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达人是哪个国家（斯巴达的历史解读）

1998年，斯克拉顿（Roger Scruton）的一本只有161页的小册子《论狩猎》（On Hunting）正是在这种激烈的公开的政治讨论的大气候下出版的。这一书名其实是现存的著作对色诺芬（公元前4世纪）和阿利安（1）（公元2世纪）的著作的一种致敬，学者马尔科姆·威尔科克（MalcolmWillcock）最近将他们的论述编辑整理后进行出版，这是很有用的一本书，他这样做肯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斯克拉顿的《论狩猎》一书前言是这样开头的：带着猎犬进行狩猎是一种既需要耐力又需要方法的技艺（craft）。

它在古代的时候就已经发展得非常完善了，同时，色诺芬对这个话题的论述证明了古希腊的猎人使用的技巧与今天的猎人是多么的相似。在对待猎犬、狩猎的追随者们以及乡村的态度上古今都是相似的。然而，不相似的就是猎物了·.....人们能够明白为何斯克拉顿想要回到古希腊，去援引那个时代的文化权威们曾经说过的话，当他最喜爱的运动和消遣正面临着来自政府的法律威胁的时候。在某种意义上，我与他分享着这样的怀旧之情：返回到古希腊的世界中去。

图|狩猎者

在阅读希腊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最美好的经历来自《奥德赛》的第17卷，在这一卷里奥德赛衣衫褴褛，乔装成乞丐返回他在伊萨卡岛的宫殿，到此时他已经离开这个地方二十年了，他看到了年老的猎犬阿尔哥斯（Argos）浑身污秽不堪，受着虱蝇折磨，没人搭理地躺在厨房的垃圾上。主人和猎犬都认出了对方，尽管他们彼此的外表已经发生了变化，这条老狗挣扎着想要靠近主人，这种举动包含了太多的意味，沃尔特·施瑞英（Walter Shewring）对这一情景的翻译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当二十年之后，它又一次见到主人的时候，死黑的命运突然降临到了它的身上”。

二十年以前，阿尔哥斯的生活条件在很多方面肯定与现在大不一样。那个时候，正如猪倌欧迈俄斯（Eumaeus）所说的，“没有什么躲在灌木丛中的野兽能够逃脱它的追捕。它在跟踪猎物的时候几乎没有失手过！”那些猎物包括了野山羊、鹿以及野兔。然而，事实真的就像斯克拉顿所说的那样，现代的英国人与古代的希腊人在狩猎的时候只有这猎物发生了变化吗？而且，狩猎的技巧也没有多少不同，希腊人和现代英国人对狩猎的态度也是“相似”的，事实真是如此吗？如此宽泛、殷切地谈论“古代希腊人”对待狩猎的态度，真的可能或有用吗？

在这一附录后面的内容里，我将联系古代的斯巴达人来依次地讨论上述与狩猎有关的三个方面：猎物、态度以及狩猎群体的认同感。我想读者不需要太丰富的想象力就能理解今天的人们举着火枪在北美猎鹿，或者在地中海的一些乡村打候鸟，与斯克拉顿专门要谈的骑着马带着狗去猎狐这样的狩猎方式之间有着多么巨大的不同。同样，尽管斯克拉顿认为在狩猎技巧上古今有着“相似的地方”，但骑在马背上去猎狐在实际上也与所有古代希腊人狩猎时的方式是非常不同的，古希腊人在到达狩猎地点后都是要赤脚的。即使希腊的猎人们是骑着马前往狩猎地点，但在实际狩猎的时候。

图|狩猎壁画

他们就会下马，并且光着脚去追捕猎物。事实上，在技巧与猎物上最具有类似性的两种狩猎活动是古代的猎兔（hare-hunting）和现代猎人所称的“比格领”（beagling，以一种叫比格的猎犬的名字命名）（1）.但是，“比格领”不是一种非常有魅力的现代“运动”或消遣活动，而且，很难想象斯克拉顿会为了它就像为了猎狐那样而愤愤不平，同时又用一种充满诗意的方式去捍卫这种运动，更确切地说是为它作正面的辩护。此外，在古希腊的大部分猎兔活动中，至少有一个目的与我们今天的观念和实践是不完全一致的，可是它之于古希腊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又是至关重要的。

因为兔子是一种独特的用于爱人之间的赠物，更准确地说，是一种成年男性与少年男性之间的情色关系的证明，大多数现代的法律体系都会基于道德的立场认定这种关系是对儿童的侵害，因而是非法的。在我们更加具体地讨论如何对待狩猎的态度时，我们还会回到古代希腊人的狩猎是否具有性爱意味这个话题上来。但是，现在结束我们对猎物的讨论，让我们再进一步考虑存在于古希腊人与现代英国人或美国人的狩猎活动之间的两个重大的不同之处吧：猎野猪（boar-hunting）和猎人（man-hunting）.斯克拉顿本人提到过猎杀野猪，色诺芬在他的论述中用了一章的篇幅来谈论这项狩猎活动。

斯克拉顿没有提及的是，尽管一些狩猎爱好者在努力尝试一种社会学和社会人类学的现代的狩猎方式（a sociology andsocial anthropology of modern hunting），古代希腊人猎杀野猪并不像现代英国人猎狐，因为在希腊人看来狩猎在最具体的意义上是对勇气的一种考验，这是一种对希腊重甲步兵在阵地战中所需要的男子气概的再合适不过的考验了。严格地说来，猎杀野猪具有一种够格仪式（rite ofpassage）上的象征意义，同样，在所有城邦，除了斯巴达之外，它也是社会名流的身份的一种象征。

斯克拉顿热切地－有点过于热切－强调他理解的猎狐活动所具有的大众的、跨阶级的品质。但是没有几个希腊人能够骑着马带着装备去猎杀野猪，同时，他们也不会带着奴仆－这是斯克拉顿另一个不诚实或无知的体现－去拍打树丛、草丛等以惊起猎物，支起捕猎的网，做马夫以及其他必不可少的后勤工作。只有在斯巴达，因为它拥有大量的希洛人，而且一直就重视狩猎这项活动作为一种群体性的军事训练所具有的价值，即使普通的市民也会参与这种高危险性的“消遣”活动。

图|狩猎女神

但是，斯克拉顿是否愿意把斯巴达挑选出来当作为他的狩猎社会的古代范例是值得怀疑的。提到奴仆就引起了“猎人”（manhunting）问题。在像古代雅典这样的一个奴隶社会里，个人试图抵抗被奴役的命运的最典型方式就是逃跑。历史记载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个例子发生在雅典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当时，如果修昔底德的记述属实的话，斯巴达在占领了雅典部分领土之后，“至少有两次，一万多名奴隶”在斯巴达的掩护下逃跑了。通常情况下，是一个、两个或零零星星的几个奴隶逃跑。但是，如此有规律的、持久的奴隶逃跑导致了一种专业的奴隶追捕者（drapetagôgos，slave-catcher）的出现。

他－以及他的狗－无疑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有利可图的行业。古希腊另一个非常不同的奴隶社会是斯巴达，在稍后我们将会重新讨论雅典和斯巴达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眼下，引人注目的是“猎人”成为了斯巴达人和他们的奴隶阶层－同样也是希腊人的希洛人－之间的一种日常关系的系统组成部分。希洛人－追捕－希洛人－挑选－这个程序在斯巴达，就像雅典出现大规模的奴隶奔逃时那样，是一种社会系统功能紊乱的征兆。确切地说，这其实是一种“常态”事件，因为斯巴达人每年都要向希洛人正式宣战，在这种合法的外表下，“猎人”就是斯巴达人用来对付希洛人的一系列镇压手段中的一种。

图|斯巴达人的狩猎

当时，在斯巴达，追捕和战争在实际上都是团体性的活动，并带上了斯巴达人特有的差异或扭曲。差异在古代和现代社会之间以及在古代希腊内部之间都存在，相对于社会结构的差异性来说，猎物的差异就具有了相当令人不安的含义，因此，我将把注意力转向本质上的差异，即狩猎的隐喻性方面（metaphorical aspects）.“狩猎”这个术语现在进，我们日常的英语词汇当中并变得毫无威胁，这似乎已经是一种老生常谈了。例如，我们学术意义上的“斧猎”指的是图书馆的一种参考文献的做法，其实是一门课程。

也就是说。狩猎已经存在于很多的社会层面以及语义的表达当中，并渗透进了我们每天使用的英语词汇里。在古希腊也是如此。阿兰·施纳普（AlainSchnapp）关于古希腊狩猎的文本和图像的精彩专著的第三章，也是第一个独立的章节，准确的标题就是“狩猎的隐喻”（La méeta phore duchasseur）.然而，在狩猎的隐喻性目标上（metaphors ends），古代和现代确实存在一些有用的或可用的相似性。

施纳普的著作的标题是《狩猎与城邦》（Le chasseur et la cité），他指出古希腊的狩猎活动作为社会整体的一部分并不是一种纯粹的社会或经济现象，只有在包罗一切的城邦的范围之内，它才有存在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它是政治性的，这是现代的狩猎活动不可能具有的。此外，这部专著的副标题是“古希腊的狩猎与色情”（Chasse et érotique dans la Grèce ancienne）.无疑，异国风味和情爱冲动已经而且将会在现代的狩猎情景中占有一席之地，然而，艾德里安·菲利浦斯（Adrian Phillips）在他关于色诺芬的有趣评论中说，“一些（狩猎）甚至会从脑中驱逐“爱的念头””。但是，关键在于性爱和情色是不能直接被看作整个现代狩猎活动的目标，或者说是一个主要的目标。

图|狩猎石碑

这种关键的差别使我们回到了正确的阐释路径上来了，我想，这种路径强调我们与他们之间、古代与现代之间的差异。就是说，今天的猎狐是绝不会像斯克拉顿想要说服我们相信的那样是“自然的”或质朴的；可以这么说，它即使分离成为第二自然或第二天性（second nature）还相差太远。实际上，在古代希腊甚至连关于人权（更不用说动物的权利）的概念都还没有发展出来，回想一下这一点对于理解古希腊的狩猎是有益的。这促使我要谈一谈下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话题：斯克拉顿求助的古希腊祖先或权威，究竟是些什么样的希腊人？

古代的希腊人自己十分清楚他们绝不是完全相同的文化，他们大部分都承认他们相互之间的相同之处要多于差异，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斯巴达人。斯巴达人自己是古代传统的培育者之一，但这种传统又主要是由雅典人加以促进和发扬的，即使是在这种传统中，斯巴达也是一个“他者”，它与其他所有的希腊城邦和社会在最基本的社会方式上存在着关键性的差异。对斯巴达“幻景”或“神话”的宣传已经促使一些现代学者竟然宣称斯巴达在希腊世界里实际上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这是我们要警惕的观点。无论是以哪种理由－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宗教的等等，我都不赞同这种观点，而且不只是基于一个与我们讨论的狩猎话题直接相关的理由。

图|狄安娜油画

这里想说的是，斯巴达人狩猎与任何其他同时代的希腊城邦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认为这绝不是一种纯粹虚构的观点，而是一种值得再一次简要地说明一下它的基本情况的观点，正好可以用来证明任何现代人请古代希腊人来作权威的做法在事实上是多么地成问题。斯巴达人的政治体系（politeia）的中心是“公餐制”，正式的斯巴达公民就是在持续参加这种活动的过程中行使自己的“公民权”的。只有两种情况是法律允许的个人不必参加本来是必须参加的晚餐：第一，是举办必须的献祭活动；第二，就是狩猎。斯巴达人狩猎的对象与其他希腊城邦，如雅典是一样的：鹿、野猪等等。但与雅典不同的是，在斯巴达狩猎不能被描述成一种休闲活动－这是无法想象的，更不用说是一种运动了。

据我们所知，捕猎的收获也不会成为斯巴达的情人或追求者为求爱而作为送给他的少年情人的礼物。更正确地说，斯巴达人猎杀野兽是一种非常严肃的活动，所得的收获通常都要献给公餐食堂。无论如何，斯巴达人与雅典人在狩猎方面更为明显的不同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斯巴达社会作为一个共同体在官方政策上鼓励所有的斯巴达人，无论他们处于什么样的经济、政治或社会地位都要定期去参加狩猎，表面上这是出于军事训练的目的。因此，马匹和猎犬－它们是归私人所有的－以及希洛人－这些人不归私人所有，但被强制性地要求为个体的斯巴达主人和女主人服务，这些配置和人员在任何斯巴达人想要去打猎的时候随时都要准备好。

图|狩猎瓶画

实际上，普通的、比较穷困的斯巴达人都能从这种官方的要求中得到好处，他们参加狩猎部分是出于军事的原因，但也是因为这样可以使他们能够为自己所在的公餐食堂提供额外的美味食物，从而维系他们与比较富裕的斯巴达人之间的关系，因为富人们为公餐食堂提供了比这些穷人的份额更大的农产品。此外，斯巴达人会为自己能够饲养马匹、狗－也许还有希洛人－这些在狩猎时具有很高价值的“帮手”或人员而感到非常自豪，并且会为此而投入巨大的精力。

在泰格特斯山的山脚有一片广阔的土地，它与斯巴达相距不远，有一个平淡无奇的名字：铁瑞（Therai），此地就是斯巴达人的狩猎场。在整个公元前6世纪，拉科尼亚的黑色人像花瓶的绘画中最令人难忘的一些图像是由那些狩猎画家（Hunt Painter）（1]绘制而成的。比如说，“人像9号”，这是狩猎画家创作的一个花瓶的名字，展示了一种从独特的视角对狩猎场景的描画。图画的重点放在猎人之间出于直觉的相互合作上，这种合作是必不可少的，其中一个人蓄着络腮胡子且留着长发，他显然是一个已经成年的男子，另外一个也是长发，但却没有络腮胡子，他可能是正在向那位年长的导师学习如何使用绳索捆绑动物。在图10中描绘了一幅典型的重甲步兵像，他正与自己的“阿尔哥斯”，一条忠诚的猎犬呆在一起。

图|狩猎的女神雕像

一个年代相当早的赤土陶器，上面有浮雕加以装饰，这个器物在当时是被当作一个墓穴标识器（grave-marker）或墓碑加以使用的。在这个瓶的一面再现了一幅成功的狩猎情景，这正是那种一个优秀的斯巴达人想要携带着进入另一个世界的图像。最后，不管怎样，模仿性的狩猎肯定会集中地用来再现希腊化时期和罗马时期再度复苏的“够格者”训练－这种斯巴达人的综合性的教育体系。

但是，它可能已经包含在古典时期的“够格者”训练当中，因为这一整套训练当中最为重要的仪式是在阿耳忒弥斯－欧西亚的神殿里举行的，这位女神掌管着繁殖、生育和野外，因此与猎杀野外动物的活动有着紧密联系。然而，在猎杀动物的过程中开展正式的政治教育，并不是斯巴达人用尽一切方法和手段去开展的狩猎活动的最值得注意的特色。它无疑是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的：斯巴达人对希洛人开展的个体性的和集体性的猎捕。这种获得官方授权的活动，既可以作为一种让希洛人时时陷入惊恐的方式，同时，它也可以用来考验那些被挑选进“特别行动队”的未成年斯巴达人的男子气概。

结论

这种在国家支持下进行的猎捕希洛人的活动，最能说明亚里士多德对斯巴达人的独一无二的教育体系所作的严厉批判。他说斯巴达人的这种教育是有系统性缺陷的，这种教育的目标只追求一种美德－战斗中的勇气，所以，只能培养出“野兽般”的、具体来说就是像狼一样的斯巴达人！众所周知，狼是技巧高超的猎人和杀手。斯巴达人称阿波罗（另一个称号叫阿波罗·勒科乌斯，Apollo Lyceius）（1]像“狼似的”，而吕库古（Lycurgus，即“狼工”，Wolf-Worker）这位被人们认为是斯巴达的教育体系的建立者的名字可能正是对阿波罗的那个称号的模仿，阿波罗是某种活动（狩猎）的庇护神，斯克拉顿大概是不想搬他来为自己喜欢的消遣活动作合法辩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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