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八十年代是怎样种瓜的(当年种瓜吃瓜不仅是一种经济活动)

七八十年代是怎样种瓜的(当年种瓜吃瓜不仅是一种经济活动)(1)

瓜是中庄主要的经济作物之一。中庄人种瓜,可以上溯几百年。

中庄种的瓜,主要是用来掏黑瓜籽的籽瓜,还有白兰瓜、西瓜、香瓜、甜瓜等等。瓜的品种不多。籽瓜只有一种,结大板黑瓜籽的那种。皮有类似西瓜一样的花纹,但总体偏暗,色不是很正。品种变异的,结出的籽有比大板籽小一些的,还有籽只有西瓜籽那样大小的。这样的籽,下一季是不会再种的。西瓜有友谊瓜(中苏交恶后改称反俢瓜)、压砂瓜(具体品种不详)等等。随着“以粮为纲”指示的深入贯彻,随着中国人的进一步贫穷,我们所种的瓜的品种越来越少,到了文革后期,基本只剩下了籽瓜、西瓜和白兰瓜。

在中庄种瓜,只能种在旱砂地里。水砂地种不成,水太多瓜会烂,勉强种出来,水分大而糖分不足,瓜不甜。裸土地种不成,此处极度干旱,是闻名于世的“中部干旱区”,每年下不了多少雨,估计在两三百毫米左右,而且有限的雨集中在七八九月才下。种到未铺压砂砾的田里,墒情不好,结不出瓜。结出了也长不大,超不过拳头。我从电视上看到过非洲沙漠上长着一种类似西瓜的植物,那瓜大如拳头,据说人不可食,而野羊野鹿之类的动物可以用来解渴。中庄未压砂的土地,条件与非洲的沙地相仿。

在旱砂地种瓜,确实很麻烦。种小麦时,靠压砂前铺的山皮土的肥力即可,广种薄收,没那么多肥去施,有肥也施不过来。而种瓜时,那些肥力远远不够。人们要用木质或铁质刮板将砂砾刮开,即一个人扶刮板上方的长柄,三五个人在前面拉绳,将砂砾刮离地面,然后将肥料撒上去,用铁锹翻到土里,刮平,压实,再将砂砾刮下来盖住土。如此艰辛、缓慢地一绺一绺地施肥,如果种上百亩几百亩,几十个人要干上两三个月甚至更长时间。

下瓜种时,农民驾驭牲畜拉耧将瓜籽均匀地播入地下,即砂砾之下,地皮之上。这种播法,是个技术含量很高的活。不但要掌握深浅,还要掌握密度。只有适当掌握深浅,才能将种子播得不深不浅,恰如其分。播深了出不了苗,播浅了吸收不到足够的养分。只有掌握适当的速度,才能将种子播得不稀不稠,株距合理。播白兰瓜籽时,一般用小铲挖开砂砾播种。白兰瓜籽太小太轻,用耧不好下种。没有那么多种子用来“广种薄收”。

籽瓜是生产队经济作物中的老大。瓜籽好储存,好运输,存放时间长。供销社放开收购,而且规定不能少于一定的量,所以种得最多。这种作物皮实,好种。苗出来后只要拔拔草即可,平时不用投入太多的劳动力。性价比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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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兰瓜瓜苗长到一定程度时,就要打头掐苗,让植株长得结实。结瓜后,只留一个硕大健壮的,将其他的一律掐去,以免分散营养,使瓜长不大,长不甜。掐下来的小瓜我们叫“菜瓜子”(这个“子”是语气词,只言其小,有溺爱昵称之味。),味道与黄瓜差不多。这些瓜,往往分给田间劳作的社员。集中掐瓜的那几天,瓜田附近劳作的人,每天每人能分三两个。我们作为学生有时也要去参加劳动。如果能分到一个“菜瓜子”,那这个劳动日就是幸福甜蜜值得回味的日子。

掐白兰瓜瓜苗是有讲究的,全村掌握这项技术的,不超过十个人。瓜把式很受人尊敬。

西瓜分压秧瓜与乱秧瓜。乱秧瓜的管理与籽瓜相仿,不需要间苗、间瓜,不需要太多的关注。而压秧瓜,需要用石块将秧苗的某些部分压起来。秧上一般只留一个瓜。压秧瓜结出的瓜很大,缺水的情况下,也能长到十多斤。当然,种压秧瓜也需要一定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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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宁夏的中卫、海原一带种一种品牌叫“硒砂瓜”的西瓜,感觉种植的技术与我们种压秧瓜如出一辙。但眼下的人们比我们那时候聪明灵活,生产条件也好,所以他们往砂地里灌水,施化肥。西瓜动辄能长到三四十斤。硒砂瓜初时特别好吃,在一些大城市畅销。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品味越来越差。与我们那时种的西瓜相比,距离更大。自然的,瓜没有多少人买了,硒砂瓜的价格大大回落。聪明会被聪明误,不是一句空话。

种甜瓜与香瓜,需要更为精细的管理。这几种瓜的瓜秧类似于白兰瓜,但比白兰瓜的更为娇嫩。瓜秧要用石子臃,瓜结得多时要间掉一些。

籽瓜是用来掏瓜籽的,其肉色呈乳白色、淡黄色、淡红色等。不是太好吃,与西瓜白兰瓜香瓜甜瓜比,味道差得远。味很淡,有一点甜,不明显。有的还发酸。但据说籽瓜有养胃、利尿等等之功效。最关键的,是那时的农民太穷,实在没什么可吃,西瓜白兰瓜要卖钱,籽瓜作为水果不太能卖出去,硬卖也卖不上什么钱,所以只能自己吃。

生产队曾经尝试过在县城的街头,以极便宜的价格让人们吃籽瓜,将瓜籽收集带回去。可前去吃瓜者寥寥,这个生意便没有了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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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深处究,籽瓜的身上绑着绳索。瓜籽属统购统销产品,如果随意将瓜卖了分了,籽收不回来,完不成公社与县上规定的任务,那是吃不了要兜着走的。想享受“返销粮”的福利,绝无可能。

“吃瓜”在我们那里是个专有名词,意即到种植籽瓜的山沟大田里去拿瓜吃瓜,甚至还有邀外地朋友前来吃瓜的意思。

上小学中学时,盼望着籽瓜成熟,盼望着“开园”。常常是,我们放暑假了,瓜尚未成熟。村童在焦灼中度日如年,每天相互打听,哪天可以去瓜地吃瓜。希望与失望交替,十二分地折磨人。

籽瓜成熟后,允许大家吃,也隐含让人们帮忙掏瓜籽的意思。一般上工的农民每天中午可以吃五六个七八个。而我们这些小屁孩,能得到的就少一些。

吃瓜的景象是,在一条宽三五米长三四十米的田埂上,看瓜人将瓜摘下来,几个一堆放好,社员和小孩子们中午时分过去自己挑一堆,不得在各堆中乱挑。有时看瓜人没心思没工夫没力气摘瓜放堆,就规定数目,让吃瓜人自己去摘。这时候就有了挑拣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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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瓜时,要将瓜籽吐在平整好的地上,由看瓜人收集起来交给队上的保管员。人们并不是一次能吃好几个瓜,而是将自己份额内的瓜吃一些,将绝大多数瓜掏出籽后背回家去。瓜瓤人吃,瓜皮猪吃。“吃瓜”时节,我们每天都背背篼去瓜地背这种掏掉籽的瓜,其行为谓之“掏瓜”。

“吃瓜”那一个来月,是农家孩子的节日。大大小小的孩子,每天三三两两相约,背着背篼,拿着搪瓷勺子,提着锅盔(大饼)或炒面(熟小麦干粉),像赶集一样,像去县城看电影一样,像走亲戚一样,去吃瓜。去的路上脚步匆匆,遇到了蚂蚱、蛐蛐也会逮,看见了水葱也去拔,但总体上不多耽误工夫。小伙伴们会聊天会打闹,但脚下是快步倒腾的。

我们在地头吃瓜,不用刀切,用指甲在瓜皮上掐几下,双手举起瓜,往地下一碰,瓜即裂成两半。吃瓜时秀气点的用勺子,大部分的直接用手掏出瓜瓤来吃。吃瓜的娃娃们个个脸上手上衣服上全是瓜水。形象不算太好。

吃饱了瓜拌炒面,回来时就有些懒散。因为背着掏掉瓜籽的瓜以及瓜皮,不得不一歇再歇。特别是翻越山岭时,会歇很长时间。大家躺在山坡上,望着远处的山沟,望着山坡上的羊群,望着天空飞舞、啪啪作响的五彩翅膀的蚂蚱,望着辽阔蓝天,望着那不断变幻形状的如马如羊、如跑如卧的白云,累并惬意着。

籽瓜种得多,每年都要给社员分几次,每次每人几十斤或者每个劳动力几十斤上百斤。各家各户用架子车将瓜拉回家去。分得少而家里孩子多的如我家,很快就吃完了。而瓜分得多,日子又过得细的,则将瓜放置在房顶上,能放两三个月,慢慢取下来吃。有些人家的籽瓜,一直能放到春节。

分到各家的瓜,是要交瓜籽的。称出一百斤瓜,掏出籽,晒干称重。以此为基准,各家各户根据分得瓜的多少交回瓜籽。我们家孩子多,瓜籽晒干没晒干的都偷偷嗑。母亲不管,大不了赔点钱。祖母则十分操心,阻止我们吃瓜籽,以保证能按量上交,不让生产队制裁。不过我们表面服从,背后照样吃。跟那个亲爱的小脚老太太玩心眼,我们兄妹很是快活。

白兰瓜是我们兰州、皋兰一带的特产。此瓜最响的名头是兰州青白石那个地方的瓜。白兰瓜的原种是美国的“华莱士”,经中国的农业人士引种驯化,便成了中国化的白兰瓜。之所以得此名,因为瓜皮是白色的,一种泛绿的白,瓜瓤是兰(绿)色的。起名很简单,很直观,但又很诗意。是时代的符号。

七八十年代是怎样种瓜的(当年种瓜吃瓜不仅是一种经济活动)(6)

那时种白兰瓜,用人粪尿,不用马粪猪粪,更不用化肥,所以瓜很甜。小时候吃白兰瓜,能把嘴角蛰得难受,似生口疮。那种甜是难以形容也难以遗忘的。狐狸与猪獾最会挑白兰瓜,它们啃过的瓜,是最香最甜的。

生产队也分白兰瓜,分的是留种的瓜,即将籽掏掉,每家分一些呈两半状的瓜。这种瓜,是瓜中的精品,比卖给城里人的要香甜得多。就如现今的水果,比如荔枝、杨梅、芒果等等,买来吃,味道一般。到树下去吃,方知其味的美妙。原因呢,卖往外地的一般七八分熟就摘了,成熟度不够,味道就差。而果农自己吃的,或标明完全成熟但价格较贵,以快递方式寄送的,品味就好。我们分的白兰瓜,不但充分成熟,而且在个头、品相、品味等方面是可以做种子的,是精品中的精品,自然好吃。

西瓜、白兰瓜是要拉到县城、兰州城去卖的,大多给国营商店供应市民。当然,如果社员肯掏钱,生产队也会卖。因为父亲会按时寄钱来,我们家每年都会买不少西瓜和白兰瓜吃。

香瓜与甜瓜,生产队直接拉走卖钱,村民基本吃不上。当然,胆子大的半大小子们常常会去偷。因为地块多,地面大,看瓜的老头看不过来。晚上他也不敢出来,怕野兽,也怕神鬼。

后来,西瓜、白兰瓜越种越少,香瓜甜瓜干脆不再种。原因呢,除了政府的干预,也有市场因素,不好卖。可能是瓜的品种不好,也可能是工资几十年不涨,人们的购买力低下,再好的瓜也没多少人买了。那时的工人阶级、干部阶层,日子也是捉襟见肘的。

时隔五十年左右,如今回忆中庄的种瓜、“吃瓜”、卖瓜,感觉那不仅仅是一种世俗生活,一种经济活动,也是一种宗教般的虔诚,一种文化,一种精神传承,一种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历史脉动。

如今的中庄,没多少人再去种地,更没有多少人再去种瓜。白兰瓜没有了以前的甘甜,几乎被人遗忘。如今的瓜比以前品种多了不知凡几,在大大小小的市场上,我几乎再未听到白兰瓜的名字。籽瓜听说种植的大本营挪到了河西走廊。我每年回去看望父母时,家里都有不少小弟送来的籽瓜。因为我喜欢吃,有时是专给我留的。问产地,不是皋兰,而是张掖,或者武威。中庄地区乡村的种植结构在变化,乡村的种植文化在衰落。

小时候课本里说,“房前屋后,种瓜种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瓜一定能“得瓜”吗?我感觉未必。也许种了甜瓜得到苦瓜,也许什么也得不到。也许能得到瓜,可瓜却是一个陷阱一个累赘,给人的是劳苦,是不成正比的收获。这就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庄农民的生活。

七八十年代是怎样种瓜的(当年种瓜吃瓜不仅是一种经济活动)(7)

牛撇捺,一九五七年出生,甘肃皋兰人。退休职员,业余文史爱好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宁夏杂文学会会长。著有《牛撇捺文集》(八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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