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玉清在乌龙山剿匪记是谁的原型（与周逸群初次见面）
1926年8月，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派出以共产党员周逸群为队长。以共产党员为主体的宣传队30人，来到贺龙部，受到了贺龙和官兵们的热烈欢迎。
贺龙与周逸群彼此神交已久，过去虽未见过面，却可称相当熟悉了。贺龙曾经两次率领部队进驻周逸群的家乡贵州省铜仁县，与周逸群的岳父和亲戚也都有过交往。贺龙的秘书长严仁珊又是周逸群的亲戚长辈。在铜仁驻军时，贺龙还曾收到周逸群寄来的有关广州方面的书刊、材料以及黄埔青年军人联合会的章程等。这次会面可以说是彼此闻名已久，相见分外亲切。
周逸群朝贺龙敬礼，说：“贺师长，我叫周逸群，是总政治部邓演达主任派来贵师的……”
贺龙握住周逸群的手，哈哈大笑地打断了周逸群的话，亲热地说：“逸群，你的大名，两年前我就如雷贯耳啰！莫以为我贺龙是奉承人，搞官场上那一套，我是有根据的……”
周逸群笑了。
贺龙说：“不由你不信，你的老舅严仁珊是我的结拜大哥，我的秘书长。你的丈人老子武文彪是我的朋友，你的亲戚曾融轩也是我的朋友。这还不算，我两次去铜仁，都拜访过你的家呢，这些么，算是朋友之交吧。还有要紧的，我收到过你从广州寄来的书信、书和刊物，还有黄埔青年军人联合会的宣言、章程，让我开了脑筋，长了知识，懂得了一点点革命道理呢！”
周逸群说：“贺师长追随孙先生忠心耿耿，战功显赫，我们在广东的时候就晓得了。”
贺龙笑着说：“我们莫再客气啰，咱们两个再说下去，真变成官场上的应酬了。可借，仁珊未在，来，来，这是我的高参，也是我的老师，陈图南先生，老中华革命党呢！”
陈图南身穿少将军装，笑着朝周逸群点点头，说：“欢迎光临指导。”
周逸群也笑着说：“不是指导，是来学习的啊！”
贺龙左手拉着周逸群，右手拉着陈图南，说：“两位都是我贺龙的老师，不必客气啰！今后，要完成北伐大业，我这个部队要靠你们二位帮助的地方多着哩！”
周逸群说：“北伐大业是我们共同目标，哪里是帮助，合作还差不多。”
贺龙说：“对，合作更爽快。我就喜欢直来直去不兜圈子。”
陈图南却冷冷地说：“云卿呀，周先生可以这样讲，我却不可以，我是你的属下，只能说是服从你的命令，听候你的差遣，不敢越礼犯上，合作可不敢当，也当不起啊！”
贺龙皱起眉头，又立刻笑着说：“陈先生，你我多年推心置腹，怎么讲起这些酸里酸气的话来了？逸群又不是外人，你怎么客气起来啦？”
陈图南也笑了：“当着总部来的贵客，我能不这样说吗？哈哈……”
安置好宣传队员们之后，贺龙与周逸群进了屋，坐下来。陈图南不失身份地招呼着勤务兵斟茶倒水。
贺龙对周逸群说：“对不起哟，在铜仁的时候，我的部队吃了你家谷仓里好多谷子呀。”
周逸群笑了，说：“我家的谷子只怕革命军吃得太少呢，越吃得多越好打垮军阀呀。”
贺龙伸出三个手指，说：“30多大担呢，一家能拿出那么多谷子，已经是尽了很大力量谬。我们刚到铜仁，又是冬天，我们缺粮，老百姓也缺粮啊，幸好你丈人老子大方，他说我贺龙缺粮，要多少就挑多少，还不让人过秤，尽量装谷子呢。”
周逸群说：“完全应该的嘛！我家的谷子，都是穷苦贫农、佃农流泪流汗种的收的，我家是剥削别人的。铜仁县的农民运动看起来是不兴旺，要是在你们湖南，我看我的岳父也该戴上高帽子游街哩！给革命军吃些谷子，只能算是赎罪嘛。”
贺龙点点头，心想，周逸群这个讲法和北伐军里一些军官的讲法大不相同，看来，他肯定是个共产党员。
陈图南却摇摇头，说：“周先生，我们初次见面，恕我直言，大义灭亲也要区别当与不当。周先生的岳父大人很开明，求进步，对他还想戴高帽子啊、游街啊，未免太过分哄。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对亲人皆无情，何能得天下？”
周逸群也摇摇头说：“陈先生的话，我不敢苟同，亲亲之情，不能不要，但不能盖过阶级之情啊！”
陈图南还要说什么，被贺龙岔开了，说：“逸群啊，宣传队是总部来的，我贺龙当然应该宴请，只是不该过于奢侈，我去年在这里当了半年镇守使，九澧七县赤地千里，老百姓没得饭吃，惨到还有易子而食的，想起来，我心里就受不住。我看，咱们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学一学梁山好汉们，如何？莫搞什么燕窝席、鱼翅席吧！”
周逸群点点头说：“我完全赞成。”
晚间，贺龙欢迎宣传队的来临，召集部分军官，摆酒相迎，尽欢而散。宴后，贺龙把周逸群请到自己的卧室，两人促膝而谈。贺龙坦诚地向周逸群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来请教。诸如广州的国民政府是怎样领导部队的，国民革命军为什么要设党代表和政治部，为什么要设宣传队，宣传队的宗旨是什么，部队应该怎样整顿才好，等等。
原来，贺龙所部正式编入北伐军以来，接触了许多新的事物，其中一些是贺龙有所了解的，但更多的新事物却是他刚刚接触，引起了他的求知欲望，他很想使部队有更大的进步。特别是北伐军从广东出师以来，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以期促使北伐的胜利，将一批共产党员分配在各军担任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如第二军的李富春，第三军的朱克靖，第四军的廖乾吾，第六军的林伯渠，第七军的苏联顾问马达耶夫，第八军的张其雄等等。
这些军以下的师、团也都设有政治工作人员，大都由共产党员担任，对提高部队政治素质，组织政治学习，联系当地农民协会，争取在作战中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援等方面都起了很好的作用。这些也是贺龙感到新奇，很想学习和效仿的。遇到了周逸群，贺龙就把这些问题立刻毫无保留地提了出来。
周逸群十分认真、详尽地逐一做了回答。贺龙听了许多自己在部队建设中从来没有听到过的新事物，感到都是行之有效，能够加速部队改造，能够极大增强战斗力的办法。他心里更加肯定周逸群是共产党员了，也更加体会到共产党里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而最大的特点就是这些共产党员没有那么多私心，一个个朝气蓬勃为民众的幸福而奋斗。尽管当时共产党员身份往往不公开，贺龙却认为，大凡公心为大的人，可能就是共产党员。
当周逸群来到第一师刚刚三天的时候，贺龙终于忍不住了，他把周逸群拉到卧室，贺龙开门见山地向周逸群提出：“我要参加共产党！”
当时，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我党规定在友军内部不准吸收高级军官入党。周逸群不好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但又不能讲明我党的决定，只好说：“共产党是不关门的，只要够条件，时机一到，一定会有人主动来找你的。”
贺龙点点头，说：“那也好。第二件事，你来了，要帮我的忙啊，合作也可以。你要帮我整顿部队。我这个队伍底子还过得去，不少人是和我从护法、讨贼战争起就在一起的。起初拖队伍，拥护孙大帅，精神是对头的，可没得经验，吃过大亏，散了几次。两三年前在四川作战，情况好一些，这一年多，风风雨雨经受了不少，算得上打不垮，拖不烂啰。我也素来严格要求军纪，和父老群众也相处不错。不过，讲到底，毛病不少，旧习气蛮多，文化上从我起，都差得很。要能从黄埔军校派些人来帮助我就更好了。”
周逸群说：“我们一见如故，我就直言不讳，怎么想就怎么讲了。部队是要改造，可不要指望广东派人来，我看最有效的办法是立足在自己，应该立刻招收一批有文化知识的学生和青年，再从部队里选拔一批品德优良、粗通文字的青年下级军官，开办一个培养青年军官的政治讲习所。人才要靠自己培养。当然，应该认真物色聘请一些好的教官。有了好老师，才能教出来好学生嘛。”
贺龙听得十分入神。他从组织军队以来就十分重视办训练队、教导队、教导团和随营学校以培养人才，而且每到一地就广泛结交知识界有识之士，尽力选聘人才，与周逸群的提议大多是不谋而合。贺龙兴奋得一拍桌子，站了起来，连连点头地说：“对，对极了！其实，我多年来也是这么办的。人才在哪里都是宝贝，只能靠自己想办法。不知怎么回事，你们一到，我就多了个依赖性！靠自己是上上之策。不过，聘请教官嘛，逸群哪，你可要承担责任呀。”
周逸群说：“好，我想办法找教官。”
贺龙摇头说：“不能光是答应找啊。”
周逸群一征，问：“那要怎么办？”
贺龙映映眼，笑着说：“教官嘛，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我看足足有20多位上等人选哩！”
周逸群又一征，说：“怎么？打我们宣传队的主意么？”
贺龙紧紧握住周逸群的手，两眼闪出炽热的光，恳切地说：“逸群哪，我不晓得你们是不是共产党，可我心里认为你们就是共产党。我这些年来见过几位共产党员，也粗粗地晓得一点点共产党的道理，我钦佩得很呢！你们留下来吧，我请求你们留下来，一起把队伍训练成优秀的铁军，我们一起打过长江，打过黄河，直捣黄龙，该有多好啊！”
周逸群被贺龙的热情和直爽所感动，更被贺龙对共产党、对革命的赤诚追求精神所感动。他决定把大部分宣传队员留下来，自已也应贺龙的要求担任了政治讲习所第一任所长。从此，他与贺龙并肩战斗，成为亲密战友。
在贺龙委托下，周逸群在原随营军官学校的基础上开办了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政治讲习所。
在聘请教官方面，贺龙辗转找到湖南省委，请党派人来帮助。1926年9月8日，中共《湖南军事报告》中记载着：“贺龙近又要我们替他在常德办政治讲习所，我们以政治关系想阻其实现未果。现已派陈昌去主持其事。”报告中还提到贺龙派了与省方有旧谊的独立旅旅长唐秉渊专程到湖南省党部“找军事政治人才替他训练军队，态度颇为诚恳”等情况。在中共湘区省委的支持下，中共湘区执委委员、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陈昌带领一批共产党员和黄埔军校、保定军校毕业的军政人才来到了贺龙的部队。
政治讲习所除了周逸群任所长外，贺龙特派秘书长严仁珊协助周逸群主持其事。总教官贺澎，政治教官是陈昌和原湖南省工会副主席兼工人纠察队队长武文元，军事教官是共产党员张子清。
政治讲习所成立后，立即开始招生，有800余名青年报名。学员中有左翼军中的青年军官，有来自两湖两广云贵川各地的学生，甚至还有新闻记者。有5位贵州来的青年本来准备去广州报考黄埔军校，周逸群对他们说：我们这里正在办政治讲习所，性质与黄埔军校差不多，专门培养军事骨干，愿意参加我们这个讲习所的，我带你们见贺师长。后来，这些青年高兴地留在政治讲习所学习。
讲习所的政治课程有：《孙中山主义大纲》、《社会主义大纲》、《世界革命史》、《经济学》、《资本论入门》、哎哥达纲领批判》等。军事课程分有“小教程”和“大教程”两类。“小教程”包括《步兵操典》、《阵中要务令》、《射击教程》等。大教程有战略、战术、战斗指导，还有步、骑、炮、工诸兵种协同作战，以及兵器、筑城、防空等。此外还有制式教练、野外演习、实弹射击、夜间集合等课目。
这个讲习所办了一年时间，直到南昌起义前夕才结束，先后培养了2000余名军官，其中分配在贺龙第一师的有800余名，其他大部分学员支援了左翼军其他各军。这批学员为贺龙领导的部队注入了新的血液，使它向革命化迈进了一大步，为取得北伐战争的胜利和参加南昌起义打下了思想基础。通过我党对这支部队的帮助和支持，进一步密切了贺龙与我党的关系，增加了贺龙对党的崇敬和信赖。
1926年9月，贺龙任命周逸群为第一师政治部主任。部队从此开始建立政治机关，并在各旅、团、营、连配备政治工作人员，在连队建立士兵委员会。我党在部队的营以下各级军官和士兵中开始秘密发展党员，逐渐建立了秘密党支部。贺龙的骁将，“豹子营”的营长罗忠义就是第一师第一个由周逸群介绍参加共产党的。罗忠义是贺龙的爱将，入党前他跑到贺龙那里征求意见。贺龙说：“好得很，赶快参加，我还要参加呢！”不久，营长罗统一、王炳南、贺桂如等也先后参加了共产党。
贺龙在思想和言行上都十分明显地倾向共产党，而且毫不隐讳。他所领导的部队也接受了共产党的教育，吸收共产党员参加工作。经过了一定程度的改造和革新，贺龙领导的第一师更加显示出朝气蓬勃的面貌，完全不同于其他参加北伐的川黔部队。
中共湘区省委1926年9月7日给中共中央的《湘区政治报告》中指出：“川黔军在湘西……其首领袁(祖铭)、王(天培)、彭(汉章)、贺(龙)各不相下，入湘部队实力以王、贺较大……我们的政策：一、促其出湘入鄂；二、在军事上扶贺制王。第一点有三个理由：1、军事上有必要；2、湘政局统一上有必要；3、离湘是他们的出路。第二点有两个理由：1、我们对他们不能消极，必须拉一个有力者，于袁、王、贺中择一；2、袁在历史上绝无希望，王为保定系，贺比较与我们有联系，且对民众亦较好。”这个报告中尽管没有把贺龙看作“自己人”，但至少已经把他当成朋友了。
由于贺龙对我党的态度日益明朗，特别是任命周逸群为师政治部主任，建立政治机关，配备政治工作人员，开办政治讲习所，而且讲习所以中共党员为核心，讲授马列主义理论等，这一系列措施的实行，引起了贺龙部队中以陈图南为代表的一些资格老、职位高，自恃有功而思想陈旧的军官的强烈不满。代表着新与旧，左与右，先进与落后的两种力量之间的矛盾在第一师中日益发展并逐步激化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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