场的人民解放军总兵力都没有取得优势。

在此情况下，敢不敢进行决战、打前所未有的大仗，敢不敢攻克敌人占领的重要城市、歼灭敌人的强大武装，如何进行下一步的战略决策，成为摆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面前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毛科学地分析敌我双方的战争形势，对存在的这些问题反复权衡，不仅看透这个表面上的庞然大物其实已异常虚弱，无法摆脱战备上全面被动的地位；并且敏锐地察觉蒋正打算实行战略撤退而一时还举棋不定，难下决心。

毛泽东常讲“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并恪守之。对如何攻克国民党重兵据守的大城市、对付国民党几个兵团增援这两个新问题，毛一直十分关注并思考对策。他对徐向前部采取坑道爆破为主的方法来攻克坚固设防的临汾的经验极为称道，对进攻重要城市敌军可能大举增援的问题也早已向林彪等指出：“你们应以敌人必然增援为自己作战计划的基础”，在兵力部署和作战方法上都要保障能阻止或歼灭援敌的胜利。“在作战实施中，依据城敌与援敌两方面有利于我不利于敌之变化，你们可以酌量调节攻城与打援两方面的兵力，在某种时机将重点放在打援方面 （这是首先重要的），在另一种时机，将重点放在攻城方面。”这些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作战方法对以后的大决战起了重要指导作用。机遇稍纵即逝，他依据对客观形势的冷静分析，当机立断毫不犹豫抓住时机，发动这场人民解放战争史上从未有过的战略大决战。

大决战的序幕：济南战役

1948年七八月间，大决战的战略构思在毛泽东头脑中成型。他为加强军队的统一指挥，要求各大区的军政领导人定期必须向中央报告工作。由于林彪没能按时报告工作，毛给予严厉批评。到了事关全局的临界时刻，一切行动必须听中央军委指挥。在大决战繁重的准备工作中，重点要解决兵员补充和火力加强两个问题。前者，原则上采用即俘即补的办法，直接把国民党军队俘虏通过再教育转变成人民解放军。这个大胆举措显示出毛的魄力和远见，大大加速了我军的胜利进程。后者，则边打边解决，通过缴获和自造逐步得以解决。

蒋介石这时也在做准备，他麾下的卫立煌、傅作义、刘峙、白崇禧、胡宗南5大战略集团基本处于孤立状态。国民党已失去民心，国统区经济全面崩溃，大家都意识到蒋集团快完蛋了。大战迫在眉睫，蒋介石想尽一切办法去敛钱、借钱、买枪、抓壮丁，好不容易又拼凑了 300 多万人的军队，当然，这些拼凑起来的 300 万兵不比以往，原来那些兵经历过抗战洗礼且训练充分，现在的则缺乏这些，战斗力有限。蒋考虑接连失败的惨重教训，妄图改用重兵固守、诸兵团驰援的会战方式来挽救失败的命运。

大战重点是如何攻坚和打援，毛泽东为此做了充分准备。他向全军推广徐向前以坑道爆破攻克临汾的方法来攻坚。应对蒋的会战方式，毛强调要调节攻城与打援两方面的兵力，指示前线将领要将重点放在打援上。即我要攻打你蒋的城市，你若不救，我就挖地道炸口子进攻；你若派兵来救，我就集中兵力去打援军。总之，不管你救不救都注定失败。

此时济南成了毛泽东的第一目标。济南战役揭开大决战序幕。毛明确规定，整个济南攻城由许世友负责，全军指挥由粟裕担负。毛命令粟裕指挥全军主要打援，粟裕以20 多万人准备打援，十几万人攻击济南，经过周密的侦察和准备，于1948年9月16日发起济南战役，只经过 8 天战斗就全歼国民党守军 10 万余人 （其中，争取整编第九十六军军长吴化文率部两万余人战场上起义），攻克了济南。济南战役的结果，在国内外引起巨大震动。国军名将杜聿明曾评论道：济南守军的被歼，“可以说蒋军的重点防御计划已被击破”。美联社在 9 月 26 日评论说得最明白：“自今而后，共产党要到何处，就到何处，要攻何城，就攻何城，再没有什么阻挡了。”周恩来后来讲：“三大战役的序幕是济南战役。”

大决战的起点：辽沈战役

东北决战的时间就要到了，但是蒋介石还没料到这一点，机遇在蒋决定坚守还是撤退的徘徊期转瞬即逝；而毛泽东创造机会和抓住突变机遇，他在渐进过程中充分了解敌我情况，找到克敌制胜的法宝，蒋之失败已可以预期了。

为什么首先选择在东北决战

毛泽东的选择绝非偶然。叶剑英的回忆说得很清楚：“毛泽东在紧紧抓住决战时机的同时，又正确地选择了决战方向。当时全国各战场的形势虽在不同程度上都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作战，但敌人在战略上却企图尽量延长坚守东北几个孤点的时间，牵制我东北人民解放军，使我军不能入关作战；

同时，敌人又准备把东北敌军撤至华中地区，加强华中防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把战略决战的方向指向华北战场，则会使我军受到华北、东北敌人的两大战略集团的夹击而陷于被动；如果我们把战略决战的方向首先指向华东战场，则会使东北敌人迅速撤退，而实现他们的战略收缩企图。因此，东

北战场就成为全国战局发展的关键。当时东北战场的形势对我又特别有利。敌军方面：孤立分散，态势突出，地区狭小，补给困难；长春被围，无法解救，或撤或守，举棋未定。我军方面：兵力优势，装备较好；广大地区，联成一片；土改完成，后方巩固；关内各区，均可支援。东北人民解放军歼灭了东北敌军，就能粉碎敌人战略收缩的企图；就能实施战略机动，有利于华北、华东战场的作战；就能以东北的工业支援全国战争，使人民解放军获得战略的总后方。”

从以上看出，毛泽东将战略大决战首战方向指向东北战场，较稳妥可靠。这是毛从战略全局所下的一着妙棋，战略决战先从局部的优势开始，进而争取全局上的更大优势。国共双方在其他地区已处于相持状态，蒋已很难抽出足够的兵力去援助东北国军。与此同时，东北的人民解放军已达百万之众，兵力雄厚，在人数上已超越东北国军，加上装备较好，士气高昂；经过连续作战，东北各解放区已连成一片，土地改革和清剿土匪都已完成，有着巩固的后方。我军若能在东北国军尚未撤走时就把它消灭掉，就可以无后顾之忧地大举入关，从而改变整个军事局势。毛看出蒋正在犹豫，东北的解放军已包围了长春、沈阳，东北国军已较孤立了，毛看准了这个时机，下决心从锦州打去，把东北的门封死，关门打狗出奇制胜。

蒋做梦也想不到毛在此时会下如此大的决心进行战略决战，因 1948年9月国共两军的总体力量对比，国民党部队还占上风，共产党军队较占下风，按蒋的考虑在这种情况下毛不可能展开战略进攻。蒋仍然在犹豫徘徊，不愿意也不舍得放弃东北、华北等重要地区，以便把自己尚存的几支精锐主力集中到南线，避免被解放军各个击破。蒋在 1948 年 7 月 16 日召集何应钦、顾祝同、卫立煌等研究东北战略方针时，“设为只要沈阳粮煤可以自给无虞，则不如准其固守待时，而不必急令其出击打通锦沈路也。只要沈阳能固守不失，整补战力，则东北决不敢进扰华北，故决定坚守。而且世界大势必将变化，不如沉机待时也”。蒋舍不得丢弃东北有总体考量的：东北国军也可以在军事上牵制东北林彪的百万大军，使得共军无法入关作战，从而减少华北国军的压力。若实在不行就把东北国军撤至华中地区，可以加强国军在华中地区的防御。在蒋看来东北部队可以从容退走，却未意识到会有连退都不可能的时候。蒋很看重城池的得失，哪里也不想放弃，不想主动撤退，这种不切实际的构想事后证明是致命的。约55万人的东北国军虽兵力雄厚、装备良好，其中还有精锐主力新一军和新六军，这两个军装备精良，战斗力很强，但已被我军孤立分散在互不相连的长春、沈阳、锦州3个孤立据点，给养困难，士气低落。到1948年9月间蒋也意识到了危险，已有将长春、沈阳主力撤出的打算，“研究撤守长春，把东北主力集中辽西，必要时放弃沈阳，以巩固华北、稳定全局的计划”。但遭到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的坚决反对，廖耀湘等其他东北国军高级将领也很担忧，害怕离开坚固设防的大城市后会被解放军在运动战中消灭掉，蒋再次举棋不定。

这场决战要先从哪里打起

东北的态势是：长春在最东边，锦州在最西边，沈阳守军最多，解放军要先从哪里打起呢？这个问题颇费斟酌：一是先打长春。长春的国军约 10 万人，远离关内、孤悬北边，被我军围困已达 5 个月，补给非常困难，解放军的北满根据地又在它旁边。如果能把长春打下来，战果也是不小的，并且风险也不太大，较有把握。二是先打锦州。锦州既是北宁铁路线上联结东北和华北的咽喉要道（当时北宁铁路从锦州到关内段尚能畅通），又是可对长春、沈阳国军进行空运补给的基地，非常重要；但对解放军却不利，离主力集结的北满根据地较远，作战需要长途奔袭，补给线较长，假如不能迅速打下锦州，就会受到沈阳和华北的国军的两面夹击，让部队处于相当危险的境地。

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不断考虑利弊得失，最后认定先攻下锦州、切断东北国军同关内的联系、关门打狗，各个击破，最为有利；如果我军有最大的决心和充足的准备，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早在 1948 年 2 月 7 日，毛当时还在陕北就曾致电东北野战军提出“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的设想。电报中说：“人们应准备对付敌军由东北向华北撤退之形势。蒋介石曾经考虑过全部撤退东北兵力至华北，后来又决定不撤。这主要是因为南线我军尚未渡过长江及北线我军尚未给蒋军以更大打击的原故。”毛电报里问道：“你们上次电报曾说锦州方向无仗可打，该方向情况究竟如何？如果我军能完全控制阜、义、兴、绥、榆、昌、滦地带，对于应付蒋军撤退是否更为有利？”并重点指出：“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

毛蒋二人都知道锦州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但蒋重要时刻犯了“糊涂”，被解放军的奇袭搞蒙了。他认为当时东北野战军的主力和后方根据地都在北满，又未识破对方的一些佯动。误以为解放军会将进攻重点指向长春，一直到解放军突然包围义县并切断锦州同关内的陆路交通时才反应过来慌忙调整部署应对混乱局面。对先打锦州起初毛泽东仍以商量的口吻征求林彪的意见，并未下最后命令。林打仗极谨慎，很在意减少伤亡，对冒险的仗很慎重甚至有点保守。他对先打锦州一直顾虑重重，担心若久攻不下，国军援兵就可从华北和海上增援，解放军将会陷入被动状态，所以再三向毛提议先打长春，并于4月18日报告中央军委说明进攻长春的有利条件，“计划在十天半月左右的时间内全部结束战斗”。林考虑的是小风险和渐进的打法。4月22日，毛复电林同意先打长春，但强调：“我们同意你们先打长春的理由是先打长春比较先打他处要有利一些，不是因为先打他处特别不利，或有不可克服之困难。”5 月下旬，林先派两个纵队试攻长春，发现并不能容易达成预期，遂改用严密围困的办法攻城。

长春未攻下，林表示同意执行南下锦州方案，中间林也没少反复，但毛对此很有耐心，先是林提出打锦州的条件，让聂荣臻部帮忙拖住傅作义的华北部队，毛答应并作了部署。可能兄弟部队协助的效果不太明显，林又犹豫了，强调存在的困难。但到了后来毛下定决心要求林站到全国大战略的高度考虑问题，为加快战争进程必须先打锦州。毛坚持认为先打下锦州、切断东北国军与关内的联系，各个击破最为有利且是可以做到的。为此 1948 年 9 月 7 日即九月政治局会议前一天，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电报中说：“你们如果能在九、十两月或再多一点时间内歼灭锦州至唐山一线之敌，并攻克锦州、榆关、唐山诸点，就可以达到歼敌 18 个旅左右之目的。为了歼灭这些敌人，你们现在就应该准备使用主力于该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因为锦、榆、唐三点及其附近之敌互相孤立，攻歼取胜比较确实可靠，攻锦打援亦较有希望。” “如果在你们进行锦、榆、唐战役 （第一个大战役） 期间，长、沈之敌倾巢援锦（因为你们主力不是位于新民而是位于锦州附近，卫立煌才敢于来援） 则你们便可以不离开锦、榆、唐线连续大举歼灭援敌，争取将卫立煌全军就地歼灭。这是最理想的情况。

于此，你们应当注意：1、确立攻占锦、榆、唐三点并全部控制该线的决心。2、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即在卫立煌全军来援的时候敢于同他作战。3、为适应上述两项决心，重新考虑作战计划并筹办全军军需 （粮食、弹药、新兵等） 和处理俘虏事宜。”9月10日，林、罗向中央军委明确表态：完全同意军委所指示的前途与任务，认为可能和应当争取东北与华北战局的根本变化。并称：已在北宁线附近的部队于 12 日在锦州、义县间打响，北线主力于 13 日起从四平街、长春附近南下。

与此同时，蒋介石同卫立煌等在坚守还是放弃东北的问题上争论越来越激烈。东北国军 55 万人，沈阳驻守着由卫立煌直接指挥的两个兵团共 30 万人；长春驻守着由郑洞国率领的一个兵团及保安部队共 10 万人；范汉杰指挥一个兵团及保安部队共 15 万人，驻守在义县到山海关一线，兵力主要在锦州、锦西。当辽沈战役刚开始时，蒋还是颇有信心的，他的战略方针是计划锦州与沈阳的军队汇合，两地夹攻歼灭林彪。这个战略目标有攻有守，攻彰武，守锦州，但随着锦州被攻，蒋就越来越慌了。

东北野战军于 1948 年 9 月 12 日发起强攻。26 日，林、罗报告中央军委：准备在 27日攻义县，成功后接着打锦西、兴城，再打山海关，假如敌军已逃，再回头打锦州。27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复电，同意他们的计划并指出：歼灭义县等地敌人后，如果先打山海关然后再回头打锦州，则劳师费时，给沈阳之敌以增援时间。不如先打锦州，然后攻山海关、滦县、唐山，如有可能直迫天津城下。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等在 9 月 28 日决定“先打锦州，再打锦西”，29 日将具体作战部署报告中央军委，并称：“锦州是敌薄弱而又要害之处，故沈敌必大举增援，长春敌亦必乘机撤退（已有密息证明）。故此次锦州战役，可能演成全东北之大决战，可能造成收复锦州、长春和大量歼灭沈阳出援之敌的结果。我们将极力争取这一胜利。”毛接到电报后很高兴，于 30 日复电：“决心与部署均好，即照此贯彻实施，争取大胜。”如此经过反复商量，最终将当初定的北宁线秋季攻势扩大成全歼东北国军的辽沈决战。

蒋介石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未察觉东北野战军主力会南下奔袭北宁线攻取锦州—— — 关闭它通往关内的大门，认为毛泽东的手还不敢伸这么长。驻守在锦州的范汉杰在东北野战军包围义县的危急状况下接连致电向蒋求援。蒋一看林彪部都已兵指锦州一下子慌了，急忙于 9 月 30 日飞抵北平从傅作义手里调集第六十二、九十二军等部共 5 个师，并决定放弃烟台，抽调出第三十九军海运到葫芦岛登陆，由侯镜如指挥组成援锦东进兵团。接着见战事越发吃紧，先后于 10 月 2 日、15日、18 日三飞沈阳亲临前方指挥作战，将卫立煌完全撇在一边，任命杜聿明为东北“剿总”副司令兼冀辽热边区司令官，收复锦州。并越过卫立煌直接命令廖耀湘率兵 10 万出辽西解锦州之围。

国共双方仗打到这里就是明棋了，毛泽东命令林彪尽可能快地攻克锦州。但当林得知国民党援军 4 个师已开到葫芦岛、华北的杨罗耿兵团又因傅作义部向绥东进攻而不能开到山海关至天津段作战后，担心若继续攻打锦州将使自己陷入沈阳、葫芦岛两大援敌的夹击中，攻锦决心再次动摇，便个人以林罗刘名义致电中央军委请示回师转打长春。电报发出后罗荣桓才知道，觉得很不妥，“于是他说服林彪撤回这个电报，可电报已经发出，他便亲自起草撤销这个电报和再增加北宁路作战兵力的电报报军委”。他在这封非常关键的 10 月 3 日上午 9 时的电报中说：“我们拟仍攻锦州。只要我军经过充分准备，然后发起总攻，仍有歼灭锦敌的可能，至少能歼灭敌之一部或大部。”

毛接到林的前一封电报后很生气，大战已到关键时刻林居然不想打锦州了，他绝不允许林这样做，便立即复电要求林：“集中主力，迅速打下锦州，对此计划不应再改。”后来毛收到罗说服林发的第二封电报十分欣慰，在 4 日清晨 6 时电复林罗刘说：“你们决心攻锦州，甚好，甚慰。”又表示：“在此之前我们和你们之间的一切不同意见，现在都没有了。”并指示：蒋已到沈阳，不过是替丧失信心的部下打气。“他讲些什么，你们完全不要理他，坚决按照你们 3日 9 时电部署做去。”这样，毛的命令和战略构想得到有效执行。

辽沈决战的胜利

首攻锦州关门打狗战略决策就是这样产生的。1948年10月14日，东北野战军总攻锦州开始，经过31小时的战斗攻克了锦州。

东北野战军阻援部队挫败了蒋妄图分别从沈阳和葫芦岛增援的企图，充分保障了攻锦作战的胜利。毛得知锦州攻克后高兴地致电林罗刘说：锦州作战“部队精神好，战术好，你们指挥得当，极为欣慰，望传令嘉奖”。锦州的攻克，意味着关上了东北大门，把东北国军和华北国军这两大战略集团分割开来。这对于辽沈战役的胜利具有决定性意义。败军之将范汉杰被俘后曾评价说：“这一着非雄才大略之人是作不出来的，锦州好比一条扁担，一头挑东北一头挑华北，现在是中间折断了。”锦州解放后，东北野战军打得非常积极。长时间困守长春的郑洞国放下武器，长春和平解放。从沈阳西出后徘徊于新民、彰武地区的廖耀湘兵团十万之众想从营口撤退时，东北野战军从四面八方将其分割包围经两天激战全歼之。11月2日，东北野战军解放沈阳和营口。9日，收复锦西和葫芦岛。东北全境获得解放。

毛泽东在辽沈战役中显示出一个天才军事统帅在关系全局大问题上果敢决策的超人魄力，他的雄心和战略抉择在辽沈战役中起了主要作用。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障了军令畅通，确保了辽沈战役决策的严格落实，由此创造了我军战争史上的经典。辽沈战役历时52天，林罗刘率领的百万雄兵，歼敌47.2万人，其中包括由美国装备并训练、曾在印缅战场作战的精锐主力新一军和新六军，取得震惊中外的巨大胜利。

辽沈战役的胜利，给了蒋致命一击。他为此在北平和南京两次吐血。蒋后来在书中写道：“东北一经沦陷，华北乃即相继失守，而整个形势也就不可收拾了。”辽沈战役的胜利，大大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人民解放军不仅有了巩固且有较强工业基础的战备后方，也拥有了一支强大的战备机动部队（70多万人的东北野战军），而且获得了在战略指导下进行大会战的丰富经验，这对于整个战略大决战的进一步展开和胜利有着重要的意义。毛泽东为此倍感欣慰，在给东北解放的贺电中写道：“东北是中国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最大的中心，东北解放，奠定了在数年内解放全中国，然后将中国逐步建设为工业国家的巩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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