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四书五经的老师谁最好（赵永刚今人如何读）

在中国的学术体系中，儒学具有常道性质，如牟宗三先生所言：“儒家的义理与智慧具有‘常道’的性格。儒家，从古至今，发展了几千年，它代表一个‘常道’——恒常不变的道理。中国人常说‘常道’，它有两层意义：一是恒常不变，这是纵贯地讲它的不变性；一是普遍于每一个人都能够适应的，这是横地、广地讲它的普遍性，即说明这个道理是普遍于全人类的。”[1]

儒家的常道价值内容集中体现于“十三经”之中，自朱熹编撰《四书章句集注》之后，“四书”在儒家常道展开的恒常性与普遍性方面更具代表意义。从地域的普遍性方面而言，“四书”不单是中国知识圈共同尊奉的经典，同时也是东亚儒家文化圈（包括今天的日本、越南、韩国等）的学术根基所在。朝鲜时代儒者崔益铉所言可见一斑，其《凤村集序》曰：“洛闽以还，至我东先辈，教学法门，莫不以《小学》《近思》《四子》，为本领阶梯。”[2]

在儒家典籍之中，“四书”也是一例特殊性的存在，既集合了历代大儒学术思想之精粹，又因科举八股之利诱而蒙受士子之诟病，且一度成为新文化运动干将集矢之所在，以至于《四书衬》作为隐喻性的著作出现在鲁迅的《祝福》中。

尽管五四的喧嚣已经过去百年，可是对于“四书”轻蔑性批判和浅庸化误读依然甚嚣尘上、不绝于耳。当下弘扬传统文化的呼声渐高、热情渐长，对于“四书”之价值渐有所省，只是如何关于研读“四书”，依旧浑浑噩噩，莫衷一是。故此刘强教授《四书通讲》之梓行，无疑具有嘉惠学林的启示意义。

刘强著《四书通讲》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6月版

刘教授将“四书”视之为承载儒家之道的重要典籍，对于儒家之道的界定，刘教授坚持“不离日用常行内”，即“四书”传递的是中国人的“日用常行之道”，这种界定是儒家真精神的传承。

阳明先生曾说：“与愚夫愚妇同的，是谓同德；与愚夫愚妇异的，是谓异端。”这不是把圣贤豪杰降低到愚夫愚妇相似的知识水准，而是承认愚夫愚妇同样具备与圣贤豪杰一般无二的先天德性（良知）。“个个心中有仲尼”，承认这个事实，是为真实，反之则为虚幻；尊重这个事实，是为弘道，反之则为贵术。

当下研读“四书”目的是在弘道，而非贵术，这不单是一个学术态度的差异，而是一个价值立场的笃定，“如果我们看到了术的机心、贪婪和丑恶，尽可以取批驳、揭露和摒弃；但切莫因此怀疑道的真实无妄与廓然大公！”（《自序》页11）以此择善固执的信仰信念通讲“四书”，才是研读“四书”的正确态度。

“四书”的研读还需要解决古典学术的现代转换问题，从古代学科归属方面而言，“四书”是在经学的体系之中，注疏是古代经学最主要的著述体例。然而，注疏虽然能完美呈现古典学术的阐释特色，但是却无法适应当下学术机制的限制，解读“四书”需要对注疏体进行必要的承继与创新。刘讲授《四书通讲》对此作了示范性的学术探索，即分类、融会、贯通。

根据内容主旨对经学文本进行分类研究，在经学阐释史上，虽不如注疏之广泛，然亦不乏先例。据朱彝尊《经义考》记载，有宋·俞琰《卦爻象占分类》、宋·吕大临《吕氏编礼》、明·孙元化《周礼类编》、宋·吕祖谦《左传类编》。

打破既有的文本顺序，对《四书》进行分类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是元代朱公迁《四书通旨》。该书取“四书”文本，分为天、性、仁、义、气质、礼乐、人伦、义命、富贵贫贱、困穷患难、辞受取予、出处去就等九十八类，分类过于细碎，分类标准也存在问题，如因请学稼而把樊迟归入异端类，显然不妥。

朱熹《孟子要略》亦是分类研究的代表性著作，该书将《孟子》分为性善、仁义、论心、孝弟、义利、出处、政事、论学（圣贤之学、异端之学）八类，但是《孟子要略》亡佚很久。道光年间，学者刘传莹才从金仁山《孟子集注考证》将其辑出，曾国藩作序刊刻。

朝鲜半岛也有用分类法研究“四书”者，如赵翼《孟子分类浅说》，把《孟子》分为性、学、心术、人伦、处身之道、处世之道、治道、黜霸功尊王道、辟异端明正道、道统之传十类，类目不多，无细碎之弊，不至于如朱公迁《四书通旨》分为九十八类，受“类目既琐，间涉冗碎”之讥。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学风丕变，分类研究已成学术著作主要体例，然分类精粗、研究深浅，仍有云泥之差。

刘教授将“四书”分为为学、修身、孝悌、忠孝、仁爱、教育、交友等十三类（道），从数量上来讲，简繁适中，提炼允当。从分类细目考察，涵盖天理人性之微、修身养德之道、治平天下之法，诚如作者自言，确实是首尾呼应、义脉贯通。此种分类看似寻常，实则非深谙“四书”义理者不能为之。精确允当的分类，实则彰显了作者成一家之言的学术理想，确立一家“四书”学体系的学术蓝图。

古典经学研究的材料去取标准严格，一般限于经学文本内部，以经证经是最主要的注疏材料准则。这种标准无疑是有维护经学文本纯洁性的考量，可是也将经学文本局限在狭小的知识疆域中，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经学拓展学术疆域的生机与活力。近代学术体系与方法革新以后，以经证经的局限性愈发引起研究者的不满。

刘教授此书材料选取广博精审，采铜于山，融铸一体，以成精金。材料范围覆盖经史子集四部，吾国异域四方，采择之广，去取之严，阐释之精，令人叹服。如第十五讲《交友之道》，博采子集，子部如《容斋随笔》论“朋友之义甚重”，集部则有欧阳修《朋党论》之妙文。在论述“朋友之义”其二“义兼兄弟”时，征引美国学者富兰克林名言“兄弟不一定是朋友，但朋友一定是兄弟”，使“义兼兄弟”的涵义更为显豁明白。在研究方法上，刘教授也能超然于旧有的汉宋之争以外。

清代乾嘉汉学兴起以后，鄙夷宋儒，目之为空疏；理学家奋起抗争，反唇相讥，视汉学为琐碎。两派争执不下，日久弊生，道咸以后，兼采汉宋，渐成卓越思想家之共识。刘教授此书在训释文辞方面，广泛采用考据学研究成果，如刘宝楠《论语正义》、焦循《孟子正义》；阐释义理时，则尊崇宋明儒之高见，如二程、朱熹、王阳明之思想屡屡见于书中。

最迟从孔子发出“人能弘道”的叹息开始，儒家重视道统承继的传统就已经开始确立。孟子尾章再阐道统传承之绪，后世之儒，薪尽火传，无不有此信仰自觉。该书尾声题为《道脉永传》，附录所载文献十一种，亦是此意。所谓道统云云，实则代表着研究者对儒学的强烈责任心、信仰力与弘道精神。

道统既是信仰层面的贯通，也是学术思想的贯通。刘教授该书兼顾道统之两面，以学术思想的贯通而言，均以“四书”原文发端，博采后世大儒精彩绝伦之见，纵贯而下，每一门类，皆如一部浓缩版思想史。我在读此书时，明晰了儒家之道的具体门类，也看到了这些门类在思想史中的生动展现；我了解了今人阅读“四书”应有的姿态，也感受到了作者凝聚在书中的情怀。

注释：

[1] 牟宗三《从儒家的当前使命说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见《政治与治道》，《牟宗三先生全集》第10册，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3页。

[2] [韩]崔益铉《勉庵集》卷十七《凤村集序》，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325册，韩国景仁文化社1990年版，第420页。

来源：《书屋》2021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