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晚年重申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性质（恩格斯晚年重申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性质）

　 在历史发展中，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最终起决定作用是唯物史观最基本的观点。以往的历史理论，包括旧唯物主义的历史理论，仅仅凭借思想和心理方面的因素去解说历史，否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要廓清昔日唯物史观造成的思想混乱，就要把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到社会历史中去，揭开社会历史发展的最一般规律，即物质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根本，社会历史发展的缘由在于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尽管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肯定比这更多的东西”，但是随着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70—80年代广为传播，一些资产阶级学者和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对唯物史观产生了一种僵化理解的倾向，他们忽视了社会历史赓续诸要素之间的联系，把跌宕起伏的人类历史强行塞入经济的单行道，将马克思主义看作“经济决定论”。针对这种状况，恩格斯晚年除了提出“历史合力论”，有力地回击了对唯物史观的歪曲，还反复重申唯物史观的科学性质，以便人们能够在理论上准确把握、在实践上正确运用唯物史观。

　　在探究恩格斯晚年捍卫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贡献时，以往学界把研究重心放在了历史合力论等方面，忽略了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论的学科性质的强调。实际上，恩格斯晚年曾多次申明历史唯物主义不是现成的答案、不是教条，而是进行更具体研究的方法，是去寻求真正答案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1890年6月，在致恩斯特的信中，恩格斯指出，“如果不把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成为自己的对立物”。针对恩斯特等人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标签，作为具体问题的现成答案，而不进行深入研究的做法，恩格斯指出，历史唯物主义不是社会问题、历史问题研究的现成答案，而是一种研究的方法、研究的出发点。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是对人类历史总体规律的把握，不能用总体规律来代替对具体事实的研究。研究具体问题、具体事实必须有一个基本的方法、框架和思路，否则面对各种事实就会无所适从。恩格斯在致恩斯特的信中，具体地批评了他在这个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同时以恩斯特对挪威小市民阶层的看法为例，具体阐明了如何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运用到社会历史研究中。恩格斯指出，恩斯特的错误在于，他“把整个挪威和那里发生的一切都归入小市民范畴”，而不对“挪威小市民阶层的特性做一定程度的研究”。在恩格斯看来，不管德国小市民还是挪威小市民，作为小市民阶层，他们之间存在一些共同特征。这些共同特征的具体内容，可以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从经济条件、经济活动来确定。但是，在研究具体国家的小市民阶层的时候，不能简单地将一些基本原理套用到具体对象上，归于“经济决定”这个抽象公式。

　　19世纪90年代，随着工人运动的兴起，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逐渐加深，许多大学生、青年文学家以及没落的年轻资产者纷纷涌入德国社会民主党，并以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为时髦。这些“青年派”没有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毫无斗争经验，更不熟悉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实际条件。他们在理论上体现出公式化、刻板化的教条主义倾向，尤其是把唯物史观庸俗化和简单化。“青年派”的错误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实践活动中产生了极坏的影响。1890年8月，在致施密特的信中，恩格斯指出，“对德国的许多青年著作家来说，‘唯物主义’这个词大体上只是一个套语，他们把这个套语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再不作进一步的研究，就是说，他们一把这个标签贴上去，就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杠杆。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到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这里，恩格斯具体指明了如何利用唯物史观去做研究，去做一名真正的学术和思想大家。他告诫德国青年知识分子、大学生，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对历史的具体领域、具体事件做细致的研究，要肯下功夫。恩格斯指出：“这个领域无限广阔，谁肯认真地工作，谁就能做出许多成绩，就能超群出众。”

　　1895年3月，恩格斯在给桑巴特的信中又一次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这就是说，唯物史观为我们提供了正确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按照这些科学方法，能“从基本经济事实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观念以及以这些观念为中介的行动”。恩格斯指出，真正的工人政党必须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同时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要“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而不要根据第二手的材料来进行研究”，以免被冒牌假货欺骗。恩格斯坚决反对用教条主义和学理主义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更反对那些任意曲解糟蹋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因为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堆毫无内容、毫无用处的空话，完全丧失了战斗力和生命力；甚至把马克思主义弄成了连资产阶级都可以接受的无害的偶像。恩格斯讥讽地说道：“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唯物史观不仅是认识的方法论，更是实践的方法论。1886年，恩格斯在给左尔格的信中指出：“德国人一点不懂得把他们的理论变成推动美国群众的杠杆；他们大部分连自己也不懂得这种理论，而用学理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去对待它，认为只要把它背得烂熟，就足以满足一切需要。对他们来说，这是教条，而不是行动的指南。”恩格斯认为，对唯物史观的把握应该要体现其方法论性质，即对于现实工人运动的指导作用。既不能仅仅局限于理论层面的认知，将其当作一个静止的知识体系来掌握，也不能把焦点专注于熟读和背诵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上，把时间花在争论个别的提法和字眼上，以学理主义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从而有意无意地忽视马克思主义与实践活动之间活生生的联系，忽视在实际运动中运用唯物史观。

　　其实，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他们就清醒地意识到，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实践，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与社会实践来谈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要么走向教条主义，要么走向抽象的思辨与空谈。马克思在世时曾气愤地谈道：那些认为必须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框架变成每个民族注定要行走的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而不管这个民族发现自己处于其中的历史环境如何，为的是它最终达到能够保证——连同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扩张——人的最全面的发展的经济形态。但是，我只好请求他谅解。（他既是抬举我，也是在过分羞辱我）”。在马克思逝世后，理论界依然存在将唯物史观教条化的倾向或做法，而且随着各国工人运动的开展，这种错误的倾向或做法日益严重，极为不利于工人运动的发展。正是基于这样的情况，恩格斯意识到必须重申唯物史观作为“行动指南”的科学内涵，为工人运动实践指出正确的“大方向”，将理论科学辩证地运用到实践中，在具体的实际中采取具体的行动。

　　总之，恩格斯晚年对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意义的强调，适应了在实际中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客观需要，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理论指南和精神支柱奠定了基础。正是在恩格斯的倡导下，第二国际前期出现了把唯物史观应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和工人运动实践的热潮，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冲出欧洲、走向世界准备了前提。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王桂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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