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看待孔子所说的主忠信（敬仁让）

“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春秋大义者也。在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前，中华文化有类似于宗教性质的极强的集体荣誉信念。不同的社会背景下，由于历史的变迁导致这一现象的产生。我们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去看，当时的思想理论“百家争鸣、风起云涌”，但达到的共通却是惊人的一致。按现在的理解，无外乎敬、仁、让、忠、信。敬：恭敬，谦卑；仁：仁爱，富有爱心；让：谦让；忠：忠诚，忠心；信：诚实无欺瞒。真可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士”的概念是很早以前就有的，最初的含义可能为手拿武器的侠客，这同时也是大多数近代学者的相同看法。后来，在长期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含义逐渐广泛，故而将担任管制的人统称为“士”。士的素养不是天生而来的，是通过接受良好的教育而来的。士的言论行为思想都受到封建王朝社会的种种规范，而当时的时间正好处在东周礼乐崩坏的节点上，士的所处阶层赋予了他们新时代的契机。

一． 历史背景是促进春秋士人的道德标准形成的原因。

1. 东周后期礼崩乐坏的局面形成

孔夫子感叹西周森严等级的分邦建国制度遭受诸侯征战日渐崩坏而引起的社会秩序混乱，胆汁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经济上井田制逐步解体，比如鲁国的初税亩等；各分封诸侯相互攻伐，周天子无力解决现状；各地诸侯卿大夫僭用依仗现象的普遍；传统宗法制的严重破坏。在这种情形下，士的作用凸显出来了。春秋中后期，旧的等级秩序已经被打破，卿大夫有可能被降为庶人，而士又可以上升为卿大夫，这也便是阶级的兴替与活力的体现。除去政治因素，春秋时期大夫们的道德精神也被士所继承。有些大贵族在春秋中后期竟然不知礼，而要像孔子一样的士去请教，士已经从贵族底层的身份变成了掌握和通晓文化的人了，这是士大夫的精神世界。

2. 春秋时人文教育的思潮影响

春秋处在官学衰废，私学兴起的新时代。奴隶主的官学已然形同虚设，私学兴起，造成文化下移的社会现象，打破了“惟官有书，二民无书”、“惟官有学，而民无学”的局面。儒家和墨家士当时的著名私学，这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例如孔子私学里的重要内容是“诗、书、礼、乐”，目的在于宣讲奴隶阶级的意识形态。孔孟之学特别重视道德教育，重视树立学生的道德信念，并予以情感陶冶和意志锻炼，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时代发展的客观规律的。由此，“士”成为了统治阶级争相争抢的对象，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争相招贤纳士。不断分化集结的过程中，“士”的地位得到了极大地提高。“仁、义、礼、智、信”越来越成为了主流思想。春秋战国教育算是大大发展了，最早的关于教育的理论和制度都诞生于这个时期。不能指望奴隶社会就有普及的大众教育，这是不现实的。

3. 脱离历史背景来论述乃无稽之谈

有人认为古代刺客“士为知己者死”的想法是愚蠢的，在我看来这种观念才是愚蠢至极。我们在讨论古人的为人处世的时候，应当抱着知人论世的态度，否则就会得出让人费解的观点，我们在讨论历史人物的时候，更应该多抱有一丝温情，离开时代背景去评判古人简直就是贻笑大方。“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在我看来，春秋士人的所作所为未必要与侠义相关联，反而是为了完成人生“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与其说对现今来讲落后，不如说在当时很先进。四大刺客专诸、荆轲、要离、聂政名贯古今，这种人的行为更多的是所处的时代和人的思维方式综合的结果，我们离得时代太远就会产生误会。

二、春秋士人道德精神的显著特点

1. 春秋士人倡导“为德而死”

为德而死是具有震撼力的抉择方式。正所谓“远礼不如死，能死不苟生”生命的价值要用道德价值来彰显，“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这种抉择是在生死关头不为小德小义而是大德大义，更高的意义在于是否有利于民生社稷。为德而生的践德方式，突破了陈旧的道德约束，也是对道德层面的提升。春秋时期的人们理性地认识到社会兴衰和人事成败的关键是道德规范的实行。人在社会活动中要顺应天道，而违背礼教就是数典忘祖了，这同时也推动了中华民族注重礼仪的习惯的形成。

2. 谦卑与忠敬是天地君臣父子观的淋漓体现。

西周宗法制度衍生出的尊卑有序、贵贱有等的思想对于春秋时期的忠义思想形成具有深远意义。遵循有社会地位和关系所确立的道德就是守礼的体现，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内外、大小皆有威仪”，威仪所体现的就是宠辱不惊或是威而不怒。新崛起的贵族鼓励对个人的忠诚，这与对国家的忠诚和正义的忠诚往往是不完全一致的。春秋时人专诸，被伍子胥推荐刺杀吴王僚，因感念知遇之恩，终用鱼肠剑刺杀成功，这是小忠小义。是时，楚国国度陷落，申包胥一个人来到秦国请求救援，痛哭绝食打动了秦王，为了国家到了完全不顾生死的地步。而后又拒绝了封赏而隐退，此可谓大忠大义。

3. 不汲汲于富贵，不营营于名利

“谦者，德之柄也；让者，礼之主也。”春秋时期的隐让思想虽感觉有些消极，却依然被人称道。当时的士人隐让更多的是不求事功的隐让。更多的意义在于体现人虽逢乱世却不降志节。再延伸一下含义的话，那就是让功让利。清朝礼部尚书张英的老家人，因与邻居在宅基地问题上发生了争执，向张英告状，而张英回了这样一封信：“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争一争，行不通；让一让，六尺巷，也传为了一段佳话。而现如今社会，追名逐利之风比比皆是。官场上的争名、夺利、觊觎现象也屡见不鲜，更有甚者栽赃诬陷、攻击伤害等各种卑劣手法都频频使出。这种种现象行为，与古人的礼让精神，相差何止万里！

三．春秋道德标准的量化和对后世的影响

1. 春秋不同时期的道德标准相对不同

在春秋前中期的道德体系中，“德”在最高的位置。德以下比较重要的是忠和信。有些性格比较耿直的上流社会人物，往往将忠君与爱国联系在一起。而底层的百姓则按照自己的理解来解释“忠”的含义。在秦以前，尚没有忠君的观念。忠于社稷往往和忠君联系在一起，此时的爱国主义思潮已经初见端倪。剥削阶级推行的道德准则要一分为二的看，既不能扣帽子，也不能全盘继承，应按照历史背景批判地学习，对于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要毫不犹豫地摒弃。

2. 守信和失约是作为一个人有无道德的标志

诚信之所以能存在于比较高的地位上，这与春秋复杂变换的政治形势有很大的关系。守信与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反且对立统一的。然而即便是统治阶级，有的诚信有的失信。例如晋文公的曹柯之盟：齐桓公五年，伐鲁。鲁国打了败仗，请求割让土地并缔结合约。桓公答应了，定在柯（齐国境内）这个地方举办受降仪式。就在两国国君准备签约的时候，曹沫拔出匕首，将齐桓公劫持，要求齐国退还以前侵占的鲁国国土。齐桓公受制于人，只能答应。于是曹沫释放了齐桓公。此时，齐桓公想反悔，管仲则认为国君的信用是最重要的，因此劝服齐桓公遵守诺言。事实证明，管仲的决策是正确的。诸侯知道了以后，都认为齐国守信而依附，而桓公于是称霸了。

3. 道德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具有延续性

道德作为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也要受到传统力量的影响。他不会因为朝代的兴替而立即消失。而总是在后世的教育学习中一再地体现其社会功能。这符合教育学里的连续性和继承性的理论。我们应当对古代的道德标准加以改良，发扬精华，而丰富我们当今社会的道德生活

结语

春秋时士人的道德精神是中华文化的衍生和发展，对于之后两千多年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都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深处拥有着深厚的积淀。“静以修身，俭以养德”、“修身、齐家、治国而后平天下”。

参考文献

1.《春秋》

2.《左传》

3.《春秋时期的人文思潮与道德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