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为何看不起沈从文 生活经历截然不同

鲁迅出生于书香门第，官宦世家，从小家境优。少年时期，祖父因科举考试舞弊案入狱，家道中落。而后父亲病重，家庭经济条件日益拮据，少年鲁迅时常被送到乡下外婆家生活。

在这期间，鲁迅体验了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见识了社会底层人民的艰辛与苦难，深入了解了封建制度的残酷与黑暗。

这些都为他今后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写作材料。生活的巨变也让少年鲁迅饱受世态炎凉，对社会、人性都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后留学日本，鲁迅见识了一批毫无自强心、对本国人毫无同情心的中国留学生。他接触到愚昧、麻木的中国民众后，意识到医者虽能治病救人，却不能救心，因此他弃医从文。

鲁迅笔下的众多人物都是一些处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如勤劳敦厚的农民闰土，善良朴实的农村妇女祥林嫂，迂腐但正直的秀才孔乙己。

这些都是当时中国底层社会中最为普遍的人物，但他们身上背负的苦难并不是特例，而是那个时代万千底层百姓真实生存状态的缩影。

受生活经历的影响，鲁迅在文学创作中往往喜欢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整个社会，通过描述小人物的不幸来批判当时社会的黑暗以及人性之恶，期望通过这种方式唤醒民众沉睡的自尊。

沈从文出生于湘西，祖父是高官，从小家境富裕，在湘西他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后家道中落，沈从文参军入伍，过起了颠沛流离的生活，见识了军阀混战时期社会中的黑暗与人性之恶，这让他十分怀念在湘西度过的无忧时光。

1922 年，沈从文来到北京，却发现他与这个大都市格格不入。

当时的北京已经深受西方文明的浸染，外来文化大肆侵袭，传统礼教开始瓦解，在中西方文化发生激烈碰撞中，一些拜金、享乐、盲目崇拜外来文化等思想迅速传播，而一些传统文化中的美德却遭到摒弃，这令沈从文感到不适以及担忧，也让沈从文愈加怀念湘西的淳朴与美好。

在之后的创作中，沈从文的小说基本都是以湘西为故事发生地，小说人物也多为湘西世界中的男男女女。

由于对故乡湘西的眷恋，沈从文笔下湘西世界中的角色大多单纯美好，融入了湘西文化与乡土文学的淳朴，但也深深隐藏着对传统美德消逝的隐忧，如小说《边城》和《长河》。

在《边城》中，他着重描述湘西人的美好，赞扬人性美。而在《长河》中，他开始描述外来文化对于湘西世界的入侵，湘西传统美德的消失，外来拜金思想对人们的侵袭。许多“现代”的东西出现在湘西世界中，但与此同时人们的纯真却逐渐消失。

正如沈从文先生在《长河》题记所写：“当时的人们知道些文坛消息名人轶事或体育明星为已足。这些人都共同对现状表示不满，可是国家社会问题何在，进步的实现必须如何努力，照例全不明白。

并且当时在素朴自然景物衬托下，简单信仰，蕴蓄了多少抒情。这些东西又如何被外来洋布、煤油破坏，年轻人几乎全不认识，也毫无希望从学习中认识。”

鲁迅和沈从文都是中国乡土小说的代表人物，两人虽风格不同，但都具有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在写作风格上，鲁迅和沈从文笔下的小说具有鲜明的“丑”“美”对比，鲁迅擅长通过批判人性丑陋的一面来唤醒国民，而沈从文则是喜爱通过描述人性中美好的一面来唤醒国民。

在人物角色塑造上，鲁迅笔下的人物大多为社会底层小人物，他们身上大多都带有劣根性，具有悲惨而又不幸的人生，鲁迅通过描述这些不幸和悲剧来凸显社会以及人性的黑暗。

如《祝福》中的祥林嫂，她本是一个模样周正、勤劳善良的寡妇，但在丈夫和儿子因意外相继离世后，精神上的打击以及封建礼教的压迫最终将祥林嫂逼上了绝境，使其成了一个完全没有生活资本的人。

而这一切，都是社会的冷漠以及封建地主阶级对劳动妇女摧残与迫害的结果。自私自利的婆婆为获取高额彩礼钱，不顾祥林嫂意愿将她嫁到山里去。

在经历两次“失亲”后，当颓废绝望的祥林嫂向周边人寻求精神安慰时，虚伪冷漠的鲁镇乡亲们仅将她的讲述当作听戏，将她的悲惨故事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

在初次得知祥林嫂的悲惨遭遇时，他们为戏中人的悲惨命运伤心落泪。可在祥林嫂多次阐述自己的悲惨遭遇后，人们渐渐失去了对她的同情，只余厌烦，恨不得将她尽早打发走。

此外，鲁迅也着重描述了当时中国人的封建、守旧，如四叔因祥林嫂是寡妇不愿雇佣她做女工，柳妈崇信鬼神。

这种心理致使他们对神明等信奉越发深刻，而对自己实现对社会的改造与文化的扬弃缺少信心，从而致使新文化、新思想难以进入人们的心中。这让已具有启蒙思想的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批判心理更深刻。

沈从文笔下角色则多是美好善良的，在他们身上可以看到人性最为美好的一面。如《边城》中，天真善良的翠翠、淳朴厚道的爷爷、豪爽大方的天保、勇敢正直的洒脱仗义的顺顺。

其中翠翠是《边城》中最为理想化的角色，“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一只小兽物。”

翠翠是自然的产物，成长在青山绿水之间的翠翠身上散发着来自山林的活泼与灵动，如山头小鹿一样，单纯善良。

她依偎在传统湘西的文化中成长，她的单纯与美好正是传统文化观念下最质朴的体现。与《边城》相比，小说《长河》更多的是强调湘西世界的变化，外来文明的入侵对湘西人产生的影响。

因此《长河》中的人物更加多样性，除幺幺、滕长顺等土生土长的湘西人外，还有保安队长、师爷等接受过新式文化熏陶的湘西人。前者承袭了湘西传统社会的美德，后者在外来文化的入侵中迷失了方向。

如宗姓保安队长，他本也是纯朴的乡中人，然在接受新式文化时，却逐渐被新式文化中的拜金、崇洋媚外的思想侵袭，自诩为“见过世面”的大人物，实际上是个好色贪婪之徒。

与《边城》中单一美好的人物形象不同，《长河》中的人物有一个更加鲜明的对比性，在对比中凸显人性美，传统美德的泯灭，从而达到唤醒国民的作用。

总的来说，二位大师虽写作风格迥异，但有着相同的创作目的，即对国民美好人性的呼唤，不论是对传统封建束缚下的人性批判，还是对缺失自然美德的人性泯灭的再次呼喊，都是为了将国民人性引向更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