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孝公为什么传位给商鞅（秦孝公因变法而名垂青史）

商鞅变法，无疑是中国历史研究中，绕不开的一个命题，因为它的存在，不止改变了一个落后小国的国运，缔造出了不可一世的大秦帝国，而且还造就了秦孝公与商鞅，这对君臣名留青史的佳话。

“商鞅变法”

　　正是因为二人合作下的这场变法运动，所起到的效果，过于强烈和强大，以至于但凡是对战国历史熟悉的人，都会评价都说，秦孝公与商鞅这对君臣，是天作之合，古往今来罕有之，名留青史，青史留名，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

不过也确实，这对君臣的功绩，的确是值得史书大写一笔的，单看煌煌伟大的大秦帝国，可能还看不出来此二人之功绩有多么大，但是如果结合商鞅变法之前的秦国，再来看后来的大秦，相信那种强烈对比，会让我们对“商鞅变法”的意义，有更多了解。

大秦帝国

　　那么，商鞅变法之前的秦国，究竟是什么样的呢？而秦孝公因变法而名垂青史，幕后最关键人物却不是商鞅，那又是谁呢？

　　提到这些问题，我们不得不从秦孝公的前代，也就是秦孝公的父亲秦献公的故事讲起。

秦献公君主集权

　　秦孝公的父亲秦献公，名叫嬴师隰。

　　嬴师隰在当上秦国君主之前，是一个实打实的倒霉蛋。

　　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他虽然最终荣登大宝，权倾秦国，但是在他即位之前，过的却是二十几年如一日的苦日子，至于原因，则要说起当时的秦国政治氛围太落后，太野蛮，太混乱。

　　秦国的由来，乃是商周时期，由周王分封，形成秦部族，最后演变成一个小国，虽然经历过穆公时期的强盛，但后来却是慢慢衰败下来，重新变成了一个小国。

　　最初分封的时候，秦部族的分封地位于西陲之地，远离文明繁盛之地，以至于在秦国从一个游牧部族，发展到煌煌大秦这前后563年之间，秦国只有最后一百年，是过了富庶文明的好日子。

而此前的四百多年，纯纯就是靠天吃天，游牧渔猎的草原民族，是中原国家眼中的化外野蛮。

　　这样一个国家，虽然称公称王，但是其内部，无论民生，还是法治，统统都是糊涂账，不仅如此，当时的秦国，在外敌虎视眈眈，内部权力倾轧之下，实力可谓相当衰弱。

　　秦献公的父亲秦灵公，从其一不带武，二不带文的谥号就可看出，这位先代秦公，就是一个平庸的人物，既没有文功，又没有武治，而且由于世家做大，王室权力分散疲弱，他给后世留下的，全是烂摊子。

秦灵公

　　秦献公嬴师隰，本来是老秦公指定的嫡长子，但是由于他年仅十岁，根基太弱，又不掌兵权，所以秦灵公刚一去世，他就在王室的权力争斗中，败给了自己的叔爷爷秦简公，并且被迫逃到了魏国避难。

　　十岁的嬴师隰逃到魏国，苟且偷生地生活过了二十七年，少年熬成中年人，年届不惑，本以为自己已经远离了秦朝权力中心，心生绝望的时候，却突然见到了秦国的来客，请他回去即位秦国国君。

　　原来，在嬴师隰浑浑噩噩避难于魏国的这二十七年里，秦国已经又经历了两次君位更迭，当初把自己赶走的秦简公去世后，即位的堂叔秦惠公也没在位几年，就一命呜呼，留下的儿子嬴昌即位，成为秦国新君。

　　但是嬴昌即位的情况，比嬴师隰自己当时更差，因为他才只有两岁多，连话都不会说。

　　嬴昌史称秦出公，从他这个谥号就可以看出，他的一生也没什么贡献，这并不奇怪，因为这位两三岁就即位的秦国国君，并没有活多久，就在秦国的权力斗争中，死于非命了。

　　而这个时候，秦国公室的人丁，已经很稀薄了，一时间，居然找不到合适的继承人来即新君之位。

秦出公

　　然后，左想右想，就想到了流落在外的公子嬴师隰。

　　迎回嬴师隰，这一决定在秦国的公室和世家看来，都是可以接受的，对公室而言，嬴师隰既是正统，又是前前代秦公之子，再加上年龄合适，作为继承者正好。

　　而世家则是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认为已经远离秦国权力中心长达二十七年的嬴师隰，在秦国已然没有根基，更无名望，这样的秦公，如果能够掌握在手里，就相当于一个逆来顺受的傀儡，一个空有名望，没有半点实权的“虚君”。

　　可是把主意打到嬴师隰身上，却是一招臭棋，因为秦献公的手上看似无权无势，的嬴师隰手上，但他再不济，那也是上上代国家领袖秦灵公的嫡系骨血，是正儿八经的嬴氏血脉。

　　嬴师隰从魏国归来，看似狼狈，又无甚根基，但他却是有“嫡系大义”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光环傍身的，对他，不能以落魄公子看待，而应以正统继承人视之。

　　结果，秦国权贵们前脚刚把嬴师隰带回来登基为君，但后脚秦献公就开始培植自己的势力，拉拢一个权臣，然后再驱狼吞虎，逐个消灭，典型的“拉一个打一个”的帝王权术。

　　如此一来，嬴师隰不仅一举摆脱了世家大族的钳制，而且还顺势掌握了宫室重权，实现君主集权。

秦献公无力变法的原因

　　秦献公即位之后，实现了君主集权，而且将这件事情当成国策，传于后世，他的儿子，孙子，乃至之后的几代秦国掌权者，也是始终都沿袭着献公的基准国策，警惕世家大族做大分权，将国家权力牢牢掌控在王室中，掌握在秦国国君自己手中。

　　可以说，后来的商鞅变法，之所以能够在磕磕绊绊中徐徐推行，除了秦孝公与商鞅之间君臣信任，精诚莫逆的因素之外，秦献公打牢了君主集权的基础，也是不可或缺的影响因素。

　　除了君主集权，秦献公还做了许多其他事情，制定了许多制度，改变了许多糟粕。

　　他首先瞄准的，就是野蛮残酷的人殉制度。

　　活人殉葬，这是商周时期流传下来的，古老而野蛮的丧葬祭祀手段，上古时期流行，但显然不适用于此时，尤其是不适用于渴望自强发奋，追赶中原的老秦国。

　　于是，嬴师隰就凭借强硬手腕，废除了这种被中原战国当作借口，用以抨击秦国“野蛮落后”的残酷丧葬制度。

　　其次，他还开始大练新军，招收草原部族练骑兵，招揽国中青年练步兵，然后向东（中原）防御，向西扫除周边隐患，巩固后方。

　　凭借着文功武治，疲弱的秦国在秦献公嬴师隰的治理下，再度有了起色。

　　其实按理讲，此时的秦国，虽然依然在七大战国中实力垫底，但是乘着秦献公颇有成效的治理，理应顺流而上，实行变法，发愤图强的，那么为何改革的担子，最后交到了秦孝公的手上呢？

　　原因倒是很简单，主要是三方面。

　　一来，秦献公在与魏国的征战中，身先士卒，最后死于战争，导致秦国再度落入无君无主的局面，无暇顾及改革。

　　二来，秦国当时最大的敌手，一河之隔的魏国，占据着水土肥沃的平原，实力非常强劲，魏国是一个强大的敌人，所谓“攘外必先安内”，就当时贫弱的秦国来说，无论变法图强，还是御敌征战，可谓两边都是烫手，如果贸然变法，搞不好内外失衡，最后满盘皆输。

七大战国方位分布图

　　从古至今，但凡涉及到改革与变法的，无不是伴随着阶级剧变，或者长痛短痛的，而当时危如累卵的秦国，恰恰就是哪儿都痛不起，一痛就要命的局势。

　　变法，轻易变不得，所以变法改革的这根重担，最后还是交到了下一任秦国国君，秦献公之手。

君臣齐心，商鞅变法

　　秦孝公名渠梁，是秦献公的嫡子，但又不是长子，因为在嬴渠梁上边，还有一个庶出的大哥，同时也是军中大将的嬴虔。

　　嬴渠梁是一位能文能武的青年君主，秦国人人尚武，他也是少年时期就随君父出征作战，并且凭借军功，担任过百夫长和千夫长级别的将领，可谓是少年英武。

　　公元362年，嬴渠梁从君父献公手中接过君位，即位秦君之后，对国家治理，倒也算励精图治，但是因为他不是专业的改革人才，不晓得所谓改革变法从何做起，于是他便颁布了那道著名的国书《求贤令》。

秦孝公《求贤令》段落

　　而也正是这份求贤令，使他遇到了改变他一生，也改变秦国国运的那个男人，卫鞅。

　　没错，商鞅本不姓商，而姓卫，商姓是后来秦孝公给他赐爵封地，封到了商於地区，才有了后来的商鞅之名。

　　卫鞅祖籍是一个残存的春秋小国卫国，他少年时师从法家名士，以法家名人李悝、吴起为偶像，曾经在魏国大臣公叔痤麾下当谋士，后来游历到秦国，正巧秦孝公求贤若渴，颁布求贤令，他被秦君变法图强的决心所震慑感动，于是便决定留在秦国，帮助秦国变大变强。

　　于是，在秦孝公的鼎力支持和绝对信任下，卫鞅呕心沥血，为秦国变法制定了具体策略。

　　在政治上，改户籍制度，实行郡县制，统一度量衡，鼓励农业生产，使秦国的国力为之富强。

　　在军事上，推行军功爵位制，把军功与爵位挂钩，加强了秦国的军人荣誉感，变相增加了秦国军事实力。

“商鞅变法”内容条列

　　在法制上，制定了严酷的法律，从此以后秦国刑罚可“上大夫，下庶民”，秦国的社会风气和民生吏治为之清明。

　　在商鞅变法的激励下，秦国国力迅猛增长，后来秦军收复了河西之地，了却了秦孝公生平夙愿，他赐予卫鞅商於封地，封号“商君”，史称商鞅。

　　虽然这对震烁古今的君臣，最后下场都不太好，一个英年早逝，一个死后被车裂，可谓死无全尸，但是他们的功绩，已然永垂不朽。

　　话说回来，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说，秦孝公因变法而名垂青史，幕后最关键的人物，其实并不是商鞅，那又是谁呢？

　　这个人其实就是秦孝公的父亲，上代国君秦献公嬴师隰。

　　这位上代国君在位期间，除了废除人殉，强化军事以外，还有一项功绩，那就是将秦国的旧都城雍城，向东移动了三百里，在渭水河西建立了一座小城堡，名为栎阳。

秦国国都变迁史

　　栎阳就位于渭水西岸，一水之隔就是魏国，地理位置可谓是直面凶险。

　　但这就是嬴师隰的决心，背水一战，向死而生。

　　换句话说，这也是老秦部族的决心，要洗刷屈辱，奋勇图强。

秦献公像

　　正是有嬴师隰奠定的这个决心在，才有了后来秦部族的崛起。

作为献公的儿子，秦孝公自少年起，就秉承着这种意志在努力，所以说，如果一定要从历史的因果中，找到秦孝公名留青史的关键促成因素，那么，一定是秦献公嬴师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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