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革命的老物件（皇牌重构家国）

今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说起五四运动，我们首先都会想起两位先生──德先生和赛先生，也就是民主与科学。其实，除了民主与科学这两面大旗，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还有另一面大旗被高高举起，那就是“家庭革命”。持续三千多年的中国传统家庭伦理和家庭制度，到了这个时候，才第一次受到真正的挑战！

吴虞：家庭革命的急先锋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有一位以言行激烈而闻名的老将，他就是被胡适称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的吴虞。中国传统家庭最讲究一个孝字，他却反对孝道，说父母与子女之间只有买卖交易的关系。

(留学日本时的青年吴虞)

吴虞1872出生在四川成都，早年留学日本，归国后从事教育，鼓吹新学。他跟父亲决裂的事件，轰动一时。20年时，他母亲去世。第二年，他的父亲就跟吴虞分家分产。后来，他父亲续弦，生活奢侈，挥霍无度，荡尽家产，于是便图谋吴虞的田产，要求再次分家产。但吴虞不同意。他父亲就一状告进官府，控告吴虞不孝。父子两人曾大打出手。

当时，社会舆论指责吴虞是“士林败类、名教罪人”。四川教育总会将他逐出教育界。但北京大学向他伸出了援手，聘请他去教书。1917年2月，吴虞在新文化运动的主要舆论阵地《新青年》上，发表《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猛烈攻击旧家庭伦理，说孝悌之道就是家族伦理与专制政治之间的桥梁。

1919年1月，北大学生傅斯年在《新潮》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万恶之原》一文，震撼了家庭观念浓厚的中国社会。他说，在中国传统家庭里面，爸爸帮儿子娶媳妇，根本不考虑儿子的幸福，而是为自己找一个能够来奉养自己的儿媳妇。

(五四运动学生领袖傅斯年)

(《新潮》杂志创刊号)

傅斯年的观点，得到老师辈的呼应。1919年7月，北大教授、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在《每周评论》发表评论《万恶之原》说：“中国现在的社会，万恶之原，都在家族制度。”而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也说，家庭可以废除；或许一时废除不了，但过不了几十年就会废除。在五四新知识分子看来，传统家庭伦理和家庭制度，已成为个性解放和社会进步的重大障碍。中国要发展进步，必须来一场家庭革命。

(李大钊：家庭是“万恶之原”)

胡适与鲁迅：如何面对包办婚姻？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无论是陈独秀、李大钊，还是胡适、鲁迅，都提倡自由恋爱，自主婚姻；但他们在青少年时代，就已陷入包办婚姻。陈独秀17岁那年，由叔叔和母亲做主，娶了大他三岁的高晓岚为妻。陈独秀才气纵横，叛逆不羁，高晓岚却是个不识字的旧式女性，两人性格，格格不入，经常吵架。后来陈独秀抛弃妻子，另组新家。而胡适和鲁迅，也采取各不相同的方式，来处理他们的包办婚姻。

(胡适与江冬秀：由母亲一手包办的婚姻)

1919年3月，胡适年在《新青年》杂志发表独幕剧《终身大事》，讲述一个五四新女性反抗父母包办婚姻的故事。胡适主张，人有权利来决定自己的婚姻生活，决定自己的终身大事。但是，他并没有实践这一主张。

胡适14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就帮他定了上庄江家的女儿江冬秀为妻。对这一婚约，胡适并没有抗争。1910年，19岁的胡适赴美国留学；1917年夏天回国，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

胡适迟迟不肯完婚，一直拖到他拿了博士学位回国以后，27岁才结婚。他内心显然有一番挣扎。胡适曾说，他接受包办婚姻，是因为不能伤害三个女人的心，一个是自己的母亲，一个是江冬秀，一个是江冬秀的母亲。

(胡适全家福)

不过，胡适也承认，跟江冬秀结婚姻，是他自己一辈子占的最大便宜。为什么？因为江冬秀是一个非常贤淑的夫人，让胡适可以无后顾之忧的发展他的学术和政治事业。

跟胡适一样，鲁迅也受困于包办婚姻；不过他的处理方式，与胡适迥然不同。1881年，鲁迅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书香门第。18岁时，她母亲替他订了亲。女方叫朱安，比鲁迅大三岁，缠小脚，不识字。鲁迅不满意，要求退聘，但被母亲拒绝。

(留学日本时期的青年鲁迅)

1902年，21岁的鲁迅东渡日本，留学七年，先是学医，后来弃医从文。1906年，鲁迅从仙台医专退学后，留在东京。家里反复发来电报，催他回绍兴，理由是他的母亲生病。鲁迅匆匆赶回老家，才发现母亲身体安好。原是母亲骗他回来办婚事。鲁迅只得无奈地接受了。

办婚事的那一天，家里非常热闹。别人问鲁迅说，家里忙什么呢？鲁迅说，妈妈娶儿媳妇。据说新婚当天，鲁迅哭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搬到书房去睡。四天后就离开家乡，回到日本。1909年，鲁迅从日本回国后，刻意避免与朱安见面。三年之后，他孤身前往北京，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任职。1919年底，鲁迅买下北京八道湾胡同的一座四合院，把母亲和朱安从绍兴接到北京。但他与朱安依然分居。

(鲁迅：她是我母亲送给我的礼物)

鲁迅并没有跟朱安离婚，但一直不跟她同居。他说过一句话：这是我母亲送给我的礼物。朱安等于守了一辈子的活寡，成为旧家庭制度的殉葬品。而鲁迅也非常苦闷。1919年他在《新青年》发表《随感录四十》，感叹说：「爱情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直至1923年，鲁迅到北京女师大兼课，认识了女学生许广平，才知道什么是爱情。

(鲁迅与许广平：找到了爱情)

陈衡哲：从抗拒结婚到回归家庭

陈衡哲，中国近代第一位女教授，五四家庭革命中著名的新女性代表。她不仅抗拒缠足，拒绝包办婚姻，还发出“永远不结婚”的大胆宣言。她抱着不婚主义的信念，一心求学，要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陈衡哲：中国近代第一位女教授)

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一批受过新式教育的女青年，为追求个性发展，打破家庭束缚，高调提倡「不婚主义」。在当时的上海，有些女性自发组织独身协会或不婚协会，集体抱团取暖，鼓励彼此不踏入婚姻的牢笼。但有些新女性有了独立的地位之后，又找到志同道合的伴侣，也不抗拒结婚，就像陈衡哲那样。

陈衡哲，1890年出生于江苏武进一个读书人家庭。1914年，她考取清华留美学额，先后在美国沙瓦女子大学和芝加哥大学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留美期间，她结识了同在美国留学、后来成为著名科学家和教育家的任鸿隽。两人志同道合。1920年，陈衡哲学成归国，蔡元培聘请她到北京大学当教授。

(陈衡哲与任鸿隽、胡适)

1920年9月，她跟任鸿隽在北京结婚。胡适戏赠他们一副对联：「无后为大，著书最佳」，宣扬他的「无后主义」非孝观。婚后不到一年，陈衡哲因怀孕生育，辞去北大的教职，让胡适大为失望。相夫教子期间，她出版了学术名著《西洋史》。从抗拒婚姻，个人事业取得突出成就，再到组建幸福的家庭，陈衡哲可谓是五四家庭革命时期成功新女性的代表。

徐志摩：爱情至上的实践者

中国的传统家庭，并非以夫妻关系为核心，而是以父子关系为主轴。婚姻的目的，在于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因此它不是个人私事，而是家族大事，必须由家长决定。这里头没有爱情的地位。

到了五四时期，新青年不再接受这一套。他们追求的是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是能够实现个人幸福的新式家庭。当时，欧洲女性主义者爱伦凯有关爱情与婚姻的理论，大受中国青年的欢迎。爱伦凯说，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婚姻。

诗人徐志摩，正是这种新式婚恋观最有名的实践者。1897年，徐志摩出生于浙江海宁一个富裕家庭。18岁时，由家庭包办，娶了上海巨富张润之的女儿张幼仪。1918年，他赴美国留学；1921年转往英国深造，进入剑桥大学当特别生。留学英国时，徐志摩爱上了才貎双全的林徽因，提出与张幼仪分手，说他们不应该继续没有爱情的婚姻。他抛弃张幼仪，成为当时非常轰动的新闻。

(徐志摩与张幼仪)

但林徽因并没有选择徐志摩，而是嫁给梁思成。1922年，徐志摩结束留学，回到北京，认识了19岁的有夫之妇陆小曼，两人陷入热恋。1926年，陆小曼与王赓离婚。同年8月，徐志摩与陆小曼在北京订婚。在订婚仪式上，徐志摩的老师梁启超宣读证婚词，指责这对新人用情不专，要他们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徐志摩一直在追求浪漫的爱情，最后竟殉身于浪漫的爱情之中。

(徐志摩与陆小曼)

潘光旦：中国需要“折中家庭”

许多五四青年认为，通过自由恋爱和自由婚姻，建立小家庭，有助于生育最好的后代，培养更加强壮的国民之子。这种观念，将个人幸福与国家命运连接了起来。在新时代，传统士大夫的家国情怀，又以一种新的方式再现出来。

当年，提倡小家庭成了主旋律。但著名社会学家和优生学家潘光旦，却发出另类声音。潘光旦认为，年轻人追求自由婚恋，向往小家庭，可以理解。但要建立什么样的家庭模式，应该考虑到整个民族如何才能健康繁衍的问题。大家提倡的以个人为本位的小家庭，实际上不利于中华民族的繁衍。

(社会学家、优生学家潘光旦)

潘光旦既不赞成大家庭模式，也反对小家庭模。1928年，他出版《中国之家庭问题》一书，提出「折中家庭制」的概念。他主张，理想的家庭模式应该是三代同堂。这样的家庭模式，既有抚育下一代的功能，又可承担赡养老人的责任，才是比较完整和健康的。

五四家庭革命之后，核心家庭成为主流，这是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化转型的重要标志。但家庭小型化的趋势，今天却越演越烈；丁克家庭、二人家庭、留守家庭、单人家庭，数量不断增加，离婚率逐年上升，而结婚率、出生率则持续下降。这些都是五四家庭革命先辈们始料未及的。当然，这又是另一个故事了。

本周六晚上21:40

凤凰卫视中文台推出《皇牌大放送》之

《重构家国──五四运动与家庭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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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施纯志、晓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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