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八十年代是怎样种瓜的（当年种瓜吃瓜不仅是一种经济活动）

瓜是中庄主要的经济作物之一。中庄人种瓜，可以上溯几百年。

中庄种的瓜，主要是用来掏黑瓜籽的籽瓜，还有白兰瓜、西瓜、香瓜、甜瓜等等。瓜的品种不多。籽瓜只有一种，结大板黑瓜籽的那种。皮有类似西瓜一样的花纹，但总体偏暗，色不是很正。品种变异的，结出的籽有比大板籽小一些的，还有籽只有西瓜籽那样大小的。这样的籽，下一季是不会再种的。西瓜有友谊瓜（中苏交恶后改称反俢瓜）、压砂瓜（具体品种不详）等等。随着“以粮为纲”指示的深入贯彻，随着中国人的进一步贫穷，我们所种的瓜的品种越来越少，到了文革后期，基本只剩下了籽瓜、西瓜和白兰瓜。

在中庄种瓜，只能种在旱砂地里。水砂地种不成，水太多瓜会烂，勉强种出来，水分大而糖分不足，瓜不甜。裸土地种不成，此处极度干旱，是闻名于世的“中部干旱区”，每年下不了多少雨，估计在两三百毫米左右，而且有限的雨集中在七八九月才下。种到未铺压砂砾的田里，墒情不好，结不出瓜。结出了也长不大，超不过拳头。我从电视上看到过非洲沙漠上长着一种类似西瓜的植物，那瓜大如拳头，据说人不可食，而野羊野鹿之类的动物可以用来解渴。中庄未压砂的土地，条件与非洲的沙地相仿。

在旱砂地种瓜，确实很麻烦。种小麦时，靠压砂前铺的山皮土的肥力即可，广种薄收，没那么多肥去施，有肥也施不过来。而种瓜时，那些肥力远远不够。人们要用木质或铁质刮板将砂砾刮开，即一个人扶刮板上方的长柄，三五个人在前面拉绳，将砂砾刮离地面，然后将肥料撒上去，用铁锹翻到土里，刮平，压实，再将砂砾刮下来盖住土。如此艰辛、缓慢地一绺一绺地施肥，如果种上百亩几百亩，几十个人要干上两三个月甚至更长时间。

下瓜种时，农民驾驭牲畜拉耧将瓜籽均匀地播入地下，即砂砾之下，地皮之上。这种播法，是个技术含量很高的活。不但要掌握深浅，还要掌握密度。只有适当掌握深浅，才能将种子播得不深不浅，恰如其分。播深了出不了苗，播浅了吸收不到足够的养分。只有掌握适当的速度，才能将种子播得不稀不稠，株距合理。播白兰瓜籽时，一般用小铲挖开砂砾播种。白兰瓜籽太小太轻，用耧不好下种。没有那么多种子用来“广种薄收”。

籽瓜是生产队经济作物中的老大。瓜籽好储存，好运输，存放时间长。供销社放开收购，而且规定不能少于一定的量，所以种得最多。这种作物皮实，好种。苗出来后只要拔拔草即可，平时不用投入太多的劳动力。性价比很高。

白兰瓜瓜苗长到一定程度时，就要打头掐苗，让植株长得结实。结瓜后，只留一个硕大健壮的，将其他的一律掐去，以免分散营养，使瓜长不大，长不甜。掐下来的小瓜我们叫“菜瓜子”（这个“子”是语气词，只言其小，有溺爱昵称之味。），味道与黄瓜差不多。这些瓜，往往分给田间劳作的社员。集中掐瓜的那几天，瓜田附近劳作的人，每天每人能分三两个。我们作为学生有时也要去参加劳动。如果能分到一个“菜瓜子”，那这个劳动日就是幸福甜蜜值得回味的日子。

掐白兰瓜瓜苗是有讲究的，全村掌握这项技术的，不超过十个人。瓜把式很受人尊敬。

西瓜分压秧瓜与乱秧瓜。乱秧瓜的管理与籽瓜相仿，不需要间苗、间瓜，不需要太多的关注。而压秧瓜，需要用石块将秧苗的某些部分压起来。秧上一般只留一个瓜。压秧瓜结出的瓜很大，缺水的情况下，也能长到十多斤。当然，种压秧瓜也需要一定的技术。

近些年宁夏的中卫、海原一带种一种品牌叫“硒砂瓜”的西瓜，感觉种植的技术与我们种压秧瓜如出一辙。但眼下的人们比我们那时候聪明灵活，生产条件也好，所以他们往砂地里灌水，施化肥。西瓜动辄能长到三四十斤。硒砂瓜初时特别好吃，在一些大城市畅销。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品味越来越差。与我们那时种的西瓜相比，距离更大。自然的，瓜没有多少人买了，硒砂瓜的价格大大回落。聪明会被聪明误，不是一句空话。

种甜瓜与香瓜，需要更为精细的管理。这几种瓜的瓜秧类似于白兰瓜，但比白兰瓜的更为娇嫩。瓜秧要用石子臃，瓜结得多时要间掉一些。

籽瓜是用来掏瓜籽的，其肉色呈乳白色、淡黄色、淡红色等。不是太好吃，与西瓜白兰瓜香瓜甜瓜比，味道差得远。味很淡，有一点甜，不明显。有的还发酸。但据说籽瓜有养胃、利尿等等之功效。最关键的，是那时的农民太穷，实在没什么可吃，西瓜白兰瓜要卖钱，籽瓜作为水果不太能卖出去，硬卖也卖不上什么钱，所以只能自己吃。

生产队曾经尝试过在县城的街头，以极便宜的价格让人们吃籽瓜，将瓜籽收集带回去。可前去吃瓜者寥寥，这个生意便没有了下文。

往深处究，籽瓜的身上绑着绳索。瓜籽属统购统销产品，如果随意将瓜卖了分了，籽收不回来，完不成公社与县上规定的任务，那是吃不了要兜着走的。想享受“返销粮”的福利，绝无可能。

“吃瓜”在我们那里是个专有名词，意即到种植籽瓜的山沟大田里去拿瓜吃瓜，甚至还有邀外地朋友前来吃瓜的意思。

上小学中学时，盼望着籽瓜成熟，盼望着“开园”。常常是，我们放暑假了，瓜尚未成熟。村童在焦灼中度日如年，每天相互打听，哪天可以去瓜地吃瓜。希望与失望交替，十二分地折磨人。

籽瓜成熟后，允许大家吃，也隐含让人们帮忙掏瓜籽的意思。一般上工的农民每天中午可以吃五六个七八个。而我们这些小屁孩，能得到的就少一些。

吃瓜的景象是，在一条宽三五米长三四十米的田埂上，看瓜人将瓜摘下来，几个一堆放好，社员和小孩子们中午时分过去自己挑一堆，不得在各堆中乱挑。有时看瓜人没心思没工夫没力气摘瓜放堆，就规定数目，让吃瓜人自己去摘。这时候就有了挑拣的余地。

吃瓜时，要将瓜籽吐在平整好的地上，由看瓜人收集起来交给队上的保管员。人们并不是一次能吃好几个瓜，而是将自己份额内的瓜吃一些，将绝大多数瓜掏出籽后背回家去。瓜瓤人吃，瓜皮猪吃。“吃瓜”时节，我们每天都背背篼去瓜地背这种掏掉籽的瓜，其行为谓之“掏瓜”。

“吃瓜”那一个来月，是农家孩子的节日。大大小小的孩子，每天三三两两相约，背着背篼，拿着搪瓷勺子，提着锅盔（大饼）或炒面（熟小麦干粉），像赶集一样，像去县城看电影一样，像走亲戚一样，去吃瓜。去的路上脚步匆匆，遇到了蚂蚱、蛐蛐也会逮，看见了水葱也去拔，但总体上不多耽误工夫。小伙伴们会聊天会打闹，但脚下是快步倒腾的。

我们在地头吃瓜，不用刀切，用指甲在瓜皮上掐几下，双手举起瓜，往地下一碰，瓜即裂成两半。吃瓜时秀气点的用勺子，大部分的直接用手掏出瓜瓤来吃。吃瓜的娃娃们个个脸上手上衣服上全是瓜水。形象不算太好。

吃饱了瓜拌炒面，回来时就有些懒散。因为背着掏掉瓜籽的瓜以及瓜皮，不得不一歇再歇。特别是翻越山岭时，会歇很长时间。大家躺在山坡上，望着远处的山沟，望着山坡上的羊群，望着天空飞舞、啪啪作响的五彩翅膀的蚂蚱，望着辽阔蓝天，望着那不断变幻形状的如马如羊、如跑如卧的白云，累并惬意着。

籽瓜种得多，每年都要给社员分几次，每次每人几十斤或者每个劳动力几十斤上百斤。各家各户用架子车将瓜拉回家去。分得少而家里孩子多的如我家，很快就吃完了。而瓜分得多，日子又过得细的，则将瓜放置在房顶上，能放两三个月，慢慢取下来吃。有些人家的籽瓜，一直能放到春节。

分到各家的瓜，是要交瓜籽的。称出一百斤瓜，掏出籽，晒干称重。以此为基准，各家各户根据分得瓜的多少交回瓜籽。我们家孩子多，瓜籽晒干没晒干的都偷偷嗑。母亲不管，大不了赔点钱。祖母则十分操心，阻止我们吃瓜籽，以保证能按量上交，不让生产队制裁。不过我们表面服从，背后照样吃。跟那个亲爱的小脚老太太玩心眼，我们兄妹很是快活。

白兰瓜是我们兰州、皋兰一带的特产。此瓜最响的名头是兰州青白石那个地方的瓜。白兰瓜的原种是美国的“华莱士”，经中国的农业人士引种驯化，便成了中国化的白兰瓜。之所以得此名，因为瓜皮是白色的，一种泛绿的白，瓜瓤是兰（绿）色的。起名很简单，很直观，但又很诗意。是时代的符号。

那时种白兰瓜，用人粪尿，不用马粪猪粪，更不用化肥，所以瓜很甜。小时候吃白兰瓜，能把嘴角蛰得难受，似生口疮。那种甜是难以形容也难以遗忘的。狐狸与猪獾最会挑白兰瓜，它们啃过的瓜，是最香最甜的。

生产队也分白兰瓜，分的是留种的瓜，即将籽掏掉，每家分一些呈两半状的瓜。这种瓜，是瓜中的精品，比卖给城里人的要香甜得多。就如现今的水果，比如荔枝、杨梅、芒果等等，买来吃，味道一般。到树下去吃，方知其味的美妙。原因呢，卖往外地的一般七八分熟就摘了，成熟度不够，味道就差。而果农自己吃的，或标明完全成熟但价格较贵，以快递方式寄送的，品味就好。我们分的白兰瓜，不但充分成熟，而且在个头、品相、品味等方面是可以做种子的，是精品中的精品，自然好吃。

西瓜、白兰瓜是要拉到县城、兰州城去卖的，大多给国营商店供应市民。当然，如果社员肯掏钱，生产队也会卖。因为父亲会按时寄钱来，我们家每年都会买不少西瓜和白兰瓜吃。

香瓜与甜瓜，生产队直接拉走卖钱，村民基本吃不上。当然，胆子大的半大小子们常常会去偷。因为地块多，地面大，看瓜的老头看不过来。晚上他也不敢出来，怕野兽，也怕神鬼。

后来，西瓜、白兰瓜越种越少，香瓜甜瓜干脆不再种。原因呢，除了政府的干预，也有市场因素，不好卖。可能是瓜的品种不好，也可能是工资几十年不涨，人们的购买力低下，再好的瓜也没多少人买了。那时的工人阶级、干部阶层，日子也是捉襟见肘的。

时隔五十年左右，如今回忆中庄的种瓜、“吃瓜”、卖瓜，感觉那不仅仅是一种世俗生活，一种经济活动，也是一种宗教般的虔诚，一种文化，一种精神传承，一种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历史脉动。

如今的中庄，没多少人再去种地，更没有多少人再去种瓜。白兰瓜没有了以前的甘甜，几乎被人遗忘。如今的瓜比以前品种多了不知凡几，在大大小小的市场上，我几乎再未听到白兰瓜的名字。籽瓜听说种植的大本营挪到了河西走廊。我每年回去看望父母时，家里都有不少小弟送来的籽瓜。因为我喜欢吃，有时是专给我留的。问产地，不是皋兰，而是张掖，或者武威。中庄地区乡村的种植结构在变化，乡村的种植文化在衰落。

小时候课本里说，“房前屋后，种瓜种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瓜一定能“得瓜”吗？我感觉未必。也许种了甜瓜得到苦瓜，也许什么也得不到。也许能得到瓜，可瓜却是一个陷阱一个累赘，给人的是劳苦，是不成正比的收获。这就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庄农民的生活。

牛撇捺，一九五七年出生，甘肃皋兰人。退休职员，业余文史爱好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宁夏杂文学会会长。著有《牛撇捺文集》（八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