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美兴安七言诗二首（我引以为傲的是呼伦贝尔）

1998年，时任《北京文学》副主编的兴安召集各地作家聚会

2012年，兴安与格非（左）在清华大学

2014年10月，兴安在张洁（左一）的油画展酒会上

2017年，意大利导演安德烈在兴安画室拍摄纪录片

前不久，文学艺术评论家、水墨艺术家兴安的新书《在碎片中寻找》在文化圈激起阵阵涟漪。书中所述的北京文学界近四十年的记忆碎片，让人读出温度，读出真情，倍感亲切。

7月，骄阳似火，“青睐”视频团队驱车近百公里，来到密云水库边，在兴安所居的乡村小院对他进行了采访。六零后兴安身穿黑色印有蒙古文字的T恤、破洞牛仔，外加一顶新潮的棒球帽，比文艺青年还有范儿。葫芦架下，谈一段文坛往事，赏几幅骏马和书法，一种自由的性情和闲云野鹤般的生活在夏天的午后荡漾，树上的蝉鸣似乎也少了一分聒噪，多了一丝意趣。

我是蒙古族，有种血缘上的情感

兴安是真名吗？第一次见到兴安的人总会这样问他，每当这时，他的眼神似乎已经飞到远方，“我出生在乌兰浩特，1岁时到了海拉尔”。14岁之前，兴安生活在呼伦贝尔大草原，后来随着父亲工作调动来到北京。

小时候每年暑假他都跟着奶奶去大姑家，鄂温克旗的西索木。夏天他和表哥经常要穿过一片沼泽地，去采山丁子、稠李子（当地的野果），逮蝈蝈、抓土拨鼠。零下三十多度的冬天，草原上冷得无法形容，坐马拉雪橇，身上要穿戴和铺盖两三层羊皮才能御寒。马在前面跑，被卷起来的雪粒扑面而来，打在脸上。那种寒意至今让兴安记忆犹新。

在北京生活40多年了，但在兴安心底对呼伦贝尔就是放不下，“我是蒙古族，有种血缘上的情感。每个人都要寻找一种归属感，真正让我记忆更深的、更引以为傲的还是呼伦贝尔。以前我基本是两年回去一趟，现在差不多一年至少回去一趟，就是想看看故乡的草原和森林，还有蒙古马”。

经常有朋友会给兴安发微信说“前几天去你老家呼伦贝尔了”，他往往会反问“你还会再去吗？”如果对方要说不想再去了，他会感到失落，“没人做向导，到草原深处去感悟真实的草原，光跟着旅游团去吃喝一顿，啥意思也没有”。对故乡他经常感到一种矛盾，一方面希望更多的人去亲身感受她，另一方面又怕有太多的人去打搅她，而破坏了她原始的美。不知何故，最近几年老有一个场景反复出现在他梦境里，“我就跟一个魂儿一样在茫茫的草原上贴着草尖飞翔”。他觉得尽管随着现代化的进程，有时会觉得故乡离自己越来越远，但是“我的文化的起因、我的感情仍然在那儿，永远无法改变”。

算了，别写了，我还是做编辑吧

上世纪八十年代，“考大学”是普通人家里的头等大事。“我父母当年都是因为学习好而保送上大学的，而且在他们的观念里孩子考上大学是特别荣光的事，如果考不上大学，大人就会臊眉搭眼，抬不起头来。”作为家族里第一个要通过全国高考上大学的孩子，兴安压力非常大。欣慰的是，他最终考进了中央民族大学中文系。

父亲一直坚持用蒙古语写作，21岁就出版了诗集。耳濡目染下，引发了他对文学的兴趣。“我上大学时正赶上文学界的‘思想解放’，编印诗刊、担任演讲团的团长、校广播站的总编辑等等。”好像掉进米缸的老鼠，兴安一下子跟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记得1981年我考上大学后，宣武区团委组织委员去大连休假，回来后，我写了一篇散文《大海与老人》，寄到《中国青年报》，竟然不到一个月就发表了，那种幸福和得意无以言表，拿到报纸后我就一个人躲到厕所里，一个字一个字地反复读，不太相信是真的”。

1985年大学毕业，一心想去文学杂志社的兴安，拿着发表的作品找到了《北京文学》，没想到杂志社的领导一看说“写得还行，留下吧”。就这样兴安到了《北京文学》，后来他才知道，“当时社里的编辑几乎全是北大毕业的，还有一个是作家刘恒，刚从工厂调过来。那时候还没有戒烟，瘦高，经常是窝在一只老式的沙发里看稿子，手里掐着烟头，嘴里吞云吐雾”。据说，那个沙发老舍、杨沫、汪曾褀、王蒙等前辈作家都坐过，因为他们都在这里做过文学编辑。

在《北京文学》开启了文学编辑之路，也是在这里，他放弃了小说写作。1989年兴安编辑了格非的短篇小说《蚌壳》，“那时他才25岁，可他已经写出了《褐色鸟群》《迷舟》等被认为是中国先锋小说崛起的标志性作品”。不承想，两个人的第一次见面颇具戏剧化，“像大学生模样，头发黑黑的，脚踩少见的白色旅游鞋”的并不苍老的格非和“一个被误认是另一位老评论家的年轻的评论家”兴安完全打破了两个人之前对彼此的想象。

恰恰是这次见面，让兴安彻底打消了写小说的念头，“因为我知道我要写的小说已经被格非写完了，并且我可能永远也赶不上这个比我小两岁的兄弟”。一句玩笑话流露出他当时的矛盾和挣扎，“我一想算了，别写了，还是做好编辑和文学批评吧”。

推动一些文学浪潮的兴起与发展

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兴安就是一位活跃的编辑及评论家。不仅如此，他有很多想法在当时都不遗余力地做了尝试，曾经策划和参与了许多颇具影响的文学活动，推动了一些文学浪潮的兴起与发展。

策划“好看小说”和“类型小说”时，兴安直言：“那会儿国内还没有类型小说的提法，我提出‘好看小说’，并把‘类型小说’的概念移植到国内。”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就策划出版了一套类型小说，其中有丁天的《脸》，被称为“第一部中国现代意义的恐怖小说”。据此兴安写了不少文章，曾经有一段时期他还被认为是“悬疑恐怖小说的理论家”。作为最早关注斯蒂芬·金的人，他当时特别希望国内能出版一些好看的类型小说。他记得当时还和评论家李敬泽、作家陆涛做过一次关于类型小说的对话节目，针对年轻作家他曾说“余华只有一个，如果你写不过他，还不如去尝试类型小说，这样或许能写出名堂来”。

1994年，兴安参与策划了“新体验小说”写作，“实际上就是现在所说的‘非虚构写作’，那会儿觉得现实的变化已经超出作家的想象，呼吁作家从编故事的书斋里走出来，躬身于社会各个阶层的实践，去了解当下社会的发展和变化，我就此还写了一篇阐释性的文章《新体验小说：作家重新卷入历史的一种方式》”。在此期间，毕淑敏完成了小说《预约死亡》，真实地记录了在当时还是新生事物的临终关怀机构，还有濒临死亡的几位老人的境况和遭遇，引起很大的反响。

与他们的相识和交往，是我人生一个幸事

九十年代以后，兴安明显感觉到文学杂志的衰落，“有个阶段大家都想把文学杂志改成文化刊物，我们也曾经做过尝试，结果都以失败告终”。那时他已经主编了一些书，比如《蔚蓝色天空下的黄金：中国六十年代出生作家代表性作品展示·小说卷》（诗人黑大春主编诗歌卷、散文家苇岸主编散文卷）。这套书出版后影响很大，直到今天还有人在谈论。基于当时对文学杂志的悲观，他对图书出版产生了兴趣，觉得它是面对市场的，更具有挑战性。

二十多年中，兴安编辑的三部作品获得了“鲁迅文学奖”，刘恒的中篇小说《天知地知》（《北京文学》）、刘庆邦的短篇小说《鞋》（《北京文学》），再加上白烨的理论著作《文坛新观察》（作家出版社）。

亲历中国文坛三十多年，兴安和很多当代著名作家都有过比较深的交往，“和他们的相识和交往，是我人生的一个幸事”。难能可贵的是，直到现在，一些已经是文坛巨匠的大作家与他依然保持着那份最初的友情。“像邹静之我们有共同喜好，比如看影碟、喜欢听古典音乐，静之偏爱歌剧，尤其是男高音，我则喜欢钢琴和女高音，还有我们都喜欢书法。静之的字有传承有个性，他还为我题写了斋号‘洗马斋’。刘恒兄的小楷有自己独到的气韵，多年前他就开始用毛笔写作。不久前还为我题写一副趣联：‘君兴之所至，子安庆以达。’左右对着读就是：‘君子兴安之庆所以至达。’”兴安直言认识刘恒三十五年了，自己也是受到过他鼓励和帮助的一个作者。一个编辑帮作者改稿子，并且能让作者有所感悟，由此走上一个新的台阶，这样的编辑才是真正的好编辑，在这一点上他有切身的体会。“当时我还在写小说，经常请他看，他每次都非常认真地阅读。记得我写过一篇模仿博纳科夫叙述风格的小说《做贼》，用了很多注释性的括号，他觉得这个表达挺有意思，并对标点在括号中的使用与我探讨”。

九十年代中期，刘恒已经是很有名气的作家和编剧了，兴安那时接了一部电视连续剧的活儿，“头一次写剧本真是无从下手，我拿着稿子请他帮忙。他留下了稿子对我说你第二天过来。第二天，我拿到本子一看，十场戏，他几乎是重写了一遍，让我恍然大悟”。有一次兴安搬家，刘恒听说后主动来帮忙，“家里有个很高的衣柜，电梯装不下，他和我姐夫愣是从楼梯往上一层一层扛到了十二层。而且他还特别细心，收尾时他将每个屋都检查了一遍，把剩余的小杂物装满两个袋子送过来”。在兴安看来，正因为这种细心，刘恒在写作上才把握得那么细腻、真实，也充满了人情味儿。还有一件小事让兴安至今难忘，“刘恒非常勤俭，甚至到了对自己吝啬苛刻的程度，不光不乱花钱，兜里也几乎从不揣钱。当时我俩经常一起骑着自行车上下班。有一次，我俩像往常一样骑车回家，突然，他叫住我，说：‘今天我请你吃雪糕。’我心说怎么可能？他神秘地告诉我他刚挣了一笔稿费。我终于吃到了他买的雪糕，而且是最贵的‘和路雪’”。

1996年，兴安出任《北京文学》副主编，刘恒成了北京作家协会的驻会作家。“他的家就在我办公室的楼上，我经常会去他家里聊天。他也会把最新写好的小说给我看。我常以我是他小说的第二个读者而感到窃喜，因为他的第一个读者永远是他的夫人。那个时候，很多作家都开始用电脑写作了，而他始终用传统的墨水钢笔写作，一笔一画，蝇头小字，如有修改的地方，他都会重新誊写一遍稿纸，所以他的稿子永远是干干净净。”

几年里，兴安作为责任编辑发表了刘恒的三篇小说《天知地知》《拳圣》和《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除了《天知地知》获得了鲁迅文学奖，《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获得首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并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成为经典，至今都是北京老百姓的美谈。

作家张洁一直是兴安最敬重的作家之一。后来做了编辑，兴安切身感受到张洁那种嫉恶如仇的个性，很多人都觉得奇怪，兴安为什么和张洁成为忘年交？在他看来，“和大家接触，有时候需要接纳他（她）的一些个性，需要有妥协、以心交心，才能保持长久的友情”。

兴安记得，有一次张洁把她几篇很有影响的短篇小说，都排除在她出版的十卷本的《张洁文集》之外，断绝了作者与作品之间的关系。就此，兴安曾与张洁争论过多次，她却始终无法与这些作品达成谅解，甚至说它们艺术品质不过关。兴安颇为感慨，“这就是张洁，写了一辈子小说，几乎获得了国内所有的重要文学奖项，却在七十岁时开始怀疑文学，质疑自己的写作，这确实令我辈难以理解。”

更让他吃惊的是，张洁在从来没有绘画训练的情况下，开始挑战油画创作。2014年10月，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了张洁的个人油画展。“展览开幕那天，简直就是文学界的节日。众多喜爱张洁的人从四面八方汇聚到文学馆。”那天，当张洁在画展上说出“就此道别”的时候，很多喜欢她的朋友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有的眼含热泪。

张洁离开北京去纽约前，兴安去看她，她正在清理家里的物品，包括阿瑟·米勒、索尔兹伯里等名家的签名赠书，她不知道怎么处理。后来在兴安的建议下交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永久收藏。

张洁远赴大洋彼岸之后，多年没有在公众场合露面或发表作品，可是众多读者和朋友对她依然很是挂念，兴安透露，“张洁在纽约有一套小房子，她不希望完全依靠女儿，她没有手机更不玩微信。每天一个人出来散步，在曼哈顿河边的椅子上养神。偶尔晚上去听听音乐会。写作基本停止了。我觉得她对文学大概是挺失望的吧，就是想过自己平静的生活，只和少数几个谈得来的朋友通过电子邮件来往”。

以诚相待，能帮人处多帮人

对中国当代文学，兴安自言他最熟悉的是九十年代，“到目前为止，我认为九十年代是中国新时期以来文学最辉煌的时期。即使很多人在八十年代就出道，但他们在九十年代才真正成熟”。

兴安认为，年轻人要主动地学习，多写多读书，尤其是对前人的成果首先要虚心地学习，“不要赶超他们，而要另辟蹊径。用赫拉巴尔的话说就是‘从别人出发，走向自己’”。而对晚辈他能帮就必须帮，不指望回报。以诚相待，能帮人处多帮人，“有些东西不能强求，顺其自然。不存包袱，前路坦荡”。

他坦言现在有一种力不从心之感，“七零后八零后起来的这批人还是很厉害的，他们从小的知识储备、看的东西都跟我们不太一样”。

对待年轻一代的作家，兴安既欣赏又乐于推荐，甚至对喜欢的作家逢人便夸。“阿乙的小说很有力量，他对底层人的关注，复仇心理的描写很棒。石一枫我也比较喜欢，他十八岁时写的第一篇小说就是在《北京文学》发表的。他这个年龄段对社会底层的一些事物能够那么敏感，关注到民生和底层人的生存状态，我觉得这点非常不易。”

我不是画马的人

近几年，兴安凭借“画马”出圈，一发而不可收，两次画展的举办使他声名在外，成了“画马的人”。画画以后他越来越发现懒于再“码字”了，以至于有一阵子“一提写文章就皱眉”。他甚至觉得“画画对他来说更能直接表达自我，而文字好像隔着一层东西”。

实际上兴安画画从12岁就开始了，“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乱画，后来父亲带我去海拉尔市文化馆的陶克陶胡老师手下学习”。他记得那时候还是“文革”时期，呼伦贝尔被划到黑龙江省，“当时黑龙江省每年都举办全省的少年儿童美术作品展，我差不多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创作了‘群马图’报名参展，结果顺利入选。第二年又参加了，作品还被《黑龙江日报》登载”。

1976年，兴安一家搬到了北京。课余在宣武少年宫继续学习素描，一直到初中（六十六中）毕业。彼时命运之神却与他开了个小玩笑，“我那会儿的目标是考中央美院附中的，我父亲的一个朋友听说了挺热心，‘美院附中我熟，把画给我，我让他们给你指点指点’。于是，我就选了二十多幅最满意的画，卷成一大卷交给他。他拿着画夹在自行车后座上，结果半路掉了。可能他不好意思提丢了画这事儿，到后来跟我一块学画的同学准考证都拿到了，我这儿却杳无音讯 。而此时，我必须要做出选择了，是上文科班的高级班还是读普通班，上高级班就要舍弃画画，集中精力准备报考大学，如果继续画画，报考美术学院，就只能到普通班，用更多的时间画画。一家人商量决定，让我去高级班”。

十八岁那年，他临摹了四张唐伯虎的《落霞孤鹜图》，分别送给同学之后，决绝地不再画画。一直到2013年底重拾画笔，他与年少的梦想已经分别了30多年。

过了知天命之际，兴安觉得幸福就是“尽量让自己快乐”。生活中他也抱持着“顺其自然，知足常乐”的态度。近几年，熟悉他的朋友都知道，假期里他多数时间会在密云的乡间小院，画画、写作、养花、种地，或者接待好友，把酒畅饮，谈诗论画。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疫情期间，除了对世界对自我的反思，兴安说他最大收获是少了应酬，可以静下心读自己喜欢的书，做自己喜欢的事。新冠疫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有了分餐，有了公筷，口罩成了日常装备。但更深刻的是对人内心的影响，对不可知物的敬畏之心，他认为这可能会让作家重新审视自己和周围的世界，有可能写出不朽的东西来。

疫情刚一解禁，兴安立刻奔回乡村小院，一番锄地剪花种菜。在这里他才能进入一种完全与世隔绝的安静状态。他坚信“文学给了我滋养，不然我的画会没有灵魂”。他深知，文学打开了他绘画的新视野，也给了他创新的勇气和胆量。

站在葫芦架下，他指着一片小菜地，“今年撒籽种菜晚了，收成不好，就黄瓜、辣椒、茄子还行。去年南瓜结了大概五十多个，柿子二百多个，我们把柿子晒成了柿饼，只要有城里的朋友来，临走一定会送个大南瓜或者几个柿饼给他们。周围的邻居大多是农民，人特别朴实善良，有什么收成都会给我们送过来，我也会送他们酒或茶叶。我感觉，亲近自然，顺着自己的意愿和爱好去生活，特别值得”。

文/本报记者 李喆 供图/兴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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