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森一年总收入（奥利弗威廉姆森）

摘要：这篇关于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回顾是按照“卡耐基三要素”——要经受训练、要有跨学科知识背景和活跃的思维——展开的。第一条要素要求那些想要打开经济组织黑箱的学者，以获取和检验可辩驳的含义为目标，按照谦逊的、渐进的、构建的，以及确定的方式来进行训练。第二个要素建议经济组织的研究者在需要密切联系各种现象时，随时准备跨越多个学科边界。“要有活跃的思维”这条要素要求通过保持好奇心和发问“这里发生了什么”来贯彻，文章的结尾部分讨论其可操作性问题。

一、引言

这篇关于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回顾与我以前的回顾有两处不同：它不需要交易成本经济学（下面用TCE表示）的文献背景知识；文章围绕着“卡耐基三要素”——要经受训练、要有跨学科知识背景和活跃的思维——来组织的，因此，本文带有自传体的味道。

第一部分讨论卡耐基三要素，并且指出勾画交易成本经济学框架的五个关键的引文。第二至四部分描述TCE是如何具体贯彻这三个要素的。第五部分讨论可操作性。第六部分是结论。

1.卡耐基三要素

从1960至1963年间，我是卡耐基工学院（现为卡耐基—梅隆大学的特普商学院）工业管理研究生院(GSIA)的一名研究生，我对此感到荣耀。对于GSIA来说那是一段兴盛的岁月。教工不多但硕果累累，如赫尔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弗朗科·莫蒂尼亚尼(Franco Modigliani)、默顿·米勒(Merton Miller)、理查德·希耶特(Richard Cyert)、詹姆斯·马奇(James March)、约翰·缪斯(John Muth)、阿兰·莫特兹(Allan Meltzer)和威廉·库珀(William Cooper)，其中的前三位已经先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研究生项目分为三个部分：经济学、组织理论和应用研究。所有的研究生都要修这三个领域的核心课程，然后选择其中之一为专业。我的专业属于经济学，但是我一直从组织理论（以及选修的应用研究）的训练中受益匪浅。

卡耐基的研究氛围令人振奋。人们不仅重新考察老问题，而且开拓新的领域。经由反思，我把卡耐基受过的训练和研究描述为三条要素：要经受训练、要有跨学科的知识背景、要有活跃的思维能力。我的体会是，所有的应用经济学家都必须经由前一种要素的洗礼，许多人则需要具备第三种要素。“跨学科背景”这条要求比较有争议。许多的学生（包括我的）不知是否应该学习组织理论。

这里的部分原因是，组织理论这门学科具有与生俱来的问题。而且，很少有教师可以师从西蒙、希耶特以及马奇这样的大师。不论怎样，我建议学生在打开组织理论教材和走进组织理论课堂时抛弃经济学的身份，把组织理论当成自己的专业。那些起初看起来似乎“愚蠢”的问题，当它们不被解释成特性而被解释为复杂组织的跨期规律时，会在整体上表现出不同的内涵和重要性。这些跨期规律中，许多具有因果关系，而且需要归纳成经济组织的要素。

2.五条引言

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对选择科学（整个20世纪在经济学中居于主导地位的资源配置范式）和合约科学进行了区分。他进一步要求对合约科学给予更多的重视：“来自自愿交易的相互优势……是理解经济学最重要的基础”。

正如我在强调的那样，合约的视角分为两种相关的分支：公共秩序与私人秩序。后者又进一步分为事先的激励问题（代理理论、机制设计、产权）和事后的治理分支。尽管这两者是相关的，TCE主要集中于对变化中的合约关系的治理。

这就使我想起来自约翰·康芒斯(John R.Commons)的第二个引言。类似地，他怀疑把资源配置范式（价格和产出、供给和需求）运用于所有的问题上是否合适，并把经济组织的问题重新表达如下：“活动的最后一个单位……本身必须包含冲突、交互(mutuality)和秩序三个原则。该单位便是交易”。这两句具有前瞻性的表达从两个方面预见了对治理的研究：合约和治理不仅把交易当成基本的分析单位，而且治理被当成用以建立秩序从而缓解冲突和实现互惠的工具。这是一个反复发生的主题。

第三段引言涉及到节约(economizing)的重要性，它广泛体现在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的观察中：

一般来说，人总是想在其限度内有效地行事，从而使他们的活动和组织“有效”而非浪费。这一事实的确值得充分强调，而且对经济学科学的恰当定义……可以清楚地表明，可以从它与社会政策的关系中找到讨论的主要实用性，假定这些社会政策的目的为增加经济效率和减少浪费。

在各种可采用的节约形式中，TCE从罗纳德·科斯那里汲取灵感，主要关注对交易成本的节约。

第四段引言来自赫尔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在设定我们的研究日程和获悉研究方法的过程中，没有什么要比我们对人类本性的看法更重要，而我们所研究的正是人类行为”——特别是在认知和自私方面。尽管我和西蒙有不同的地方，我还是经常关注他的这些论述。

第五段引言为乔恩·厄尔斯特(Jon Elster)的格言，“社会科学中的解释应该围绕（局部）机制而非（一般）理论进行组织”。我不仅赞同许多的相关行为属于微观分析的观点，而且，我也赞同，他因社会科学的极端复杂性而对一般理论所持的怀疑态度。出于对这些复杂性的尊重，“你所从事的任何方向先天就具有错误的可能性”，由此看来，“如果有其他人正从事其他方向的探索，那就好了”。相应地，TCE也赞成多元论。

第二部分检验“要经受训练”的这条规则。第三部分讨论组织理论和法律（主要是合同法），因为这些知识与“要有跨学科知识背景”的规则相关。第四部分讨论“要有活跃的思维”的研究目标。第五部分简单检验可操作性问题，然后是总结性评述。

二、要经受训练

1.概要

尽管交易成本经济学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跨学科的工程（法学、经济学和组织理论有选择地结合在一起），最重要的是TCE已为经济学界所熟知。标准的经济学教科书是一个起点，以新古典的资源配置范式和博弈论的推演为主要基础。TCE与前者的不同之处在于，新古典范式无法对正的交易成本作出分析，但是这些正的交易成本又是重要的——例如，当我们在纵向一体化的背景下考虑是自己生产还是外包时的情形。但这并不是反对新古典方法作为起点所具有的优势，而且对于许多目标来说，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终点。由于假定进入合约的各方理解各自所处的战略位置，TCE与博弈理论有很多的共同之处。尽管如此，当理性的限度开始在复杂的交易下发挥作用时，TCE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嵌入了合约的不完全性。另外，TCE把治理视为一种工具，它可以缓解“坏博弈”带来的令人沮丧的逻辑结果，其中囚徒困境便是一例。

更一般地讲，在TCE中私人秩序起着主导作用，因为每当面临合约风险时，一宗交易的当事人双方就有激励起草保护性的合约条款，以从中获得互惠。如果他们不能缓解风险，那么可以运用价格调节把风险剔除。正如我们在附录部分讨论的那样，产品和服务的交换将在那些可以实施可行的预期和采用可信承诺的各方之间按照较好的条款进行。

这些私人秩序的改善并不意味着不需要公共秩序的辅助。然而，改变博弈的规则时应该留心它对私人秩序带来的好处。在执行反托拉斯方面，公共政策的教训是，非标准的和人们不熟悉的私序缔约操作和组织结构能够而且的确起着有效的节约目的，然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它们被认为带有垄断的目的和效应。相反，如果奈特所指的节约目的是“主要的情况”，那么应该对其给予关注。

然而，经济推理的优先权并不意味着没有其他情况：经济学并不是万能的。正如第三部分讨论的那样，组织理论和法学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2.实用主义方法论

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把自己描述成一个纯粹的知情者(native informant)，而不是一个合格的方法论主义者。他采用三条箴言来“简扼地描述一个经济学家对其工作所应该思考的地方”：使其简单、使其正确、能够自圆其说(make it plausible)。“使其简单”可以通过剥离非本质的因素达到，从而集中关注首要的因素，并且对其进行限制、精化和拓展。“使其正确”要求把逻辑具体化。“能够自圆其说”意味着和现象保持联系，避免不切实际的框架。

关于简单性规则，索洛观察到，“现实生活的极端复杂性……（正是）构建简单模型的必要性之处”。使其简单要求研究复杂性的学者区分轻重缓急：“大部分现象只受少数几个核心力量的驱使。一个好的理论能把问题简单化，做到去粗存精”。核心特征和关键的规律可以通过聚焦于关键问题得以揭示。

使其正确“包括把经济概念转换成精确的数学，并且确保正确地执行和证实更进一步的逻辑操作”。特别是在公共政策领域（也可以是更一般的领域），其中一种逻辑操作便是探讨公认的“非效率”是否能够经受得起比较制度分析的检验。因为任何非效率同时反映了存在双赢的可能，这些交易中的双方有激励去缓解非效率。那么，障碍是什么呢？最可行的结果又是什么？

由于对实际结果和假定的（零交易成本的）理想状况进行比较往往成为公共政策争论和错误的源头，TCE引入补救标准，即在预期的净收益和现有的一项操作下，无法描述出更好的替代办法，也没有更好的替代办法可供选择，那么这项操作便是有效率的。这种可辩驳的假设的优点是它可以迫使分析者去面对头痛的选择而不会受到不起作用的观念的迷惑。

根据复杂现象设定的简单而又能够自圆其说的模型必须“对于重要参数的合理值来说要有意义”。而且，由于“并不是所有逻辑上一致的模型都值得相信”，不切实际的框架将遭到怀疑——特别是当可供选择和更容易证实的模型产生的可辩驳的含义与数据相一致时。

最后我进入第四条规则：得到的可辩驳的含义可以经受相关数据的检验。Nicholas Georgescu-Roegen将此巧妙地表达为：“总体上讲科学的目的不是预测，而是知识本身”，然而预测仍是“科学知识的试金石”。

固然，新的理论很少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通过不断的进步而演化而成，在此期间理论和证据相互作用：

理论不断积累。它们不断地被精化和重新整理，被修改和拓展。因而，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波普尔的世界……被弄虚作假这种子弹击倒……理论更像是研究生——一旦入学，就会尽力避免因不及格而退学……理论是被培育、被改变以及被积累的事物。

然而，时间迟早要对此进行清算。所有潜在的理论需要经受得起考验和具有价值。

多数社会科学家深刻地知道，与数据一致的理论更具影响力。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对其一生工作的反思是中肯的：“我相信在我觉得我产生影响的所有领域，我的影响更多是由于我所能组织起来的经验证据，而非仅仅是由于纯粹的分析。”

三、要有跨学科的知识背景

尽管许多的现象运用新古典推理基本上就足够了，复杂组织的研究者应该警惕这种可能性，即一些——甚至是许多——现象在许多重要的方面偏离新古典的理想状况。机械运用新古典推理往往会导致虚构的、费解的和错误的解释。

的确，“要有跨学科知识背景”的规则有点夸大。恰当的版本是，当为了联系事实而需要跨学科知识时，随时准备跨越学科的边界。跨学科的知识背景的要求视具体情况而定，因此，当感觉到需要时，就以一种实用的方式吸收其他学科的知识。尽管如此，在一个或者几个相近的社会科学领域接受训练对所有经济组织的学生都有帮助。这种训练的现实理由在于，对事物起因的非经济因素缺乏理解的经济学家将会忽视或者错误地解释那些应该给予考虑而又对重大规律产生影响的力量。迄今为止，TCE把经济学、组织理论以及某方面的法律结合起来。

1.组织理论

组织理论是一个很宽泛的学科，而且分为许多分枝。我采用的组织理论主要依赖“理性系统”(rational systems)方法，该方法与切斯特·巴纳德(Chester Barnard)、赫尔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以及卡耐基全盛时期联系在一起)。正如近来现实所反映的那样，组织理论对TCE的三个主要的贡献为：关于人类行为的描述、适应性调整(coordinated adaptation)的重要性以及重复发生的跨期规律。

人类行为：在人类行为中对合约／治理起着关键作用的特性是认知、自利和远见（其中的最后一点可以看作是认知的延伸）。

人类行为被描述为有限理性，对此，我的意思是“意欲理性，但是有限达到”。因此，有限理性是指人类行为缺乏完全的理性但又不是没有理性或者非理性。即在人类这种行为下人们试图理性地行事。从TCE角度讲，有限理性对于合约研究的关键含义在于所有的复杂合约为不完全合约。因而不能为了分析的方便而不切实际地假设合约是完全的。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描述自利。一般情况下，人的自利被描述成一种良性的行为——大部分人在大部分时间里言出必行。然而，异常者会带来紧张的气氛。合作精神有利于在常规扰动中不断调整适应，但是随着风险的增加，合作精神让位于尔虞我诈。机会主义风险——违背合约的合作精神——因此而产生。

如果一方或者双方为了履约而进行了专用性（不可转为它用的）投资，这种违约就会产生执行企业合约风险。然而，双边依赖的最终条件并不意味着企业间的合约不再可行，相反，对“可行的远见”的把握能力使得双方向前看，揭示可能存在的风险，设计出相应的机制，从而起草可信的承诺。因此，具有可行远见的有限理性的代理人将试图从节约成本的角度缓解合约风险，其结果导致缔约的功效在很大的范围内拓展。由此导致较少的交易经由市场进行，而是在企业内部组织。

适应性调整：适应性问题被当成是经济组织的主要问题，其中可以区别两种适应性，一种是市场的自发适应，由相对价格变化来完成。这也是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克·哈耶克描述的适应性问题。还有一种为“有意识的、自愿的、有目的”的适应性调整问题，它在层级组织的支持下实现，即为组织理论家切斯特·巴纳德(1938)所描述的那样。考虑到交易的特征差异，两种适应问题都很重要——也就是说，TCE把市场和层级结合起来进行检验（而不是坚持过去的市场和层级两分法）。治理的预测性理论的中心是解释各种可供选择的治理模式的功能差别。在这些治理模式中，市场在自发适应方面具有优势，但随着交易对自觉的适应性调整的需要增加，这种优势转向层级组织，而混合治理模式作为一种折中的模式，在两方面都具有适应能力（尽管处于中间水平）。

跨期规律：正如菲利普·塞兹尼克(Philip Selznick)所观察到的那样，组织像法律一样，有“自己的生命”。如果跨期规律对经济活动组织产生重大影响，那么就要揭示和解释这种规律性，并且设计出经济分枝。这些与治理经济学相关的重要的规律是增加领导力的壁垒优势(entrenchment advantage)。无论在政治学领域(Michels，1962)还是更一般的领域，“都有这样一种决策趋势，即决策受到那些特定的目的和问题的限制，以致委托领导阶层”。

塞兹尼克(Selznick)所提到的特定目标往往表现为目标的扭曲（管理自主权）和职业关注（影响成本），然而许多问题表现为官僚成本。鉴于这些问题的重要性，所有三种表现形式的跨期效应可以被恰当地分解为比较治理分析(comparative government calculus)的要素。关于企业和市场组织的经济理论大多忽略了这些问题，或者把它们当成外部变量处理。因而，尽管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把官僚主义而不是资源配置当成是“社会主义的真正威胁”，但他却把官僚主义置之不顾，因为它“属于社会学领域而不是……经济理论”。每当现象要求科研跨越学科边界时，许多人却不愿意这样做。

根本性转变恐怕是TCE框架下最独特的跨期规律。它涉及到从开始时的大量竞争向交易合约的执行和更新期间小规模的供应关系转变，原因在于后者在进行专用性资产交易时得到重大投资的支持。这种双边的依赖关系为双方带来了合约风险，为此，正是我上文提到的——引入了治理支持机制从而从节约成本的角度减少了风险。

高科技创业企业的上市或者被杠杆收购也是重大的跨期转变。创业属于高风险事业，在这里，风险资本家和企业家、技术和法律才能结合在一起，优胜劣汰。关键是能够做到实时反应。通过资本流动、取代现有的管理层，或者通过债转股和售卖不相关的业务来重组企业，杠杆收购(LBO)对企业的财务和组织失调作出反应。每一方集中通过公开上市交易来获得丰厚的回报，此后，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参与者的强激励和实时调整让位于例行公事的普通企业。

另外，大量的冠以“路径依赖”之名的现象都会涉及到诸如此类的跨期转变。尽管从传统的观点来看，这些转变通常被解释为不公平的或者说违反竞争精神，TCE根据前面提到的可补救的标准来解释所有的路径依赖。社会科学家与其等着制定一项完全可行的论证，倒不如与多余的路径依赖结果达成妥协，而不要公然地谴责这些多余的结果。

最后，尽管一些经济组织研究者断言TCE在“动态化”方面做得不够，但我认为TCE从一开始就一直在研究经济组织的适应性和跨期问题。的确，刻画不同治理模式的适应性差异和为跨期转变做准备只是简单的动态形式。欢迎那些被推到一边的批评者参与这些动态化的研究，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2.合同法

尽管从选择理论的角度来说，企业和市场组织的细节被忽略掉，但是合约／治理把每种治理模式（市场、混合、层级）描述成各种属性结合导致的独特的表现形式，每种形式在激励强度、管理控制和合同法等方面各不相同。这些差异导致在适应性方面存在不同的优点和不足。

在这些属性差异中，我主要关注合约法是如何随着治理模式的差异而变化。正统的经济理论隐含地假设存在一个通用的合同法，可由消息灵通的法庭无成本地执行。与此相反，合约理论把法庭调解当作一种特殊的情况，认为所采用的合同法随着治理模式的变化而变化。

因此，市场的合同法是尊重法律的（与法和经济学中的理想交易对应，因而纷争通过法庭协调的货币损失得以解决，此后每方各行其是），然而，在混合交易特别是层级交易中，连续性举足轻重。因而，把合同作为法律规则的一般观点让位于更有弹性的“作为框架的合同(contract as framework)”的观点，该框架“从不精确地指出真正起作用的关系，而是……提供一种粗略的指导，这些关系围绕该指导不断变化，在产生疑问的情况下，提供临时性的指导，以及当这些关系停止发生作用时提供最终的诉求准则”。

尽管作为框架的合同应用于混合交易，但Barnard提到的有意识的调整性适应通过行政管理来实现。这就需要把交易从市场中剥离出来，从而使交易内部化——它采用另一种合同法，即内部组织的合同法。除非出现了诈骗、违法或者利益纷争，法庭的理性做法是不去听证企业内部的部门纠纷——例如，转移定价、管理费用、会计以及成本，这些事情被归咎为企业内部的迟滞、质量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实际上，内部组织的合同法就是自律，企业因而成为自己最终诉求的法庭。由此，企业能够实施市场所不能实施的命令(fiat)。尽管组织理论家很早就认识到企业和市场之间的这种命令差异，Armen Alchian和Harold Demetz(1972)以及其他学者认为企业和市场在命令方面是不可区分的。TCE并不这样认为，TCE认为它与其他替代的治理模式之间的合同法差异正是治理结构在离散结构方面不同的原因。

四、要有活跃的思维

跨学科的训练为人们打开一扇窗户，并激发人们的好奇心，事实亦经常如此。从这个角度讲，卡耐基计划鼓励研究经济组织理论的学者拥有活跃的思维。Roy D'Andrade(1986)通过权威性和探究性两种研究定位的对比抓住了这一精髓。前者为高级发展阶段的特征，非常自信，宣称“这里有法律”；而后者更具试验性，是多元主义者，具有开拓性，而且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这里发生了什么？”前者通常是由上而下的思考，而后者有利于自下而上的构建。理论物理学被广泛地认为是权威传统的典型，但是部分经济学也有这些企图——就像索洛观察到的那样，“关于关注你所研究和探询的现实方面，有很多的问题要问，正如这里发生了什么？热衷于这种物理学传统的经济学家似乎回避（忽略）了那个阶段”。

的确，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对现象感兴趣。然而，提出预想——而不是通过询问和回答“这里会发生什么”来接近现象本身，这种倾向仍然相当普遍。就像约翰·麦克米伦(John McMillan)在比较自己和他人的研究战略时所提到的：

要回答关于经济方面的任何问题，你需要一些好的理论来组织你的思想，并且需要一些事实来确保你的思想符合目标。你应该观察并理解这些事情实际上是如何运行或者说为何不运行。这似乎太平凡了以至于不值一提，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认为经济问题更多地是基于预想而不是具体的情形，这样的断言仍然相当普遍。

有人建议那些对经济组织理论有着持久兴趣的人用单一视角观察的方法把关于现象的具体知识结合起来——组织理论学家“观察与思考”的贡献经常与这些具体知识相关。事实上，包括我在内，部分人倾向于认同多元论——因为应用多种聚焦的方法（有竞争性的，也有互补性的）有助于加深对复杂现象的理解。

此外，应注意的是，权威性和探究性的研究传统可以并存，有时是连续的，例如，弗朗克·莫蒂尼亚尼(Franco Modigliani)和默顿·米勒(Merton Miller)(1958)将零交易成本缔约的逻辑推向极致，完成了公司金融理论的巨大转型，与之相反，在M-M理论假设之后的一些理论隐含地假设交易成本为正。当莫蒂尼亚尼、米勒、缪斯、西蒙、马奇和其他学者都在卡耐基学院时，对于那时的学生来说，这是一个富有建设性的时期。

五、可操作性

罗纳德·科斯1937年的论文“企业的本质”显然面临着一个令人尴尬的失误：经济学家把企业和市场活动的分布看成是给定的，而企业的边界则应通过把经济推理运用到“生产还是购买”的决策中而引申出来。科斯将这种失误追溯到经济学中早先流行的假设：交易成本为零。更为令人尴尬的是他随后的证明，当零交易成本的逻辑被推向极致，外部性将消失(Coase，1960)，因为交易各方随时随地都意识到通过无成本的讨价还价达到一个有效的结果而从中实现互利。

尽管交易成本推论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逐渐流行，涉及到的这些成本往往是单边的——就像刚才论述的，假定不存在讨价还价的成本，政府的角色将还原为界定和执行产权(Coase，1959)。交易成本也经常涉及到同义反复的问题，因而似乎可以解释任何事实背后令人困惑的现象。乐于这样的推理使交易成本理论背上了一个“活该的坏名声”。

完全忽视交易成本以及滥用交易成本都不令人满意，那么应该做什么呢？目前还没有做的就是使交易成本概念具有可操作性，而后者一般与实用主义方法论的四条箴言相关。以一种比较制度分析的方法提出问题并运用于特殊现象，可以方便操作。此外，比较分析也可回避绝对精确地测量交易成本这个问题，因为研究目标只是弄清有哪些因素，这些因素有助于理解相互替代的治理模式下不同的交易成本。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努力一直延续至今。就像其他地方阐述的，关键性的操作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TCE不是进行完全一般的分析，而是聚焦于特殊的现象，其中垂直一体化（制造还是购买的决策）是一个典型的问题。这种选择有两个优势：它提出了科斯(1937)提到的疑惑；中间产品市场的交易要比其他交易更少地受到契约复杂性的干扰（诸如信息不对称、资源、专业知识、风险规避）。

(2)交易是分析的基本单位，且应多维度分析（重点在于资产专用性、契约分布（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

(3)可供选择的治理模式被描述成与属性内生一致的表现形式，它在自动的和调解适应方面积累了独特的强势和弱势。

(4)节约交易成本被当成是刀刃。在那里，通过差别性调整的假设而得到贯彻，也就是说：具有属性差异的交易与具有不同的成本和能力的治理结构相一致，以产生一个节约交易成本的结果。

(5)基本的规则存在于简单的契约框架，许多其他契约现象作为一个框架下的变种也能得到解释。事实上，任何事情，作为一个契约问题被提出或重新定义，可以从节约交易成本的角度得到很好的解释。

(6)理论预测之后是经验检验。经济组织理论几乎没有什么可驳斥的含义，或者几乎无法进行检验，与之相反，交易成本经济学欢迎并受惠于经验检验。事实上，“尽管30年前要获得相关数据（经常是微观分析并且要求原始数据）好像存在难以克服的障碍，今天交易成本经济学已经打下了一个相当广阔的经验基础”。毫无疑问，正是因为已经进行的经验工作，TCE才具有了更广泛的影响。

(7)因为复杂契约和经济组织(15)，公共政策通过逐步建立TCE的效率／无效的分支正在转型。

六、结论

契约和经济组织领域的文献增长迅速，与它们的主要贡献相比，TCE的跨学科性更强，一直强调含义的可证伪性，欢迎经验验证，更加关注于公共政策分支。尽管还在致力于向完整的、正式的模型方面的发展(Bajari and Tadelis，2001；Tadelis，2002；Levin and Tadelis，2004；Tadelis and Williamson，2007)，然而，半正式的模型(Riordan and Williamson，1985)、图表（例如简单的契约框架）以及对差别性调整逻辑的理解，这三者的结合，还是为TCE在其他方面众多的应用提供了激励。事实上，从文字到图表再到数学模型的转变，正是自发的进展所思索的东西。

未来的进展将与它的过去一样——不是通过构建一个一般的理论来实现，而是通过一种温和的、渐进的、微小而又确定的方式进行，或者说通过一砖一瓦的工作直到新的理论不能被推翻来实现。由于它们既值得关注又令人鼓舞，许多年轻的学者发现了更为有效的结合方法。此外，TCE也从敌对和互补的观点中受益——特别是那些赞同实用主义四条箴言的观点。这些多元的观点为实现“组织科学”这一令人难以捉摸的抱负添砖加瓦，对此，20世纪的70年前巴纳德(1938)曾提及过。就像即将出版的《组织经济学手册》(Handbook of Organizational Economics)(Gibbons and Roberts，2007)中所揭示的，组织经济学（TCE是其中的一部分）是一个能引起共鸣的研究领域。

资料来源：奥利弗·威廉姆森：《交易成本经济学再回顾》，《南大商学评论》第13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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