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野生动物的生活习惯（童年记忆中的许多野生动物逐渐消失不见）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第23期，原文标题《城市里的野生动物》

你也许没意识到，有数量极其可观的野生动物，和人类共同构成了城市的居民。

主笔/丘濂

在城市里能够发现的哺乳动物：刺猬

并不遥远的动物

在人口超过2100万的北京，野生动物与人的距离并不遥远。

鸟类是在城市中最常相遇的动物。观鸟爱好者刘威刚有一年多的观鸟经验。爱上观鸟后，她每日出门，不再是低头插兜走路，而是更加留心天空中与树杈上飞翔、蹦跳的鸟类。麻雀、喜鹊和珠颈斑鸠在她居住的小区里最为常见，乌鸫和白头鹎这样的南方鸟类，这两年向北方扩散，也能发现不少。“麻雀有着白色的脸颊，上面还有一块黑痣一样的斑块，模样非常有趣。”就是这种最普通的伴人鸟类，刘威在仔细观察后，都别有一番收获。

有的动物随着城市的建设，逐渐消失不见。首都师范大学生物系教授高武一直从事自然教育工作。他还记得，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离学校不远的昆玉河两岸，盛产大蟾蜍，也就是俗称的癞蛤蟆，下雨时随处可见。“那时河岸上有菜地，蟾蜍有东西吃。河岸是土坡的形式，里面的土洞给了蟾蜍栖身之地。后来河岸硬化，再加上农田转为城市用地，这些蟾蜍也就不见了踪影。”

高武在工作之余从事的另一项活动是根据野生动物的活动痕迹进行“破案”——在北京的远郊区县，偶尔会有野生动物对生产和生活造成干扰，需要高武协助林业部门，确定“元凶”。野猪和狗獾不时会去农田里糟蹋庄稼。相比野猪一拱就倒一片的杀伤力，狗獾的偷食更为隐蔽。花生和白薯这种根茎类农作物，上面看上去还是茂盛一片，地底下的美味已经被狗獾提前享用。如果家畜受到了伤害，“凶手”可能是豹猫、黄鼠狼或者狗，豹子和狼倒是可以排除，因为已经在北京绝迹。这些都需要高武看爪痕、伤口来判断。一次，怀柔的一间游乐场中，笼子里用作观赏的蓝孔雀全被咬破脖颈而死。“留下的脚印能看出趾肚，像是豹子，但是要小得多，推测是豹猫。”豹猫凶猛，个性偏向豹子而不是猫，有个民间称谓叫作“土豹子”。还有一次，一家养鸡场拿过来两袋子死鸡，其中有一些鸡并未受伤。“那完全是看到豹猫捕食，被吓死的。”高武对我说。

这种人和野生动物的对峙同样发生在城市中心区。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家保险公司曾经找过高武，反映放在办公桌上的饼干、香肠等零食经常不翼而飞。高武勘察了现场，发现前来偷食的动物利用的是贯穿楼层的管道。管道边有缝隙，高武就在旁边放上一张纸，纸上铺有一层薄薄的面粉。根据上面留下的一串小脚印，高武认定那是黄鼠狼的杰作。黄鼠狼、蛇、狐狸和刺猬是老北京文化里的“四大仙儿”，和它们相伴的聊斋式民间故事不少，说明在过去的北京城，它们都曾是常见的动物。如今除了狐狸，另外三种，也都隐秘地存在着。

夜幕降临，人们的室外活动走入低潮，这时恰恰是夜行动物的活跃期。《博物》杂志的插画师张瑜是一位城市物种的研究者，刺猬就是他长期观察和描绘的对象。作为一种夜行动物，刺猬似乎是要和人类错峰出行。张瑜观察到，在自家小区里，刺猬的活动时间通常在夜里十一二点，要等各家各户的汽车归位。而在附近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七八点钟慢跑的人们则极有可能在路边遇到一只缓行着的刺猬。刺猬行进时，刺和植物摩擦会发出沙沙的声音，可以借此寻找它们的踪迹。张瑜会将手电光束调到最弱，接着用几乎是屏气凝神一动不动的姿态，保持几十分钟，好像一棵植物。与一般印象不同，刺猬的刺其实平时都是趴在身上，遇到危险时才会从头部开始根根直立，最紧张时则会蜷成一个带刺的圆球。刺猬用刺扎满野果的童话画面也压根不存在，它喜欢吃落在地上那些腐坏变馊的野果。除非赶在落果季节，有一枚小小的果子刚好砸落在它的身上。

在城市里能够发现的哺乳动物：松鼠和黄鼠狼

城市之中，一些精心打理的园林被博物爱好者认为是“假景观”，只符合人类审美而存在，并不利于生态系统的形成，比如那些组合式花坛，以及犹如广播体操般成行种植的小草或者树苗。相反，倒是那些疏于打理的地带一不小心便成为了野生动物的天堂。在“猫盟CFCA”（一家保护中国野生猫科动物的民间机构）工作的陈月龙每天上下班都要经过城铁“新国展”一站。两年前6月份的一天，他在一出城铁的绿化带里听到了北方狭口蛙的叫声。这让他欣喜万分，因为那是一种不太常见的蛙类。陈月龙看到，那一带主要种植侧柏。正是绿化管理的松动，让地面积攒了一层侧柏鳞片状的落叶，其中隐藏的昆虫成为了北方狭口蛙丰富的食物来源。城铁旁边还有一条排水沟，用来排泄雨季从大路上流下的雨水。狭口蛙夏季便会在里面产卵，整个水面都漂满了透明的青蛙卵。这种临时形成的水体构成了北方狭口蛙繁殖的空间。它的幼体生长迅速，只需要10天，便可以由蝌蚪变身为蛙成功登陆。只是最近绿化带开始了整顿，陈月龙不免为这些北方狭口蛙的命运担忧起来。

由于各种原因闲置下来的荒地会成为野生动物的理想居所。观鸟爱好者大好会用谷歌地图来寻找这种城中荒地的存在。从地图上看，只要这个地方长有粗壮的树木，又离水源很近，就会迅速形成一个多种生物栖息的世界。废弃的国有企业厂房、无力进行下一步开发的地块，都曾是大好的观鸟胜地。黄昏时分，他带我来到位于北京亦庄城乡接合部的一片荒地，这里由三四片村落组成，地上建筑都已经被清理，依稀能看出生活区和农田的界限。这片土地上，既有高大的白杨树，也有低矮的松树、柳树和桑树形成的小树林，适宜不同的鸟类。自从2014年发现这块荒地，大好在这里一共观测记录到200多种鸟类，接近北京鸟类种数的一半，还有蒙古兔、麝鼠之类的小型哺乳动物。我们走在荒地里，相继看到了几只跳跃的金翅雀，一只飞翔的戴胜，还有一只非常少见的黄眉鹀，让大好惊喜万分。“现在的鸟类比原来少多了。这个时候应该是红隼繁殖的季节，以前在白杨树上的喜鹊窝里都能看见它在占窝繁殖。”鸟类受到惊扰的原因就在不远处——城铁线路正在扩张，隆隆的机器声不时地传到耳边。

“北京是个具有生物多样性的城市，这种多样性是由地理环境的多样性决定的。如果以天安门为圆心、100公里为半径，就会发现山脉、河流、海洋和沙漠都包括其中了。另外，东亚到澳大利亚的候鸟迁徙路线也正好经过北京。”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研究员史洋告诉我。野生动物同样也是城市里的居民，然而我们的城市设计却几乎没有考虑过如何方便它们的生存。当现代人厌倦城市生活，想要去远方拥抱自然，却忽略了那些近在咫尺的生物。我们完全可以建立一座对野生动物友好型的生态城市，让自然就融入日常生活。在城市里，应当如何与野生动物相处？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不如先了解一下，城市对于野生动物来说，意味着什么。

城市适应者

周五傍晚6点，在北京东二环的保利大厦，我和志愿者雪峰约在了大厦背面的停车场见面。身边是行色匆匆的下班人群，并没有人关心我们仰望天空，是在看什么。几声尖厉的鸣叫先出现，继而是两个迅疾划过天空的黑影。“它们准备回家了。”雪峰对我说。这就是我们等待出场的主角，北京雨燕。在高于头顶10米的地方，是保利大厦空调的出风口，并排六组长方形扇叶，里面隐蔽的空间就是北京雨燕筑巢的地方。此时，北京雨燕刚刚迁徙归来，正准备进入繁殖季节。每日回巢之前，雨燕都要先在空中盘旋聚集，这是计数的最好时刻。

两年之前，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和北京宣武科技馆联合发起了对北京雨燕的数量调查，在全北京招募志愿者。雪峰和儿子平时都喜欢参加观鸟活动，就一起报了名。现在儿子上了初三，学业繁重，计数工作由雪峰一人承担下来。他每周至少要来保利大厦一次，在感觉空中雨燕最多的时候拍下三张照片，选取数量最多的一张计入统计。保利大厦的雨燕在6月完成繁殖后最多时不过50多只，数照片上的黑点就能完成。而在另一观测点正阳门，繁殖后的雨燕数量则可以达到1100只左右。它需要四位志愿者将四个位置看到的雨燕数量叠加，再将照片嵌入Excel表格里才能逐一在格子里点出数目。在雪峰看来，计数是个枯燥的事情，但只有坚持下来，足够多的数据才能指向有趣的结论。他在计数之余，还主动研究起雨燕的粪便。“它们最开始的排泄物是稀的，之后就会成团，这是为什么呢？”

北京雨燕算是北京的明星物种。1870年，英国人温斯侯在北京第一次采到了它的标本，将其命名为“北京雨燕”，它是世界上唯一以“北京”命名的鸟类。即便有着更高的关注度，人们对雨燕的了解也非常有限。一直以来，研究者都知道雨燕是一种飞行能力很强的迁徙鸟类——它四趾全部朝前，一旦着地就很难起飞。因此它只有在繁殖季节才会栖身于缝隙里的巢穴中，其余时间，几乎终其一生都在飞翔，就是王家卫的电影《阿飞正传》中所说的“一辈子只下地一次，那一次就是它死的时候”的“无脚鸟”。

那么它的飞行能力强到什么程度？北京雨燕的环志工作从上世纪90年代末期就开始进行，得到的数据也只能知道它的回巢率、寿命等信息。直到2014年与英国团队合作，为31只北京雨燕戴上了光敏定位器，它们的行踪才真正为人所知晓：北京雨燕在7月离开北京后，先经内蒙古朝西北方向飞，从天山北部到达中亚地区，接着向南穿过阿拉伯半岛，在11月到达非洲南部，主要集中在南非、博茨瓦纳和纳米比亚三国。来年2月到4月，它们再沿着相似路线返回北京。北京雨燕全程迁徙距离3.8万公里，进食和休息全部空中完成，确实飞行能力惊人。

北京雨燕的飞行踪迹总算搞清楚了，可是另外一个基本情况——北京雨燕的数量和分布却依然是模糊的。高武告诉我，北京雨燕在五六十年代有5万只左右，到了2008年做过一次调查，是3000多只。“北京雨燕的数量大幅下降是肯定的。”高武说。1964年6月下旬，鸟类学家郑光美院士沿着筒子河（紫禁城护城河）骑车慢行，一路看见了360只北京雨燕。而在2000年，高武以同样方法，也骑自行车绕了一圈筒子河，只看到85只。北京雨燕被认为和北京的古代建筑有着密切关系，它们在繁殖时需要栖息在高大建筑的缝隙，北京的宫殿、庙宇、城楼和古塔，往往具有宽大的屋檐、复杂的斗拱、交错的梁与檩，便给它们提供了这样的空间。当古建筑大量遭到拆除，余留下的建筑中，安装的防鸟网又进一步成为阻碍时，北京雨燕的命运也就不难想象了。

志愿者在颐和园的廓如亭做北京雨燕的环志工作（宋文 摄）

从2008年至今，北京雨燕的数量发生了哪些变化？这是本次雨燕调查项目需要回答的问题。在汇总雨燕活动的观测点时，调查人员首先发现，在北京除了一批古代建筑外，现代建筑也成了北京雨燕会选择的繁殖之地，像写字楼和立交桥。26个观测点中，有10个属于古代建筑，9个是现代建筑，另外7个属于仿古建筑，其实也是现代建筑的结构，在统计时计入现代建筑中。

我在另外一个观测点天宁寺立交桥就看到，雨燕做巢的位置是在立交桥的立柱和桥面之间的空隙里，似乎往来汽车的噪声和桥面的震动，对雨燕活动干扰不大。在天宁寺桥观测雨燕的志愿者平芳和我反映她的猜测，北京雨燕来到那里筑巢可能不是偶然的。那片地区原来是金中都都城的中心，也许是雨燕对消失的城墙和城楼还有记忆，所以会不断地飞回来繁殖。不过这样的猜测找不到证据支持。如果把26个北京雨燕活动的观测点摊在地图上来看，唯一能发现的规律是，它们离大片的水体都很近，那可能解决了食物来源的问题。北京雨燕正是会在飞行的过程中，张开嘴，吞食水面上空的细小昆虫。

根据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提供给我的一份2018年的调查数据，繁殖前北京雨燕的数量为3000多只，繁殖后则超过6000只。栖身于现代建筑的北京雨燕数量要大大多于古代建筑中的雨燕。“后来我们陆续找到了更多北京雨燕的出没地点，全部加起来有40处不止。所以去年的这个数字只是一个保守估计，今年还会继续来做修正。”作为项目负责人之一的史洋这样和我介绍。

看上去，北京雨燕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折损，种群数量趋向于稳定并有一定回升。这一方面是古代建筑在以更开放的姿态欢迎雨燕——在雨燕栖息数量最大的正阳门，管理处刚刚完成了“古建保护与城市生态”这一课题。主要就是分析北京雨燕的粪便和巢穴到底对木建筑有没有伤害。“雨燕粪便的酸碱度呈中性，巢穴的微生物菌群检测也没有发现对木构件有损伤的菌种，这都说明北京雨燕对木建筑不构成破坏。”管理处的副研究员袁学军告诉我。另一方面，也是北京雨燕应对城市发展，逐渐在筑巢位置的选择上做出了改变。只要不是那种直上直下、严丝合缝的现代建筑，北京雨燕就能找到筑巢的空间。

家燕在人工巢托上顺利筑巢繁殖（电池供图）

野生动物改变习性、享受城市生活的例子还有不少：空心的大树会在城市里立刻被清除，有的啄木鸟便会用嘴啄开建筑的外墙保温层寻找栖身之所；冬天在北京的某些区域，会看到路边的白杨树上站满了小嘴乌鸦，那是它们专门进城，体会“热岛效应”带来的温暖；流浪猫多的小区，好像刺猬也容易被发现，因为它们会和流浪猫一起，分食爱心人士投喂的猫粮。

一些国外的动物学家因此提出了“城市动物智力”的话题，认为城市里多变的环境会影响居于其中的动物认知能力的演化。在《城市让动物更聪明了？》这篇文章里，《大西洋月刊》的作者保罗·毕申格里奥提到，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一位野生动物生态学家斯坦·格特就发现芝加哥的丛林狼会有意跑到城市里来，为的是躲避丛林里的陷阱和穷追不舍的猎人。为此，这些豺狼学会了依据车速和车流量避开交通拥堵，也知道哪里过马路最安全。还有的科学家会去比较城市里的动物和它们的野外同类解决问题的能力，好比打开很难开启的食物罐头。结论是，居住在城市的动物都比栖居在野外的要表现得好得多。

这些例子和研究仿佛都暗示了一点，城市再错综复杂，居于其中的动物都有办法调整和适应它。

另一重现实

然而，只要在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待上半天，就会被眼前的景象提醒，动物与城市之间，每日都在上演着冲突。

早上9点，是救护中心对动物们的例行诊疗时间。救护热线24小时工作。白天如果有市民拨通电话，中心会派车去接回动物；晚上接到电话，只能早晨上班后再把它们带回来。刚到的一只红隼被诊断为轻微肺炎，兽医为它注射了一针消炎药。另外一只名叫大麻鳽的鹭类水鸟是从“病房”里接出来换药的——两天之前，它的脚踩进了捕兽夹里，两只爪子被完全夹断了。兽医给它做了截肢手术，再缠上厚厚的纱布。看着纱布一点点地被剥开，已经开始结痂的伤口暴露在眼前，站在一旁的史洋心疼得几乎掉下眼泪。这意味着它再也不能飞行，余下的时间只能卧在救护中心的笼舍里。史洋告诉我，这样的人为外伤，即使在城市中心的公园里也会发生。“用弹弓、气枪打鸟，或者下套和夹子。说不清那些人究竟想要做什么，有的纯粹是自娱自乐。”

从2016年到2018年，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一共救护野生动物137种，共1632只。这其中，鸟类的数量要多于哺乳类、两栖类和爬行类的动物。如果再算上北京市猛禽救助中心平均每年200只到300只的猛禽救助量，鸟类的数字还要更大。

史洋向我介绍，不同季节，救护中心会有不同的受伤鸟类：春天和秋天，主要是飞过北京上空的迁徙候鸟。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里，救护中心就频繁接到一种叫作丘鹬的涉禽。它们在飞往东北繁殖的过程中，要经过北京城市的核心区，极易被高楼大厦玻璃幕墙上反射出来的蓝天白云的影像所迷惑，一头撞在上面，发生“鸟撞”。如果只是撞晕的话，让鸟自行休息恢复一段时间即可；但迁徙鸟类的飞行速度一般都很快，通常送过来的鸟被撞得眼歪嘴斜，内脏大面积出血，兽医也束手无策。《北京地区常见野鸟图鉴》的副主编王瑞卿给我发来了更多“鸟撞”现场的惨烈照片，它们多是清晨早起拍摄下来的。在城市之中，其实很少见到那些当场毙命的鸟类，它们会被清洁工迅速清理，或者被天敌叼走。

天坛公园里正在休息的长耳鸮（王瑞卿供图）

进入5月份，救护中心就会收到一些刚孵出来的幼鸟。它们有的是源于自然淘汰——一窝当中，身体较弱的那只容易被其他鸟挤落在地。有的则是由于搭窝位置不对，市民希望救护中心帮助把鸟窝清走。像珠颈斑鸠、喜鹊和红隼都很喜欢在空调外机和墙壁之间的空间来筑巢繁殖，如果不能及时发现，人们又因为天气炎热及早开了空调，还有可能出现把整窝幼鸟烤死的悲剧。有的时候，对鸟造成伤害的未必直接是人类，而是人类的宠物猫，以及数量可观的流浪猫。对于鸟类、昆虫和小型哺乳动物来说，猫都是位凶猛的猎手，没有任何飞翔能力的小鸟更不在话下。来自美国的一个惊人的统计数字是，流浪猫和被允许出门的家猫平均每天会杀死360万只鸟，每年至少13亿只。研究表明，在栖息地丧失和气候变化给美国鸟类造成威胁时，户外的猫杀死鸟类比其他威胁都要严重。

很多猛禽会在冬天时飞来北京越冬，它们也就成了冬季时主要的救助对象。作为一种食物链顶端的动物，下游食物链一旦出现任何风吹草动，就会影响到它们的生存。被送来的猛禽最常见的症状是饥饿导致的抵抗力下降，也可能因此感染其他疾病。很难说这种食物的缺乏不是城市生活所导致的——到处投放的鼠药就让老鼠难寻影踪。一位兽医还为我展现了一张死去猛禽的解剖照片：它身体里的四个气囊中有三个都呈现黑色，像是铅块一样坠在上面。这位兽医怀疑城市雾霾也在夺去一部分鸟类的生命。“鸟的气囊没有过滤空气的功能。大量的霉菌孢子附着在空气污染物的颗粒上，被吸入鸟的体内后，就在气囊上形成病变。在季节更迭时，鸟类会感到呼吸困难。情况只能越来越差，最后呼吸衰竭而亡。这样的病例每年都在增加。”

在前来北京过冬的猛禽中，长耳鸮具有独特的外表和意义，如今它从北京城区彻底消失不见就十分令人感慨。鸮是猫头鹰的学名，是指鸟类分类学上的鸮形目。北京猛禽救助中心的执行主任邓文洪告诉我，不像在有些地方，猫头鹰会和凶兆相联系。北京文化受到满文化的影响，满族信仰的萨满教里，猫头鹰是自然崇拜的神物。因此猫头鹰在北京人心中也有着特殊的地位，过去并不会受到人类主动的驱赶和伤害。长耳鸮顾名思义，是一种长耳朵的猫头鹰。它头顶上有两簇羽毛，好像是支棱起来的长耳朵。其实它真正的耳孔是在头骨两侧，而且是不对称分布。它在夜间出行时，便能靠环绕立体声去定位猎物。连续许多年的冬天，长耳鸮就栖息在天坛和国子监的树林，在故宫等古代建筑区域里也会零星出没。这些地方的古柏树长得高大繁茂，当其他阔叶乔木的树叶落尽，柏树林灰绿的鳞状叶就为长耳鸮提供了遮挡，让它们能够免受诸如喜鹊、乌鸦等伴人鸟类的烦扰，在白天闭目养神。

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鸟笼里的黑鹳，休养恢复后将会放归（王旭华 摄）

在北京宣武青少年科技馆任教的岳颖一直对天坛公园中的长耳鸮有着观察和记录。岳颖开有一个生物教室，叫作“小鸮自然工坊”。本人网名中有“鸮”字，教室中也摆着各种各样的猫头鹰模型，这足以看出岳颖对鸮形目鸟类的痴迷。1998年，她在首都师范大学师从高武学习生物，毕业论文选择了以长耳鸮作为研究对象。“长耳鸮的外形特殊，天然就会引起人的好奇心。再加上它的体型较大，能在30到40厘米之间，也方便观察。”岳颖在研究期间，对在天坛公园越冬的长耳鸮进行统计，在60只上下，分布在天坛的三个地方：一个是祈年殿西侧的柏树林里，另一个是南神厨到圜丘的桧柏林中，还有一处长耳鸮数量最多最集中的是在南神厨北侧的“大库”。大库是一片不向游人开放的区域，内有古柏，堆满了七七八八的古建筑材料。岳颖的论文主要做的是长耳鸮的食性分析——她收集长耳鸮吐出的“食丸”，也就是那些不能被消化的骨骼、兽毛、羽毛等所形成的小团。经过解剖，和骨骼分析，便能知道长耳鸮的食物来源。岳颖得出的结论是，对天坛长耳鸮来说，在越冬期老鼠、蝙蝠和小鸟，各占日常食物的三分之一左右。

毕业之后，岳颖在科技馆工作，每年冬天都要带学生来天坛观察长耳鸮。大约2006年大库拆除改为绿地，长耳鸮集中在南神厨外栖息越冬。随着时间的推移，长耳鸮的数量每年都在递减。岳颖猜测可能是栖息地与食物减少等原因相互叠加，共同导致的结果。特别是近年来出现的不文明拍鸟行为，为了拍摄睁眼，甚至是飞版的长耳鸮照片，不惜通过喊叫、踹树等手段，惊吓休息中的长耳鸮，这些人为因素不断加入，都共同加速了长耳鸮在天坛公园的消失速度。岳颖最后一次看到长耳鸮是在2015年，在圜丘附近。之后在2018年，她听说有人又在天坛拍到了一只长耳鸮，但只是在树上落了一下，并没有待住。

岳颖的微信朋友圈封面，是在柳叶中露出脑袋的一只长耳鸮。现在距离北京城区最近的长耳鸮栖息地是在大兴区的南海子公园，岳颖陆续观测到5只左右。她依旧会带学生观察，但从来没有在网络上暴露过它们的具体位置。她惊喜地发现，其实像新种植的圆柏那样低矮的树木，长耳鸮也会选择栖居，只要那里让它们感到足够的宁静与安全。

每天早上，救护中心的兽医要对送过来的野生动物做例行检查（王旭华 摄）

一些相处之道

一个表面上的矛盾是，人类对于城市环境的需求，比如周遭洁净舒适、绿地景观赏心悦目，是和野生动物所需要的杂乱、隐蔽不能兼得的。然而，真的如此吗？

就拿在城市里所进行的大规模灭鼠来说，“猫盟”的陈月龙曾经仔细查询过各处投放的毒饵的有效成分，发现其中的溴敌隆会引起二次中毒，也就是导致老鼠死亡外，以老鼠为食物的黄鼠狼、刺猬和猛禽都不能幸免。“老鼠在城市里有着强大的环境适应能力并形成了稳定的种群，毒杀只能让老鼠数量暂时减少，短短几个月就可以恢复到原来水平。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我们在杀死老鼠时，也消灭了城市的其他物种，并且对它们的杀伤力更加巨大。再有，城市公园里出没的老鼠，像姬鼠，是以植物和昆虫为食物的，不会往人类聚居处跑。这样的老鼠是否也要无差别地一起消灭？虽然人不需要老鼠，但是生态系统里需要老鼠的存在。”

对此高武也有相似的观点：“郊区有不少老鼠啊，黑线姬鼠、黑线仓鼠、大仓鼠、小家鼠等等，也没见闹过鼠灾。城市里关键是人类的食物丰沛。如果人类能管好食物，加固仓库，不给老鼠以可乘之机，不需要这样力度地投放鼠药，老鼠数量也能得到抑制。”

曾几何时，我们能聆听到夏天鸣蝉的合唱，秋日蟋蟀的低吟，但它们好像从生活中的背景音里都消失了。一位北京市园林系统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这和过度喷药、修剪清理“杂草”和腐殖土层，以及对外来植物的偏好都有关系。昆虫受到影响的结果，就是以它们为食的鸟类种类和数量发生波动。从今年开始，北京园林系统尝试做出的一个改变是，要在每个城市公园内安放一处“本杰士堆”，面积更大的郊野森林公园则每千亩建设一个。

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就承担了本杰士堆的教学和推广。在救护中心的后院，我看到了这种人造灌木丛，它的发明者是德国从事动物园园林管理的本杰士兄弟。工作人员肖欣向我介绍，要在4米乘6米的范围里，先在地下挖凹槽，再铺上石头和层叠的枯枝落叶，并用掺有本土植物的土壤进行填充。别看它在冬天是枯木堆的样子，春夏则会爬满葎草那样的攀援植物，并闪烁着蒲公英、二月兰的小花。在这样一个本杰士堆里，可以生长出昆虫，为小型哺乳动物和爬行动物提供食物和庇护，也可以引来鸟类觅食，最终能提高局部生态系统的多样性。

少数城市公园正在实验运用不同的绿化理念。2017年对市民开放的广阳谷森林公园就是西城区园林绿化局推动建成的一处。虽然叫作森林公园，它其实就位于北京二环路以里的菜市口一带，占用的是一块老城改造后闲置多年的荒地。它距离宣武科技馆很近，也是岳颖鼓励学生来做自然观察的地方。北京的本土植物在这里占到八成以上，原来胡同格局中粗壮的槐树、高大的白杨依旧保持原位，还有从别的旧城改造区移植过来的古树。乔、灌、草相结合的方式让这里的植被看上去层次多样，还有倒伏在地的树根掩映在草丛里，成为一些小动物的栖息地。岳颖的一位学生花了一个暑假在这里做记录，一共看见了20种昆虫、7种鸟类，的确比一个普通街心公园要丰富。它让人们得以从闹市一下穿越到了虫鸣鸟叫的自然当中。

一些民间环保组织也在用微小的行动为城市生态做调节。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连续两年在北京市的植物园和八达岭森林公园做蝴蝶的种类和数量的监测。蝴蝶对环境变化特别敏感，它是一个生态环境指示类群。在幼虫期，蝴蝶很挑食，每种蝴蝶幼虫只吃某几种特定的植物（称为食源植物）；而在成虫期，蝴蝶又和蜜蜂、食蚜蝇等其他传粉昆虫一样，要采食某些植物（称为蜜源植物）的花蜜。一个地方蝴蝶种类多，既说明那里环境质量好，又具有植被多样性。反过来，“山水”也希望能通过主动栽培蝴蝶的食源植物和蜜源植物，营造一个能有蝴蝶环绕的氛围。

蝴蝶项目工作人员谭羚迪告诉我，人工为蝴蝶营造栖息地，在国外就有很好的实践。比如美国的君主斑蝶迁徙到墨西哥，该条线路上的许多美国人就会在自家后院里主动种植它们的蜜源植物，让它们顺利到达目的地。参考这些，“山水”向几所小学提议了让孩子们亲手打造“蝴蝶花园”的方案，好比种植花椒树，能够为柑橘凤蝶的毛毛虫提供食物，苜蓿则既可以成为东亚豆粉蝶、蓝灰蝶、红珠灰蝶、多眼灰蝶的寄主植物，也能在秋季成为蜜源植物。最近温榆河一带要做城市绿地的建设，“山水”作为被咨询方希望对方保留地黄和巴天酸模两种植物，防止这两种常见的蝴蝶寄主植物被大规模清除。“很多本土‘野草’其实都与当地食物网有相当深的牵绊，而多数园艺植物则可能就是孤零零的植物而已。”

另一家公益机构“根与芽”则在北京雨燕外，关注了家燕和金腰燕的生存状况。老北京人对它们感情更深，因为相比北京雨燕喜欢在高大古建筑上栖身的习惯，它们过去就在胡同里平房的屋檐下筑巢。正房不关门的话，它们还会直接飞进来做窝，伴随着人们走进走出，它们也飞出飞进。儿歌《小燕子》唱的就是这群燕子。“根与芽”把“你好，燕子”的项目放在了北京什刹海一带。那里今天依然胡同纵横，看似还能适合燕子筑巢，其实会有细微的变化。

项目负责人李一知带我走进最为商业化的烟袋斜街，身边游人如织，店家播放的音乐吵闹。“你没想到吧，这竟然是燕巢最密集的一条街。那些店铺的招牌、射灯、音箱，都为燕子衔泥筑巢提供了依托。”李一知说。可是这样的街道不比以前，店家更换的速度频繁，每次易主都要重新装修，燕巢也就被毁掉了。“其实店主未必是不喜欢燕巢，可能根本就没意识到有燕子的存在。还有的人很厌烦落下的鸟屎，我们就让他们在下面加块纸板，都是可以解决的。”一家斜街中段售卖明信片的小店，在得知家燕看中了自家音响筑巢后，店员们都欣喜不已，还特意刻了一枚燕子的印章，鼓励游客进店免费盖戳纪念。

“你好，燕子”项目在什刹海片区针对的人群包括住户、商户，以及社区小学的孩子们。老居民都对家燕和金腰燕这些老邻居很熟悉了，能准确说出燕子筑巢的位置。租户和商户就很少去注意这些就在头顶不远处的小精灵。孩子们有的并不来自于胡同，对燕子的习性其实也很隔膜。参与者会一起去观察燕子的行为，还会安装人工巢托，吸引燕子在更合适的地方筑窝。在李一知看来，与其说这是一个自然教育项目，不如说它更像是一场社区营建活动，通过燕子这个身边的物种，把大家凝结在一起。

我们说话的时候，有两只燕子就在头顶，那是属于它们的温暖的家庭世界：一只雄性家燕站在电线上，注视着巢里的雌性家燕专心致志地孵化小燕子。很快，一窝雏燕就要出生了。

（感谢张恩权为本文提供的帮助）

夜晚的奥森，寻觅刺猬的影踪

暮色四合，北京城变得宁静。奥林匹克森林公园里，好戏才刚刚开场。

开春之后，《博物》杂志的插画师张瑜又开启了对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夜行动物的观察。他计划将自己多年来对城市物种的记录出版一套“城市丛林日记”，分成日系列和夜系列，然而总是觉得素材不够完美。这天晚上，他决定继续来奥森寻找他追踪多年的老朋友——刺猬，我打算跟随他一起前往。

张瑜已经提醒过我好几次，不要对这种单独一次的观察期望太多。他有个理论叫做“日行千厘”，也就是以龟速行进，花长时间、专注仔细地去观看某个物种。“有时候我天刚亮就在山脚下，天黑了我还在那儿。别人觉得我身体好，上下一次比谁都快，其实我连窝儿都没挪过。”所以极有可能，我们在一进门的地方看见了刺猬后，一晚上都蹲在那里。再有，偶然一次行动，也不能保证一定能看到刺猬，或者一定就能看到它活动的精彩瞬间。

这些“预防针”对我来说完全是免疫的。夜幕降临时，我们走进奥森，穿进那些湖水边、甬道旁的林子里。仍旧依稀可辨环绕园子四周汽车行驶的噪声，以及不远处广场舞激昂的鼓点，但是黑斑蛙的鸣叫，伴随蝼蛄的吟唱，还有偶尔苍鹭飞翔振动翅膀的声音，都在暗示我来到了夜行动物的世界，这里的主角不再是人类。那种接近原始自然的感觉，本身就让人感到兴奋。

张瑜携带了一把红光手电以方便寻找刺猬（宝丁 摄）

我们应该去哪里寻找刺猬呢？奥森的地盘大，难免有一些林间的“三不管”地带，园林工人会把其他地方扫除的落叶、剪下的枝条，还有腐殖土倾倒在那里。那就是刺猬的天堂。张瑜告诉我，刺猬平常白天休息时不那么讲究，有点遮蔽物就能够半缩着脑袋睡觉，晚上进食的间隙会随便找个小坑简单小憩一下。但冬眠时尤其青睐那种厚厚的枯叶堆。在老旧的居民小区，仍能允许堆放杂物和落叶，说不定里面也会隐藏着刺猬。也可以凭借声音来寻找它们。经历了冬眠，春天的刺猬普遍身体虚弱，有的能听到轻微的咳嗽声，那多半是感染了肺炎。除此之外，还能够通过刺猬行进时，刺与植物摩擦的沙沙声，发现刺猬的存在。5月份，刺猬刚好进入了求偶和交配期。在求偶期，雄性刺猬会像一个小拖车一样跟在雌性刺猬后面，并不停地围绕着雌性打转，直到对方同意，把刺放平让公刺猬爬上去。这个过程中，两只刺猬彼此会发出“噗噗”向外喷气的声音，特别是在母刺猬表示拒绝、两只僵持不下的时候，这同样会引人注意。

张瑜随身带了一把新买的红光手电用来照明，这让四周环境变得诡异起来。一些夜行动物对红光不敏感，它又能穿透很远的距离，用它来观察就方便得多。其实以张瑜的经验，一般的手电调到最暗的挡，动物也不会介意。“当你刚出现在林子里的时候，周围动物可能会受到惊吓，四散。但是用不了五分钟，只要不乱动，它们就能适应你的存在。在手电光束的照射下，能招来小虫，有时候刺猬反而会被食物吸引着爬过来。”光束所到之处，我看到地上爬着许多金龟子。它们有的正要被一群蚂蚁抬回去享用，就像是几颗移动着的花生。金龟子也是刺猬喜爱的食物。张瑜感到，以前一开手电，金龟子就会噼里啪啦地往上面撞，今年数量就少得多。昆虫里面，蟋蟀在刺猬的日常食物里占比也很大。张瑜原来以为以刺猬的行动速度，也就捡蜗牛、蚯蚓一类的东西吃，后来他亲眼看到刺猬捕食蟋蟀和扑抓蛾子，直观感受到了它的爆发力和弹跳力。

进入林子，张瑜便要求不能再说话。于是我们像两尊石像一样，只转动脑袋来四处寻觅。此时还好，再热一些就有蚊子和蜱虫来吸血，张瑜都得忍着。刺猬也是蜱虫的受害者。它背部有刺，蜱虫就挂在它的脸上、腹部和腿上吸血，吃饱了自己会脱落。张瑜通常很难判断一只刺猬是否是之前追踪过的个体，身上蜱虫的分布倒成为一个标志。曾经一连几天，张瑜都看见一只脸上同样位置挂着蜱虫的刺猬。刺猬为此深受折磨，每走几步就要停下来挠痒痒，发出嘶啦嘶啦的声音，让张瑜听着都浑身难受。

很多张瑜为我描述过的画面，只能进行脑补想象了。比如两只公刺猬打架：它们会突然朝对方撞去，分开之后，双方或者一方缩成刺球进入防守模式，过一会儿慢慢展开身体，继续循环上一轮的冲撞推挤。最后的胜负很难明显看出，通常一方率先默默离开，另一只随后也恢复常态。我期待能有这样一只觅食的刺猬闯入我们的视线，它也许在到处嗅闻，能让我有机会仔细端详它露出的小牙和湿湿的鼻尖。如果能碰到一只渴求伴侣的公刺猬那就更有意思了。按照张瑜所说，发情期的公刺猬会忘记吃喝，简直达到一种飞奔的状态。它们见到天敌都不会跑得那么快，因为大不了可以缩成一团自卫。这时的公刺猬就像是一个所向披靡的小坦克，除了不能上树，一些小土坡、特别茂密的草丛，它都可以横冲直撞过去。

不过我仍旧什么都没看见。这是一个挺美好的夜晚：皎洁的月光洒在林子里，微风阵阵，吹过来的是松针清新的味道和二月兰的芳香。张瑜估计，是前几天的倒春寒让刺猬处于一种蛰伏的状态，尽管这天气温回升了，但对刺猬来说，还不够它们体感温暖的状态。这种刺猬突然少或者多起来的状况时有发生。2012年北京那场特大暴雨之后，张瑜来到奥森的林子里，就看见一处地势较高的山坡上挤满了刺猬。还有的时候，公园里分片割草，刚刚割完草的地方会一下冒出许多刺猬，因为食物暴露的缘故。再过一天，由于草短的地方自己也容易暴露，刺猬就会向周围的草丛转移。拿食物来引诱刺猬，本来是一个能看到刺猬的好方法。根据张瑜的观察，刺猬不爱吃新鲜的食物，对人们扔在外面发馊的剩饭则情有独钟。不过，这样做就失去了观察的意义——应该让它们处于最自然的状态。

为了不让我太过于失望，快走出奥森的时候，张瑜带我去看了一橛儿刺猬的粪便，他其实进门的时候就看见了。它还是湿润的状态，里面有些尚未消化的鞘翅目昆虫的甲壳。这证明了刺猬在奥森真实地存在着，只是这个夜晚，我没有能够与它们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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