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书名帖十大排名(白蕉书法十讲碑与帖)

草书名帖十大排名(白蕉书法十讲碑与帖)(1)

草书名帖十大排名(白蕉书法十讲碑与帖)(2)

蒋兆和1963年为白蕉先生所绘小像


第十讲 碑与帖

书学上碑与帖的争论,是远自乾嘉以来的事。提倡碑的攻击帖;喜欢帖的攻击碑。从大势上说,所谓“碑学”,从包慎伯到李梅庵、曾农髯的锯边蚓粪为止,曾经风靡一时,占过所谓“帖学”的上风,但到了现在,似乎风水又在转了。

从主张学碑与主张学帖的,两方面互相攻击的情况来说,在我看来,似乎都毫无意义。为什么说是毫无意义呢?且待后面说明。现在我先从碑、帖的本身讲碑、帖。在这里,我们得弄明白什么叫做碑?什么叫做帖?碑与帖本身的定义和其分野在哪里?

(一) 碑:立石叫做碑;以文字勒石叫做碑。碑上的字,由书人直接书丹于石,然后刻的。包括纪功、神道、墓志、摩崖等种种石刻。

(二) 帖:古代人没有纸,书于帛上者叫做帖。帛难以保存久远,因之把古人的书迹,摹刻到石或木上去的叫做帖。在此,书与刻是间接的。包括书牍、奏章、诗文等等的拓本。

普通讲到书法的类别,是以书体为单位的,如篆、隶、分、草、正、行;以人为单位的,如钟、王、欧、颜等等;在没有写明书者的年代的,是以朝代为单位的,如夏、商、周、秦等等;也有以国为单位的,如齐、鲁、楚、虢等等;还有以器物为单位的,如散氏盘、毛公鼎、齐候罍、莱子侯碑、华岳碑、乙瑛碑等等。以碑帖来分优劣,以南北来分派别,这在书学上是一个新的学说。

原来尊碑抑帖,掀起这个大风浪者,是安吴包慎伯。承风继起,推波助澜,尊魏卑唐的是南海康长素。包、康两氏都是舌灿莲花的善辩者。包著有《艺舟双楫》,康著有《广艺舟双楫》,其实两楫只是一楫。这两部书,影响书坛可真不小。但是,发端这个议论的,却并不是安吴,而是仪徽阮芸臺(元)。而阮氏的创论,又未始不是因为受到王虚舟“江南足拓,不如河北断碑。”一语的暗示。若再追溯以前,如冯钝吟云:“画有南北,书亦有南北。”赵文敏云:“晋、宋而下,分而南北。”两氏虽有南北之说,但含糊笼统,并无实际具体的议论。阮氏是清乾嘉时的一个经学家,而以提倡学术自任,著述极富,刻书尤广。亦能书小篆、汉隶,相当可观。他始有《南北书派论》及《北碑南帖论》两篇文章(揅经室三集卷一)。清代的学术考据特别发达,当时尤其是古文字学,更为进步。因此,从古碑、碣、钟鼎文字中发现新义,其价值正足以弥辅正史经传某些不足之处。阮氏既是学经大师,又留心翰墨,眼见自明以来,书学囿于阁帖楔序日漸衰落,而清代书法,圣祖(即康熙)酷爱董香光,臣下模仿,遂成风气。至乾隆皇帝,又转而喜欢学赵子昂字,他本身既写得一般恶俗气,而上行下效,一般号为书家的书法,专务秀媚,绝无骨气,实在已到了站不起来的时候。以振弊起衰为己任的阮氏,既有所触发,思为世人开拓眼界,寻一条出路,于是写了《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两文。这两篇创论,就好比在重病人身上打了一针强心剂,又替病人开了一帖用巴豆、大黄的药,使庸医刮目相看。论两篇文章的本质,原是考证性的东西。是他就历史的、地理的、政治的发展,作为研究性的尝试论。可以说,他是很富于革命性的,这实在是有所见,不是无所谓的。本来学术是天下之公器,他尽管提倡碑,但他的精神,则全是在学术上,竖立新学说的一种学者态度。现在先摘录两篇文章的论语,以便加以探讨。

草书名帖十大排名(白蕉书法十讲碑与帖)(3)

《南北书派论》:

“盖由隶字变为正书、行草,其转移皆在汉末与魏晋之间。而正书、行草之分为南、北两派者,则东晋、宋、齐、梁、陈为南派;赵、燕、魏、齐、周、隋为北派也。南派由钟繇、卫瓘及王羲之、献之、僧虔等,以至智永、虞世南;北派由钟繇、卫瓘、索靖及崔悦、卢谌、高遵、沈馥、姚元标、赵文深、丁道护等,以至欧阳询、褚遂良。”

“南派不显于隋,至贞观始大显。然欧、褚诸贤,本出北派,洎唐永徽以后,直至开成,碑版、石经尚沿北派余风焉。”

“南派乃江左风流,疏放妍妙,长于启牍,减笔至不可识。而篆隶遗法,东晋已多改变,无论宋、齐矣。”

“北派则是中原古法,拘谨拙陋,长于碑榜。而蔡邕、韦诞、邯郸淳、卫觊、张芝、杜度、篆隶、八分、草书遗法,至隋末唐初贞观永徽金石可考。犹有存者。”

“两派判若江河,南北世族不相通习。至唐初,太宗独善王羲之书,虞世南最为亲近,始令王氏一家兼掩南北矣。然此时王派虽显,缣楮无多,世间所习犹为北派。赵宋阁帖盛行,不重中原碑版,于是北派愈微矣。”

“梁代王裒,南派之高手也。入仕北朝。唐高祖学其书,故其子太宗,亦爱好王羲之书法也。”

他的《北碑南帖论》里说:

“古石刻纪帝王功德,或为卿士铭德位,以佐史学。是以古人书法未有不托金石以传者。秦石刻曰:‘金石刻,明白是也’。前后汉隶碑盛兴,书家辈出。东汉山川庙墓,无不刊石勒铭,最有矩法。降及西晋、北朝,中原汉碑林立,学者慕之,转相摹习。唐修晋书,南北史传,于名家书法,或曰善隶书;或曰善隶草;或曰善正书、善行草,而皆以善隶书为尊。当年风尚,若曰不善隶,是不成书家矣。”

“帖者始于卷帛之署书,(见《说文》)后世凡一缣半纸,珍藏墨迹,皆归之帖。今阁帖如钟、王、谢诸书,皆帖也,非碑也。且以南朝敕禁刻碑之事,是以碑碣绝少(见《昭明文选》)。惟帖是尚。字全变为真、行、草书,无复隶古遗意。…… 东晋民间墓砖,多出陶匠之手,而字迹尚与篆、隶相近,与兰亭迥殊,非持风流者所能变也。” 同时他又说:“北朝碑字,破体太多,特因字杂分隶,兵戈之间,无人讲习,遂致六书混淆,响壁虚造。”“北朝族望质朴,不尚风流,拘守旧法,罕肯通变,惟是遭时离乱,体格猥拙……破体太多,宜为颜之推、江式等所纠正。”

他又承认:

(一)短笺长卷,意态挥洒,则帖擅其长。

(二)界格方严,法书深刻,则碑据其胜。

可见他的碑帖长短论,说得非常开明。不过,我们从这两篇文字中看来,他的南北分派立论,不论从地域上,或是就人的单位来说,他作的系统的说法不能圆满,恐怕事实上也无从圆满。而且会越弄越糊涂的――因为地与人的分隶与各家书品的分隶,要由南北来划分得清清楚楚,其困难极大,甚至不可能。正和其它学术方面,得划分南北派,或某派某派差不多。我们试就碑帖的本题来说,比方拿颜鲁公的作品来讲,《家庙碑》、《麻姑仙坛记》、《颜勤礼》等,是碑;《裴将军》、《争座位》、《祭侄稿》、《三表》等,是帖。就人说,他是山东人,属北派;就字体说,他的字体近《瘗鹤铭》,应属南派。现在姑且不谈鲁公,即使在阮氏自己两文中的钟、王、欧、褚诸人,他们的分隶归属不是已颇费安排,难于妥贴了吗?至于他说到帖的统一天下,是归功于帝王的爱好,这也仅是见得一方之说。固然帝王的地位,可以使他有相当的影响,但我觉得书法的优劣和书体,在当时的流行是主要的影响。右军的书迹,为历代所宝,唐宋诸大家,没有一个不直接、间接渊源于他。《淳化阁帖》一出,影响到后来的书学。但王帖的风行和他之所以被称为书圣,决不是偶然的事。一方面是王字的精湛,如羊欣论羲之的书法说是:“贵越群品,古今莫二,兼撮众长,备成一家。”这样的称赞,似乎也决与亲情无关。另一方面社会上应用最多的,不消说是正书和行书。而正、行的极诣,又无人否认是王字。所以王字的盛行,亦自属当然的趋势,初未必由于帝王的爱好。诚然,我相信以帝王的地位而提倡,石工、陶匠的字也可以风靡一时。但是,说因为帝王提倡石工、陶匠的字,便要永为世法,那我觉得是可疑的一件事。

阮氏之说开了风气后,到了包、康二人,索性树起了尊碑抑帖、尊魏卑唐的旗帜来。他们虽然都祖述于阮氏,但是已经走了样。他们二人的学术,既颇粗疏,态度又很偏激,修辞不能立诚,好以己意,逞为臆说之处很多。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终欲以石工陶匠之字,并驾钟、王。如慎伯论书,好作某出自某的源流论,说得似乎探本穷源,实则疏于史学,凿空荒谬。长素把造像最恶劣者,像齐碑隽修罗、隋碑阿史那,都赞为妙绝。龙门二十品中,又深贬优填王一种,都是偏僻之论。

为什么说包、康二人尊碑抑帖的最大论证处,祖述于阮氏呢?阮氏怎样说的呢?在他的《南北书派论》中有一段:“宋帖辗转摹勒,不可究诘。汉帝、秦臣之迹,并由虚造。钟、王、郗、谢,岂能如今所存北朝诸碑皆是书丹原石哉?”

本来世人厌旧喜新的心理,是古今未必不相及的;以耳代目的的轻信态度,也是古今不肯用心眼、脑子的人所相同的,所以其实是属于一种研究性的文字,人们便信以为铁案。阮氏的两篇文章,大概慎伯、长素,读了以上几句,未加详细研究,一时触动了灵机,便好奇逞私,大事鼓吹,危言阿好,而后人又目为定论。其实关于阁帖的谬误,治帖的,如宋代的黄思伯便有《阁帖刊误》,清代的梁山舟有《淳化秘阁帖考正》,都在阮氏之前,阮氏当然都已经读过了。至于碑的作伪与翻刻,本来就和帖的情形一样。而拓本的好坏,那是治帖的人和治碑的人都同样注意和考究的。

为什么说包、康二人的修辞不能立诚呢?因为很稀奇的是,他们叫人家都去学碑、学魏,而自述得力所在、津津乐道的却正是帖――见《述书篇》(慎伯)、《述学篇》(长素)那岂不是正合着俗语的所谓“自打嘴巴”么。

我往年读慎伯、长素的论著,颇欲作文纠谬。后见 朱大可君有《论书斥包慎伯、康长素》一文(东方杂志二十七卷第二号《中国美术专号》)真可谓先得我心,那篇文章,实在是有功于书学。他的论证非常切实,原文相当长,这里不引述了。诸位研究到这个问题,那正是一篇重要的参考资料。

我对于碑、帖的本身的长处和短处,大体上很同意阮氏的见解。因为我们学帖应该知道帖的短处;学碑也应该明白碑的短处。应该取碑的长处,补帖的短处;取帖的长处,补碑的短处。这正是学者应有的精神,也是我认为提倡学帖的和提倡学碑的,互相攻击是毫无意义的理由。对于如何比较两者的看法,我认为:

(一) 碑与帖本身的价值,并不能以直接书石的与否,而有所轩轾。原刻初拓,不论碑与帖,都是同样可贵的。

(二) 碑刻书丹于石,经过石工大刀阔斧的锥凿,全不失真于原书毫厘,也难以相信。

(三) 翻刻的帖,佳者尚存典型。六朝碑的原刻,书法很多不出书家之手,或者竟多出于不甚识字的石工之手。

(四) 取长补短,原是游艺的精神。只有如此,才有提高、有发展。

因此,我认为碑版尽可多学,而且学帖必须先学碑。碑沉着、端厚而重点划;帖稳秀、清洁而重使转。碑宏肆;帖潇散。宏肆务去粗犷;潇散务去侧媚。书法宏肆而潇散,乃见神采。单学帖者,患不大;不学碑者,缺沉着、痛快之致。我们决不能因为有碑学和帖学的派别而可以入主出奴,而可以一笔抹杀。六代离乱之际,书法乖谬,不学的书家与不识字的石工、陶匠所凿的字,正好比是一只生毛桃,而且是被虫蛀的毛桃。包、康两人去拜服他们合作的书法,那是他们爱吃虫蛀的生毛桃,我总以为是他们的奇嗜。

整理后记 作者:何民生

白蕉先生的《书法十讲》稿,已经整理上传完了。这十讲,我尽力保持原著的文字和语言风貌,还原历史。我的良心告诉我:历史应该是真实的。

有时想想历史上所发生的、或是身边发生的社会现象,既感到有些可笑,又有点纳闷。比如说《易经》,本是中国历史上一部伟大的著作,而国人却用它来算命。信奉道教的人们,最热衷的却是炼丹,老是想着修炼成神仙,长生不老,结果却因中毒身亡。佛教的本意是劝人为善,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变得像是在做生意,而且以小博大,成本低、又省力:只须在泥塑木雕的佛像前,上点香烛,诚心诚意的磕几个头,便可换取更有价值的心愿。虽然看上去总觉得有点一厢情愿,但信徒们却总是说:“心诚则灵”。儒家的始祖孔老夫子,千百年来被历代帝王捧到了天上,谥号长到连读起来都累,不要说是想记住了。权贵们尊孔,既很体面、又很有理;又能把人管得服服贴贴,真是有手腕。但孔老夫子到了文革中的“批林批孔”时期,则变成了另一种称手的工具。老人家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说他是头号阶级敌人。但事情的发展,往往带有戏剧性,不出三十年,虽然没有中央文件正式“平反”,但在讲壇上,他老人家已经成为超越苏格拉底和耶稣的第一圣人;《论语》亦被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孔庙的香火也格外旺盛起来。很难想象,孔老夫子在天上,他是在哭呢还是在笑。火药原是中国人的发明,但国人用得更多的地方,是喜庆和宗教。传到国外,却成了火炮。洋人反过来用它敲开了封闭千年的中国大门;用它逼着中国皇帝,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人民遭殃-一部近代血泪史。但国人对这样的历史现象,心平气和地用很雅的文字来总结:“花开在中国,果结在外国。”古人云:“以人为鉴,可明得失;以史为鉴,可知兴替”是该静下心来,用科学的方法,客观的态度,认真研究、总结中国背景文化的三根台柱-道家、儒家和释家中的精髓;深刻反省其中糟粕的危害性。鲁讯先生是敢于解剖这些糟粕的勇士;台湾作家柏杨也是一条好汉,他曾写过一本书,叫《丑陋的中国人》,亦颇为精彩。这些先哲们留下宝贵的精神遗产,即使到了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它们仍然有着不可估量的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能用来充实人们的精神世界。对建设和谐社会,同样有着不可估量的积极意义。

有位学者说得好,一个国家和民族,在科学技术上落后,就有被敌对势力从外部攻破的危险;而一个国家和民族,若缺失人文精神,则不攻自破。

有一个问题,很久以来,一直在困扰着我:“究竟什么是文化?”古人说得很明白,文化就是教化,说得好。但时代在发展,用现在的理念来看,我猜想,文化从定义上讲,应该是指导人类社会正常发展、走向更文明的思想体系,其核心是人文精神和伦理道德。它应该有两个部分组成:一是知识体系。它的发展,从年代较近的来说,经过工业革命、产业革命、信息革命,即将进入的,可能是生物基因时代,或者是能源革命时代。科学技术,把人们从原始的、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但因为人性的贪婪,它同时又不断地在触动着人类伦理、道德的底线。现代社会中的堕落、贪污、腐败现象似乎是愈演愈烈了,真是穷得只剩下钱了。又因为科技的发展,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报上就报道了苏联的核武器,能毁灭地球五十次,而美国则达到了四十九次。随着人类和其它生物基因的破译,克隆技术的不断完善,正在正面挑战着人类伦理和道德的底线。因而,人类的精神体系就显得更为重要了。其二就是人类的人文精神和伦理道徳,它是规范人的行为凖则。人和动物的最大区别,就是人有思想、有追求,人生活在他的精神世界中,而思想恰恰是指导行为的本源。

艺术是思想、文化的载体,是一种娱乐,小道也。孙过庭也说过:“扬雄谓,诗赋小道,壮夫不为;况復溺思豪釐,淪精翰墨者也。”但它的作用却是巨大的。它在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中,娱乐人们的同时,潜移默化地陶冶着人们的性情,改变人们的思想理念。所以,我总以为,评论艺术的标准有三条:(一)观赏性。(二)艺术性。(三)思想性。有观赏性是起码的条件,而同时具备了艺术性和思想性的作品,才是真正的艺术,才更有力量,才有它正面的、积极的社会意义。而真正的艺术,源于生活,源于真、善、美。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应该把社会责任作为己任。

小时候总听老辈们津津乐道于:无论学什么,都必须先学会做人。总觉得一头雾水,可又觉得,既然老辈们都这么说,总有它的道理。现年逾花甲,都明白了。可惜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到了出尘世的时候了,人生是无法从头越的。李白在他的《春夜宴桃李园序》中说:“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豪放而又深刻。有人说,此话有些悲观和消极,但我以为,它向人们道明了一个严酷的现实:人生苦短;人是缈小的。我常想,如果每个人都能在短暂的人生中,为后人留下些积极的、正面的、有益的精神财富,那么,人生再短暂,他的生命是充实的,是有意义的,辉煌的。和谐社会就不会是太遥远的理想。

读先生的《书法十讲》稿,最让我感动的是先生的治学精神;最精彩的章节是第九讲《书髓》。他为热爱艺术的人们,指出了一个方向:想要在艺术上到达上乘的境界,除了要加强你所喜爱的门类之外的修养,更重要的是,提升你的思想境界。

庚寅仲春·民生敬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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