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治水时留下了一个美好的故事（大禹治水和诺亚方舟的故事反映出怎样的文化差异）

大约在距今1.2万年前在今天的江西万年县一带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水稻种业，这使华夏文明成为全世界最早发展出定居农业的文明。大约9000年前在今天的河南舞阳一带诞生了世界上最早的酿酒技术和乐器。大约8000年前在今天的浙江萧山一带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造船技术。大约6700年前在今天的陕西西安一带诞生了世界上最早的铜冶炼技术。这时华夏大地生活着众多部落。距今大约4600年前黄帝部落联合炎帝部落与蚩尤部落大战与涿鹿，正是这一战奠定了以炎黄部族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的形成。涿鹿之战后炎黄部族联盟首领的位置实行的是禅让制——尧、舜、禹三大部族首领都沿袭着这种原始的民主制度。禹用13年时间治理成功了肆虐的洪水，为华夏民族的生存繁衍做出了杰出贡献，在治水的过程中禹将天下划分为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和雍州。由于治水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于是部族首领管理社会生活的实力得到了增强。禹的儿子启废除之前历代沿袭的禅让制，将部族首领的地位改为世袭制，由此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制王朝——夏朝。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中华文明由原始部族形态迈入国家文明是通过治水的方式实现的，正是通过治水形成了一套对人力、物力、财力的调度机制。不过其实关于史前大洪水的记载并非我国的特例。在《旧约圣经·创世纪》中就记载了诺亚方舟的故事：上帝在创造世界后见到地上充满各种暴行恶行，因此计划用洪水消灭恶人。这时他发现人类之中有一个叫做诺亚的好人，于是上帝指示诺亚建造一艘方舟并带着他的妻子、儿子（闪、含与雅弗）与媳妇。同时神也指示诺亚将牲畜与鸟类等动物带上方舟且必须包括雌性与雄性。当方舟建造完毕时大洪水如期而至，这时诺亚与他的家人以及动物们皆已进入了方舟。洪水淹没了最高的山，在陆地上的生物全部死亡，只有诺亚一家人与方舟中的生命得以存活。在洪水中漂泊220天后方舟在阿勒山附近停下，这时洪水开始消退。又经过40天之后阿勒山的山顶才露出。这时诺亚放出了一只乌鸦，但它并没有找到可以栖息的陆地。7天之后诺亚又再次放出鸽子，这次它立刻就带回了橄榄树的枝条，诺亚这时知道洪水已经散去。又等了7天之后诺亚最后一次放出鸽子，这次它便不再回方舟了。诺亚一家人与各种动物便走出方舟。诺亚在离开方舟之后将祭品献给神。上帝闻见献祭的香气决定不再用洪水毁灭世界，同时在天空制造了一道彩虹以作为保证。在《创世纪》中神如此保证：“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虹现在云彩中，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水就再不泛滥、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了”。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大部分人都认为诺亚方舟不过是一个纯粹的神话故事，并没任何现实依据。不过随着人类学和神话学研究的深入使很多学者发现在全世界多个地区都有关于史前大洪水的神话传说。中东两河流域的《吉尔伽美什史诗》中记载：“洪水伴随着风暴几乎在一夜之间淹没了大陆上所有的高山，只有居住在山上和逃到山上的人才得以生存“。出土的公元前2660年前的苏美尔泥版文书记载：“那种情形恐怖得让人难以接受，风在空中可怕的呼叫着，大家都在拼命地逃跑，向山上逃去什么都不顾了。每个人都以为战争开始了……”我国的《山海经·海内篇》记载：”洪水滔天，鲧窃息壤以湮洪水”。《孟子·滕文公》记载：“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水逆行，泛滥于中国”。《淮南子·览冥训》记载：“望古之际，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炎炎而不灭，水泱泱而不息”。《尚书·尧典》记载：“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墨西哥的玛雅文明也留下了这样的记载“天接近了地，一天之内所有的人都灭绝了，山也隐没在了洪水之中......”为什么世界各民族的上古神话传说和早期宗教里均有关于大洪水的记载呢？这是巧合吗？以古代的交通条件而言：当时的中国人、以色列人、玛雅人显然是不可能有什么沟通的，因此不存在谁抄袭谁的问题，唯一的解释就是当时的确曾发生过一场蔓延全球的大洪水。现代的地质考古研究也表明：当时北大西洋巨大冰盖的融化曾使海平面大幅上升，也许这就是当时全球各地均出现过于洪水的记载的原因。

尽管全世界都有关于史前洪水的记载，然而在全球所有民族关于这次洪水的记载中只有中国的大禹治水宣称洪水最终被战胜了，而其他民族的记载均类似于《圣经》中的诺亚方舟传说只是强调人们在洪水来袭时如何避难逃生。从大禹治水的传说中我们可以窥见中华民族与其他民族所不同的特质：当其他民族在感叹人类在自然面前的渺小并呼唤上帝的拯救时中国人却向世界宣告一种人定胜天的思想。如果我们从大禹治水和诺亚方舟的故事中提炼关键词，那么大禹治水可以被概括为治、堵、败、疏、成，而诺亚方舟则可以概括为逃、淘汰、选择、拯救。在诺亚方舟的故事里无论是人或是万物生灵在面临灭顶之灾时的“主打动作”是“逃离”，也可以说“逃避”；乘着“神”所赐予的“拯救”——那座方舟——逃离！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还要做选择和淘汰，在弘扬“悲悯”的同时某种程度上也反映着“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可以说诺亚方舟的故事形象地反映了其所代表及延续出的文化的精神特质：人对神的依赖、趋利避害的本性、悲悯的宗教精神与残酷的丛林法则的“共生”。相比之下大禹治水反映的是一种人定胜天的抗争思想。事实上不只是大禹治水，其实我们看夸父逐日、后羿射日、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等一系列中国古典传说都在讲“抗争”，是在讲人间的英雄、由人幻化成的意志化身对大自然的抗争！对神的抗争！这其实就是一种人定胜天思想的反映。毫无疑问人在自然面前的确是渺小的，然而人类所不同于动物之初恰恰正在于人类对自然并非单纯的逆来顺受，人类可以通过自己的力量改造自然。

对比中国和欧洲、中东等地的历史会发现一个显著的区别：在中世纪的欧洲教皇是一个强大的力量，甚至迄今为止教会仍保留着梵蒂冈这块领地，教皇以上帝代言人的方式肆意干涉欧洲国家内政，就连拿破仑加冕都必须由教皇主持。在中东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等等都是典型的政教合一政权。时至今日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等宗教仍存在各种各样的争执。为什么人类形成各种不同的宗教呢？这是因为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回答我是谁、我从何而来、我将向何处而去等问题几乎构成了人类所有科学、哲学和宗教试图回答的终极命题，所以从根本上讲信仰是人的生命本能，是为了寻找灵魂的源头和归宿。与此同时从现实需求讲任何人都需要安全、自由、身份认同。尤其是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科技还十分落后的上古时代就表现得更明显了：那时人类的生活基本上是靠天吃饭，甚至一不留神自己还可能成为野兽的食物。宗教信仰恰恰是为满足人们的安全感需求而诞生的，有时甚至比国家做得还好。神的保佑和庇护给人安全感；心灵与上帝或安拉同在给人自由感；基督徒或佛教徒的名义和名分使人实现自我身份认同。然而这些和我们中国人有关吗？事实上至少我们的主体民族汉民族从来就是一个与宗教绝缘的民族：我们的确引进了佛教，发明了道教，却从来都不曾真正成为全民信仰，汉民族的膜拜对象囊括了祖宗、菩萨、土地公、关老爷等等等等不一而足，然而我们从来没有一种特定的宗教体系。然而在与宗教绝缘的华夏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却有另一样事物替代了宗教在西方文明中的作用：事实上华夏文明是一种以礼乐为制度构建的文明体系，其思想核心是神道设教，礼乐教化，严华夷之辨，推崇仁义礼智信，其中又以易学为根本。

中国为什么会形成如此独特的文明体系呢？首要原因在于中国在地理位置上的与世隔绝特征。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中国并不是指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是指的中华文明最初诞生的长江、黄河中下游流域，这也是“中国”一词最初所指代的地区。和古埃及、古印度一样：中华文明同样是依托于大河流域发展起来的农耕文明。在生产力有限的上古时代发展农耕几乎必须依赖大江大河流域广阔肥沃的冲击平原。孕育华夏文明的长江、黄河中下游平原是怎样一种地理环境呢？这一区域的东部是浩瀚无垠的大海，西部是一望无际的荒漠，北部与草原地带相接，南部是连绵起伏的群山。大海、荒漠、群山在当时的条件下都是难以跨越的天然地理屏障，唯独北部的草原地带和中原地区其实是不存在天然地缘屏障的。事实上中原文明和草原文明的分野不是因为地理上的阻隔导致的，更多是因为不同气候环境下形成的不同植被带注定将会分别孕育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也正因为中原文明同北方的草原地带之间没明显的天然地理阻隔，所以中原王朝同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与和平几乎成为中国历史的一条主脉络。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华夏文明所面临的唯一挑战就是来自北方的草原游牧民族，而在东、南、西三个方向上直到近代列强入侵之前都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大敌。这样的地理状态使中华先民得以依托长江、黄河中下游地区呈放射状向周边扩展，这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创造了日益丰富的资源条件，也帮助中华文明扩大影响力。在中华先民一路向南扩张到如今的越南的整个过程中同化了南方诸多民族，尽管如今的长江以南大部分地区在上古时代是山越民族聚居的蛮荒之地，然而如今这些地区和中国其他地区使用着同样的方块字。我们可以用印度和中国进行对比：如今的印度仍有14种官方语言，英语只是印度的官方语言之一，用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的话说“英语在其他13种语言中起着连结的作用”。在中国与文化的同一性相伴随的是政治的统一性，而这种政治上的高度统一在相当程度上是和上文所说的中国与宗教绝缘性相关的：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在任何时候都没产生过祭司阶级的文明，当然有一部分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的皇帝其实也具备祭司的身份——他代表所有臣民的利益向上天献祭，但中国皇帝所履行的这种祭祀职能同他的统治职能比起来只能说是居于次要地位的。

当然这也可能会使人陷入一种误区就是：中华文明和其他文明的显著区别就是主张人定胜天。事实果真如此吗？尽管在大禹治水这个故事中我们见证了中国人的人定胜天思想，但我们也能从中国的传统人文艺术中见证中国古人那种追寻自然率性而为的思想。事实上大禹治水的故事的确向我们彰显了一种人定胜天的思想，然而这就是这个故事带给我们的全部意义吗？其实这里有一个比较容易被忽视的细节：禹的父亲鲧当年也曾负责治水工作，可为什么他失败了呢？因为鲧采取的是堵的策略。相比之下禹意识到治水靠堵是行不通的，所以他采取因势利导疏通河道的办法。由此可见大禹治水不是单凭人定胜天的狂热信念，事实上大禹治水是相当讲究策略的，而他所采取的策略恰恰是对自然环境的因势利导，这所体现的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与敬畏。应该说在人定胜天和敬畏自然之间是有一个适度的问题，而如今这已成为事关人类发展的一大重要命题。无论是早期鲧主持的“堵”工程还是后来禹操持的“疏”工程都离不开高出水面的山——移山填水，开山疏渠，靠山吃山……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地需要去了解“山”、亲近“山”、回归“山”……“依水”的原始生态在现实形势之下辩证地改为了“倚山”，由此形成了中国易学中的连山易。连山易以“艮”（山）为“主卦”，对先天易进行了可谓“革命性”的改进，不仅完善了“易”学，更成为后来的“归藏易”的先驱模板。连山易、依托其发展形成的归藏易以及后来集大成的“周易”都是建立在“朴素唯物”基础之上的富于“辩证”的精神产物。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确和以宗教文明为基调的其他文明大为不同，但这并不代表中国人缺乏对自然的敬畏。只不过中国人有自己相对独特的自然观：我们不是自然界的征服者，但我们同样并非只能在大自然面前逆来顺受无所作为，我们所追求的是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所以中华民族是一个很有韧性的民族：面对强敌我们有敢于抗争的大无畏勇气，可面对弱者我们同样不缺乏悲天悯人的慈悲之心，我们渴望构建全人类同呼吸共命运的共同体，我们渴望实现人和自然真正的和谐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