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梅戏到底在哪里（黄梅戏究竟源自哪里）

1958年4月，湖北武昌，东湖客舍。毛泽东提出一个疑问：“黄梅戏怎么到安徽去了？”

时任湖北省委副秘书长的梅白回答：“是大水冲去的。黄梅县地处在长江、龙感湖之间，每次水灾，会唱黄梅戏的水乡人家，就流落到附近的安庆一带去卖唱。”

以上对话，当时的新闻报道并未言及。三十年后，梅白撰文《毛泽东看黄梅戏》，发表在《人民日报（海外版）》1988年1月26日第7版。再后来，政协湖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和政协黄梅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合编《湖北文史资料》一九九六年第二辑（总第四十九辑）《黄梅戏史料专辑》，又将此文作为特稿收录为该专辑的第一篇。

梅白的答词很肯定。

可是，数月后，毛泽东把这个问题又重问了一次。

1958年9月，安徽合肥，稻香楼。毛泽东问曾希圣：“湖北有个黄梅县，为什么黄梅戏出在安徽？”这回不是说“到安徽去了”，而是说“出在安徽”——莫非老人家对“大水冲去”的说法有所存疑？

时任安徽省文化局局长的杨杰回答：“黄梅县与安徽宿松县交界，旧社会可能黄梅县灾民逃荒到安徽，他们既唱黄梅调，又吸收了安庆地方民歌，形成了现在的风格，成为黄梅调。”毛泽东又问：“严凤英祖籍是湖北人吗？”杨杰回答：“她是安庆桐城人。”接着，主席高度评价严凤英和地方戏曲，说：“我喜欢家乡湖南花鼓戏。黄梅戏更好听。严凤英是个出色的演员，她演的七仙女成了全国人人皆知的故事。”

然而，刚开始研究，还没来得及搜寻材料，就发现了问题。

首先是对演唱形式产生了质疑——“道情”又叫“渔鼓”，是一种说唱故事的曲艺，所使用的配合节奏的乐器叫做“道筒”或“道仙筒”或称“渔鼓”，还有“简板”。“金钱板”也是一种曲艺，使用的击乐器也就是“金钱板”。“连湘”则是一种民间歌舞的道具。“道筒”、“连湘”和“金钱板”都是特定节目的特定乐器或道具，与“采茶调”无关。“采茶调”，无论是茶农单人清唱、多人散唱，还是乞讨者演唱，都是既不敲“道筒”，也不打“连湘”和“金钱板”。即便是灯会上群体性载歌载舞的“采茶灯”，其道具乃是十二“采茶女”各执特制的“茶篮灯”，两名队首擎着缀满彩花的彩灯或特制的“茶树”；所用的伴奏乐器则是锣鼓，有条件时或加笛子、胡琴，是需要另派乐队人员的。任何一个“采茶灯”班都断不会用“道筒”、“连湘”和“金钱板”来伴奏，清唱和散唱更不会使用。所谓“乞讨时敲着‘道情筒’，打着‘连湘’和‘金钱板’来演出家乡流行的‘采茶调’” ，不符合民间艺术表演的实情。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乞讨时有的唱道情，有的打连湘，唱金钱板，唱采茶调。当然，实际上乞讨者的表演还不止这些，还有莲花落、打花鼓、唱凤阳歌等等。

经过一番考查之后，又产生了更大的质疑：“大水冲来黄梅戏”的说法，与这一带的地理形势和逃水荒的自然规律很不相符，与当地的历史记录也不相合。

宿松县的几个湖泊都相连通，把全县陆地截然分割为南北两片，南部江湖之间是冲积性洲地，湖泊北岸以上是田畈、丘陵和山峦。当地人把这两大片分别称为“洲上”和“后山”。而黄梅县境内陆地完全连片畅通，最大的湖泊便是东南与宿松共有的龙湖即龙感湖，与宿松县内的湖面不可比拟；西边的太白湖与广济县共有，面积更小；县辖的源湖又比太白湖还要小。

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向低处流。”以长江论，黄梅位居上游，宿松处于下游。以湖泊等水域论，宿松境内的水域面积是黄梅的数倍。按常理，无论是山洪暴发，湖水暴涨，还是长江溃堤，宿松县受灾不至于殃及黄梅，而黄梅县受灾则往往会殃及宿松。两地都受灾则宿松偏重。黄梅人逃水荒，应该是向高处走，逃到无灾或轻灾区，而不至于反而往下游，逃到灾情更重的宿松县去。

这样看来，毛泽东对“大水冲去”的说法存疑，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不但是位革命家、政治家、哲学家、诗人和文艺理论家，还是军事家、战略家，对中国地理是了如指掌。当年布局渡江战役，他对长江中下游的地势水情，就早已烂熟于心了。惟其如此，听了杨杰的回答后，他还紧问一句“严凤英祖籍是湖北人吗？”在听了梅白的回答后，他又告诫：“你们黄梅人还是演自己的土戏好。”

民间文化交流的渠道多得很，也非常畅通，实在不必借“逃水荒”的机会。否定“大水冲来黄梅戏”，也并非否定黄梅人、湖北人对黄梅戏的贡献。实际上还不止他们，江西人、本省的池州及相邻地区的许多民间艺术家，都对黄梅戏作出过贡献。

那么，黄梅戏究竟从何而来？采茶歌是否为黄梅县原创而传到宿松、望江、太湖以至全安庆地区？由“采茶歌”或曰“采茶调”发展而成的采茶戏，又是从何而来，是怎样从歌曲变成戏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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