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影响最大最严重的条约（近代欧亚两大病夫国何以先后新生）

熟悉历史的朋友大都知道，晚清中国有个蜚声海外的蔑称：东亚病夫。

这蔑称是 怎么出笼的呢？ 我们今天看以清末为时代背景的《霍元甲》《精武门》等武打片，经常能听到这个刺耳称号。随着这个称号出现的，必有挑战中国武师的日本武士。所以，中国观众大都以为“东亚病夫”这个称号是日本给予的。其实不然，此号的发明权并不属于日本，而应归属英国。

1896年10月17日，中国上海租界，有一份报纸登载了一篇文章，引起世人极大关注。那张报纸名叫《字西林报》，是英国人创办，报纸的意译名称应为：《北华日报》。在这张报纸的这篇文章中，首度出现了“东亚病夫”一词，文章作者对萎靡的清人予以尖刻挖苦：

“夫中国——东方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然病根之深，自中日交战后，地球各国始悉其虚实也。”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中国是东亚的一个病夫国家，由来已久。但让我们真正认清他们的病情，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也就是说，中日甲午战争之前，西方对清国的病情认识还不到家，而日本这一战，让清国破了相，也让西方彻底认清了这是个病入膏肓的老大帝国。

“东亚病夫”之名遂由此而得。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谁，没有记录。只知道作者是个英国人，那么这个英国人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呢？《北华日报》为什么要发表这篇文章呢？ 追本溯源，发现写作动机是一场战争后的一个联想：受亚洲甲午战争影响，联想到“欧洲病夫”。

英国人在以“病夫”评价中国之前，早就把这顶帽子扣在了另一个帝国头上，那就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奥斯曼帝国有前突厥帝国的身影，可谓世界最后一个由游牧民族建立的帝国。但到了近代，此国却迅速没落，小小荷兰都敢骑在它头上作威作福。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衰落，不是身体问题，而出在整个国家政治陈腐、体制落后。而1896年10月17日，正是中日甲午战争一周年半的日子，东方大清帝国被蕞尔小国日本打得一蹶不振，联系到硕大的奥斯曼帝国被荷兰欺负，所以个“欧洲病夫”，一个“东亚病夫”就这样被排列组合了。

显然，“欧洲病夫”奥斯曼土耳其 患病时间比“东亚病夫”大清国更久。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两大病夫成为欧亚大陆的两块巨大疥癣，被世界嘲笑鄙夷。

然而，20世纪的第十个年头过后，他们奋发图强，国运转机，得以新生。 各种历史原因不一而足。但一个主要共因，是两国都出现了开天辟地的“国父”。 近代20世纪初叶，两国各出现了一位非常志士，率领新精英集团，推翻了旧政权，建立了共和国。成为尊奉的国父。他们就是：

1912年建立民国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1923年创建土耳其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凯末尔。 这两大国父，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谁的历史功绩更大呢？我们不妨做个比照。

我们都知道，现代中国每逢孙中山祭日，无论什么团体什么党派，各界纷纷隆重纪念孙中山。公认革命先行者的伟大与不朽，为中华民族复兴找到来时的路。而 横跨欧亚大陆、在 众多穆斯林国家中脱颖而出 的土耳其，当代也 无论什么党派，都声称是“凯末尔的衣钵者” 。

毋庸置疑，凯末尔是土耳其共和国的缔造者，他与老迈的奥斯曼帝国的那些政教合一的“大君”苏丹有着本质不同。凯末尔以政教分离令祖国新生，他的政治主张主要是：共和主义、民族主义、平民主义、国家主义、世俗主义。 正如伟大的孙中山高举“民权、民生、民族”的三民主义，创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一样，他们与世界潮流的大方向始终一致、相得益彰。

那么，要比较孙中山和凯末尔这两个国父级人物，就得分出相同点和差异点。

上海大学王三义教授曾就此写过专门阐述，我大致小结归纳，相同点有五：

1、两人都是“共和国缔造者”。2、 都为铲除“帝制”或推翻旧秩序做出了贡献。3、 都有思想和治国纲领。4、 两人为操劳宏大事业而损害了健康，孙中山活了 59 岁（ 1866-1925 ），凯末尔活了 57 岁（ 1881-1938 ）。5、 孙中山和凯末尔都有人格魅力，对两人的崇敬都产生了道德力量。

那么不同点是什么？

最大的不同，是凯末尔完全成功了，孙中山未能完全成功。

孙中山首举反清、反封建的旗帜，多次发动武装起义，组织革命的政党，领导了辛亥革命；他创建了中华民国，推翻了专制，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使共和观念深入人心。但是，就在民主武装开启北伐、统一全国的行动之前，他猝然长逝，留给历史的是一片叹息。

而凯末尔则不然，他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国，并进行了成功的改革。他最大的贡献应该是：在西亚北非地区成功地建立了第一个现代化国家，使土耳其共和国成为在伊斯兰世界实行民主制的样板，也是从帝制到共和制成功转型的特例。

土耳其现代史中，对凯末尔的丰功伟绩一般概括为这样八个方面：

1、成功领导了民族解放运动，赢得了国家独立；

2、创建（缔造）了土耳其共和国；

3、废除了素丹制度，废除了哈里发制度，为民主制和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4、颁布了土耳其共和国宪法，建立资产阶级法律体系；

5、发展了民族经济；

6、教育改革，文字改革，提高了国民文化水平，培养了大批人才；

7、通过社会习俗改革，破除了迷信，提倡了科学；采用姓氏，改革服饰和其他传统象征物，禁止一夫多妻制，提倡男女同校，给妇女以选举权，实现了社会生活的世俗化；

8、维护民族尊严和土耳其国家主权。

值得格外留意的是，凯末尔合理利用自己的威望，通过有效的政治操作，从制度变革入手，成功地改造了土耳其社会。 实现了一个“取代”，两个“分离”。

一个“取代”，就是大家熟知的“用共和制取代了素丹制”。 两个“分离”，一是指迅速实现“政教分离”。“政教分离”即政治领域打破宗教势力的干预，实现世俗化，教科书里都有，不需多说。但还有另一个“分离”，这就是逐步实现“军政分离”。

当时，战争在先，治国理政在后。从意土战争、巴尔干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到民族独立战争，一连串的战事锻炼出了一大批军事人才。因此，刚建国时，政治精英大都是军人。比如，大国民议会的议员、部长、省长、大使，有不少是由军事将领担任，整个国家由军人操纵。

如何摆脱军人操控政治，凯末尔和他的同僚们费了心思。凯末尔以身作则，脱下军装，从事专职政治工作或外交事务，。并从1924年起，规定议会中的军官必须退出军职；军人必须离开立法机构；军权限在军营，不能凌驾于政府之上；实现军人领袖的文职化。

这两个分离都很重要，没有这两个分离，政权能否稳定都难说，何谈后来的其他改革。

成败无疑是孙中山与凯末尔的重大差异点。而除了上述归纳，还有个人角色的不同，也是导致这种成败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二人均可谓伟大的政治家，但孙中山同时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而凯末尔不是，他是旧军队中的新军人，是“体制内的持不同政见者”。凯末尔同时是 一位伟大的军事家。而孙中山不是。但孙中山的任务却比凯末尔更艰巨。

奥斯曼帝国倒于第一次世界大战，首先是自己垮了，不需要凯末尔用革命手段去推翻。在一战中这个帝国选择站在德国一边参战，决定了失败的结局。奥斯曼帝国的瓦解是世界大战造成的，不是被革命者推翻的。帝国的覆亡并非旧政权塌垮，而是被占领。根据条约，英国、法国、希腊、意大利等国瓜分了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凯末尔领导民族独立战争，是从协约国军队手中收复失地，不是直接推翻奥斯曼政府，夺取国家政权。

而孙中山却要面对的是一个垂而不死的老大清帝国，没有外来战争。 要在 1100 多万平方公里（包括外蒙古）的土地上建立共和国。他 不是军人，没有军队；不在体制之内，没有社会地位；面对一盘散沙的社会，抓不到改天换地的权柄。

历史不容假设，但我们可以当事后诸葛亮，姑且在纸上推演：把孙中山放在土耳其，他也会成功；把凯末尔放在中国，他们照样不成功。凯末尔若在中国，最大可能像袁世凯那样，甚至还达不到袁世凯那样的地位，能成就段祺瑞那样的“功业”就不错了。

当然，从国土来看，中国是幸运的，土耳其是不幸的。 土耳其共和制虽然取代了帝制，但由一个庞大的帝国变成了一个中小型共和国。奥斯曼帝国是一个多民族帝国，国土面积最大时跨欧亚非三洲（近600 万平方公里），而 1923 年建立的土耳其共和国，是一个以土耳其人为主体，只有 78 万平方公里。 孙中山推翻满清政府，中华民国继承了大清王朝全部领土，仍是一个大型共和国。

对孙中山和凯末尔，总体看法——

孙中山和凯末尔都是不计名利，不计较个人得失，坦坦荡荡的领袖人物。凯末尔属于得志成功的人物，孙中山是不得志的人物，但其影响力并不比得志成功者差。后来人评价他们，或带着情感或出于特殊目的，并不能做到完全客观。而今天的我们，应该还这等开创历史的伟大人杰以公道。你无法做到他们那般大勇与大志，正确的态度不是以小人之心诋毁，而应该更加佩服敬重他们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