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马案为什么称呼奇案（细思极恐的刺马案）

同治九年（1870）农历七月二十六，两江总督马新贻例行检阅军队完毕后，在亲兵簇拥护卫之下，由校场缓步返回官署。

但行至半路，突然有人拦路鸣冤，马新贻接过递来的状子正准备仔细阅览，不料身后又有一人突然暴起。

此人左手抓住马新贻衣襟，右手从靴筒中抽出匕首，以迅雷之势狠狠捅向了总督大人的右肋，事发突然，左右毫无防备，刺客一击得手，马新贻当场倒地，痛苦呼救：“我已被刺，速拿凶手”。

奇怪的是，刺客行凶后竟毫无畏惧逃匿之意，抛下凶器后朗声高呼：“养兵千日，用在一朝，刺马者张汶祥！”随即束手就擒。

马新贻遇刺后，侍卫急忙用门板将其抬入总督府内，此时总督大人已面如金纸、气若游丝。更令众人揪心的是，仔细探查伤口才发现，刀入肋深达三寸，但创面并未有多少出血，反而是伤者口中却有鲜血不断涌出。

显然匕首已刺破内脏，按照当时的医疗条件和救治手段，这种致命伤几乎已经宣告了马新贻的死刑。

闻讯赶到的郎中见此情状亦是束手无策，明知已药石无灵，混乱中甚至连巫蛊符箓都拿来死马当活马医了。

但最终生命垂危的马新贻并没有迎来奇迹，在痛苦煎熬中挣扎了一晚，勉强口述遗疏后，于次日下午二时不治身亡。

马新贻遇害，是清朝立国200多年以来，第一起最高级别官员被刺事件，堂堂钦命两江总督，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当街被刺身亡。

“刺马案”爆发后，朝野震动，举国哗然，慈禧太后更是怒不可遏，连下四道谕旨，两度委派钦差，势要将此案查个水落石出。

只是随着调查的展开，案情却愈发扑朔迷离。刺客的行凶动机何在？案件幕后又是否牵涉其他人员？刺杀事件的真相究竟如何？背后又到底隐藏了多少秘密？带着这些疑问，让我们一起走进号称清末四大奇案之首的“刺马案”。

接任两江却形同催命

马新贻，山东菏泽人，道光丁未二十七年（1847）进士。丁未年这一科，堪称是晚清科举的龙虎榜，除马新贻之外，更涌现了李鸿章、沈葆桢、郭嵩焘、张之万（张之洞堂兄）等一批煊赫重臣。

李鸿章

科举高中之后的马新贻，历任安徽建平知县、合肥知县、安徽按察使、布政使、浙江巡抚、两江总督。

为官期间，其政绩突出，官声极佳，且深受地方民众爱戴。可以想像，如果一切正常，马新贻这样造福一方的官员，假以时日极有可能像同榜进士李鸿章一样，成为晚清举足轻重的人物。

但所有的猜想，却都终止于1870年夏天，那一场猝不及防的谋杀。

早在“刺马案”发生之前两年，1868年9月，马新贻在赴任闽浙总督的途中，忽然接奉廷寄，将其调任两江总督，而对于朝廷突然而至的人事任命，马新贻却似乎早有心理准备。

因为就在不久之前，马新贻奉旨进京请训，向慈禧太后请安，君臣二人曾在养心殿中有过一番长时间的密谈。

随后便有了马新贻赴闽中途改派两江的谕旨。可见在当时的会面中，慈禧已经向其透露了调任两江之意。

两江总督下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军政民务，其管辖范围尽是江南富庶之地，朝廷赋税来源。

因此两江总督在清朝九大总督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仅次于负责拱卫京畿、号称“疆臣之首”的直隶总督之下。

按理说慈禧能委以如此重任，朝廷对其认可信任和欣赏之意非常明显，对于此时的马新贻而言，改任两江，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

但马新贻接下来的表现却极其反常，在那次君臣长谈后，当他从养心殿出来时，已是大汗淋漓，朝服湿透、惊恐万状。

究竟是怎样的对话内容，会让马新贻如此恐惧，甚至将荣宠加身的两江总督视作洪水猛兽和催命符箓？

随后马新贻返回菏泽老家祭祖时，更反复叮嘱其嗣子马毓桢，若自己在两江任上遭遇不测，千万不可进京告状，唯有忍气吞声方能得以自保。

莫非马新贻早已预料到自己的命运，而且更深知幕后的势力即使是自己这种慈禧钦点的封疆重臣都无法撼动？

种种蹊跷暂且按下不表，让我们先回到案件本身。

迷雾缠身的行刺之人

刺马案虽事发突然，但好歹凶手被当场擒获，只要严加审讯，似乎也不难弄清楚其中的来龙去脉。

命案发生之后的第三天，即七月二十九日，同治帝及慈禧太后连发四道谕旨，让江宁将军魁玉督同各司、道官员赶紧严讯，“务得确情，尽法惩办”。

可谁知刺客虽然对刺马一事供认不讳，但关于行刺目的和背后主使却一问三不知，唯一交代的仅仅是自己名叫“张汶祥”，河南人氏。而通过观察，这个刺客操着湖北口音、不食猪肉（极可能是回民），说明就连最基本的籍贯问题，都是其信口胡诌的。

经魁玉再三审讯，也没有获得任何有用的信息，即使将其妻儿绑缚堂前，受刑于侧，嫌疑人却依然守口如瓶。

而每每询问至关键处，张汶祥不是闪烁其辞便是顾左右而言他，一会说马新贻暗通回匪，自己是为天下除害，一会又说与马新贻过往结有冤仇，自己刺马仅是出于私怨。

刺马案扑朔迷离背后又牵涉重大，主审官员均以“唯恐嫌犯未正典刑而暴毙狱中”为由，在审讯过程中虽是威逼利诱，却始终未对张汶祥用刑，只是一再“昼夜熬审”，寄希望于反复消磨时间，来获得想要的结果。

要知道张汶祥既然敢束手就擒，显然早已抱定必死之心，大刑伺候都未必会老实交代，此时凶手既能免受皮肉之苦，就更是肆无忌惮了。

张汶祥“坚不吐实”，案情一直无法取得突破，而民间对刺马的缘由，却迅速催生出了诸多版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而更令人生疑的是，就在马新贻遇害不久，案件仍在审理之时，各大梨园行中便有戏文相继上演。

舞台演绎中，马新贻、张汶祥、曹二虎本是异性兄弟，因马新贻见色起意，与曹妻暗中勾搭成奸，才导致张汶祥最终对其痛下杀手。

这种马新贻“渔色负友”的论调，不仅在当时广为传播，在后世也是大行其道，甚至连李连杰主演的电影《投名状》中，也借鉴和继承了这种说法。

当然，这种“桃色仇杀”的推断，极有可能是某种力量在背后指使，并加以散播，用来混淆视听，并且丑化、污蔑死者。

首先，马新贻在临终遗疏中曾明确表示“突有不识姓名之人，以利刃刺臣右胁肋下”，说明二人此前素未谋面。

而且就在马新贻身亡后，其妻不久便“坠金自尽”，试问如果马新贻是个好色之徒，那么他夫人怎么可能为其殉情？

江宁地方官员审理多日却毫无头绪，魁玉只能无奈地上奏表示“拿获行刺之凶犯，始则一味混供，……而讯其行刺之由，尚属支离狡诈。”

这样的推脱、敷衍之词，显然无法令朝廷满意，案件审理一个多月后的九月五日，中枢再次下旨，委派张之万为钦差，驰赴江宁，专事督办刺马一案。

只是从张之万开始，整个刺马案的高潮，才正式展开，一幕幕更加诡异而耐人寻味的“表演”，也相继发生了……

审案人员的怪异表现

其实早在张之万赴宁之前，清廷在八月初即率先委派当时的直隶总督曾国藩接任两江，同时调查“刺马案”。

而曾国藩此时正深陷“天津教案”中焦头烂额，朝廷也任命了李鸿章接替他的直隶总督，并接手曾国藩处理教案的善后工作。

按常理而言，借此机会迅速逃离津门，正是曾国藩求之不得的，谁知湘军主帅竟百般拖延，先是以身体抱恙为由，请求开缺，朝廷不允，其后又强行赖在天津长达三个月之久。

这才有了后来朝廷临时委任张之万为钦差，先行赴宁的圣旨。

而皇命在身的张之万似乎也不着急，八月十日下的圣旨，钦差大人直到九月下旬才不紧不慢地抵达南京。

轮到张之万亲自审理时，依然延续了先前江宁地方官员的工作作风，只是一味“熬审”，并未使用任何突破常规的审讯手段。

结果当然不出所料，张汶祥继续装疯卖傻，开口便只求速死，熬审则一言不发，实在糊弄不过去了，便前言不搭后语的胡乱编造，时常导致口供前后矛盾，篡改、翻供的情况更是层出不穷。

从九月底到十二月初，朝廷对张之万的审讯速度和调查结果都极其不满，多次下旨斥责，张之万被逼无奈，最后于十二月中旬具折上奏，查明的结果是：

张汶祥出身捻军，又复通海盗，因马新贻在浙江巡抚任上剿杀其同伙甚多，再加上其妻罗氏受人蛊惑诱逃，张汶祥曾“拦舆呈控”，而马新怡未准审理，因此怀恨在心，进而报复行刺。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关于此案是否牵涉幕后之人，钦差大人的调查结果竟然是“无另有主使各情，尚属可信”。

“尚属”一词，代表“姑且算是”，如此人命关天的要案，是非真相，自是非黑即白，哪来的模棱两可？

这样的含糊表态显然无法让朝廷满意，随即再次下旨督促曾国藩抓紧就任两江审案，同时，另派老成持重的刑部尚书郑敦谨为钦差大臣赴江宁复审。

郑敦谨素以铁面无私、刚正不阿而闻名，在江宁审案也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只是两江总督曾国藩却表现得相当散漫，整个过程均是冷眼旁观、一言不发。

最终，此前审理近半年却毫无头绪的刺马案，在曾国藩回任两江后不到一个月，在大部分人的“默契配合”下，很快便有了最终定论，曾国藩与郑敦谨“照魁、张原奏之法奏结此案”。

但并非所有人都保持了沉默，共同参与审案的江宁布政使孙衣言、江宁盐法道袁保庆，二人均系马新贻心腹，对于刺马案疑点重重而仓促结案极为不满。

审理过程中孙衣言更多次抗议对嫌犯用刑，无奈人微言轻，主审者无论魁玉、张之万还是郑敦谨、曾国藩对其建议均充耳不闻，这也直接导致了孙、袁二人事后拒绝在结案奏折上签字画押。

但无论如何，同治十年（1871）三月二十六日，谕旨结案。四月四日，张文祥以谋反大逆律问罪，处凌迟之刑，摘其心于马新怡墓前致祭。

此案过后，钦差郑敦谨并未回京复命，而是以抱病为由，径直返回原籍，而且此后终其一生，都再未涉足官场。

谜案背后的合理推测

命案发生曲折离奇、审理过程又诸多蹊跷，下面就让我们以案件发生的时间顺序，结合史料进行合理的分析与推测：

据马新贻嗣子马毓桢回忆，其父曾亲口透露，1868年那次养心殿的密谈，慈禧透露将要将其调任两江，而此行的目的，便是要彻查四年前，湘军攻破天京后，是否如外界传闻贪墨太平天国巨额财富，以及有无其他不法行径。

要知道，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十年有余，最终湘军围城苦战两载方得攻破。而1864年后，两江总督一直被曾国藩把持，江宁也一直是湘军的地盘。此时突然调非湘军系的马新贻接任，同时还肩负查案的秘密任务，这无异于在湘军的心脏插刀。

这也是为什么密谈后马新贻惊恐莫名，甚至早早便预料到自己将遭遇不测的原因。

平定太平天国后，曾国藩为避免猜忌，立即主动大幅裁撤湘军，结果清廷不仅将其调任直隶加以监视，更变本加厉在江宁安插眼线。

况且太平天国的财富问题，本就是一笔糊涂账，彻查之下，谁又能保证全身而退？

湘军立下不世之功于前，曾国藩顺从与忍让于后，如此种种却并没有换来统治者的推心置腹，而且接下来的调查又很有可能会侵害整个湘军集团的利益，这种背景下，于情于理，湘军上下都不会坐视不理。

而马新贻无非就是充当了清廷和湘军之间角力的棋子罢了，这一点，慈禧和曾国藩清楚，当事人马新贻更是心照不宣。

这就是刺马案背后的真实动机，而至于凶手张汶祥本人，无非就是借刀杀人的工具而已。

其行刺之后如果逃脱，那么命案的既得利益者湘军，必定难逃干系，反而是行凶后束手就擒，并一人承担全部后果，这场蓄谋已久且暗藏玄机的刺杀便成为了私人恩怨。

只要其一口咬定无人指使，那么湘军杀人立威的阴谋就堂而皇之地变成了阳谋。不得不说，这也正是策划此案者的高明之处。

而审案官员都不是傻子，其中原委稍微想想恐怕都能猜测一二。一旦动用酷刑，但凡人犯招架不住，吐露实情，牵扯出幕后的主谋，相当于将朝廷和湘军的暗中矛盾公开，谁又会愿意当这个出头鸟？

郑敦谨为官多年，赴宁之初便已听闻刺马案背后并不简单，众多朝臣均避之唯恐不及，曾国藩又摆这种“懒政”的反常表现，再结合参与审案的地方官员，各种含糊其辞的调查结果，郑敦谨大致也能猜测出刺马案背后所隐藏的一些端倪。

有些事，其实并不需要什么水落石出的真相，需要的，恐怕只是一个让所有人脸面上都过得去的“交代”罢了。

而刺马案背后真正的主谋，也许并非曾国藩本人，因为当时湘军主帅正忙于应付“天津教案”，焦头烂额无暇分身。

但如此重大之事，即使他没有直接参与，至少也是知情人，幕后的策划实施者也必然得到曾的首肯才敢行动。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命案发生后，面对朝廷下旨催逼，曾国藩却一再迁延，拒不赴任，同时在审案当中出工不出力的反常表现了。

至于真正的买凶杀人者，其实已不重要了，此人必然出自湘军高层，且与曾国藩关系莫逆。

非要猜测的话，最大嫌疑者非黄翼升莫属，此人一生追随曾国藩，多次由其荐举任职，马新贻被刺时，黄翼升任长江水师提督。补充一句，曾国藩病故后，黄翼升旋即以类似“莫须有”的罪名被革职。

但马新贻是慈禧亲自任命的封疆大员，大庭广众之下，就这样不明不白的遇害，朝廷脸面无光，自然要摆出一副彻查到底的样子。

但实际上统治者也不愿意在明面上真的和庞大的湘军集团撕破脸皮，毕竟时局堪忧，处处还要倚仗曾国藩。

况且从上到下各级参与审理的官员对案情均众口一词，再查下去结果恐怕也不会有任何区别。倒不如见好就收，借坡下驴。

所以从最后清廷被迫承认曾国藩等人的审理结果来看，也算是一种变相的妥协。

而马新贻遇刺，曾国藩随即从直隶回任两江，此后两江总督的宝座就一直掌握在湘系的手中，朝廷也再未强求将此“烫手山芋”委任他人，各中缘由不言自明、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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