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东南苗族是生苗还是熟苗(石朝江从生苗)

黔东南苗族是生苗还是熟苗(石朝江从生苗)(1)

从历史上看,苗族被迫离开中原流入南方后,千里苗疆不间断地发生局部的起义和斗争,曾有“三十年一小反,六十年一大反”之说。封建王朝“兵剿”与“安抚”相结合,除了进行军事镇压外,还允许“以蛮治蛮”、“以苗治苗”。

先是建立羁縻州、府,任用各族首领为刺史,朝廷在各羁縻州、府驻军监守,后土司制度是羁縻州制度的进一步发展。

土司制度最早始于南宋,元代普遍实施,明代发展完善,清初继承,清中叶后实施“改土归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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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苗族被封建统治者分成“生”、“熟”两类,即所谓“生苗”与“熟苗”。

“生苗”一词,最早出现于明永乐初年。《太宗永乐实录》卷33载:永乐3年“湖广都指挥谢凤等奏,招谕答意等5寨生苗向化。”这就是“生苗”之称谓的由来。

“熟苗”相对于“生苗”而言。其最早见于明郭子章《黔记》。他在《黔记》卷59中说:“苗人……近省界为熟苗,输租服役,稍同良家,则官司籍其户口,息耗登于天府。不与其籍者谓生苗,生苗多而熟苗寡。”

总之,处于各建制府州县和土司直接管辖下的苗民谓之“熟苗”,既未建制设官又无土司管辖的苗民则被称之为“生苗”。即在军事上被征服,政治上经过王化,谓之“熟苗”。反之,在军事上未被征服,在政治上未经过“王化”的,则谓之“生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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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被中央封建王朝视为“生苗”区的,主要有两大块,即湘黔渝边界的腊尔山区黔东的雷公山区

据《明实录》记载,明永乐和宣德年间,多次称箪子坪和铜仁府内答意、治古一带的苗族为“生苗”。《大清一统志·镇远府》载:“生苗,在施秉县,与铜仁府红苗为一类,有吴、龙、石、麻、田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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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宗万历实录》又载:“红苗者环铜仁、石阡、思州、思南四府,东连楚,西接蜀,周匝二千余里有余,种类殆得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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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东的雷公山区,是秦汉唐宋时,“有苗之民叛入南海”的那一支溯江而上,逐渐形成以雷公山脉为中心的另一个苗族主要聚居区。

“黑苗”中又有所区别,因而又有不同的称呼。如:“黑山苗”、“黑脚苗”、“楼居黑苗”、“九股苗”、“紫姜苗”、“夭苗”、“短裙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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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在的行政区划看,雷公山苗族聚居区,应包括现在的台江(原台拱)、剑河(原清江)、雷山(原丹江)、丹寨(原八寨)、榕江(原古州)和凯里等县市,以雷公山脉为中心。

嘉靖年间,腊尔山苗民起义,明朝先后派万镗、张岳,统领大军进行残酷镇压。明田英产《平苗议》载:“经大举,计擒斩及冻饿身死者,已洗除过半。其先擒后纵并逃脱复业之苗,不过十之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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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大规模的军事征讨,虽能取得一时成功,但最终未能完全达到全面控制“生苗”之目的。这就迫使朝庭不得不默认这两大“生苗”的自主自立状态。明朝廷对“生苗”区采取的对策主要是:

第一,军事封锁和隔离

明朝统治者在每次较大的军事征讨之后,均注意选择要地,于“生苗”区沿边修筑碉堡哨卡,“扼其险阻”,这就逐步形成了对“生苗”区的军事封锁线,“生苗”被圈锢和隔离起来。这种情况在腊尔山“生苗”区,最为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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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甚者,湖广参政刘复一,奏请朝庭修筑“边墙”,人为地将腊尔山区的“生苗”同“熟苗”区和汉人区隔离起来。奏文称:“亲历边疆,度其险坦,力陈营所罗布,苗路崎岖,难以遏其窥觑,请金四万有奇,筑沿边土墙。上自铜仁,下至保靖,迤山亘水,凡300余里。”

这条边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南长城”,正是建筑在由上述各营哨所构成的弧形线上。边墙内为“熟民”,边墙外为“生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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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公山“生苗”区,明王朝多次用兵征剿,均未能使这一地区的“生苗”归于“王化”,也不得不采取军事封锁和隔离政策。

清水江为雷公山苗族出入的通道,明宣德、正统年间,在清水江和雷公山“生苗”区沿边的镇远、施秉、邛水等县司境修堡设屯,以封锁和控制“生苗”出入,阻断他们同外界联系

第二,用沿边土司进行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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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王朝所设置的大小土司,有不少是在围绕“生苗”区的沿边地带。

朝廷赋予这些土司的任务,一是直接统治管理领地内“归顺”的各民族,二是对“生苗”区则负有钳制和防范的责任。

第三,置卫所屯兵钳制和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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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司的“防苗”作用必竟是有限的,加之,不少土司土官,一方面倚仗自己的势力,“平时不无虐苗情事。”往往成为引起苗民反抗的一个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又常“以窝苗为利薮。”甚至有的“窝苗诱叛”,同苗民里应外合,乘机渔利。

鉴于这种情势,明朝在西南地区,特别是在“生苗”区沿边,遂广置卫所,开屯戍守,利用卫所控制土司,同时加强对苗民的弹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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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雷公山“生苗”区,明朝一开始就在贵州境内广泛推行卫所屯田制度,把大批官兵和汉人,从内地迁来开屯戎守。洪武1年(1368年),朱元璋就于邻近“生苗”的清水江下游镇远地区,建筑了清浪、梅溪、相见和柳塘4堡。接着又在清水江上游建柳霁寨和台拱寨,驻军戍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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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王朝统治的276年间(公元1368—1644年),在两大“生苗区”,也是苗族的两大聚居区,虽然也发生少数苗民的反抗与斗争,但没有发生大规模的起义。

苗民们只要求最简单的安居与乐业,自耕自食、自织而衣,只要不是官兵逼得他们无法生活下去,他们乐于自己的农耕或游耕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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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石朝江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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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朝江·苗族

我国资深的苗学研究专家,贵州省社会科学院二级研究员,贵州省文史馆馆员,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巡视员,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学会学术顾问(原副理事长)等。

《中国苗族哲学社会思想史》获第五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世界苗族迁徙史》获贵州省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著作类一等奖。出版著作《中国苗学》、《中国苗族哲学社会思想史》、《世界苗族迁徙史》等,合著、主编多部作品,个人科研成果字数达500多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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