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越王国的千古之谜（南越东瓯咫尺间）

君乡本有卧龙山，草庐筑就可投闲。

老夫亦渐耕罗浮，南越东瓯咫尺间。

这是清初广州诗人何绛写给汀州上杭诗人刘坊的诗句。卧龙山，正是横卧汀州城北的州治主山；罗浮山，则是雄踞广州、惠州之交的百粤祖山。南越东瓯咫尺间，一如“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所蕴含的亘古不易的心灵地理规律，南越（广东）与东瓯（福建），广州与闽西，两地人民只因心有灵犀，那中间绵延流淌的千里山川，不过是咫尺一跬而已！

“天下水皆东，唯汀独南。”作为福建唯一流向外省、流向广东的河流——汀江，千百年来生活在它怀抱中的人们，总在母亲河的引领下，南下广东，奔赴广州，源源不断，自古至今……

从汀江启程，西溯梅江，在兴宁、五华之西，越过一片山冈，即至龙川，踏上珠江之支东江之舟，从此一帆风顺，直达广州。若走海路，则顺汀江下韩江，从汕头转海运至珠江口，亦达广州。汀（韩）江、珠江两大水系，将闽西与广州紧紧牵手在一起。

地利之外，又有人文之便。“客家五州”的梅、惠、韶三州铺排广东半壁河山，汀、赣二州与之山水相依，语俗相通。随着客家遍及全粤，粤中广州更像一块巨大磁石，深深吸引着闽西人民络绎驰往，开拓人生新天地。

历史上的闽西，清代形成“一府一州”格局，含汀属八县、龙岩州三县，主体即今龙岩市。而广州行政区划则变化颇大，宋、元、明、清分别辖7县、6县、16县、14县。现今广州市辖11区，辖区相当于清代广州府的番禺、从化、花都、增城等县域。

千百年来，闽西、广州两地人民在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全方位结下深厚历史情缘。政治交往，集中表现在两地士子精英异地为官、造福一方，此为最早于史有记且资料最全。社会、经济交往，主要体现于闽西平民移民、经商粤中，此事涉及人数最多、牵连最广。文化交往，则深刻反映在两地文人唱酬交往、忧乐共享，此间最真切反映了两地人民的心灵相契，至为感人。

闽粤遗爱非俗吏

明正德九年（1514），广州知府、福建长汀进士钟文杰鞠躬尽瘁，英年病逝于广州官署。钟文杰正是闽西、广州士子异地为官、造福一方的典型代表。

上杭丘氏总祠“荣褒豸史”牌坊，为曾任广州府属知县、御史丘道隆所立。

异（易）地为官，福建、广东是旧时彼此官员的主要来源地。据对闽西、广州方志所记的不全统计，两宋至清朝，双方异地为官人数都在百人以上。南宋《临汀志》有宋朝汀州一批进士任官广州的最早之记：

梁頠，任职广东转运司，掌管广东财赋。朱熹弟子杨方，任广州清远县主簿。赵希玙，任广东提刑司干办官。黄三益，任广州司理参军。赵与冈，主管广州东莞盐场。潘仝，任广州观察推官。黄潜，任广州番禺县尉。钟秀颖，任广州司户。巫潜，任广州怀集县尉。

清光绪《广州府志》还记载宋朝长汀人吴庚，任广州推官。据《临汀志》之记，吴庚是北宋进士，为人“刻志问学，几忘寝食”。

宋代广州人来任汀州官员，事迹最突出者是李昴英。他是番禺县人，广东历史上第一位探花，官至吏部侍郎，谥号“忠简”。《临汀志》记载他于南宋绍定二年至五年（1229—1232）任汀州推官，其间因“守城”有功升儒林郎。光绪《广州府志》则翔实记载了他以身犯难、守卫汀城的惊天往事。南宋绍定年间，汀州社会动荡。绍定五年（1232），盗贼逼城，知州反而虐杀守城军士，又不听李昴英加强城防之劝，终于激起兵变。弃官刚出城的李昴英闻讯回城，此时叛军已绑缚知州，正欲杀之以泄心头之愤。“士民拥昴英入，以身蔽（太）守，谕诸贼曰：‘若欲害守，盍先害我！（你们要杀太守，何不先杀我！）’众乃止。”一场惊心动魄的兵变就此平息。内叛甫定，外患又起，盗贼啸聚攻城，李昴英“调左翼军合民兵，面授方略，躬督战，相持五日，贼败。叙功，升太学正”。风雨飘摇，岌然孤城竟能保有，李昴英为汀州人民立下了大功。仅过三年，端平二年（1235），叛卒围攻广州，“岭南儒宗”崔与之令弟子李昴英出城谕贼，“贼刃森立，昴英不为动，从容谕祸福，贼退”，广州得以转危为安。可以说，汀州既是李昴英造福汀民的任官之地，也是其迈向名臣的起锚之港。至今广州市番禺区沙湾镇东村，李忠简祠历经风雨依然耸立，用以纪念李昴英这位南宋名臣、学者、词人。

其实，早在嘉定四年（1211），朱熹高足、广西提刑、汀州人杨方，这位曾经的广州清远县尉，积劳成疾，病逝于广西象州时，李昴英恩师崔与之就闻讯写下祭文，高度评价杨方“一死为民，可谓明白”。广州、汀州，早已心心相通。

宋末，文天祥率勤王义军自赣入汀，“雷霆走精锐，斧钺下青冥。江城今夜客，惨淡飞云汀”，经行漳州，征战广东。闽西子弟如龙岩县郭铉、郭錬兄弟纷纷追随，不少人竟随至广州厓门，誓不降元，与宋帝一起沉海殉国，谱写悲壮之页！

明清之际，更多闽西、广州士子易地为官。明嘉靖《汀州府志》记载：明代汀州进士有王中（长汀人）任广东布政司参议，梁弼（上杭人）任广东道御史。曾兰（长汀人）随父寓广东，“聪明天性，积学艺文，一时人杰”，宣德四年（1429）在广州参加乡试高中解元。还有举人童玺（连城人）任广州同知（副知府），赖从善（长汀人）任广东南海教谕，郭定安（上杭人）任广州香山训导，雷瑶（清流人）任广州通判，雷世鸣（清流人）任广州新会知县，罗永良（连城人）任广州府连州学正，魏得福（连城人）任广州番禺教谕……

其中汀州举人雷庆，明嘉靖《汀州府志》记其弘治间（1488—1505）任广州新会县丞，“政本于宽，去官，士夫赋诗。白沙陈先生书诗卷曰‘遗爱’，赠以诗云：‘桔槔满天地，抱瓮古来难。哦松非俗吏，哦松不在山’。”广州大儒陈献章（白沙先生）在雷庆离任返汀之际，赠诗赞其“政本于宽”，犹如古代桔槔汲水、抱瓮浇菜之举，毫无机心，难能可贵，这位县丞（别称“哦松”）真不是俗吏啊，无山之地一样吟哦诗文，陶然自乐。

而最为人称道的“非俗吏”，自然要属长汀钟氏兄弟进士钟文俊、钟文杰。兄弟俩于正德年间（1506—1521）先后前往广州任职，造福粤民。兄长钟文俊，任广东参议，“廉谨宽厚，心术光明，职任中外，卓有贤声”。弟弟钟文杰，正德六年至九年（1511—1514）任广州知府。明嘉靖《汀州府志》称其“才高性敏，走笔成章。初授户部主事，转工部员外郎，擢广东广州府知府。在部有十事建陈，作郡以一廉自守”。清光绪《广州府志》也称赞知府钟文杰“威仪丰伟，德器深重，上下敬爱之。勤于为政，剖断如流，人不敢干以私……于风教事尤留意，勤劬得疾，卒于官”。真可谓为广州百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正德十年（1515年），上杭进士丘道隆即来任广州顺德知县，更是谱写了闽西、广州之间施爱与报恩佳话。清光绪《广州府志》记载了这么一桩奇缘：广州顺德举人马淳，任上杭知县期间，非常爱惜少年丘道隆之才，请老师教育丘道隆。知县任期结束回顺德时，又出百金托付一位绅士好好培养丘道隆。丘道隆中进士后，竟然恰巧出任顺德知县。此时马淳已老病归养多年了，他住在鸡洲，距城五里，丘道隆每天早晨都先去问安马淳，然后回县衙处理公务。他为问安马淳专门修了一条路，特命名为“问安”。“淳病，侍药不离。讼者咸决于淳室，明断如神，以迄于终不倦。戊寅饥，捐俸倡赈，存活甚众。除宿寇，毁淫祠，修学宫。秩满，迁南雄知府。”今天，上杭丘氏总祠雄伟的“荣褒豸史”牌坊，就是为纪念丘道隆曾任监察御史而立。

而两位广州籍长汀县令也因仁政，受到汀人怀念。光绪《长汀县志》载：“温景明，东莞举人，万历间令长汀，征粮奉行‘一条鞭法’，追呼不扰，民皆乐输。升任去，民特祠于东郊，入邑名宦祠。”“萧弈辅，字宁斋，南海人，天启三年由进士宰长汀，恭俭廉明，折节下士，筑东堤，移书院，绰有劳绩。时辽饷增派，弈辅为通融代解，征收加平悉行蠲免，以内艰去，为民立祠东郊。”

明代龙岩县历官，来自广州者也为数不少。明嘉靖《龙岩县志》记载：广州新会黄元、番禺黄思献，任龙岩知县。香山进士周尚文、番禺刘裕，任龙岩县丞，周尚文“公勤廉洁”。东莞罗敏，南海余俊、黄驹、冯廷玉，顺德周冕等，任龙岩典史。新会举人李贯、东莞举人罗肇魁，任龙岩教谕，李贯“学行俱优”。东莞举人宁宽、番禺苏瑄、香山麦时茂、新会伍邦胤，任龙岩训导，宁宽“教以文敷，法由身立，故及门多善士”，龙岩学子有幸。

明代曾汝檀，是漳平立县后第一位进士，理学名家。他受学于广州增城籍大儒湛若水，“朝夕亲炙，学日益明”。湛若水历任南京礼部、吏部、兵部尚书。曾汝檀中进士后，特向朝廷要求往南京任职，以便就近向恩师请教问学。嘉靖二十六年（1548），赴任南宁知府路上，曾汝檀特地到增城探望已致仕养老的恩师。两年后，返乡路上，曾汝檀再次拜谒已84岁高龄的恩师。师生别后再聚，在增城天关精舍闭门谢客半个月，深入探讨理学核心问题。师生之情，于此为深。

在清代，上杭进士、御史邓瀛上疏道光帝，请求就地焚毁鸦片，“帝从之，时议以为得体”，于是才有震惊中外的林则徐广州“虎门销烟”壮举。长汀进士、饱学之士胡鉴，著有《沧浪诗话注》，同治、光绪间任广州番禺、南海、新安知县，人称“粤东名宦”。而在民国初年政坛，广州新会人梁启超与长汀人江庸，相继出任司法总长，梁、江情深至今长留在《梁启超致江庸书札》一书中。

负耒横经向粤中

福建长汀县河田——广东紫金县忠坝——广东增城县——广东中山县涌口门村——广东中山县翠亨村。

这是罗香林先生《国父家世源流考》对孙中山先生先祖自闽迁粤历程的概述：明初，孙氏在福建汀州长汀河田传承五代后，孙友松、孙友义兄弟迁居广东惠州永安（后名紫金）忠坝。清康熙年间，孙连昌从紫金迁居广州增城，后再迁广州香山（后名中山)涌口门村。越二传，孙殿朝再迁翠亨村，又传五代至十八世即孙中山先生。

民国初年广州著名书坊街上的文海楼书坊，为汀州四堡书商所设。

今天，粤中、粤西上千万客家人的先祖，与孙中山先生先祖一样大多都是从闽西直接或辗转迁粤的。客家人大量迁居广州一带，属于“客家五次迁徙”说的第四次大迁徙，罗香林先生说：这次迁徙是“以清初迁海、复界而引起的客家人士向沿海迁移”。清初，为切断郑成功抗清活动在沿海地区获取支持，清廷采取了严酷的“迁界”政策，规定福建、广东、浙江、江南四省沿海地区人民向内迁徙三四十里以上。迁界重创了沿海地区经济社会，如广东迁界后沿海地带顿成无人之区，田地荒芜，人民流离失所，广州名士屈大均沉痛感叹：“自有粤东以来，生灵之祸，莫惨于此！”至康熙二十三年（1684）废迁界令，实行复界，要求外迁人民回乡重建家园。罗香林先生说：“哪知这时旧日的住民，以颠沛过甚残存无几，复界后不能尽垦旧地。而广东东部、北部乃至福建西南部、江西南部的客家农民，与昔年抗清失败的义民，遂寖假而盛向濒海地区迁徙了。”清末广州举人何肇椿也说：广州沿海“国初，土广人稀，招垦军田，客民由江西、福建及惠潮嘉等处，负耒横经，相率而至”。

此次大移民造成客家人遍布广东全境，广东遂成为中国第一客家大省。今日广州，据估算客家人约有200万，而市区周边的增城、花都、从化，更是客家人集中之地。原广州府的宝安县（含今深圳市、香港特别行政区）也有大量客家人。客家人口增城约40万，花都约30万，从化约11万。增城客家人口更达全区人口的40%，增城方志办1991年调查统计，其时全县398个行政村，纯粤语村134个，纯客家村90个，粤客杂居村74个。增城客家主要分布于派潭、正果、小楼、荔城、增江、朱村、中新、新塘、宁西等街、镇，其中派潭客家人口高达73%，全区不少村落都保存有完好的客家围屋。广州近郊客家人最集中于白云区太和镇、天河区凤凰街以及越秀区洪桥街一带，凤凰街柯木塱村、渔沙坦村，更是广州近郊最纯正的客家村。

增城清初直接从闽西迁入者有派潭邓氏、张氏、赖氏、潘氏，荔城练氏、马氏、赖氏，中新谢氏、林氏，正果王氏，小楼赖氏，永和林氏，镇龙钟氏，等等。赖氏多系从闽西直接迁入，如客家学大家、翰林赖际熙，他是今增江街湖塘埔村人，先祖赖君佐于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率族人，从福建汀州永定汤湖村经紫金迁到增城开基立业。

除了因历史大势引发的大迁徙，作为“千年商都”的广州也吸引大量闽西客商前往经营发展，尤其是清初在广州设置负责经营对外贸易的十三行，开启广州“一口通商”年代，广州更是垄断了全国的对外贸易。汀州商人在广州主要从事纸张、书籍、木材、烟丝、蓝靛等商业活动。

“凡造竹纸，事出南方，而闽省独专其盛”（《天工开物》），汀纸更是闽中之冠。民国《长汀县志》载长汀玉扣纸“发运于潮汕、广州、香港、长沙、江西等处”，玉扣纸“欺霜赛雪”，冰雪洁净，用于卷烟无火毒发炎之虞，在风行抽烟的广州大受欢迎。长汀人在广州开设有长兴行、公安行、德和行、永丰行、广兴昌、安乐庄、建昌隆、建成行、公益行、仁昌行等众多纸行。每年几十万担土纸顺汀江直下潮汕，再发运广州，转口港台、东南亚和欧美华人社区。长汀四堡马氏“尝载纸而之广（州）……是时广州纸客绝迹，一叶之纸，价值十文，遂获重利而归”。四堡雕版书业，“发贩几半天下”，广东、福建、广西、江西是其运销发贩最主要的四个地区，邹氏在羊城（广州）、增城经营书坊。

汀州杉木质量上乘，人称“汀杉”，民国《上杭县志》称上杭“杉木遍地有之……每年以时采伐，编排运往潮汕、佛山者，获利尤厚”。永定条丝烟有“烟魁”之誉，永定烟商到全国各地开设烟庄、烟行，在广州就开设有30余家烟行。“闽人种山皆茶蓝”(《天工开物》)，上杭蓝靛业独步华南，民国《上杭县志》载“邑人以靛青业致富者甚众，而在外作染工业者，如浙赣粤等省亦夥。在昔，粤之羊城、佛山皆为邑人专利，每一埠俱数百人”。

闽西人与广州人的情谊，还伴随漂洋过海延伸到背井离乡、同舟共济的南洋岁月。清乾隆六十年（1795），马来西亚槟榔屿，汀州人、广东人共建广汀会馆。2022年7月，我国驻槟城总领事在广汀会馆新一届董信会宣誓就职典礼上致辞，盛赞广汀会馆是全马历史最悠久的华人组织，体现了互助互济的中华传统美德。

梅花时节一相思

清代，闽西文学家、书画家异峰突起，享誉华夏，为闽西争光。他们频至广州，与广州文友结下金兰之谊，留下千秋佳话，代表人物有刘坊、上官周、伊秉绶。

康熙二十四年（1685）秋，上杭诗人刘坊（字鳌石，1658—1713）时年二十八，自江南而下广州，寓居长寿庵，至次年冬，一年余才东归上杭。刘坊是清初著名遗民诗人，祖父、父亲南明永历朝先后在云南殉国。他怀着“家国之感，种族之悲”，终年出游，结交明季遗老，以图恢复故国。

在广州，刘坊广交诗友，自负“有文章以来，一刘鳌石而已”的他，竟遇上了令他最为推崇的诗人陶叶。陶叶，字苦子，号握山，广州番禺人，明代名臣陶鲁之后，长刘坊21岁。明亡，陶叶誓不仕清，寄情山水，“肆力于诗，誓不袭牙慧语，亦南粤铮铮士也！”刘坊与之一见倾心，顿为忘年之交。次年初夏，刘坊东游惠州，拜访隐居罗浮山中的广州诗人何绛。合江楼前，何绛作《送刘鳌石还广州》诗依依惜别。

回到广州，因劳苦过甚，刘坊遂得病疟，从夏至秋，在陶叶家中养病长达五个月。“秋风萧萧草离离，正是天南雁到时。从此山川隔闽粤，梅花时节一相思”，刘坊决意东返故乡。告别陶叶，他感叹“坊于乙丑秋来游广，获交先生，今丙寅秋且逾年矣，而先生待坊如一日。夫以坊之矜忿不情，而先生不以为罪戾且加敬焉，则其度量有大过人者矣！”归途至龙川县，恰为路程之中，刘坊作《龙川道上怀广南诸先生》，“归乡尚是离乡客，去粤何如入粤初”，行至中途，东望是对故园的切切思念之情，西望是对广州的缱绻不舍之意。“故人久阔应怜我，安得飞鸿寄一缄”，两年后，再游江南，刘坊写下《江南暮春奉怀陶握山先生》诗，以寄相思。那承想，次年陶叶溘然长逝，年仅五十三。三年后，康熙三十年（1691），刘坊万里跋涉，自京入粤，恸作《祭陶握山先生文》，“广陵已断，人琴皆亡！”自此而后，刘坊不再涉足广南！

随即，汀州长汀画家上官周接踵翩然而至广州，“遍寻丘壑，屡至粤土”，壮岁入粤，开启四十余年的岭南艺术之旅，以至晚年还大为感叹：“故园岁岁闲抛却，短剑栖迟倚穗城！”

上官周（1665—1752），字文佐，号竹庄，与同是汀州人的华喦、黄慎，均是清初一流画家。有识之士指出：上官周一生云游四方，中年后客寓岭南四十余年，交游广泛，所交或前朝遗民，或诗坛吟友；既有本土文人高僧，也有外省游粤名士；既有与同辈的兄弟之谊，也有与晚生的忘年至交。五十知天命之年，在岭南朋友启发下，开始“力学为诗”，艺术风格随之转变，从一个纯粹的职业画家蜕变为融诗书画于一身的文人画家；其画风对清中期以来的广东绘画产生过重要影响。上官周晚年在广州刊行《晚笑堂竹庄诗集》《晚笑堂竹庄画传》，《画传》尤为后世推重，刊行以来，风行海内外，成为后人学习中国传统人物画的经典范本。

广州名诗人陈恭尹、释成鹫、苏珥，是上官周寓居广州的三位最重要的忘年知音。陈恭尹，与屈大均、梁佩兰同称“岭南三大家”。上官周甫临广州，年长35岁的陈恭尹对其“一见即倾”。他的《题官文佐自画小影》诗曰：“嘉果闽乡与粤乡，满盘堆出荔枝香。年来阙下频颁赐，未必山人独自尝”，诗画合璧，共享嘉果，闽粤深情，溢于诗外！

清代上官周《晚笑堂竹庄画传》，刊刻于广州。

释成鹫是著名诗僧，人称迹删上人，年长上官周29岁。上官周《过鹿湖访迹删和尚》诗说：“鹤僻人难近，僧高客喜逢。幽兰深古意，多半白云封”，倾诉的是对迹删上人的景仰亲近之情。而迹删上人《送上官竹庄还里》诗说：“烟村行乐画中人，归去方知事事真。数载竹庄千里梦，八闽风景一朝亲。还家记得来时路，学道偏宜未老身。珍重诗囊兼画笔，莫教余技动枫宸”，传达的是对上官周还乡之情的感同身受，更念念不忘叮嘱忘年小友要“珍重诗囊兼画笔”，不要去枫宸（宫廷）侍奉权贵。一声“珍重”，一声“莫教”，殷殷之情，山高水长！

而苏珥则是小上官周34岁的忘年之友，他是岭南著名学者、书法家，人称“南海明珠”。古稀之年的上官周与苏珥，“一见如旧好，引为忘年交”。上官周前来广州刊行《晚笑堂竹庄诗集》，恭请小友苏珥作序。苏珥借序盛赞上官周“才似右丞还自爱，平生不奏《郁轮袍》”，画品、诗品直可比肩唐代王维（王右丞），人品却高迈王维。因为王维在考进士时，竟然扮成伶人，为公主演奏《郁轮袍》以博功名，为人不屑。而“先生乃真高人，生平不求闻达，亦不于贵介稍屈”，评价可谓至矣！

患难显真情。清嘉庆年间，“隶书正宗”、汀州伊秉绶（1754—1815）三住广州，又与广州结下莫逆之缘。嘉庆七年（1802）十一月，继苏东坡之后，又有惠州贤太守之誉的伊秉绶，因受处置会党动乱“失当”牵连，被革知府之职，竟以待罪之身在广州居住整整一年。一年间，伊秉绶广交广州文人士绅，与叶廷勋父子、潘有为、潘有度兄弟，诗人冯敏昌、吕坚、黄丹书、张维屏，以及门生陈昙、何元等，交谊最深。当年十二月十九日，又是苏东坡生日。伊秉绶照例设祀怀念苏公，寒玉斋里，中悬《东坡笠屐图》，同来赋诗饮酒者皆一时名士。宋湘，梅县人，岭南第一才子。张思齐，广州人，诗才明丽，尤工墨梅。张维屏，广州人，以诗称“粤东三子”之一。陈昙，广州人，伊秉绶弟子，工诗文亦工书画。阴东林，宁化诗人。时人叹曰：“旁人为之忧危，先生洒然若无事者。”“嗟乎，如伊墨卿者，岂复有世间升沉得失之念在其意中哉？”

虽然如此，贤臣岂容闲置，广州友人纷纷设法为伊秉绶捐复原官。广州“十三行”富商叶廷勋、叶梦龙父子、潘有为、潘有度兄弟出手鼎力相助，众人集腋成裘，捐银万两，事以愿成。为此，伊秉绶致书友人说：“粤之同人以秉绶不宜宵散，助之捐复，以一纸会入都门。”于是才有两年后伊秉绶出任扬州知府，后与苏轼、欧阳修、王士祯同列扬州“四贤”。

嘉庆八年（1803）十月，“西风万里送秋色”，伊秉绶奉双亲眷属自广州归闽。弟子陈昙作饯别诗：“高足传经事非偶，爱我相期名不朽。人生后会安可知，知己从来聚难久。”别前，伊秉绶与粤中友人相约，大约次年五月即可复官再次入粤。孰料回乡之路备极艰苦，复官候补将及一年，之后又赴官江南，再度聚首广州，则是嘉庆十六年（1811）了。

“再到羊城问路歧，珠江斜照卸帆时。”嘉庆十六年秋、十八年春，乡居汀州为父母去世守制的伊秉绶两回广州，诗友再聚，游宴赏鉴，唱酬题咏，甚是欢洽。嘉庆十九年春，由叶梦龙主事，伊秉绶《留春草堂诗集》刊刻于广州。至此，伊秉绶将一生呕心沥血之作，交付于叶梦龙这位广州“夙世昆弟”，定格于广州。广州精英也因“伊汀州”，而对万山之中的汀州由衷生起敬意！

“扫眉才子知多少”，清道光、咸丰间，武平才女、上杭媳妇王友楣因父经商生于广州。王友楣工诗善画，有《倚云楼诗稿》。番禺诗人李能定，赞其“画笔绝佳，诗亦恳挚淋漓”。如她的《黄浦江中》诗：“居然士女进龙宫，覆额青丝笑语同。一柱擎天思伟节，千秋遗恨说文忠”，对广州黄浦江上所谓“贱民”的船家女疍妇表示尊重与赞赏，对因在广州禁烟而惨遭流放的文忠公林则徐表达同情与景仰。有情有识，诚为“吾闽能诗者，闺中之杰者”。

南越东瓯咫尺间，滔滔汀水，悠悠珠江，诉不尽闽西、广州两地的历史情深。在当代，闽西、广州的历史情缘得到延续与升华。两地政治情缘因革命奋斗之路而愈为光明深刻，社会经济情缘因改革开放大潮而愈发澎湃深广，文化情缘因交流合作愈加融合深邃……

让历史照亮未来。今年6月，经国务院同意，为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了《革命老区重点城市对口合作工作方案》，明确革命老区重点城市龙岩市与发达地区城市广州市建立对口合作关系。愿龙岩、广州在深厚历史情谊的土壤上，开出更鲜艳的合作之花，结出更丰硕的共赢之果！

来源：龙岩市融媒体中心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张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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