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不是奴隶社会（夏商周不是奴隶社会）

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五阶段论”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常识，但事实上，这种常识是错误的。

多数人不知道的是，马克思从来没有提出过这样的理论。有人把“五阶段论”的形成归结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那段话：“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

其实，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这几种社会形态是对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并非针对全人类历史而说的。

马克思很反对把他这一历史观点变成可以到处套用的历史哲学公式，他在《给〈祖国记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明确表态：有人“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

但马克思的声明并没有起到警示作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如火如荼时，苏联和中国的“左”派马克思主义者就把马克思上述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观点，“发展”成了所谓人类社会必然要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五个阶段的理论体系。但事实上，世界古代各国历史发展，绝大多数都没经过奴隶社会而直接进入了封建社会，如日耳曼、南斯拉夫、西斯拉夫、东斯拉夫、阿拉伯、印度、日本、朝鲜、越南等。

这其中必须提到的一个重要人物就是郭沫若先生。郭沫若可以说是中国最先运用唯物史观“改作或重作”中国历史的代表人物。

1930年，郭沫若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他在书中这样诠释马克思那段话：“这儿所说的‘亚细亚的’，是指古代的原始公社社会，‘古典的’是指希腊、罗马的奴隶制，‘封建的’是指欧洲中世纪经济上的行帮制政治表现上的封建诸侯，‘近世资产阶级的’那不用说就是现在的资本制度了。”

对于中国古代社会，他认为，“大抵在西周以前就是所谓‘亚细亚的’原始公社社会，西周是与希腊、罗马奴隶制时代相当，东周以后，特别是秦以后，才真正地进入了封建时代。”

后来，郭沫若和中国其他学者又进一步将夏商两代定义为奴隶社会。

这种对马克思话语牵强附会的教条主义解释，后来得到当时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最高领袖斯大林的肯定。斯大林在1938年发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正式提出，历史上有五种基本类型的生产关系，分别是原始公社制的、 奴隶占有制的、 封建制的、 资本主义的和 社会主义的。从此以后，“五阶段论”就成了不容质疑的、权威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也因而成为社会主义国家解释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理论框架。

从文献记载和考古成果来看，把中国历史进程划分为“五阶段”是与中国史实不相符的。

首先，夏商周三代不是奴隶社会，而是封建社会。

夏商周三代的封建又可以分为夏商与周两个不同的阶段。夏商的封建主要是延续了原有的邦国格局体系，是在原有的部族、酋邦和邦国归附基础上进行的封建。也就是说，中央政府在法理上承认了这些邦国的存在，是属于新建的夏商王朝的一个部分。双方规定了相应的义务、责任和权利。但新王朝并未改变其原有的组织结构，他们仍然是铁板一块。

西周建立初期，周武王延续了这种旧有的封建形式，结果给图谋不轨者制造了可乘之机，由此导致了波及全国的“三监之乱”（亦称“武庚之乱”）。周公摄政后，认识到其中潜藏的隐患，于是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实施了新的封建制度。其核心就是彻底改变原来的地缘政治结构和人事封建制度，将周人的势力渗透进当地土著中去，同时将殷商和其他亡国遗民分散到各个封国，使他们再无法聚集在一起密谋叛乱。具体说就是，新封建的诸侯国，由担任官僚的周人、分配而去的殷商或其他亡国遗民以及当地土著三个群体组成。

在这三个群体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是周人，最高主宰就是新封的诸侯或叫封君。殷商或其他亡国遗民居于中层，最底层则是当地土著。这样一来，就彻底将殷商遗民分化，改变了其原有的氏族、地缘相统一的结构，使之分别以宗、族为单位，化入周人各封国中，成为周王朝国民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夏商周三代有奴隶存在现象，但在社会生产和革新中，奴隶并不起决定作用。也就是说，奴隶一直没有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力，而是作为为主人生活服务的家奴和手工业奴隶而存在的。三代社会中，真正作为社会生产主力起作用的是平民和自耕农。

主张夏商周三代是奴隶制社会的论者，有一个很重要的证据是说，殷墟发现的大量人祭、人殉都是奴隶。

这种说法其实是站不住脚的，首先，人殉一般是死者生前最亲密的人，诸如妻妾、大臣、护卫等，而奴隶一般只是作为人祭或人牲而存在；其次，殷墟发现的大量人牲，有一多半都不是奴隶，而是战俘。据甲骨卜辞记载，从盘庚迁殷到商纣亡国，共用人祭13052人，这其中，仅祭用羌人牲，就达到了7426人，占全部杀殉人数的52.5%。

所谓羌人牲，就是来自西北晋陕高原以羌人为主要组成部分的外族俘虏。在晚商时期，以鬼方为代表的羌戎集团是商王朝最主要的讨伐对象。

其次，从秦到清也不是封建社会。

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秦帝国以后，中国事实上是进入了大一统的帝制社会,就是那种以郡县制为统治形式、一统到底的帝王专制社会。虽然在后世的某些朝代中，也有封建现象，但只是极个别的，不占主流。这和西周时期那种“封邦建国，以藩屏周”的情况不可同日而语，“封国”不但没有独立的军事、财政权力，甚至在更多的情况下，连独立的人事权力都没有。皇帝和“封王”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上下隶属关系。

“五阶段论”体系在中国历史研究理论中崩塌以后，有不少学者提出了一些新的历史阶段划分观点，如有人主张按生产力发展水平，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六个阶段，依次分别是采集社会、渔猎社会、游牧社会、农耕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有人提出按信息载体的不同，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依次分别是神话时代、传说时代、半信史时代和信史时代；还有人根据生产方式的不同，提出人类社会发展历史先后经历了原始狩猎和采集文明、游牧和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物和信息技术文明四个阶段。如此等等。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并没有形成一个完全能够为学界公认的让人信服的人类历史阶段划分理论。

相对而言，美国人类学家埃尔曼·塞维斯（（Elman Service,1915-1996））提出的人类社会“四阶段论”在学界的认可度还稍高一些。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一共经历了四个阶段，分别是游群、部落、酋邦和国家。

游群和部落是原始社会发展的两个阶段，大家都比较熟悉，就不用在这里罗嗦了。我们看看埃尔曼·塞维斯对酋邦社会是怎样定义的。

埃尔曼·塞维斯认为，酋邦是一个等级社会系统，酋长为最高权威。酋邦社会中的群体地位主要是由血缘关系来决定的。酋邦在两个重要方面超越了部落：一是它比部落人口密度大，生产力水平更高；二是它更为复杂，组织更为严密，有协调经济、社会和宗教活动的中心组织。酋邦再向前发展就是具有专政职能的国家。

埃尔曼·塞维斯的“酋邦理论”后来经过一些考古学家的补充和完善，归纳为以下三点：一是有高等级的祭祀建筑和居址形态；二是墓葬及随葬品能反映出该社会明显的等级差异；三是出现了专门的手工业和奢侈品生产，并为贵族阶层所垄断。这个标准后来被学界，尤其是被考古界普遍接受。

中国考古学家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又将埃尔曼·塞维斯“四阶段论”中的国家阶段进一步划分为“古国—王国—帝国”三个阶段。

古国是指原始社会后期出现的单一制初级国家。古国时代，也被称作邦国时代，用最初提出者苏秉琦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满天星斗”，是一种无中心的万邦文化多源时代。

古国向前进一步发展是王国。王国的特征是“国上之国”，即各诸侯国或酋邦之上还有一个中央王朝存在。但各诸侯国还有独立的血缘继承权和其他政治权利。王国时代就是从无中心的满天星斗进入到了月明星稀——有中心的多元一体时代。

王国再向前发展就进入到了帝国阶段。帝国已经是成熟的国家形态。和王国相比，其最明显的特征是郡县制任命，皇帝可以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史前中国从公元前3000年左右进入古国时代，在历经良渚古国、陶寺古国由低到高两个不同发展阶段后，在公元前1800年二里头崛起时，进入王国时代。之后又经过周代800年的发展，在公元前221年，随着秦朝的建立，进入了漫长的帝国时代。

参考资料

1.（德）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德）马克思：《给〈祖国记事〉杂志编辑部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3.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4.曹彩霞：《从酋邦理论探讨红山社会复杂化》，《赤峰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

5. 胡厚宣：《中国奴隶社会的人殉和人祭》（下篇），《文物》1974 年第8期。

6.（美）埃尔曼•塞维斯著，龚辛、郭璐莎、陈力子译:《国家与文明的起源——文化演进的过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

7.陈淳：《文明与早期国家探源——中外理论、方法与研究之比较》，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

8.陈淳：《酋邦的考古学观察》，《文物》1998年第7期。

9.苏秉琦：《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中国建设》1987年第9期。

10.严文明：《黄河流域文明的发祥与发展》，《华夏考古》1997 年第1期。

11.张忠培：《中国古代的文化与文明》，《考古与文物》2010年第1期。

12.王震中：《重建中国上古史的探索》，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作者简介

李琳之，历史学者，出版有《中华祖脉》《家国往事》《祖先，祖先》等十余部著作。其中，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前中国时代：公元前4000~前2300年华夏大地场景》《元中国时代：公元前2300~前1800年华夏大地场景》和由研究出版社出版的《晚夏殷商八百年：大历史视野下的早中国时代》三部著作，构成了其从公元前4000至前1046年一个完整的上古史体系，是国内外第一套用考古学结合文献学揭示出黄帝至周初历史发展脉络的系列图书。

《晚夏殷商八百年》自2022年6月出版后，先后入选了长安街读书会2022年6月第5期好书、百道网2022年7月好书、中国出版集团2022年第4期好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网“社科好书”、今日头条好书等推荐榜单。

《晚夏殷商八百年：大历史视野下的早中国时代》， 李琳之著，研究出版社，202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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